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君士坦丁时代

第一节 艰难的过渡时期

一、晚期罗马帝国的危机

“3世纪危机”是晚期罗马帝国遭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这次影响深刻的危机是一场不可自救、无法逆转的危机，使罗马社会经济全面崩溃。古典时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彻底瓦解，城市破败，商业凋敝，农村赤贫化，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同时，整个罗马帝国政治剧烈动荡，帝国将军自立为帝，军阀混战，内乱不断，武装割据。社会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宗教迷信盛行。虽然这次危机在帝国东、西部的表现形式和危害的程度有一定区别，但是，危机对整个帝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当帝国西部地区在内部危机和外部日耳曼诸民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迅速衰亡的时候，帝国东部地区也在危机中苦苦挣扎，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拜占庭国家即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

按照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施行的“四帝共治制”，所谓罗马帝国东部包括伊利里亚省和今非洲苏尔特湾以东直到两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其实际控制区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北部地区，即今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前南斯拉夫部分地区，以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地区。这一地区和罗马帝国西部一样经历了普遍的社会危机，特别是在过去对罗马帝国经济生活有着重要意义的非洲从这一时期开始迅速衰落，其直接原因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血腥的内战。当时的希腊历史作家记载：

那些初登帝位就进行战争和多次屠杀的人残害了许多官员，并给另外一大群人带来了不可恢复的灾难，因此，外省许多城市都荒无人烟，大片土地任其荒废，许多人都死掉了。

作为古代文明生活中心的城市经济瓦解得最为迅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贵金属货币逐渐消失，在盛产谷物的埃及，小麦的价格在数十年间上涨了数倍，以致一个成年手工工匠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四口之家。商业贸易中猖狂的投机倒把活动和金融市场上活跃的黑市交易完全摧毁了城市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国际贸易关系几乎完全中断。经常不断的战争和军队的抢劫不仅使城市而且也使农村经济陷于破产。一封反映三四世纪埃及农村生活的书信要求军队将领：“制止士兵的暴行。不许其中任何一个人偷一只鸡或捉一只羊。不许任何人拿走葡萄或谷子，也不许任何人勒索橄榄油、盐和木材。……不要仗着挤外省人的眼泪过日子。”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正确指出的，“罗马非洲省的衰落开始于第三世纪中期”，其显著特征是人口迅速减少，灌溉系统毁坏，大片耕地荒芜。

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地区也发生着类似的经济困难，内战对当地城乡经济生活的破坏相当严重。古代东地中海世界最昌盛的雅典此时已经迅速衰落成为人口不多的小渔村。“在希腊有许多城市完全消灭；别的城市也人烟稀少。至于爱琴海上的岛屿大部变成一片荒凉的山岩。阿加狄亚几乎回到了自然状态。”罗马帝国时代非常富庶的小亚细亚地区成为兵匪洗劫的对象，当地的皇家佃户集体向皇帝申诉他们遭受的不幸：

小人等深受那些职在护民者之欺压榨取……举凡官吏、士兵、城市权贵（长官）与陛下所派之办事人员，……均来到小人等之村庄，驱使小人等割舍正业，强征小人等之耕牛，勒索非分财物，故此小人等所受之冤屈与渔夺实在极为痛苦。

经济危机和长期内战导致帝国广大领土内各个民族和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反对帝国政府的人民运动此起彼伏，不堪军队勒索和国家苛捐杂税盘剥的下层民众聚集山林、结草为寇，当时的文献普遍流露出对社会治安形势日趋恶化所表现的极大恐惧。国家的税收官员和公粮押运员经常被愤怒的民众打得遍体鳞伤。320年的一份诉讼状就清楚地表明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激烈对抗。该诉讼状的原告是大地主、市议政会的议员，他们控告其田庄上的农民，在收获季节“拿出村民们常有的那种蛮横态度”，阻止土地主人收获谷物。显然，农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对长期剥削他们的豪强恶霸进行公开的斗争。

晚期罗马帝国的内战和军阀割据一度使帝国东部地区陷入混乱，恶劣的政治环境破坏了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而经济混乱进一步成为国家政治混乱的物质基础，上层军事将领和政客们乘机聚敛财富的行为和国家官吏的普遍贪污腐败不仅侵蚀着国家政治和经济机体，而且扩大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激化了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社会环境的剧烈动荡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降低也使文化发展失去必要的基础，对现实生活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民众丧失了对健康文化的需求，他们除了热衷于宗教和迷信活动，企图从中找寻心理上的安慰之外，普遍沉溺在颓废腐化的物质享受之中，道德败坏已成一时风气，这种精神状态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不断恶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晚期罗马帝国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但是，如果没有一种外力的打击或推动，垂死的罗马帝国还将继续挣扎，罗马帝国的社会转变仍然迟迟不会发生。这种外力就是日耳曼民族对罗马帝国的入侵，可以说“蛮族入侵”是罗马社会转变的最后推动力。蛮族入侵不仅使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而且促使东罗马帝国加速发展成为独立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中心，使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拜占庭帝国。

二、“蛮族入侵”

“蛮族”（the Barbarians）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最初只是指“不说希腊语的人”，并无贬义，但是，在罗马帝国时代，它成为罗马公民对周边落后民族的蔑称。公元前3世纪和前2世纪，生活在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游牧民族即开始了长期的迁徙运动，逐渐变冷的气候和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迫使他们举族南下，至4、5世纪，形成民族大迁徙的最高峰。其中属于日耳曼民族的哥特人首先与罗马帝国东部省份的居民发生接触。据史料记载，238年，他们便大批涌入罗马帝国的多瑙河下游、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273年，罗马帝国政府被迫允许他们在多瑙河下游的达吉亚省定居下来。从此以后，源源不断迁徙而来的哥特人即成为困扰东罗马帝国数百年的边患的根源。

哥特人最初随整个日耳曼民族从波罗的海南下俄罗斯平原，经维斯杜拉河流域，进入第涅伯河与顿河流域的草原定居，第涅伯河以东的哥特人被称为东哥特人（the Ostrogoths），以西的哥特人则称为西哥特人（the Visigoths）。公元初年，哥特人便与黑海北岸的希腊罗马人发生了接触，其原始的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定居农业文化的影响，使他们逐渐成为日耳曼人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2世纪时，哥特人继续南下进入黑海，并经常洗劫沿岸富庶的城市和农村。到3世纪以后，他们定居在黑海北岸，控制了大部分克里米亚，并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频繁地袭击和洗劫黑海沿岸及小亚细亚地区的城市和农村，其活动范围最远达到爱琴海和多瑙河中游。像古城拜占庭、尼科米底亚、尼西亚、以弗所，甚至雅典和科林斯都遭受过他们的袭击，远在地中海的克里特、罗得和塞浦路斯诸岛也没能躲过哥特人的攻击。

罗马帝国强盛时，哥特人的袭击遭到罗马军队强有力的反击，罗马人多次清剿过他们在黑海地区的巢穴。但是，3世纪期间，被内部危机困扰得焦头烂额的罗马帝国已经无力对付日益强盛的哥特人，致使哥特人乘机向多瑙河南岸入侵。罗马帝国皇帝戈尔狄亚努斯（Marcus Antonius Gordianus，238—244年在位）曾被迫向哥特人纳贡求和；皇帝戴基乌斯（Messius Traianus Decius，249—251年在位）于251年亲自统兵与哥特人作战，失利阵亡；直到269年皇帝克劳狄（Marcus Aurelius Claudius，268—270年在位）重创哥特人后，蛮族迁徙的浪潮才稍微平息。日耳曼人各部落按照其传统的群居形式逐渐在帝国边境地区定居下来。

4世纪时，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匈奴人（the Huns）大举西迁。他们逢人便杀、逢物便抢、逢村便烧的野蛮进军，迫使正在向农耕生活转化的哥特人为躲避屠杀而举族向西迁徙，大批渡过多瑙河。匈奴人首先从东方进入东哥特人地区，而后强迫被征服的东哥特人与他们一起进攻西哥特人。在匈奴人的压力下，绝望的哥特人向东罗马帝国派出使节，要求皇帝许可他们全体成为帝国的臣民，并许诺提供赋税和军队。

这样，四五十万蛮族人便正式被允许定居在帝国疆域内，其中半数可以从军作战。

从此他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臣民和同盟者开始在帝国初期的历史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他们整个部落的男女老幼，连同奴隶和牲畜定居在帝国边境那些人烟稀少的荒野和沼泽地带，将荒地开垦成为农田，不仅养活自己，还为帝国政府提供赋税，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另一方面，他们为帝国军队提供了相当充分的人力资源，部分缓解了因人口下降造成的兵源和劳力短缺。哥特人以其勇猛善战成为罗马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组成哥特兵团，战斗力大大超过罗马军队。君士坦丁一世（Constantine Ⅰ，324—337年在位）在其统一帝国的战争中，即依靠哥特人军团击败军事对手李锡尼（Licinius）。据记载，他的军队中有4万哥特士兵，其中一些人还受到重用，担任罗马军队重要职务。他们在其居住的罗马边境地区形成了阻遏其他游牧民族侵入罗马帝国的屏障。

随着哥特人军事势力的增长，他们在东罗马帝国政治生活中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甚至影响帝国政府的内外政策。作为帝国边境地区的农民，他们越来越不能忍受帝国贪官污吏的无耻敲诈和对其妻室子女的侵害。起初，他们逃亡到小亚细亚，后来，则发动大规模起义，在阿兰人（the Alans）和匈奴人的帮助下向东罗马帝国腹地色雷斯进犯，直逼帝国都城。与此同时，在东罗马军队中供职的哥特人，特别是那些担任高级官职的哥特人对皇帝施加着影响，迫使朝廷相信用武力不能解决哥特人问题，而应实行和平的感化政策，即用先进的希腊罗马文化和更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影响他们，并给予他们与“罗马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在经济方面则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自由和发财的机会。这一政策使东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势力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他们对帝国军队的影响迅速扩大，以致后来哥特人将领几乎完全控制了帝国军队。

除了哥特人对帝国构成的严重威胁外，诸如阿兰人和匈奴人也侵入帝国边境，抢劫帝国的边境居民。这些日益严重的外族入侵与晚期罗马帝国的内部危机相结合，推动古代罗马帝国社会逐步向中世纪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在帝国东部采取了长期的渐变的形式，而在西部则采取了相对短暂的突变的形式。人们不禁要问：同为罗马帝国的两个部分为何会出现不同的社会转化过程？为什么西罗马灭亡后东罗马又存在了近千年？要回答这类问题，就必须首先了解晚期罗马帝国东部和西部存在的差异。

三、东西罗马帝国的差异

和罗马帝国西部深刻的社会动荡相比，帝国东部的危机相对缓和，内外形势也相对稳定。在经济方面，自“3世纪危机”爆发之初，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的差异即迅速加大。当西部地区奴隶制经济全面崩溃之时，一种新型的隶农生产形式在东部地区逐渐发展起来。在东罗马帝国，特别是在盛产谷物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地区长期存在多种经济形态。甚至在罗马帝国经济鼎盛时期，奴隶制的大生产也从来没有在东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奴隶的数量少得多，而且使用奴隶劳动的庄园规模也小得多，这就极大地缓和了奴隶制经济危机造成的冲击。而在东部长期存在的诸如永佃制和代耕制等形式的自由小农租种土地的制度也有利于隶农经济和农村公社经济的迅速发展，隶农和自由小农的人数迅速增加，构成农村人口的多数。人身的部分解放和农民对相对独立的小农经济利益的追求激发了农村劳动力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活跃了农村经济，从而为东部帝国渡过危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农业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了东罗马帝国商业贸易的兴起，一方面，农业生产为城乡工商业提供了丰富的农副产品和原料，为集中在大小城镇的手工业、国内外商业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的加强和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也为国际商业贸易的兴起奠定了基础。早在百余年前就已经兴起的东西方贸易此时更加活跃，东地中海世界逐渐形成了以拜占庭城、亚历山大城和安条克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国际商业贸易区，其中博斯普鲁斯海峡地区由于控制着东西南北海陆交通的汇合点而具有特别突出的重要性。来自中国、印度的丝绸、香料和宝石原料，埃及的纸草和谷物，叙利亚的兵器和织物，来自古罗斯平原的毛皮和蜂蜡以及来自撒哈拉以北非洲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多在这些城市的集市上交换，并转运至欧亚各地。古城拜占庭优越的商业地理位置被形象地比喻为“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罗马帝国东部相对多样化和稳定的经济状况使“3世纪危机”对社会的冲击大为缓解。

经济稳定也提高了东部地区的政治地位，晚期罗马帝国社会中上层分子，特别是富有的商人纷纷迁居到帝国东部，甚至帝国皇帝们也越来越喜欢其东方行宫，皇帝戴克里先生前大部分时间住在其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尼科米底亚城行宫，其后的许多皇帝如马克西米安、伽勒俐和李锡尼也都把自己的行政中心搬到东部地区。帝国政治中心向东地中海转移的趋势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古城拜占庭改建为“新罗马”的宏伟计划中达到了顶峰。西罗马帝国在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帝国故都罗马城屡遭蛮族洗劫，原有的帝国行政中心被迫先后迁移到米兰和拉文纳。晚期罗马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绝不是由个别皇帝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东、西部政局演变的巨大差异使然。正是东罗马相对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吸引了罗马帝国统治阶层离开西部定居东部，而政治中心的东移也促进了东罗马帝国专制统治的形成与发展。

东地中海世界的古代文明有过极为辉煌的历史，特别是古希腊文化的发展曾达到这个地区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随着马其顿扩张和亚历山大东侵，先进的希腊文化得以传遍整个东地中海世界，并得到该地区各民族的认同，从而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的民族载体主要是希腊人和希腊化的民族，而希腊语则是其主要的交流工具。早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被征服的东地中海民族就将罗马帝国当局视为敌对的外族统治，并经常发动起义，企图摆脱外族统治。尖锐的民族矛盾一直是令罗马帝国统治集团头痛的问题。帝国政治中心的东移极大地促进了不同于古代罗马文化的东地中海文化发展，并由此揭开了一种中古新文化发展的序幕。

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相对稳定也使东罗马帝国社会意识形态和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同于西罗马的变化，这主要反映在基督教的迅速发展。基督教产生于1世纪的古代罗马世界，并广泛流传于东地中海沿岸地区，至3、4世纪时，它已经从被压迫被剥削的下层人民的宗教逐步演化成为受统治阶级推崇的宗教，其早期的性质、社会基础、教义、教会组织和教规礼仪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益与罗马帝国政府合流。4世纪上半叶君士坦丁一世颁布的《米兰敕令》和他亲自主持召开的尼西亚会议，不仅授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和许多特权，而且强行通过“三位一体”的信仰为正统教义，实际上使基督教获得了国教的地位。早期基督教的五大教区，除罗马教区外，其余四大教区都在东罗马帝国，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仍然普遍信仰古代的多神教。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给普遍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绝望的社会心理和颓废思想提供了精神寄托，使意识形态的混乱局面得到调整。

总之，由于罗马帝国西部社会内部各种矛盾冲突严重，帝国已经崩溃，因此在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打击下归于灭亡。而罗马帝国东部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帝国气数未尽，因此能够渡过危机。显然，罗马帝国东、西部自3世纪以后开始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东西罗马帝国社会转型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这一点已经为学者们所公认，但是，这一过程究竟始于何时却是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通过对晚期罗马帝国的全面考察认为，将330年君士坦丁一世建成并启用新都“新罗马”作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年代比较接近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