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社会

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仍保有较强的控制力。晋国曲沃庄伯一支屡侵公室，周王还能够召集虢、郑等国军力维持晋国朝纲。然而，时至周桓王即位后，郑庄公仰仗祖先保护平王东迁的功勋，向周王室发起挑战，并造成小霸局面。自此王室权威一落千丈。

王室权威的衰落，导致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爆发。首先是诸侯间的摩擦升级为战争。例如齐国和纪国、郑国和宋国等均有世仇，相互攻伐不已，甚至敌对双方拉拢其他敌对国家建立联盟互相对抗。其次是各国内部公室的权力斗争加剧，在没有外在权威的干涉下，国内强宗纷纷觊觎国君之位，西周以来建立的宗法体系逐渐失序、瓦解。如晋国的强宗曲沃一支，经过数代努力，终于取代了在都城翼城的大宗，成为晋国国君；卫国的庶公子州吁发动政变当上国君，但被大臣石碏设计擒杀。再次则是夷狄部族与诸夏之间的对抗白热化。彼时如晋国正在奋力与居于晋南的众狄作战，地处河南北部的卫国则遭到狄人入侵而社稷不保。

在诸夏失序、权力瓦解的情势下，霸主政治出现了。齐桓公横空出世，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俨然取代了周天子的权威，成为整合诸夏的力量。之后的晋文公霸业更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正式承认。晋国霸业不仅所及地域范围比齐桓公更广大，而且一直持续到春秋晚期。其余还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等相继为霸，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霸主的勋业仅限于一隅，或及身而没，无法与齐、晋霸业相比。

究其实质，春秋的霸主政治是西周王政的延续。霸主虽偶有兼并，但以存续姬周分封体制、维持诸夏秩序、捍摒外夷为目的。其形式，则是霸主僭用天子专属的主持盟会特权，传达其影响力，约束诸侯。春秋晚期，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各自裹挟一些诸侯形成对峙，长时间难以分出高下。“两超”对峙格局终于引发了和平运动。弭兵大会之后，各自国家内部矛盾成为主流，强宗大室之间的争夺最终改变了春秋格局，新兴势力把历史的车轮推入了战国时代。

经过春秋晚期的兼并，战国时代的国家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十几个。其中几个主要国家的君主都是经过篡弑得国，最为著名的就是赵、魏、韩三家分晋，齐国也发生了田氏代姜的“革命”。整个春秋时代，“陪臣执国命”的趋势愈演愈烈，权柄从天子转到诸侯，再由诸侯转到卿大夫，最后转向家臣手中。如果这一趋势不加遏制，很有可能出现的是以采邑为基本单位组成的欧洲中世纪式的封臣政治体系。然而，战国时代这些新兴国家的君主们，在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在历史的歧路上调转了方向，一个个集权政府应运而生，为中国未来开辟了方向。

可以说，“变法”既是战国初期一场遍及各国的运动，也是战国时代贯穿始终的持续变革。作为时代的最强音，变法有多个层面的展现：政治层面，将以分封为形式的封建制度转变成君主集权、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体制层面，将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世卿世禄”官制，转变成选贤与能、垂直管理的官僚体制；社会层面，将层层依附于领主贵族的民众，变成直接由政府控制的编户齐民，社会建立垂直流动机制；军事层面，将贵族式的、艺术化的争霸战争，变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兼并战争。

在这二百年的大动荡、大变革时代，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为了加强集权，各国对旧贵族采取了抑制政策，以任命的官僚取代世袭贵族，更多的平民才俊进入体制。春秋时代贵族与平民（分处国、野的不同身份民众）承担不同的战争任务，后者主要负责后勤。战国时代为了扩大军力，平民被编入军队，承担主要作战任务。与付出的义务对等，这些参战的平民大多会得到政府授田，立下战功者甚至会得到爵级或物资的奖励。战争面前，贵族与平民实现了平等。与此同时，传统社会中贵族领主与土地上的民众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被国家直接控制人口的制度所取代。

一系列社会变革的精华是士人阶层的崛起。士人本是西周以来贵族阶层中最低级的一等，在西周和春秋的官制内担任低级事务官员。随着人口的繁衍，嫡长子继承制度造成了大量的贵族支庶沦落为平民。春秋以来，贵族教育体系日渐瓦解，私人办学之风日盛。大量的平民通过学习经典知识，逐渐能够重新担任低级官吏（所谓“学而优则仕”）。士阶层被知识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日渐为社会所承认和重视。战国时代，罢黜贵族特权、建立垂直官僚体制，需要大量知识者进入体制。士人阶层开始大显身手。从魏文侯礼贤到燕昭王纳士，从秦孝公下诏求贤到齐国设稷下学宫，士人成为各国统治阶级中至关重要的阶层。风云际会下，士人依靠自身丰硕的知识，通过著书立说为自身阶层执政摇旗呐喊、制造舆论。面对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士人阶层预见性地提出许多平衡君主权力的方案；对于社会理想，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乌托邦理论。在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中，士人阶层实现了哲学的内在突破，塑造了中华文明精神文化的特质，绵延至今不绝如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