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5点23分，昌都地区左贡县、芒康县交界发生6.1级地震，造成昌都大部分县受灾。这一天，恰巧是我到昌都人民医院正式上班的第一天。

当天上午9点的见面会上，昌都人民医院接到了组建救灾医疗队的命令。还没来得及做详细介绍，我和其他来自天津的4名援藏医生同时站起来，不约而同请求奔赴灾区。考虑到大家初上高原，还有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出于保护大家，院领导有些犹豫。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医院最后确定了第一批抗震救灾14人医疗队。我担任副总指挥，负责医疗救护指导，队伍中还有来自天津的张殿乙，我们立刻出发赶往受灾最严重的左贡县。

赶往灾区的路上，地震造成山体滑坡、路面塌方不断发生，时不时有碎石从山上滚落，路面一片狼藉，医疗车艰难开进。我和张殿乙进藏还不到5天，一路上我们感到头疼欲裂，腹内翻江倒海般难受，口唇和脸变成了绛紫色。

下午4点，作为第一支进入灾区的救灾医疗队，我和队友们到达了重灾区左贡县田妥乡，指挥部命令我们继续向位于震中的沙益村开进。柏油路没有了，剩下的65公里都是崎岖坎坷的山间沙土路，中间还要翻越海拔5000米的加格拉山。接近震中，路上的裂缝和旁边山上滚下的碎石越来越多，有的就砸在我们的车上。

下午5点，当距离震中还有20公里的时候，由于路面塌方彻底断路，汽车无法继续前行，我和医疗队员们只好背上药品、器械徒步前进，把带来的一点水和食物留在车上。下午6点30分，医疗队从昌都出发8小时后，终于在地震发生后的第13个小时，到达了海拔3950米的震中——左贡县田妥乡沙益村。我们也是最早到达灾区震中的第一支医疗队。

沙益村满目疮痍，30多所房子几乎全部倒塌受损，现场相当惨烈。顾不上颠簸劳累和高原反应，冒着不断发生的余震，我马上带领一组队员，带上药品和器械进村，挨家挨户查找伤员。

天色渐渐暗下来，气温也随之越来越低。我仅带了一个睡袋就匆忙赶往灾区，根本没有想到8月的左贡会如此寒冷，冷到像冬天一样口中呼出白色的哈气。那晚，医疗队员们都冻得直哆嗦，无法入睡，大家只好围成一团取暖。

我们所处的地方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氧气含量不到平原的一半。来自平原地区的大多数援藏干部刚开始都很难适应这样的环境。但我们身处灾区，只能选择战胜环境带来的挑战。

在抗震救援期间的每天清晨，我早早起床，挑水、劈柴、生火、烧水，供大家洗漱。吃完早饭，我就和总指挥分头带领两组队员，翻山越岭，一个村子一个村子、一个安置点一个安置点地巡诊排查，摸清左贡县田妥乡和仁果乡两个重灾区的人员受伤情况，及时给予治疗。

夜里，我因为高原反应经常喘不过气来，难以入睡。即使勉强睡着，余震引发的山体崩塌发出的隐隐雷声，也会将我们惊醒；有时又下起雨来，帐篷漏水，被子浸湿。大家只好半夜起来，齐心协力挖沟、排水。从踏上救灾之路起，我没有睡过一天的安稳觉，也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

一天，一名藏族青年流着眼泪找到医护人员。我上前了解，原来，藏族青年的父亲住在高山牧场的小楼上，地震发生时他惊慌失措，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动弹不得。我立刻带领几个队员上山看病，在缺乏设备的条件下，凭经验诊断出伤者摔断了两根肋骨，并及时进行了止痛、固定等应急处理。不太会说汉语的伤者一直在说：“谢谢门巴，谢谢门巴！”

8月26日，医疗队圆满完成了抗震救灾医疗救治与防疫任务，撤出灾区，全队共计检查和诊疗当地受灾群众2600多人次，免费送药达3万多元。此次大灾，过后无大疫，同时大震后零死亡。

从灾区回来，我马上就来到自己的岗位开展工作，在昌都人民医院任职副院长。我从事的是临床医学中少有人问津的心脏外科专业，这个专业就决定了要经常面对危重症病人。在西藏，尽管没有内地先进的仪器、设备和配合默契的团队，但每一次抢救和手术，我都看成是一场与死神分秒必争的搏斗。

我回到昌都不久的一天晚上，一位5岁的藏族小女孩气管中误入了异物，家人带着孩子赶到医院时，孩子已奄奄一息。值班医生、科主任都束手无策。听到报告后，我立刻赶到医院，经检查，原来孩子将一支自动笔杆的金属头吸入气管。当时，地区人民医院还没有儿童气管镜技术，更没有气管异物提取的经验。危急时刻，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手术方案：气管切开取异物。凭借临床经验，我一边进行手术操作，一边指挥台上台下医护人员配合。很快异物被取了出来，孩子的命保住了。在场的医护人员都长出了一口气，无不感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的重要性。这样的例子并非唯一。一天夜里，500公里以外的边坝县送来了一名藏族同胞。他上山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中，造成了双侧的胸部多发肋骨骨折、锁骨骨折、大量血气胸。此时已距事故发生将近24小时，病人严重胸部塌陷，陷入深度昏迷。医院的手术设备、材料都不具备。当班医生正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我闻讯赶到了，凭借内地积累的救治经验，选择了最简便的救治方法，立刻指挥大家对手边能找到的器械进行改造，对病人进行胸部牵引外固定和胸腔闭式引流手术，从死神手中抢回了病人的生命。

我在昌都感触最深的是，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很多偏远地区的群众得了小病，因为医院路途遥远只能忍着，把小病拖成了大病。在内地很普通的阑尾炎，往往恶化成了整个腹腔的严重感染，危及生命。且不要说引进什么高精尖的医疗技术和设备，最首要的就是“大病就地稳定，小病不出昌都”，先将危重病情稳定下来，保住病人的生命，赢得时间，再想办法后续治疗或转移出去。

我并没有仅仅满足于从死神手里抢回几个病人的生命，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提高昌都基础医疗水平，这是在为昌都的医疗事业谋长久之策。来昌都之前，我并不担心西藏的高寒高反，而是担心到西藏能干什么、干成什么、走的时候又能留下什么。

在下科室指导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院内有几台呼吸机，由于缺乏使用经验，长期闲置。于是向院领导提出，利用这几台呼吸机和其他闲置的设备，组建昌都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ICU，就是把危重病人集中起来，在人力、物力和技术上给予最佳保障，ICU的水平如何，已成为衡量一个医院水平的重要标志。没有花一分钱，仅利用闲置设备和加强人员培训就把ICU引入昌都，这大大提高了当地危重症病人的救治水平。

2014年11月，重症监护室已建成，但尚未启动，设备已调试完毕，人员还没到位。一天晚上，一名患有急性肉毒杆菌食物中毒的病人从卡若区紧急送到医院。食物中毒在当地牧区多发，且死亡率很高。一接到消息，我立即赶往医院，紧急启动了ICU重症监护室，同时动员全院各科室的护士，组建临时护理班子。给病人上呼吸机，气管切开，中心静脉穿刺……所有重症监护的技术都加以应用，经过十多天的抢救和护理，病人才脱离危险。ICU重症监护室第一次抢救危重症病人就大获成功，将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现在，昌都人民医院ICU重症监护室已经运行半年时间，发挥了重大作用，共成功抢救80多人，这些病人在启用ICU之前可能仅有两成的生还希望。

如今，我仍然继续在为创建昌都三级医院，提升昌都医疗整体水平的工作贡献力量。我带领下的第七批援藏医疗队，也成为一支得到各方认可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我本人也因此连续两届荣获西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先进模范称号和首届“昌都好人”的荣誉。

这次来援藏，我是背着家人跟医院党委报名的。这不是第一次了，家人都知道每当有救灾抢险任务时，退缩不是我的性格。2003年，内地“非典”疫情爆发，我就主动报名第一批进入“红区”天津肺科医院。报名援藏也是如此。我这个人，可能是性格使然，不甘于做那种平平淡淡的事情，越是急、难、险、重的情况，就好像触动了哪根神经，就越是要迎接挑战，越能激发自己的潜能。当有一天，回首自己走过的路时，我可以骄傲地说，是援藏让我的生命再一次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