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阴铿：山水作为“谶象”

本章最后要讨论的诗人阴铿，经历了梁代末年侯景之乱、萧梁皇室内裹挟西魏、北齐势力的内乱这一段极其血腥、动荡的时期。建康的昔日繁华在战火中荡然无存，诗人西奔江陵，也由此告别了宫体诗风，又在江陵陷后最终仕陈。这样的经历均在其山水美感话语中留下痕迹，但本章的关注仍集中于其山水书写中艺术空间这一问题。

《南史》称：“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禽，或救之乃免。”这一段可能惊心动魄的故事，吾人已无缘详悉。但阴铿获救之后能够投奔的地方，应该即征调其父右卫将军阴子春的江陵，逃亡的路线当为长江水路。赵以武据此将其集中《晚出新亭》、《晚泊五洲》、《五洲夜发》三诗创作的时间，确定在太清三年（549）出建康逃往江陵的舟行途中。《晚泊五洲》曰：

 

客行逢日暮，结缆晚洲中。

戍楼因嵁险，村路入江穷。

水随云度黑，山带日归红。

遥怜一柱观，欲轻千里风。

 

五洲是“江中有五洲相接”，早见于《水经注》。元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谓“其地当在今黄州江州之间”。《大清一统志》称“五洲在蕲水县西四十里，兰溪西大江中”。根据张修桂的研究，六朝以后由于右汊扩展，五洲同时靠向北岸，成为长江北岸边滩的今五洲村。目前江中所见戴家洲等三洲则形成于清中叶后期。笔者在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在考察中曾沿南岸江堤上一条凹凸不平的小公路，在昔日五洲对岸一带驱车盘桓了一个下午。江两面大部为平川，靠兰溪镇方向远处有些山，却不临江，且难称为“嵁”和“险”。几个洲岛两侧的长江沿岸也偶或有几座圆形的小山。“戍楼因嵁险”一句写的显然不是结缆一时一地所见。《水经注》卷三十五《江水》在水经“鄂城北”条下注“江中有五洲相接”，然后叙述江水东下的形势：“大江右岸有厌里口、安乐浦，从此至武昌（按：今鄂城）……江水又东径南阳山南，又曰芍矶，亦曰南阳矶。……江水又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径其北，即黄石矶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公九矶，所谓九圻者也。”郦道元的叙述依江流的方向自西而东，但阴铿逃亡的路线却是自东而西。“戍楼因嵁”的所在，应当就在南阳矶、西塞山和黄公九矶这些堪称为“嵁”的江矶之上，最可能就在距五洲二、三十公里的西塞，江淹曾以“临江上之断山”赋之。此处吾人须重温王渔洋为江文通《从冠军行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诗中“日落长沙渚，层阴万里生”和王维《同崔傅答贤弟》一诗所下的评语：

 

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也。

 

但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呢？诗人晚泊五洲的处境倘如赵以武所说，即“任约所部将至郢州，五洲一带估计已为任约军据有。阴铿闯过这里，就到了安全地带，可以放心地往江陵进发了。所以对阴铿来讲，此行舟行往江陵，逃出建康是一关，闯过五洲是又一关。他的这三首诗作写的就是他在这两地担惊受怕的处境”。诗人急于到达江陵的心情，可由此诗最后两句获知。那么，他这一种“担惊受怕”的心思，又表现在哪里？本人以为“担惊受怕”是诗人刚刚经历的过程，此刻能泊舟于此，应该是惊魂甫定。当然，也许夜间又有了情况，所以不得不有《五洲夜发》。这种“担惊受怕”和“惊魂甫定”都表现在三、四联的景语里。西塞戍楼之下恐是阴铿刚刚逃离的地方。此处着一“险”字，不仅是矶崖地势之险，更是性命之险。“村路入江穷”是实写舟船泊处之景，是历经险旅之后的喘息稍定。从空间向度言，“戍楼因嵁险”是自水平向高处的崛起，而“村路入江穷”则是纵深度上的由远及近，在水平方向的平缓伸延。这已是完全是“理殊趣合”的近体诗的对仗，凸显一立体的、具有无穷想象的空间。“水随云度黑”是实写，却又喻示舟行中险象频生的动景；“山带日归红”是泊舟时的静景，却又映现历险后的心境。陈祚明谓此二句“极鲜浓”。“极鲜浓”乃因黑与红是中国画的二原色，鲍照最早在《游思赋》，继而江淹在《赤亭渚》中写向晚江天景色时都曾有红与黑的对比。这两种原色出现在对仗两句中产生张力，撑起一片超出文字表象的空间，成为戍楼与村路、黑云与红日的景外之景。这也是顺读中所体验的诗人逆流而上从惊险到喘息的一段时间。诗人在生与死、缧绁和逃亡、惊恐和喘息中经验的世界，被重组为涵摄时间的真正四维内在空间。然而，由于对仗中对句同时是一种返顾出句而形成回环的运动，两句在画面上其实并非展开同一平面中的“和声”，而是在横读（或侧读、旁读）中成为一种“复调”意义上的“对位”。“复调”本指音乐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旋律同时展开而形成繁复的艺术效果。本章藉此语说明诗人以对联在内视里叠印诗人历险和脱险两种情境，这令他撕扯于二者的张力之间，即有一种来自聚集的多义，其本身是不可道说的。戍楼因嵁、村路入江、云度水黑和日落山红，是诗人实历的山光水色，却又在在为超越描述层面的“谶景”。笔者欣赏宇文所安以英文词omen来讨论中国诗歌，如他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一书之首章《世界之谶：中国抒情诗中的意义》所说：

 

世界在此是一个广阔的，闪烁不定的谶景（omenscape），而且诗人是世界谶景的阅读者。正如异兆对于主政者揭示出社会的情势一样，世界的谶景是被诗人感受到的当下的真实现象。这些谶景不是预兆，它们是当下这个结构的潜在标示。

 

宇文氏在这一章的讨论是以杜诗作为根据。但早在阴铿诗中，被诗人感受的“当下的真实现象”，即在“潜在标示”着什么。再如《登武昌岸望》：

 

游人试历览，旧迹已丘墟。

巴水萦非字，楚山断类书。

荒城高仞落，古柳细条疏。

烟芜遂若此，当不为能居。

 

此诗依赵以武的考证，作于诗人永定三年（559）自岭南北上前往建康途经武昌的路上。诗人北上的路线是经始兴度岭，北至丰城，西北折向巴陵，然后顺江流东下舟行。陈时武昌郡在今湖北鄂城。史载：大宝元年（550）九月，任约进寇西阳、武昌，萧绎遣徐文盛、阴子春等“下武昌拒约”；十二月又遣萧勃、尹悦等“帅众下武昌，助徐文盛”；大宝二年（551）四月，侯景遣宋子仙、任约等袭郢州，“徐文盛、阴子春等奔归”。可知，此处的武昌城曾是梁军与侯景乱军多番争夺、数次易手的地方。此诗第二句的“丘墟”和第五句的“荒城”，应指此历数劫后的烟芜之所。此诗第二联的“巴水”应指自巴中而来的长江，梁简文帝即有“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楚山”又指何处？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笔者来到鄂城，从市地方志办公室了解到：三国吴都城的南城壕在今市文体局外以绿化带为标志的东西走向的街区，原城壕长约1100米。而城池之北端则下临长江。南北之间约500米。我们一行驱车顺沿江大道直至西山。发现在鄂城所在的长江南岸西侧虽然有昔日吴王筑行宫的西山，最高处（N30°24′43.21′′/E114°51′48.37′′）距地面123米（海拔153米）左右，形势却非断山。此山东南方向10公里左右有一片丘陵称天平山，距地180米左右，更非断山。

诗人来到其父亲历战事的所在，面对吴王旧迹已成丘墟的景象，取景于一路所见诸如周郎赤壁那样的断山。古时站在西山上（而不只是诗题中的“武昌岸”）他或许能约莫看到25公里外华容北长江那一段弯转，但更可能是取自巴陵一路舟行的长江印象。此处吾人又遇到了王渔洋所谓“只取兴会神到”的情形，诗人神思游于天地之间，诗景已非有一处聚焦的画面，而是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图》那样不妨徐徐展开的巨幅手卷，其中当然不乏视觉意义上的节奏。然“萦非字”和“断类书”一联，绝非只是对水的曲线与山的质地纹理的描写而已，亦绝非只是风景纵深度和垂直度的对比而已，它已是一种谶景，寄寓着诗人极其深沉的感慨。

“字”和“书”皆关乎书写。在中国文化中，被书写的首先是“史”——“”之一字，吴大澄训为“象手执简形”; 《说文》训为“记事者也，从又持中”，此“中”按章太炎即“以笔引书”。紧接“旧迹已丘墟”一句，这一联有诗人历经由梁入陈一段沧桑后难以书写的五味杂陈：萧正德引侯景采石渡江、被立为帝和旋即被缢杀，梁武帝饿死台城，萧纲之被立为帝、被废和被弒，萧绎称臣西魏以求擒杀萧纶，萧绎向西魏请兵生获萧纪，萧绎溺死逃出侯景幽禁的萧栋兄弟，萧詧助西魏夺取江陵……这已是人伦不存、斯文已矣的世界，史官何堪秉笔？天又何曾佑罚？然这却又是蚀刻于残破江山之上无法抹除的记忆！这一份充满无穷吊诡的悲凉，就呈现于诗人巴水、楚山的观照中。“荒城”一联转向近景，是人事繁华的骤然倾圮与大自然生命缓慢衰萎的对照，此处有何逊《行经孙氏陵》中以大自然反衬人世沧桑主题的继续。在此，山水再一次呈现为环绕诗人的“广阔的，闪烁不定的谶景”。

阴铿诗歌中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其前辈，其诗中写景句子的比例高出很多，而议论、交代和所谓情语的比例则相应减少。与何逊相比，写景句与总句数的比例已从百分之二十七上升到百分之五十三，如其《晚出新亭》四联中两联景语，《新成安乐宫》五联中三联景语，《广陵岸送北使》七联中四联景语，《渡青草湖》六联中五联景语，《游巴陵空寺》四联中三联景语，《五洲夜发》三联皆为景语，《和登百花亭怀荆楚》五联中三联景语。还有送别诗中谋篇独特的《江津送刘光禄不及》，该诗凡五联，除首联对临渚长望做交代外，余皆为送人不及者的视野和感叹：

 

鼓声随听绝，帆势与云邻。

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

林寒正下叶，钓晚欲收纶。

如何相背远，江汉与城。

 

景物的描写凸出了一个“散”字：鼓声绝是散，帆向云边是散，余鸟是散，叶落是散，钓者收纶是散伙。由于离亭人散，反倒凸显了送行人的茫然视野。诗人心中一切落寞由此即已道尽，故陈祚明谓“中六句语语有致，是惆怅不及意”。后世论诗者谓好诗“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谓“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邪？”，谓“盖用景写意，景显意微，作者之极致也”，阴铿已先在创作中体现了这一认知，即其“情”其“意”，已是充分对象化、视象化之“情”、“意”，而其“景”，则已为充分内在化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