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溯源——理论篇

第一章 自然与自然观

1.1 自然的演替

1.1.1 地球诞生

大约在46亿年前，从太阳星云中开始分化出原始地球，温度较低，轻重元素浑然一体，并无分层结构，是一个不太完整的气团。气团绕着太阳运转，不断吸收、积累太阳星云物质，使体积和质量持续增大，同时，因重力分异和放射性元素蜕变而增加温度。当原始地球内部物质增温达到熔融状态时，密度高的亲铁元素加速向地心下沉，成为铁镍地核，密度低的亲石元素上浮组成地幔和地壳，更轻的液态和气态成分，通过火山喷发溢出地表形成原始的水圈和大气圈。从此，行星地球开始了不同圈层之间相互作用，以及频繁发生物质—能量交换的演化历史（图1-1）。

在云层之下，地球的温度开始急速地下降，虽然地球中心仍是熔融状态，但地壳表面逐渐冷却、凝固、挤压、褶皱和断裂，从而形成深谷和高峰。随着地球的继续冷却，云中的蒸汽变成水就开始降雨。大雨连续下了几千年。雨水填满了所有裂缝和鸿沟，淹没了洼地，而且也漫到山区，几乎覆盖了全部南半球。于是诞生了生命的起源地—海洋。

1.1.2 生命起源

大约30亿年前，大雨停止后，地球进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地球的原始大气中含有氨（NH3）、甲烷（CH4）、氰化氢（HCN）、硫化氢（H2S）、二氧化碳（CO2）、氢气（H2）、水（H2O）等成分，但没有游离的氧气。大气中的一些气体和地壳表面的一些可溶性物质溶于水中，在宇宙射线、太阳紫外线、闪电、高温等的作用下合成了一系列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例如氨基酸、核苷酸、单糖、脂肪酸等，汇集在原始海洋中，形成霍尔丹所谓的“原始汤”，从而为生命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这些简单的有机小分子物质在适当的条件下，可以进一步形成复杂的有机物质，例如蛋白质、核酸、多糖、类脂等大分子物质。其中蛋白质和核酸的形成对于生命现象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生物大分子在溶液中自动聚集，从而形成各种独立的多分子体系，出现团聚体或微球体。由于多分子体系可以起到有机表面的催化作用，而反过来作用于各类单体的聚合，促使产生更高级的蛋白质和核酸，然后经历有序性逐渐提高的长期过程，其结构、机能便愈益复杂和完善，由此产生出原始生命。

1.1.3 生命进化

原始生命最初的形态是原核生物，如细菌和蓝藻。蓝藻的发生与发展，加速了地球上氧气含量的增加。从20多亿年前开始，不仅水中氧气含量已经很多，而且大气中氧气的含量也已经不少。原核生物慢慢演变为真核生物，真核的单细胞生物又进化为真核多细胞生物。

当时的火山和地震还在震撼着地球，海啸还在冲击着陆地。这种自然界的变动过程，正好为生命跃进到第二个阶段作了准备。有些海生的植物被冲到岩石上，并在那里生存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依靠光和水，进化了其自身拥有的储水和供水系统，使得植物能够根植于大地。所以，最早的植被景观是原始海洋边的苔藓、蕨类植物和沼泽针叶树林。

越来越多的植物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生长起来。随后紧跟着，也出现了动物。同时，鱼类逐渐演变成了两栖动物。

约在3.5亿年以前，生物开始大规模地向陆地移居。大量植物覆盖了地球的多石的表面，在整个地球表面上遍布了生有绿叶的新型植物，它们进行着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从而供给地球上所有生物呼吸所需的氧气。爬行动物开始出现在陆地上，并在约2.25亿年前～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繁盛无比，随后因为气候变冷而濒临灭绝。约1.8亿年前，出现了最早的哺乳动物及鸟类。随着生命体的不断进化，一种介于猿猴和猴类之间的生灵出现了，它比其他动物更富才能，大自然塑造了其体型和本能习性，使它成为幸存下来没有消亡的森林生命。到50万年前，这种生灵已经发明了工具，从此，作为人类，这种生灵开始了调整自身以适应自然，以及调整自然以适应自身的历程。

1.1.4 土地变迁

自然仍然在不断演变，土地的变迁开始与人类的活动产生关系，5万年以前，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冰河时期达到顶峰，随后开始消退。人类发展了狩猎的技能和基本的抵御气候的能力。农耕文明慢慢出现，人们总是聚集生息在广袤肥沃的江河流域，因为只有江河带来的淤泥才能使土壤再生。原始的聚落不断发展，逐渐分化为乡村和城市。

天气渐渐变暖，森林重新蔓延开来，而农耕者又不断蚕食森林的边缘，使其成为耕地。从前，这样的转变主要发生在江河流域，而且是那些已发展了高度文明的中心地区以及如今已成遗迹的地区，如古希腊、波斯和中国。现在，这种几何形的农耕模式已经遍及全球。

工业革命以后，人类对耕地的索求慢慢转化为对能源的索求，对土地的改造更加强势有力：挖山取矿，截河蓄能，天堑变通途。而农耕文明时期的城市显然也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手工业者、商人、工人的居住，古老的城墙被推翻，城市化的进程在广袤的田野上急速驰骋。

后工业社会是伴随着工业社会的后遗症而出现的，大块大块的土地被污染，曾经清澈蜿蜒的河流成为散发着恶臭的笔直通道。生态污染还带来全球气候的变化，风暴和灾害又开始肆虐。人类开始反思，用智慧和时间去抚平大地的创伤。

1.2 自然观的变化

1.2.1 西方自然观的演替与分类

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业余画家柯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自然的观念》一书中从哲学领域对西方自然观做了深入的分析和总结，他认为西方的自然观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希腊自然观、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自然观和现代自然观。

希腊自然观

自然界不仅是一个运动不息从而充满活力的世界，而且是有秩序和有规则运动的世界。自然界是活的，有理智的，是自身有“灵魂”和“心灵”的理性动物，居住在地球表面及其临近区域的被创造者的生命和理智，代表了这种渗透一切的活力和理性的一个特定化、局域化的组织。

希腊自然观主要存在于爱奥尼亚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论中，同时还包括柏拉图的形式理论和宇宙论（《蒂迈欧篇》）、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等。在当时这些自然观影响下，建筑和园林都被赋予了宗教和神圣的色彩，往往是敬神、祈福仪式的场所，这常常使构筑物位于自然中那些神圣的地点—山、湖、泉。而景观本身具有叙事性，表达了人类对世界、对宇宙的认识，如希腊的特尔斐神庙、雅典卫城等。

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时期的自然观

不承认自然界—即被物理科学所研究的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并且断言它既没有理智也没有生命，它所表现出来的运动都是外界施与的，它们的规律性应归属于同样是外加的“自然定律”。自然界不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机器，一个被在它之外的理智心灵、为着一个明确的目的设计出来，并组装在一起的躯体各部分的排列。这种机械的自然观首先基于基督教的创世和全能上帝的观念，其次基于人类设计和构造机械的经验。

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自然观主要由16和17世纪的反亚里士多德主义、文艺复兴宇宙论、18世纪贝克莱和康德的自然观、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等组成。于是在风景园林领域，理性的分析和奇巧的设计成为主流。无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的水剧场、水风琴、还是法国勒·诺特式园林的壮阔轴线，亦或英国风景园中按图索骥的水岸线、农舍、假废墟，都是以人的意志为中心，对自然进行摆布挪腾。

现代自然观

自然的变化不再是循环的，而是前进的；自然中可能有机械，但自然本身不再是机械的，而是进化的，自然中任何事物的“存在”就是它的“流变”。自然被理解为由过程组成，自然中任何特殊类型的事物的存在，都被理解成一个特殊类型的过程正在进行。任一给定种类的自然实体都只可能在适当长的时间和适当范围的空间中存在。

现代自然观主要由生命概念（进化生物学、伯格森生机论）、现代物理学（混沌理论、复杂理论、不一致理论）和现代宇宙论组成。所以说，在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思想中，永恒美丽的思想已让位于对动态变化的追求。全球生态环境和地域景观特征日益受到重视，前卫艺术、高新科技多层次地渗入到园林中来，园林的设计理念和手法愈加多元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人化自然”和“自在自然”。

“人化自然”是指作为人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对象的自然界，即被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打上印记的那部分自然界。而“自在自然”是指处于人类活动范围之外而尚未被人类活动把握或规定的原始之地。

这些阐述和分析基本上概括了哲学领域的自然观内容和它的变迁过程。哲学是一切科学和艺术的母题，所以这些自然观思想既来源于当时的经济文化基础，又反作用于彼时的科学、艺术、文化理念，对于我们研究每个时代的园林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背景。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根据朴素的唯物反映论，认为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以自然为源泉，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唯一的模仿者，因此，它是“自然合法的女儿”，画家必须以自然为师。基于此，达·芬奇提出了“镜子说”：“画家的心应当像一面镜子，永远把它所反映事物的色彩摄进来。”但是，他主张艺术反映自然却并不意味着要去复制自然、照搬自然，他强调“艺术思索”的重要性，指出：“画家应当研究普遍的自然，就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多加思索，要运用组成每一事物的类型的那些优美部分。用这种办法，他的心就会像一面镜子忠实地反映面前的一切，就会变成好像是第二自然。”这实际上已涉及艺术的理想化和典型化问题。

此外，从18世纪歌德的“身外自然”和“身内自然”说，到19世纪初诗人华兹华斯“神性、理性、人性”三位一体的自然观，自然的含义在不断扩展，由抽象、玄奥、神秘的精神领域逐渐走向具体、感性的现实世界。

1.2.2 东方自然观的渊源与传承

东方自然观主要以中国为主体，它属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之一，滥觞于周，经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基本确立了对大自然的东方式理解，贯穿在以儒道学派为主的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之中。并且，这种自然观是以天人关系的命题表述出来的。“天”是指外在于人类的客观世界，即大自然界，“人”则是指人类或人类社会，所谓“天人之际”则以此为本意。

《易经》的卦象中就有对自然现象观察的原始反映，如乾卦《象辞》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象辞》中说“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说，天的运动具有刚健特征，地的形势具有宽厚性质，君子也应有自强不息、敦厚宽容的品质，因为这是天地的法则，人应效法天地以达天人合一之境。

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旨是崇尚自然，反对对自然的干预，追求对自然本性的顺从。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一十五章》），认为人、地、天都统一于“道”，而“道”又是自然的，人应当顺应自然，不可有意作为。老子反对人为，所以菲薄智识技巧。“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老子认为只有废弃一切智识、德行、技术，天下才能太平。老子自然观的中心是“抱朴”，返朴归真是他的理想境界。

庄子的理论，比老子更为明晰。庄子第一次将天人对举，并赞叹自然之伟大，悲悯人类之渺小。《庄子·外篇》云：“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天道为尊，人道有累，庄子主张“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即不以人力改变自然，这与欧洲近代自然观是迥然而异的。庄子认为，人的能力有限，人类的任何作为都是对大自然的破坏，所以真正有修养的圣人是不参与大自然的造化过程的，而是安然地随顺自然，任变而终，这就是人与天为一，如果硬要有所作为，终究会有不良的结果。

道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从某种程度而言是消极无为的，在天人关系上，只见于天而无见于人，尊天抑人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这是对庄子极其中肯的批评。总的说来，人与天即人与自然确有一定的矛盾，人类对大自然的改造，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其破坏的一面。庄子把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绝对化，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对自然的破坏，这就取消了人类改造自然、谋求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不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但是，庄子明确提出天与人应统一起来，主张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一致，这表明其消极无为的思想又不乏合理的因素。

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比道家积极得多。道家的天人合一说完全取消了人的能动性，顺自然无所为。儒家的天人合一说虽然也以天为本，却不否定人的独立存在，而是主张积极有为，以积极的入世态度来追索天与人的相通之处，以求天人之间的协调、和谐与一致。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认为人与天相通，人的善性是天赋的，认识了自己的善性便能认识天，人与天地万物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要求通过主体内心和本性的探索，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一境界。

东晋时期，随着佛教的迅速发展，一些佛教人士吸收道家和儒家的一些思想，发展佛家的自然观，把自然与佛的境界结合起来。慧远的《佛影铭》把整个山河大地看作是“佛影”，即佛的“神明”的体现。后来，禅宗更是崇尚自然，禅宗的精神往往用自然山水形象来表达，即所谓“青青翠竹，总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禅宗从一丘一壑、一草一木中体会到禅意与佛理。以禅宗的眼光看待山水自然，则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溪一水皆为无上境界。如大珠禅师所说：“法身无象，应翠竹以成形；般若无知，对黄花而显相”。

到了宋代，张载提出气一元论的主张，认为人与天地万物同出一源，一切都是由气构成的，气的本性即是人的本性。他还提出“乾坤父母，民胞物与”的思想，认为天地就是人类万物的父母，人类万物都是天地所产生的，民众都是我的同胞，万物都是我的伙伴、朋友，整个宇宙如同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宋明理学中理学一派的代表朱熹，其天人合一思想体现在“与理为一”上。他说：“理也者，形而上之适也，生物之本也”（《答黄适夫书》）。“理”是封建适德之理，是事物的根本，是天经地义的，故又叫“天理”。朱子认为理与气合则生人，人性中之适德意识皆享受于“天理”，因此，天与人是相通的、合一的。“天理”为私欲所蔽，则产生恶。修养就是要去人欲、存天理，以达到“与理为一”的天人合一的适德境界。

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王阳明认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人与世界为一体，若无人心，则天地万物毫无意义，只是人心才赋予了世界以意义，才使世界“发窍”。故，人心即天地万物之心，人的“良知”即天地万物之“良知”。“人是天地的心”是王阳明天人合一说的核心。

总之，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都倡导人与自然相待相成、统一和谐的合理观点，追求一种适德的内在超越，实现天适、天理与人性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尚不是凭借科学知识去认识自然而达致的，对自然始终抱有一种神秘感，很少提及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而大多是建立在对人的自我内心主体的探索上。

1.3 自然的多元解读

古罗马著名的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 BC）（图1-2）曾经在他的哲学著作《上帝的自然》（On the Nature of the Gods）中有这样的描写：“我们播种玉米，种植树木，我们用灌溉来滋育土地，我们拦河筑坝，让河流改变方向。总之，借助我们的双手，我们试图在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个自然。”

显然，与之相对的第一自然则是“上帝的作品，是神赐之物”。更具体地说，第一类自然是原始的天然景观（wild nature），是数万年的地质变化与地貌活动形成的实物和地域形态，如山岳、湖泊、沼泽和峡谷等，并且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有时，在这一类的环境中虽然也有人工构筑物，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影响到总体景观的自然面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增大，这类自然已越来越少，越来越珍贵，它们成为地球上的自然遗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而“第二自然”在西塞罗看来是人类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食物和维持生计，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对土地、植被等自然资源施加了各种影响，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之后的风景。这类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农业景观的面貌出现，如田野、乡村和牧场，也是我们平时接触最多的一种自然。第二自然代表了一个地区或者国家最主要的自然风光，在某些大部分国土是农业用地的国家甚至可以成为国土景观。第二自然是在第一自然上叠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景观形态，表现为土地上的地形、植被、定居点等肌理的综合。这种肌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土地的使用方式的发展演变，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是人类和自然共同历史的一部分。因此，这一类的景观也被称为文化景观（culture landscape），而其中含有农业生产的意思。

16世纪中叶，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意大利学者沿用西塞罗划分自然的方式，创造出“第三自然”这个词汇。

加科皮奥·邦法迪奥（Jacopo Bonfadio）在1541年的一封信中曾经这样写道：“当地人一直在从事着这样的行业—自然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自然成为艺术的创造对象，也分享了艺术的优雅，这种和谐共生的过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第三自然，我不知该不该这样称呼它……”

巴尔托罗莫·迪亚吉奥（Bartolomeo Taegio）在1559年所著的关于别墅的论文《La villa》中也提到园丁的世界是“将艺术与自然结合起来，创造出第三自然”。

第三自然在诸多方面扩展了第二自然，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对土地的开拓活动更加深入：修建台地、水利技术、花木栽培、树木造型等，同时还拓展了第二自然的美学内涵，即随着在封闭的庭园中对空间和场地的塑造以及对果园的利用和改造，更富美感的效果显现出来。

此后，第三自然作为对花园的称呼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和设计师所接受。美第奇别墅的居高远眺，凡尔赛壮阔的视景线，英国乡村庄园的规划都表明这种从建筑中看出去的自然顺序—从第三自然到第二自然再到第一自然（从装饰性的花园到经过驯化的土地再到远处的荒野）。

第三类自然是美学的自然，这是人们按照美学的目的而建造的自然。在历史上，它往往是模仿第一或第二自然而建造，是对二者的再现或抽象，但选择原型的不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东西方各种风格的园林都属于这一范畴。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发展，大量的自然被轰鸣的机器所吞噬，浓烟过后留下的是被污染、被伤害的土地和环境，在后工业时代，这些工业废弃地随着时间的沉淀慢慢修复和回归，很多学者把这个视为第四自然。

自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修复的速度视破坏程度的高低和当地的自然条件状况会有不同。有时，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手段来促进这一过程。如被污染的土壤在污染停止后，一些抗性极强的草本植物会首先生长出来，一些植物本身具有分解有毒物质的能力，一些植物枯萎腐烂后产生的有机物会中和土壤中的污染物，经过若干时间，通过这种生物化学作用以及雨水冲刷的物理作用，土壤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良，从而使更多的抗性一般的植物能够生长起来，加快土壤净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产生的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都是自然的。

1.3.1 原初的自然

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自此以来，地球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地壳运动、冰河运动、板块挤压、火山地震……待到人类出现，地球上基本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气候带和自然面貌。那些古老的文明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周边的原始自然环境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自然孕育了它们的文明，决定它们的生产方式、意识文化和建筑形式。

中华文明起源于北半球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并绵延发展开来，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基本如下：东边和南边是浩瀚的太平洋，西南是巍峨的喜马拉雅山脉，北边是广袤的草原，黄河和长江从西到东几乎贯穿了中国大陆，并把中部的诸多湖泊水泽联系在一起，灌溉了平原丘陵地带的农田。整个地势西高东低，青藏高原西北端的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许多高大的山脉，如昆仑山脉、横断山脉、秦岭等，绵延向东，构成了我国地形的骨架。气候条件虽然复杂多样，但6～8月从海上吹来的季风带来一年中绝大部分的雨水，保证了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均衡。

这种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必然影响着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园林体系的形成。它对第一自然的模仿、借鉴、抽象和再现也是西方园林所不能比拟的。

西方文明的源头大致有3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和地中海的希腊文明。从时间上来说，前两个文明稍早。三个文明在平行发展的同时，因为地缘上的原因逐渐有了密切的接触，并最终汇成整体的西方文明。这三处文明起源地的自然环境虽然不尽相同，但相对于它们自身而言，却都是比较单纯而统一的。

苏美尔文明位于小亚细亚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东部的丘陵地带，后来向下游发展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三角洲地区。两河流域的定期泛滥使冲击的淤泥慢慢适于耕作，大麦和小麦是当时主要的农作物。北部是严寒多雨的坡地丘陵，西边是岩石遍布的荒凉沙漠，东部是兹格洛斯山脉，南部是含盐的淤泥沼泽。所以总体而言，它的周边旷野坦荡，萧瑟而又荒莽。

埃及文明的发展得益于尼罗河。尼罗河发源于中部非洲的赤道湖泊，由南向北流经埃及境内，构成狭长的河谷地带（图1-3）。河的上游是高峻的花岗岩峭壁，下游则是地势平坦的冲击三角洲。每年夏季，河水夹带大量泥沙奔腾而下，淹没了两岸的土地。大水退后，留下一层沃土，使滨河地带成为宜于耕作的土地。而河两岸再远一点就是广袤的沙漠。整体来看，它的第一自然主要是平坦的荒漠、雄浑的高地和滨河绿洲。

海洋一直活跃在希腊民族的生活中。他们的国土是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半岛和岛屿，在这些陆地上起伏的山丘各自走向大海，将一块块小平原与海岸分隔开来。无论是山丘还是平地，裸岩和砂砾占了大部分，贫瘠的土壤无法种植谷物，只能生长一些橄榄树、无花果和葡萄树。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所有肥沃松软的土壤都流失了，留给这个国家的只是皮和骨头。”不过，柔和宜人的地中海气候和曲折的海岸线倒是有利于航海，培养出一个具有冒险精神的民族，而这种多山临海的自然环境使人们对登高远望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图1-4）。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活动范围的加大，这些文明起源地的原初自然慢慢消逝。从覆盖整个地球的表面，逐渐分崩离析而成为一个个越来越小的斑块。大的斑块如南美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南极洲和北冰洋的冰雪世界，太平洋上的无人岛屿群等，小一点的斑块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立法保护起来的各类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这是人类最后的伊甸园，也是风景园林设计师取之不尽的设计灵感源泉。

1.3.2 栖居的自然

不论是两河流域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尼罗河两岸肥沃的低地，地中海沿岸密布橄榄树的山地，还是黄河流域风调雨顺的平原沃土，那些古老的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广义上的农业，包括林业、牧业、渔业等）之上的。

人类栖居于土地之上，自然界的一切对我们的生存都是如此重要，于是我们学会了观察星相，学会了丈量土地，学会了疏导洪水，学会了总结农时与节气。当青铜器和铁器的冶炼技术日渐成熟时，人们利用铧犁和畜力来耕作土地，发展农业。当测量学与水利学足够发达时，人们有了更大的自信和力量来改造土地：筑堤改变水流方向，造坝汇成水库湖泊，排水成就良田—在荒蛮之中雕琢出栖居之地，这就是古罗马学者西塞罗所谓的“第二自然”。

第二自然是生活在一定区域的人们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在社会、经济、技术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下，进行耕种、放牧、养殖等生产活动，并且在当地居住和繁衍而对原有的自然进行改造而形成的。于是，我们在乡村常见的稻田、麦田、果园、果林、菜地都成为了自然元素，甚至乡村本身也融为第二自然的一部分。

第二自然是人与自然相互适应的结果，是在第一自然上叠加人类活动而产生的景观形态。从此，大地的变迁不再仅仅是地震、火山等自然因素带来的结果，而是加入了人类长期劳动，发展适应于当地的农牧业而带来的土地变化。

同时，第二自然又伴随着第一自然和劳动方式发生变化而变化，它是一种多样化、动态发展变化的景观。每个地区的人民根据自然条件的变化和风俗习惯的变迁选择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慢慢形成了不同的农业景观，而农业用地是各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大部分，因此，经过漫长的积累，这种农业景观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地区之间乡村景观的不同，继而进一步造就了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国土景观的不同。

水稻是中国南方的主要粮食作物，由于人口多耕地不足，出现了与水争地、与山争地的现象，导致中国太湖流域的圩田、洞庭湖地区的垸田和西南山区的梯田大量出现，成为这些地区独特的风景（图1-5）。类似的景观还存在于亚洲东南部其他国家的水稻种植区。

在西亚，干旱的环境使得淡水资源十分珍贵，于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绿洲被精心设计、高低错落的灌溉水渠所划分。农田周边多为热带和亚热带耐旱的矮生和垫状灌木，只有成排成丛的枣椰林高高在上，成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尼罗河两岸的景观也与水资源密切相关，从水渠、堤堰到阿斯旺水坝的兴废，都在改造着第一自然的风景，也在变化着第二自然的面貌。

西欧大部分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延续着圃制农业，以耕种、休耕、放牧来循环使用土地，获得了农业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些国家的国土上，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斑块状土地格局，或绿或黄的庄稼地、绿色的草场和褐色的休耕地交替出现在连绵起伏的低丘陵上，形成了美丽的田野风光（图1-6）。

北欧的荷兰，由于国土狭小，从5世纪开始就围海造地，以便获得更多的土地用于耕作和居住。人们在不同的高程上修筑不同尺度的水渠，通过水泵的提升形成完整的排水系统。结果，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结构分明的、功能性的、绝大部分是线状构筑的景观。这些线性的围海堤坝、水渠、堤岸、道路、农田及由于土地轮作和生产造就的色彩变化的块面构成了国土的基本特征（图1-7）。

第二自然如此广泛而多样，它是人类栖居的场所，是文明的摇篮。如果说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是早期人类触目所及的现实世界，那么园林就是他们的理想世界，是在人世间建造的景色最美好的“天堂”，这个“天堂”必然浓缩着现实世界的美丽和丰腴。

中华文明所在的神州大地，山川形胜，景象万千。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最美好的景色是这些秀美的第一自然，形成了以自然山水为表现主题的造园风格和创作手法，注重对第一自然的因凭、拟象和意构。但几千年农耕文化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对第二自然的审美和模仿，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古典园林内容和意境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在西方，文明诞生地的自然环境相对贫乏单调。它们原始的景观是坦荡大地之上的砖石构筑物，表达对自然的敬畏，而后通神之地慢慢演化为观望场所，所以西方园林对第一自然只有因凭和依附，而不会去模仿它们（参见第二章2.2节）。第二自然的出现则意味着富庶、丰收和安全，几何的布局、灌溉的水渠、整齐的菜畦、成排成列的树丛……它们是古代西方人心目中最美好的景色。

既然伊甸园是“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耳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旧约全书·创世纪》），真主“所许给众敬慎者的天园情形是：诸河流于其中，果实常时不断”（《古兰经》），那么西方人现实生活中的“天堂”—园林就是以模仿和抽象第二自然为源头，并从树木园、葡萄园和蔬菜园等实用性的花园一路传承发展过来。

1.3.3 雕饰的自然

前文提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两位意大利学者加科皮奥·邦法迪奥（Jacopo Bonfadio）和巴尔托罗莫·迪亚吉奥（Bartolomeo Taegio），他们沿用古罗马学者西塞罗关于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分类，提出“艺术的自然”—园林是第三自然。第三自然是一种人类以自己的审美和情趣去改变身处的环境，使之更加愉悦自己，这是一种雕饰的自然。

显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园林的主流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花园，但在这之前的园林和在这之后的园林是不是第三自然呢？

既然第三自然的定义是美学的自然，艺术的自然，那么一切以美学为目的，以艺术为创作主导的自然都是第三自然，即雕饰的自然。所以，对于文艺复兴之前的园林—修道院园林、摩尔园林、古罗马园林、古希腊园林……，以及文艺复兴之后的园林—法国勒·诺特式园林、英国风景园，这些西方历史上的园林，都是以美学和艺术来雕琢自然，它们毫无疑问都是属于第三自然的范畴。同样，东方的历史园林（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代表）也是艺术的自然，也可称之为第三自然，只是东方园林的雕塑更加隐晦，更加不露痕迹，更加形而上。

现代园林在欧洲肇始于工艺美术运动及其后的新艺术运动，在美国则以纽约中央公园等一系列城市公园的规划设计活动为旗帜，它们是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下形成的造园活动，受到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现代艺术在反叛传统艺术的过程中继续向前发展，新的思想、新的技术和新的材料不断涌现出来，它们进一步影响了现代主义建筑和园林。至于二战后，后现代主义崛起，后现代艺术和美学思潮也继续影响着建筑、园林、戏剧、电影等泛艺术领域。

所以，以艺术为主导的第三自然仍然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但它们已不能代表现代园林的主体。现代风景园林的规划设计越来越显示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温情带来公众参与的社会学工具，景观生态学的介入又使其呈现生态、环保、褐地修复的特点，新经济秩序下的城市变迁使它和城市运营等宏观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高科技的使用也给园林规划设计带来更多的可能……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等诸多方面元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今天，更多的园林设计师追求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园林景观。

所以，笔者以为，对第三自然的研究和讨论要历史地、辩证地来看，它所代表的主体是东西方历史园林。同时，随着现代艺术思想本身不断的变革、发展和拓宽，美学的定义也在后现代的思潮之中激变，第三自然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

东西方历史园林基本上都是“艺术的自然”，是对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的抽象和移情。它们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萌发成长，在不同的自然观下演进发展，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差异性。笔者在此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1.3.3.1 东西方历史园林的艺术共性

作为区别于其他门类艺术的园林艺术系统，东方历史园林与西方历史园林都是产生于人类对大自然的认同，都是文化的反射、宇宙的现象、人们向往的仙境乐园；都是供人游憩的三维艺术空间，都是对理想生活场所向往的物质实体表现，都是真、善、美三位一体的“自然的王国”。

从物质性建构要素来看，无论是东方历史园林，还是西方历史园林，都是由建筑、山水（或泉石）、植物三要素综合而成，再由园路来贯穿始终。

1.3.3.2 东西方历史园林的艺术差异

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西方历史园林和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东方历史园林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差异。它们在各自的轨道上发展演进，在英国自然风景园中又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呼应。关于它们和第一自然、第二自然的关系，本章前几节已叙述得比较详细，这里简单总结一下东西方历史园林由于所处自然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审美观和艺术创作上的不同。

（1）对自然审美的差异

“自然”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世界之始”，它暗示了某种必然性，也就是所谓的“道”的原则。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逻辑解释。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据中国以阴阳观念理解的宇宙图式，自然包括外在和内在两个世界，自然之美存在于主观世界和客观存在的和谐平衡之中。因此，只有接近自然，观察、学习和欣赏自然万物才是理解生命的意义—“道”的正确方式。由此，中国人探索自然美的办法是通过对自然仔细的观察和深刻的感悟、冥想而寻找其必然性。也就是说，要看到事物之间的联系，了解自然法则的统一性和置身于自然之中，找到“感觉的归宿”。

“道法自然”，既是一种审美观，又是中国人探索和欣赏自然美并将其用于园林设计的方式。例如，在中国，人们对大自然（第一自然）“邪恶”的一面的恐惧就没有西方人那么严重。天、地、人是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清晰的人与自然的界限，第一自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受到人们的尊敬和赞美，所以大多数东方历史园林是对第一自然的抽象和移情。

“自然”这个词在西方最初的意思为“涌现”，它是一个外部参照体系。对基督徒来说，真实的世界不是十全十美的，甚至是罪恶的，因为黑暗的森林、荒芜的野山和贫瘠的沙漠与上帝创造的宁静和谐的伊甸园是如此大相径庭。而在不友好、无序的外部世界中，唯有那片精心耕作的绿洲是稳定、有序的，它们代表丰收和希望。所以，以农耕环境为主的第二自然成为稳定、完美、可驾驭的西方理想美学形态原型。理性思维成为西方审美的主流并日益倾向于把内在世界和外部存在分离开来，而以理想形态为标准“整理”和“改进”自然景观，也就成为西方历史园林的主要特点。

英国人对待自然及其美感的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出现在一种哲学思想—经验主义产生之后。经验主义最终使野外的自然界为人们所接受，而当时这种野外的自然界就是圈地运动之后全英大地之上的牧场风光。

（2）利益与愉悦的关系

对自然美探索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对园林设计的经济利益和实用效益的看法不同，这又反过来影响东西方历史园林在艺术抽象和情感诉求时对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各自取舍。

东方历史园林从一开始，实用主义的倾向就被限制住了。儒家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道家在阐述世界起源和宏观构成方法论时，也丝毫未提及物质利益，甚至故意忽视了这个方面。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的美学理论从整体上就一直缺乏一种对“利益和愉悦感”之间联系的合理认识。反之，高尚的人不追求物质利益的思想却根深蒂固。绝大部分的文人知识分子都轻视物质利益，他们所谓的“归农意识”、“重农意识”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对皇家园林而言，还有猎奇的成分），园林很少与园主人的经济生产、财产收入挂钩，而是追求纯粹的休憩赏玩和精神愉悦。所谓“可游、可观、可居”，而没有“可产”（经济生产）。

相反，西方园林从一开始就是实用和美丽兼顾的。它的几何结构形式来源于第二自然，它的植物材料很多也来源于农林作物。在古埃及的庭院和伊斯兰的四分园中就种植了大量的果树（图1-8），中世纪的修道院中庭更像菜园或者药圃，凡尔赛至今还有种植蔬菜香料的园地（1-9），而到了英国风景园，物质需求和精神享受之间的关系—“利益与愉悦感”被更充分地认识了，乃至“一片玉米地也是赏心悦目的”。花园农场、牧场花园、森林庄园之类的设计观念将庄园地产的管理维护、生产制造与风景价值、游赏娱乐结合起来，不少园林成为一个综合的、系统的生产艺术，将实用的风景提高到美学的范畴。

（3）意境与托波斯的关系

意境是中国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重要的美学范畴。简单说来，意即主观的理念、感情，境即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此二者的结合，即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铸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现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进一步解释为：“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景物交融互渗，成就一个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这灵境就是构成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意境’。”讲得更简单一点，“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

在中国文化土壤上孕育出来的园林艺术，同文学、绘画有密切的关系。意境的概念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晋至唐宋年间。当时的文艺思潮是崇尚自然，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游记。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对随行的人说：“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间想也”，可以说已领略到园林意境了。唐代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三境”之说来评论诗（主要是山水诗）：只写山水之形的为“物境”，能借境景生情的为“情境”，能托物言志的为“意境”。所以，与西方的史诗不同，中国的诗歌更加讲究抒情表意，对时间、情节的逻辑起承关系不作追究。而绘画也同样注重写意，贵神似，形象的准确性反而是次要的。故，苏东坡云：“绘画论形似，见于儿童邻”。重要的在于如何通过对客观事物的写照来表达画家的主观情思，如何借助对客观事物的抽象而赋予理念的联想。

园林艺术的创作对象和作品是自然，诗歌和绘画对于意境的追求和表达深深地影响了它，更因其三维空间的形象性而易于让人表达和把握。中国画独有的散点透视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园林的空间跟随“意”和“景”而延伸（图1-10）。

以中国古典园林为代表的东方历史园林的意境寄情于自然物及其综合关系之中，并随着时间而演替变化，给予游赏者以情意方面的信息，唤起以往经历的记忆联想，产生物外情、景外意。另外，英国的自然风景园受到当时浪漫主义诗歌和风景画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意境涵蕴，但其广度和深度都远不及中国古典园林。园林融情入境的创作方法，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体物”的过程

很多造园家在造园之前走遍千山万水，山川之形胜，江河之浩淼早就了然于胸，大自然中各种美丽的风景片断沉淀在他们的脑海之中。通过对第一自然的广泛而全面的观察体会，心有所得，总结出“主山最宜高耸，客山须来奔趋”等规律才开始立意设计。

“意匠经营”的过程

在体物的基础上立意，意境才有表达的可能。然后，根据立意来规划布局，剪裁景物。“一拳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顷”是借助人工的叠山理水，应用客观规律，把广阔的自然山水风景缩移摹拟于咫尺空间，由这些具体的物象而构成物境，希望通过观赏者的移情和联想，把物象幻化为意向，把物境幻化为意境。借鉴中国画特有的布局和透视方法，又使园林空间气韵亨通，形散神聚，每一个景，每一处场所的转换虽模糊含蓄，却又浑然天成。这一点与西方历史园林以空间为主导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同。

“点景”的过程

在园林设计过程中或者建成后，根据现成物境的特征运用景题、匾、联、刻石等进行文字的点题。这些主题往往包括古人和园主的文学创作、神话传说、逸闻趣事、历史典故等。通过这些文字表达，景物的欣赏起点好像一下子拔高了，景物所传达的意境信息也就被游赏者所把握了。从眼前之景通过点景进行想象和回忆，从而获得“景外之景”和“象外之旨”。苏州拙政园内有两处赏荷花的景点，一处匾题为“远香堂”（图1-11），另一处名为“留听阁”（图1-12）。前者得之于周敦颐《爱莲说》中的“香远益清”一句，后者出自李商隐“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诗意。一样的景物由于匾题的不同却给人以两般的感受，物境虽同而意境则殊。

如果说东方历史园林最深层的表达是意境，那么在西方历史园林发展过程中，场所和空间是最基本的特质，笔者称之为托波斯。

托波斯是topos（希腊文τοπος）的音译，希腊人认为物体处在一个地方，就是被它物所包围，而包围者即topos，也就是说，一个topos是属于特定时刻的特定物体的，在同一物体的另一个时刻或同一时刻的另一物体所拥有的就是另一个topos了，这正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场所和空间的意思。与之相类似的词汇还有χωρα（chora）、κενον（kenon）和διάστημα（diastema）。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在《蒂迈欧篇》和《物理学》等著作中对这些关于空间和场所的概念进行诠释，认为任何事物的存在必须在某个地方，并且有一定空间，从而构成了我们所知的世界，并且理想中的完美的场所空间都是稳定的几何形体。这种哲学上的思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来源于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观察，反过来也影响了西方人的宇宙观、审美观、艺术观。从古至今，园林艺术和建筑艺术基本上就是围绕空间和场所展开的。在欧洲，有一份关于建筑和园林设计的著名专业期刊就称为“Topos”。

所以说，场所感和空间感是西方历史园林最重要的特征。从埃及的金字塔到古希腊的圣殿都是从广袤无界的、神秘的外部环境中界定出特殊的场所来，以场所烘托和渲染构筑物。人们一旦有了场所，总是试图找到其中值得赞美的内容，然后去谈论它、描绘它、维护它或者改进它。它还不可避免地受到记忆和审美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场所精神。东西方历史园林都注重场所精神的表达。东方历史园林的场所感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上文所提到的意境，它缥缈而不定。在西方历史上，人们的美好记忆主要来自于第二自然，心中的理想完形是稳定的几何形，他们利用空间来营造场所精神。

而对于空间的界定，最直接的经验可以来源于农耕生活。规整的、稳定的、均衡的几何形可以界定出大大小小明晰的空间而给人带来美感，进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尺度、比例、材料等细节，带来空间的层次化和系统化。而东方历史园林中的空间虽有曲径通幽、豁然开朗、欲扬先抑等描述，但它是一种朦胧的、模糊的、不确定的空间。它的布局并非以空间为主导，而是以所谓的“意”、“气”、“景”、“境”等感性的线索展开。

在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原理的发现使人们进一步探索空间所具有神秘的几何深度。意大利台地园林中的水链条，法国勒·诺特式园林中的林荫道、水镜面等都利用灭点和视点之间的关系，强化空间视觉效果，营造神秘或者崇高的氛围，乃至通往无限远的天空。

1.3.4 废弃的自然

在1.3节“自然的多元解读”中已经提到了对第四自然的界定，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各有不同的定义。在风景园林领域内，第四自然主要是指被损害的自然在损害的因素消失后逐渐恢复的状态。第四自然是在产业革命之后出现的生态困境，在宏观上意指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和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城市土地兴衰变迁，而工业废弃地是在微观层面上最为常见的第四自然。

第四自然是曾经受到人类伤害的自然，风景园林也许就是那双抚平自然创伤的温柔之手，让它们在困境中重生。

1.3.4.1 对地球环境恶化的反省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以高投入、高消费为基本特征，以追求GDP为唯一目标的近代工业文明模式自20世纪以来遭遇到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根本性挑战。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改变200多年来创造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生产力的传统的现代化模式。

1962年，美国女海洋生物学家卡逊（Rachel Carson）女士（图1-13）所写《寂静的春天》一书点燃了人类反省地球污染的星星之火。文章用大量的事实和科学论证，首次向人们揭示出有机氯农药的污染，不仅危及许多生物的生存，而且正在危害人类自己。作者从美国许多地方“春天不闻啼鸟声”的异常景象入手，用活生生的大量事实描述了农药污染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使本来生机蓬勃的春天，呈现出一片“寂静”。她告诉人们：“现在每个人从胎儿出生直到死亡，都必定要和危险的化学品接触，这个现象在世界史上还是第一次。”作者认为“‘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并告诫人们，用于对付昆虫的化学武器“已经转过来威胁我们的整个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1966年，美国人鲍尔丁（Kenneth Ewert Boulding）认为地球好比一艘宇宙飞船，随着飞船上人口不断增长，经济不断增长，最终宇宙飞船的燃料将会消耗殆尽，并且飞船将被垃圾、废物淹没。在鲍尔丁看来，目前这种像宇宙飞船一样不断单独远行的经济模式最终将使地球崩溃，只有走循环式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让人类与地球免于崩溃。

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研究报告，指出人口、资源、环境等都是有极限的，超过这个极限，人类社会可能会不可控制地瓦解。尽管该书借助系统动力学模型得出了零增长的悲观结论，但所反映的资源、环境意识意义深刻。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由于公害事件不断发生，其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使人大量地生病和死亡，人们处在一种不安全、不健康的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一种“危机”感，掀起了反污染反公害的“环境运动”，从而拉开了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环境保护高潮的序幕。1970年4月22日，两千多万美国人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宏大的环保运动，这一天也就成为了全球性的“地球日”。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当年的联合国大会后来决定将这一天定为“世界环境日”。这次会议的口号是：“只有一个地球”。在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Mary Ward）和美国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提交给大会的《只有一个地球》中，指出“人类生活的两个世界—他所继承的生物圈和他所创造的技术圈—业已失去平衡，正处在潜在的深刻矛盾之中，而人类正好生活在这种矛盾中间。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的转折点。”“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在独自孕育着全部生命体系。地球的整个体系由一个巨大的能量来赋予活力，这种能量通过最精密的调节而供给了人类。尽管地球是不易控制的、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丰富的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宝贵家园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1973年1月，联合国大会根据人类环境会议的决议，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设立了环境规划理事会和环境基金。该规划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组织了以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夫人（图1-14）为首的21个国家的专家考察世界各地，并于1987年4月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著名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即“既满足当代人们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一个最宽泛的，也最广为接受的定义。

布伦特兰夫人的报告为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作了准备，这次在可持续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会通过了著名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

总的来说，地球的污染问题越来越被大众所关注。人们反省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破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1.3.4.2 工业废弃地的污染和衰败

如果说全球的环境恶化是一个宏观、整体的自然现象，那么工业废弃地的污染与衰败就是其中一个具体的外在表现。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城市中传统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传统产业也正在从城市中向外迁移。于是，在城市中留下了大量的工业废弃地，带来一系列的环境和社会问题。

英国政府对废弃地的定义为：凡是工业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受到损害，非经治理而无法利用的土地。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棕地”（Brown Field）概念，它指的是废弃的、闲置的或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工业或商业用地及设施。这类土地的再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往往因存在客观上的环境污染而比其他开发过程更为困难和复杂。

1996年，巴塞罗那国际建协（UIA）第十九届大会提出的城市“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就包含了诸如工业、铁路、码头等被废弃地段，提出了此类地段需要保护、管理和再生。

综上所述，工业废弃地是指曾为工业生产用地和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交通、运输、仓储用地，后来废置不用的地段，如废弃的矿山、采石场、工厂、铁路站场、码头、工业废料倾倒场等等。在城市的发展历史中，这些工业地段往往具有功不可没的历史地位，它们见证着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历史进程。

1.3.4.3 工业废弃地的地貌特征

工业废弃地上的地貌主要由工业构筑物、地表痕迹和工业废弃物三类组成，构成最直接的视觉特征。

工业构筑物包括厂房建筑和工业设施设备等，它们反映着场地上曾经的工业生产过程、生产工具和手段，以及工业原料及产品运输和仓储的形式。从德国鲁尔（Ruhr）工业区废弃的工厂上的那些钢铁冶炼车间、储料仓、鼓风炉、烟囱、铁路管网等构筑物中，可以依稀看到原料从运进、存储到加工的整个生产过程（图1-15）；而在科特布斯（Cottbus）的矿场中打钻机械、输送带和工棚之间则可以想象当初采矿时的情形（图1-16）。

同时，有采掘活动的工业在生产后还会留下特殊的地表痕迹，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仍然清晰可见。在自然山体上切开的石壁断面、采石坑和破碎的场地表面，掘土后留下的土壁以及开采矿山造成的地表塌陷、坑洞等都是典型的废弃地地表痕迹。在德国波鸿市城西公园的工业废弃场址，科特布斯矿山场遗址，乃至作为中国近代工矿业肇始的开滦煤矿遗址上都可以看到这些自然的斑斑伤痕（图1-17）。

在大多数废弃地上都有工业废弃物的堆积和散布，包括闲置不用的材料、生产产生的废渣废料、开采后的尾矿等等。在英国德哈姆（Durham）一块废弃的煤田上，有67万平方米的页岩堆和矿渣堆。在德国鲁尔工业区，埃姆舍（Emscher）河两岸随处可见堆积的原料和矿渣，还有钢板、铁轨、混凝土板等废弃的建材。

1.3.4.4 土地污染与自我恢复的过程

在工业废弃地上，自然生态系统处于非良性发展之中。工业生产对自然资源无限制的索取，工业构筑物和采掘破坏自然景观，而工业废弃物又对环境造成污染，这三方面的因素打破了自然生态平衡，导致资源枯竭，土地贫瘠，物种流失，生物链上物质和能量的循环被干扰或切断。在西雅图煤气厂公园原来的场地上，汽油等有毒物质对土壤造成了严重污染。在工厂停产14年后，大部分地方还是寸草不生。同时，附近的地表水源也受到了污染。在美国阿拉巴契亚（Appalachian）的一处荒废的露天矿区，酸性地表水流入临近的洼地，并渗入到土壤中，致使附近100英亩的森林和草地因此而枯萎消亡。到1985年时，这些地表水的PH值达到了2.6，只有一些耐酸性极强的微生物才可以存活。同时，污水还不断地淘蚀着废料堆，造成滑坡，加剧了污染的程度。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受损害的自然在较小外界的干预下会有一个自我生态修复的过程。污染的土壤在微生物的作用下会慢慢改良结构和营养状况，重新生长一些适应性的野生植物。斑驳的崖壁和坑洞在土壤的风化作用下会慢慢平整和攀附植物。自然再生的植被繁茂之后，会逐渐吸引一些野生动物到此活动栖息，从而逐步建立一个新的生态平衡。这是场地自我更新的过程。德国海尔布隆市（Heilbronn）砖瓦厂公园的旧址上，遗留的土壁前慢慢生长出野生植物，还吸引着许多小动物到此栖息（图1-18）。鲁尔区废弃的矿山上也有自然再生的植被，场地上成片或者斑斑点点的野生植物和草丛中断断续续传来的虫鸣，都给荒凉的废弃地增添了一丝生气。

但是，并非所有的废弃地污染都是可逆的，即使是可逆的自我修复也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而且生态自行恢复的过程是脆弱的，外界的压力稍一加强，它就容易崩溃和瓦解，这就更需要人类谨慎地去研究和处理废弃地，珍视和促进废弃地生态自行修复的过程。

1.3.4.5 对地区的消极影响

废弃地所在的地区大部分曾经以传统工业为支柱产业，产业的衰败不仅留下受创伤的自然，也使社会生产受到影响，带来地区经济的衰退和一系列社会问题。工厂、矿场停产和搬迁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地区就业机会减少，民众收入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如鲁尔工业区一度是德国的“经济引擎”，但在后工业文明的挑战下，传统的煤矿业和钢铁制造业纷纷倒闭或搬迁，仅仅留下大片不毛锈地，人口从700万（1960年代）降低到520万（1990年代），失业率突增。即使在目前已基本转型成功的情况下，失业率尚有14%（2006年），高于德国10.7%和前西德9%的平均水平。同时，环境问题渐渐浮出水面：空气质量下降，饮用水受污染，土地上充斥油污和矿渣而无法再开发，被污染的埃姆舍河洪水泛滥时，经常导致瘟疫的流行。废弃厂矿上常年堆积的废料，存在着安全隐患，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一旦社会劳动力受损，又会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低下，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1.3.5 更多的自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加剧，自然界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土地，信息革命带来的虚拟场景，现代科学的新发现，现代艺术的变革与破格……诸多新现象、新领域让自然更加复杂而多元。它已不再是简单的“纯粹自然”（第一自然）、“劳动自然”（第二自然）和“美学自然”（第三自然）之分，旧的元素依然存在且发挥着作用，新的现象又不断涌现出来，并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在一起。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第四自然”的概念。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哲学、建筑、生态、园林、艺术等，所以他们提出的“第四自然”是一个多元的、具有差异性的议题。

德国柏林科技大学生态学与生态规划研究中心的伊格·科维克（Ingo Kowarik）教授在《荒野的都市森林》（Wild Urban Woodlands）一书中，把后工业的、城市废弃地上的自然景观称为第四自然。

美国伯克利大学风景园林与环境规划系迈克尔 ·伯伦特（Michael Boland）博士在《生态公园》（Ecological Parks）中提出基于生态学理论规划，以生态恢复和保护为目的的公园可以称为第四自然。以上两种观点的综合也即是本文所界定的“第四自然”。

德国人文艺术学者、汉诺威大学景观和园林艺术研究中心的布丽奇特·弗朗茨（Brigitte Franzen）在她的著作《第四自然：当代艺术中的花园》（Die Vierte Natur：Garten in Der Zeitgenossischen Kunst）中认为，第四自然是融合了当代高新技术，表达艺术思想的现代园林。这其实就是以美学为基石的第三自然的衍生和分化，把第三自然的框架界定在古典园林、历史园林之中。

对应于美国著名建筑大师文丘里（Robert Venturi）在《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The Complexity and Contradiction in Architecture）及《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这两本书中提出的后现代建筑的多元混杂和解构倾向，美国人文学家、哲学家伊迪斯·卡兹（Edith Katz）在《第四自然》（Fourth Nature）一文中提出，在消费时代，像拉斯维加斯街景一样的波普化景观和虚拟化景观，以及像迪斯尼乐园一样的主题景观可以称之为第四自然。这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发达之后分化出来的类型化商业景观。

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在《自然和自然对话》（Nature Talking with Nature）中提出了“零度自然”和“后现代自然”等概念。“零度自然”是指地心引力、地磁场、地震、火山、洋流、气候变化等自然元素，“后现代自然”是指在全球化经济带来的城市变迁和环境污染问题、科技发展带来的艺术革新和观念革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