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恶与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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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亚当·斯密经济学说的争论

“毒跑道”出现在众多城市的中小学之后,家长们很生气,舆论又开始了对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的批评。然而在自私自利贪婪驱动下频繁发生的这类事故难道仅仅是制度和监管问题吗?回避了道德和思想问题,奢谈制度建设,我们是否又在自己欺骗自己?

我个人的研究和教学近些年涉及欧美的社会思想史,因而会讨论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常会有朋友和学生向我提出疑问,对平等和公益的强调是否会危及自由。这真让我深切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文化和道德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有不少人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以及由此衍生的20世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至少在精神上接受其中通俗化的一些看法,看轻国家调控的重要性,逐渐养成对市场、个人利益、私有财产的重视和尊重。

这种变化的生活态度,如果受到法治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规范,对健康活跃的市场经济或许是有益的;如果与无节制的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蜕变为狂放无羁的贪婪,沦落成金钱拜物教。大家当下关注的“毒跑道”事件,就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监管不到位的结果:如果恶性的自私自利心态渗透到生产和营销的各个环节,再严格的法规、监督和处罚也无法造就有序、守法和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环境;无法无天的私利驱动不仅会伤害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会在整体上削弱各行各业的市场竞争力,甚至会动摇人心和侵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基。

为了约束市场经济往往会孕育和催生的无节制贪婪、自私,我们需要对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实事求是的评估和批判。为此我们可以借鉴19世纪后半期美国的教训和经验。当时美国的工商业高速发展,商人、银行家和工厂老板奉行的朴素简单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观点,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场。他们希望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工人不要抱怨低工资和恶劣劳动条件。他们声称市场能够自发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甚至认为慈善和济贫工作是养懒汉和破坏市场对人口的调节功能。部分美国经济学者呼应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将古典经济学尊崇为“正统”,不仅将社会主义看作是洪水猛兽,而且排斥当时正在进入美国学界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观点。以理查德·伊利为代表的一些美国青年学者在德国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训练,任教于美国各著名高校。他们批评古典经济学的狭隘性,呼吁在经济问题研究中引入历史、社会和伦理道德因素的考量,同时开始以温和间接的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观点,譬如在他们影响很大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社会主义。伊利以及他的同道同情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理论指出了很多资本主义固有的弊端,是经济研究和社会发展中需要重视和借鉴的看法,不可随意地排斥和忽略。

美国经济学学会是美国最有地位的经济学社团组织。该学会在1885年创立的初衷是抗衡古典经济学,传播新的强调社会公平和劳工福利的观点,推动社会改革和提倡政府对经济的必要介入和调控。伊利对放任资本主义的批评受到保守派的激烈攻击,后者控制着1883年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作为反击措施,伊利呼吁与他志同道合的经济学者和企业家成立自己的学会。他在建议成立学会的纲领中说:“我们认为国家有推动教育和道德建设的责任,来自国家的协助是人类进步不可或缺的条件。尽管我们承认个人主观能动性是必要的,我们认为放任资本主义的观点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在道德上是不健康的,也没有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伊利历来认为,经济研究同时也是道德教育。在他看来,教条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把自由市场偶像化,不仅使得美国学者忽略对本国复杂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也给经济领域的去道德化提供了借口。他认为学者应该熟知本国国情,关心社会改革和社会公益,追随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1786—1849)的榜样。雷蒙德曾经说:亚当·斯密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他想象公益和私利永远不会发生冲突,人们只要照看自己的私利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