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南朝诗的空间内化

一、引言

本章拟讨论的三位诗人——江淹（444—505）、何逊（466—519）和阴铿（511—563）——其行踪和视野，似乎同时涵盖了前两章的山水世界。江淹对山水风景的关注，非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地域，而是回到了大谢所描写的闽浙山地丘陵这二列与海岸平行的山岭构成的地形骨架。谢灵运左迁的永嘉和归隐的始宁，属自西南而东北较低的第二列，由博平岭、戴云山、洞宫山、括苍山、天台山向东渐次过渡到沿海丘陵台地。而江淹左迁的建安吴兴却临近更西的一列，其以武夷山为主干，向东北与仙霞岭、会稽山相连，地势更高。而何逊和阴铿则如谢朓和鲍照，主要活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江淹长谢朓二十岁，南齐永明五年（487）当与谢朓在建康鸡笼山西邸盛会朝夕相处。但今日所见江淹诗作，悉作于永明之前。谢朓于建武二年（495）出任宣城太守，守宣之时是其以诗书写山水的丰硕之日。江淹于建武三年（496）继谢朓之任，出为宣城太守。然而，这却已经是江郎才尽之时了。江淹夜梦郭景纯索讨所授五色笔和张景阳索要匹锦的逸事，即在罢官宣城郡后。江淹一生虽历宋、齐、梁三朝，其以山水草木著诗作赋自娱的时期，却主要在刘宋末年，特别是其左迁为建安吴兴令的三年（474—477）。故从王通开始，江淹又与鲍照并称，《文镜秘府论》有“搴琅玕于江鲍之树”之语。江淹与鲍照一样，是谢灵运之后第一代描写山水的诗人，故而，就年齿而言，江淹应排在谢朓之前；就创作旺盛期而言，应与鲍照相近。然而，正如宇文所安在叙写盛唐诗发展时所说：诗的世代未必是历史的实体而是关系的实体，故不能纯粹以编年方式界定。况且，话语研究更不同于文学史研究，因为它面对的不是由时代精神概念涵摄的历史时间，而是永远在分化和重新开始的时间。

与鲍照及后来的何逊、阴铿不同的是，江淹在谢灵运之后，以郭璞的五色之笔，描绘了璀璨绚丽的丹霞地貌景致。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赏和描写，已分别为后辈何逊和阴铿诗的山水呈现开启了新方向。本章以画意化和超经验化分别标示这两个方向，二者同属中国诗趋向近体化过程中山水描写“从外向内”的转变。高友工先生曾粗线条地勾画了这一转变。依其说法，经此转变，“诗人的审美意念充溢且流贯于其心中的想象的空间”，且最终“结束于象征化”以令“诗的真实只属于内在化的世界”。何、阴诗中山水所彰显的内在诗意空间，于齐梁以降出现绝非偶然。中国诗正是在萧齐永明以后开始趣向近体，而何、阴乃此过程中之重要角色。胡应麟谓“六朝绝句近唐，无若仲言者”。沈德潜谓仲言“渐入近体”。至于子坚，更是近体初成的标志，胡应麟谓“近体之合，实阴兆端”, “近体之有阴生，犹五言之始苏、李”。其《新成安乐宫》一诗，更被胡氏视为“气象庄严，格调鸿整，平头上尾，八病咸除，切响浮声，五音并协”的“百代近体之祖”。本章第四节所重点论析的《晚泊五洲》和《登武昌岸望》二诗，亦皆为四联八句，押平声韵，中二联对仗亦极工整，只是平仄尚未全然协律。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说：“凡被观赏的风景都是被创构（composed）的。”杂乱的自然风景（promiscuous natural landscape）是无从被欣赏为美的，因为“它不具有真正的统一性，并因而要求由想象提供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律诗为中国诗人提供了空前严格的形式，正是在中国诗歌律诗化的过程里，山水被赋予画意的整一性。然而，空前严格的形式本身又意味着支解和重组偶然性的世界，以至将它在某种程度上抽象化。故而，这是一个山水呈现突破经验，藉内化而为真正诗之空间的过程。这一过程中山水美感话语的两个重要现象皆始见于江淹，继而分别在何逊、阴铿的作品中趋于显明。故本章以江淹诗赋为起点，然后分述画意之“景”和超经验化空间在嗣后何、阴诗中的展开。除古代文献外，本章还将依据二〇一一年四月在中国大陆南方数省现地考察的结获，以揭呈出两类新话语在诗中的形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