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身立命几幅画

李淑珍教授在她的著作《安身立命》里面，追述，分析一九六一年在台港两地发生的现代艺术论战，从中探索当代华人对“安身立命”的焦虑。

那年代，现代文学、现代绘画、现代雕塑几乎同时在台湾出现，其中以现代绘画引起的震撼最大。现代画当时通称“抽象画”，抽象不是具象，也就是“什么都不像”，在中国，传统的具象画可以寄托画家的性命，可以栖息赏画者的心灵，人与画以神遇，就是另一种方式的天人合一。抽象画突然以异类的面目出现，并声称要推翻取代一脉相传的具象绘画，那些经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人益增彷徨无依之感。徐复观教授从香港发难，批判现代画一无是处，现代派画家起而应战，双方雄辩一年之久。李淑珍教授在书中立一专章，题曰“徐复观的现代艺术”，以近乎评传的大手笔梳理了艺术史上这一桩重要的公案，足见她对艺术十分重视。

那年代，我们一些文艺青年对这一场论战十分关心，仔细研讨双方的文章。论战使双方竭尽所知所能，读论战的文章得益最多，但是双方各执一词，能立能破，使人疑惑也更甚。而今夜深忽梦少年事，还能瞥见《民主评论》的封面面容严肃，现代画的作品面容诡奇，老师宿儒面容模糊，浅学后进面容迷惑。就绘画欣赏来说，我们大都对徐先生的论点有同感共鸣，我用日常生活作个比喻，现代画家好像是把坐北朝南的四合院拆了，盖一座三角形的房子，要我们搬进去，四合院虽有灰尘蛛网，一代一代做梦也安稳，三角新宅新地板新家具，好像前途后路都夹死了，有些恐怖？

就绘画创作来说，我们对画家也十分同情。那时我们已知道艺术贵在创新，中国画的发展已经止于至善，成为古典，后之来者对古典只有两种态度，一是“诠释”，一是“颠覆”，颠覆是创新的手段。既然“他们已经无路可走”，他们当然反其道而行，“隐藏在五花八门艺术潮流底下共通的幽黯意识”，正是前代画家留下的空间，他们想用艺术的微光去照亮这漆黑之物。“现代艺术对自然形象的破坏，不过是追寻未来统一新形象的过渡。”正是如此！这正是他们要冒的险。“它在扫除历史文化价值之后，面对一个不可测度的深渊，人生社会不可能安住在这种深渊之中。”正是如此！这是我们要付出的成本。

论学问见地，文章词藻，徐复观教授在对方之上，但对方站在潮流的上游，徐氏则因为一句“现代艺术为共产世界开路”，在战术上陷入泥淖，他的名言卓识无人引用，独有这一句话家喻户晓。人言可畏，大家像吹气球一样找到一个缺口朝里面吹气，吹到过分膨胀，使它爆炸。上世纪六十年代杂文盛行，报纸社论、军中文告、心战宣言、“立法委员”质询，处处可见杂文笔法，徐先生议论纵横，笔锋犀利，能使用一切有效的武器，“为共产世界开路”是辩士杂文语言，不是学术语言，我看也不是政治语言。虽然徐先生和情报工作渊源甚深，那也都是过去的事了，六十年代的台湾，倘若特务机关要找人放气球为整肃画家造势，也不能去找徐，那是小喽啰的差事，无论如何徐是元老，而且一向和他们并不同调。后来现代画家提起这一次论战，列举自己的战果，简化了对方的论点。今读李淑珍教授的《安身立命》，才明白当年她的徐老师是以文化的高度论画，徐氏认为安身立命之道在儒家文化里，现代画既不出于儒家文化，也不归于儒家文化，他有匡正之心。我想起那年代台湾一隅，那么多知识分子有那么热烈的淑世情怀，此情可待成追忆！李淑珍教授以史家的修辞立诚，诗人的温柔敦厚，无私而有情，提要钩元，不偏不倚，让我们看见那一坪文化棋的进退得失，看出徐老师数十年的积学之厚，看出现代画家以艺术为本位的强烈信念，李教授顺便把徐老师一时的“有为之言”当作一个病灶包括起来。

有人说，那一场论战，徐复观伤害了台湾现代艺术的幼苗，我的体验不同。现代艺术是陌生事物，大家不懂是什么，也不懂为什么，名将顾祝同看不懂他的公子顾福生画什么；台湾省主席看不懂台中公园的雕塑干什么；台湾政坛闻人林金生看不懂他的公子林怀民舞什么，都曾是报上的重要新闻。那时台湾的现代画家不肯解释他的画，咄咄逼人的徐复观使他们改变想法，（一如现代诗论战，言曦逼得诗人解释自家人的诗。）他们在解释中萌生反省和展望。我也曾向诗人画家介绍“中广”公司从美国“进口”的“公共关系”，生产者要让公众了解产品的优点，辩白误解。后来诗论画论都蓬勃起来，诗和画也自有一番意气风发。

唉，一九六一年，五十五年了，当年一同阅读《民主评论》的小青年，生离死别，一一断了音问，安身立命，早就没有交集点了。想不到今天有这样一本书，还在殷殷关切广土众民的心灵归宿，想不到我能读到这样一篇文章，使我“悼念”当初一度好学深思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