六 学思与兼通
（一）学思并重
要达到教学一贯的目的，就必须讲求教学方法。“我以为要谈教学方法的改进，必须先废除现在通行的逐句讲解的办法。这是私塾时代的遗传；大家以为现在教国文和从前私塾里教书是一回事儿，就承袭了成规。这办法的最大毛病，在乎学生太少有运用心力的机会。一篇文字、一本书，学生本来不甚了解的，坐在教室里听教师逐句讲解之后，就大概了解了（听了一回两回讲解，实际上决不会彻底了解，只能说“大概”）；这期间需要运用心力的，只有跟着教师的语言来记忆，来理会，此外没有别的。天天如此，年年如此，很够养成习惯了，可惜那习惯是要不得的。凡是文字书本，必须待教师讲解之后才大概了解，即使能够一辈子跟着教师过活，也还有脱不了依傍的弊病；何况学生决不能够一辈子跟着教师过活！”“要使一般中学生能够了解普通的古文和古书，以及白话文学作品，现在的国文训练，特别是中学时代的，实在嫌不充分。多讲闲话少讲课文的教师，固然不称职；就是孜孜兀兀地预备课文、详详细细地演释课文的，也还不算好教师。中学生需要充分的练习。练习包括预习、讨论、复习三步。每一步还有许多节目，这里不必列举。这些细目在各种国文教学法书中，都曾或多或少地加以讨论。但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切实的、有恒的施行；理论无论如何好，不施行总还是个白费！练习的主旨无非是让学生自己发见困难，寻求解决；到了解决不了时，自然便知道需要教师。这时候教师的帮忙，效用定会比一味演释大得多。这是让学生用理解力。解决的过程和结果，还得让学生常有复习的机会，才不至于全然忘却。这是让学生用记忆力。”（见《国文教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学方法便是教师的利器。只惜一些教学的人徇俗的惰性不容易便扳转来，他们迷执着“君子不器”！
教师不讲方法，吃亏的是学生。学生不预习，便没有翻检字典辞书的习惯；不讨论，便没有怀疑发问的兴会；不复习，便没有了解欣赏的因缘。听讲时是学而不思，作文时是思而不学。进步迟缓，跟不上学校所要求的进度，便渐渐感到国文课是不可捉摸的鬼东西，学习它是无聊的勾当，索性既不思，又不学了。
很多学生对文字的形、音、义，词汇的组成跟正确的含义，都弄不清楚；有些甚至于连字典、辞书的部首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他们的作品里别字连篇，词汇舛错，都与不和工具书打交道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感到发问质疑比考试时受别人的考问还要困难许多。只理会得用耳朵听，听，听，不会用脑子想一想；天大的问题放在眼前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手眼放在国文课本或讲义上，只有教室里“随喜观佛殿”跟考试前“临时抱佛脚”极短的时间。听过一篇文章，只在心上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像是李密《陈情表》是请求送他祖母的终，王守仁《瘗旅文》是埋葬了三个“路倒”之类；另外便无所知了。学，还要学什么？思，让我往哪儿去想呢？
过去我也在逐句讲授的时候，看学生不大进步，知道他们不喜欢发问是一个原因，便讲些“问学”“审问”的道理，鼓励他们常提出问题。学生中依然有死也不肯开口的；有些倒是发问了，又使我失望。他们提出的问题，什九是课文里没有听清楚的地方，很少能超越听讲的范围想出有关涉的问题的。我丝毫也找不到他们曾经自己运用一番心思不能解决，然后才提出问题的迹象。考试时我常常在题目后面附加上“并申己意”一类的话，我以为至少为分数的关系他们也该发掘心中之宝藏了。待到看他们的试卷却只能记诵、解答，尊重师说，写到自己的意见时笔墨就窘涩了。我常常怀疑着，也暗恨着这些学生不理会用自己的脑子思想。后来我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才觉察了原来是我在禁锢着他们，他们不得已地才亦步亦趋地跟在我后面走。
每逢我讲授一篇文章，总以为自己所讲到的已是尽美尽善。高兴时也许由一个普通问题讲上专门之学去，忘记了它并不是学生所能理解的；不高兴时——有时是疏忽了——也许把该讲的话没有提起，事后也不想再去找补了。遇到学生发问，问到那十万八千里外的“专门之学”，一定还眉飞色舞地重述给他听；问到那些疏漏了的，便认为这类问题无关宏旨，而且学生早就该知道它，讲释时就不免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渐渐地学生只好“满脸跑眉毛”，拣我讲过的发问了。
考试的题目上，明写着让学生申明己意，不是奖励着他们学而思吗？可是看到学生当真在试卷上申己意时，便感觉他们所写的太空泛，毫无心得；不如老老实实地照着我讲授过的意旨作答，终竟要顺溜些。渐渐地学生为多得分数，便在答题时表示“再没有比先生的见解更圣明的了，小子不敢赞一辞”；学生是有这样的机灵的。
是我给学生以“金人缄口”的暗示，转过来又嗔他们喑默无言，这是一种矛盾的现象，我不能不承认我的过失。
不让学生预习，学生不曾经过“学然后知不足”的阶段，便无由接触到问题；不准备讨论，自然又无取乎去寻求问题。出耳朵听讲，就是他们的一切了。教师不设法修筑堰堤，导引水源，而妄冀着学生们自己有悟入处，水到渠成；未免把学生期许得过高，而自己也太不负责任了。教师不实际去指挥讨论，只是昨天准备功课今天教，不曾经过“教然后知困”的阶段，就不会清楚学生的程度如何，他们需要的是什么，自己所欠缺的是什么；谈不上“教学相长”
。讲明白了文章，就是教师的一切了。先生讲，学生听，学生不发问是必然的，他们的课业不进步也是必然的。
我们一定要鼓励学生一面能注意学习，一面能用心思想，学与思应该得到平行发展的机会。像我们这样注入式的教学，学生多半容易学而不思；少数厌苦这种口耳之学的，又会激成他们的思而不学。我们不必责备学生的偏骛与偏废，只消我们能采用适当的教学法，这偏陂是有矫正的可能的。
《日知录》论南北学者之病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无所用心的是学而不思，好行小慧的是思而不学。过去交通不便，长江大河，限绝南北，环境影响人的生活，学分南北是讲得通的。现代梯航大通，五方杂处，就不可一概而量了。我们可以说，不拘生长在南方或北方，生性聪敏些的容易犯思而不学的毛病，质实些的容易犯学而不思的毛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同样不会有成就。指导学生时，似乎该各就他们的个性而因势利导。
教与学只靠在教室里每周几小时的时光，当然不会有多大成效。我们讲教学方法，让学生学思并重，经济合理地去支配教学时间，都不外要使学生尽可能地多得到一些。“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论语·公冶长》）学问之道，原该是“告诸往而知来者”的。所以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现在的学生好的是闻一知一，等而下之的闻一知半，或竟闻十百才知其一。不是他们的才智太差，要怪我们这些做教师的画地为牢，把学生的智慧给局限住了。他们的教学方式是要求学生一切思想活动都待我们的耳提面命，不准稍自主张。我们偏要摆一张扇面式的桌子在学生面前，告诉他们说这一隅是方的，那一隅也许是圆的。经我们把学生捉弄得迷惑了，再忍心地斥责他们不能隅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