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领导工作充满艰险
20世纪最成功的领袖是温斯顿·丘吉尔，但1928～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使他一直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几乎得不到信任——因为当时局势太平，表面看来似乎还风平浪静，整个局势并不需要像丘吉尔这样的人。然而，风云突变，大难临头，谢天谢地，丘吉尔总算脱颖而出了。不知是福还是祸，任何组织都无法避免危机。危机总会降临，这就是需要依靠领导者的时候了。
作为组织的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是预见危机。不是被动地回避危机，而是主动积极地预见危机，消极地等待危机降临意味着放弃。领导者必须设法使组织能够预见风暴临近，经得起风吹浪打并有超前的应对计划，这就是所谓组织的变革和持续创新。你无法阻止重大灾难的来临，但可以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组织——随时准备战斗、具有高昂的士气、久经考验、应对自如、充满自信并且互相信任。军事训练的第一条规则，就是要培养士兵对军官的信任，因为没有信任，士兵就没有战斗力。
成功问题
成功比失败摧毁了更多的组织，部分原因是，如果出现了危机，大家都明白必须努力工作，而成功则令人意气风发，这就容易耗竭资源。事业上的急流勇退，可能是最难战胜的困难。我目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工作，之所以离开工作了长达20年之久的纽约大学，部分原因是，学生的需求不断增加，而纽约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院却决定减小而非扩大规模以满足需求。当我开始在克莱蒙特筹建管理学院的时候，我认为我们不能过度铺张，应该悉心筹建水平一流而规模精干的学院。为此，我们先聘任了一批助手和兼职教师，再建立起强有力的行政管理班子，然后就可以成功地运作了。如果市场扩大，组织必须随之一起扩大，否则就会被边缘化。
曾有一段时间，我与牧师进行过一场辩论，牧师想把教堂控制在小规模，而教堂所在的社区有众多年轻人、学生和退休人员，他们都想上教堂做礼拜。那非常善良能干的牧师想把教堂控制在小规模，是因为这样他就能认识每个人。我劝告他：“请注意，迈克尔神父，这样可不妙。”在他来此任职五年后，教堂就开始萎缩了。值得非营利组织领导者吸取的教训是，组织在取得成功时必须乘势进取、不断成长，但同时也必须确保组织能够进行调整变革。迟早有一天组织的发展会缓慢下来，机构规模会达到稳定水平。因此，组织必须保持冲劲、弹性、活力和远见，否则就会僵化。
艰难抉择
非营利组织没有所谓的“损益”，它们往往会认为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公正、合乎道义并服务于美好理想的，因此，即使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也不愿意考虑是否应该把资源用到其他更合理的地方。非营利组织可能比企业更需要在运作方面进行合理的取舍，需要大胆面对重要抉择。
有些抉择非常困难。我有位做天主教牧师的朋友，是一个大教区的代理主教，大主教请他处理牧师短缺问题。什么服务应该保留，什么服务应该放弃？主教管区内有一所位于大都市的天主教学院面临一项艰难的选择：其辖区内97%的孩子都不是天主教徒，并且不打算皈依天主教，而他们还都在逃避公立学校的折磨。我和主教管区的牧师为此事争论了好几年。一些牧师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灵魂，而非教育大众。应该让我们为数不多的牧师和修女来做最重要的事情。”而我认为：“请注意，《圣经》上说，‘人世间最伟大的事情莫过于扶贫济困这一类的慈善事业’，而这是你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当这些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你们怎么可能撒手不管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关键是我们要勇于面对挑战，而非回避问题，尽管回避问题是人之常情。”
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进行创新了——这会迫使你去组织资源寻求突破创新。如同企业和政府部门一样，非营利组织也需要创新，而且我们要知道如何创新。
首先应该认识到变革并非威胁，而是机会。我们要知道从何处着手变革。下
面试举几个例子。
例1：高等教育机构的意外成功
例如，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认识到，受过高等教育的成人进行继续教育并非一件奢侈的事，还会带来额外的资金以及建立起良好的公共关系，这已成为知识社会的关键性推动力。因此，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把教职员工组织起来，去吸引那些希望并需要回到学校来接受继续教育的医生、工程师和管理人员。
例2：人口变迁
大约12年前，美国女童子军组织意识到美国人口分布的变化：少数族裔人口在快速增加，这给组织创造了一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人口变化所带来的新的需求和机会。现在该组织成员中少数族裔儿童占15%，这就说明了在那段时间里，即使适龄女童的总数在持续滑落，但女童子军组织仍在茁壮成长。
例3：观念和心态的转变
几乎没有什么因素能像过去20年的妇女运动那样深刻地改变我们的社会观念。这一运动产生了什么观念？就如稍后在本书第四部分的利奥·巴特尔神甫访谈录中将会看到的那样，这一运动创造了巨大的教区扩展机会，尽管牧师和修女的人数在急剧下降。另一个例子是，大约15年前，美国最大的志愿者组织之一——美国心脏协会认识到，即使无法完成原先的主要工作——研究，协会也还有一个新的机会，即可以充分利用美国公众日益提高的保健意识做一些事情。于是，协会决定调整其分布在全美的力量。
上述事例给我们的启示是：不要被动地等待机会降临，而要主动地组织资源进行系统的变革创新。在组织中建立起寻找内部和外部环境机会的机制，把变化视为创新机会的预示信号。要在组织内建立起所有这些机制，作为领导者必须身体力行，给部下起示范作用。我们如何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运行机制，充分发挥成员的能动性，允许其制定和执行适当的创新决策，同时在变革过程中保证组织维持必要程度的正常运作？让我来概述一下这些简单的步骤。
首先，要构建寻求机会的组织机制。无法突破组织现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就不会看到机会。使这一点变得特别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现存的组织结构都不能发掘机会，而只是呈报问题，而且是过去的问题；绝大多数组织结构只能解决我们已经处理过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超越现有的组织结构。一旦进行变革，就应该扪心自问：假如这于我们而言是个机会的话，会是什么机会？
若要有效地进行创新，对如下几点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首先，最常见的错误——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扼杀了更多的创新机会——力求对变革设置过度的保险，层层设防，而非果断地摒弃旧系统。日本人在电话行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导致其出口严重受挫。他们有先进的技术，但千方百计地想降低风险：销售的同时配备电话装置（这样可以插入既有的旧系统）和电子控制板，但要安装电子控制板就会迫使客户撤除即使还非常好用的旧的设备系统。因此，对现有系统进行扩容或改进的客户决定拆掉旧系统，直接采用最新的技术。
在制药行业和教育界也存在同样的错误。20年前，许多医院看到在医院之外诊治病人的发展趋势，纷纷在医院内部设立外诊病人医疗中心，然而这并没取得成功，但私立的外科诊所却获得了成功，因为其没有设在医院之内。
其次，还有如何构建新体制的问题。新体制必须和旧系统分开建立。婴儿不应放在客厅，而应放在育婴室护理。如果你把新观念引入现有的运行部门——不管是神学院还是汽车制造车间——总是要先解决日常危机，然后才顾得上展望未来。因此，如果要在一个现有的运行机制下孕育出全新的体制，无疑是在延误未来。新体制必须单独建立，同时你还必须确保现有组织成员不能丧失憧憬新体制的激情，不然他们会成为敌视甚至导致新体制瘫痪的一股反对力量。
创新战略
接下来你就需要一个创新的战略——把创新服务导入市场的方式。成功的创新意味着找到了机会目标，但还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一个容易被各方接受、欢迎新生事物并希望成功的人。与此同时，该人在组织内有崇高的声誉、强大的影响力。这样的话，如果他觉得新机会值得一搏，组织内其余的人就会认为，那一定是件值得做的事情。
总会有人问我：“如果你正在经营一家城市博物馆，或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或一个社区救济所或服务机构，你会在组织内部组建某种形式的精干的工作队伍来从事研发或市场营销吗？会在组织内建立某种形式的工作团队来评估组织创新的可能性吗？”
我的回答是：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可能会，是因为需要一些人来做这样的工作，并有充裕的时间来做，但要明白这是一份艰难的工作。可能不会，是因为如果单独做计划，最后可能会忽略细微但重要的环节。让我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一家大型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决定从旧馆搬迁到现代化的新馆，旧馆收藏着各类艺术品，但人们却无法参观，而新馆则设计成类似教育性的社区。他们组建一个单独的计划小组，要做的是规划展览和宣传等重要的工作，但由于计划工作与日常运作相脱节，计划人员忽略了几个日常事务方面的细节：例如，他们疏忽了需要有一个大型的停车场；还有，如果300名四年级的大学生突然涌来参观，就需要有充足的卫生间；当博物馆开放时，你简直无法想象那种嘈杂混乱的场面，但这是典型的常态。
如果先制订生产作业计划，等有了产品和服务再去推销，可能会铸成大错，还会浪费数年的宝贵时间。销售必须统筹兼顾作业计划，这离不开运作人员。请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新生事物都需要那些真正相信它的人通过艰苦的工作去切实推行，而这样的人才可不是能够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像丘吉尔这样的旷世奇才可能是非常稀缺的，但幸运的是，另一类人才则十分普遍。他们是这样一些人：如果形势需要，就会说，这件事虽不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之内，也不是我想做的，但这是工作所需的，于是卷起袖子投入工作。我认识一位私立大学的校长，他本来在有税赋支持的州立大学任教。像通常那样，私立大学董事会承诺由他们自己来筹措办学资金，于是这位校长就被连哄带骗地走马上任。上任后，他大刀阔斧地推行教师聘任计划和教育改革方案，搞得轰轰烈烈，然而有一天他愁眉不展地来到我这里说，必须得有人去筹集经费，不然在5年或10年之内这所学校就会无法生存下去。我告诉他：“您知道的，在大学里只有一个人能筹措资金，那就是校长。”然后他说：“恐怕您是对的。”这位校长就在学校里物色了一位非常能干的教师，在5年的时间里让这位教师一直负责学校的日常工作，而校长自己则集中精力筹措经费。结果证明他在这方面非常能干，挽救了这所学校。
再来举个例子。一家大型的农村电力合作组织，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美国农场还没有电力供应，而现在谁都能够得到电力供应。因此问题就产生了：现在该怎么办？董事会和组织成员都强烈倾向于把组织出售给最近的一家大型电力公司。新任主管就职后，在了解了一下情况后认为：“是的，作为电力合作组织，我们已完成了使命，但作为社区发展组织，我们的使命才刚刚开始。现在我们面临的是十分严峻的农业危机（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初），需要有人来向农场成员提供和推广各种基本的社会服务，而这只能通过渠道网络系统来进行。”
这位主管改变了一切。虽然农产品价格依然低迷，农业也不景气，但这个横跨六县的合作组织则是全美农村地区硕果仅存的几个组织之一。我不能说现在它已经取得了完全的成功，但的确做得很好，因为他所采取的行动使人看到了希望和机会。这并没有什么非同寻常的，这是卓有成效的危机领导能力。
如何选拔领导者
假如我在一个选拔委员会负责挑选某一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有一列男女候选人可供选择，什么是我所关注的呢？首先，我会看看这些人做过什么事情，有何专长。我所知道的绝大多数选拔委员会都过分关注候选人的弱点，我所听到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他擅长什么，而是认为此人并不十分善于和学生打交道，或是不具备什么素质。我们首先要寻求的是专长——一个人只能发挥专长——以及用其专长所做过的事情。
其次，我会评估组织的状况，并思索一下，什么是组织面临的重大而直接的挑战——可能是筹集经费，可能是重建组织信心和士气，也可能是重新定义组织使命，还可能是引进新技术。如果今天我要寻找的是一所大型医院的院长，我会关注能够把医院的职能从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转向管理医疗服务的提供者这样一种人，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医疗服务将在医院外进行。我会尽量把专长和组织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
然后我会看看他是否具有所谓的品质或正直诚实的素质。领导者，特别是强有力的领导者，是要给大家树立榜样的。领导者是组织成员，特别是年轻人模仿的对象。许多年前，在我可能还不到20岁的时候，我师从一位非常聪明的老人，当时他已快80岁了，是一家大型国际性组织的领导，非常知人善任。我曾向他请教：“什么是您所看重的领导素质？”他回答：“我总在问自己，我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在那个人（领导者）手下工作？如果他成功了，那么年轻人都会效仿他。我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吗？”我认为这就是最根本的问题。
我见过，而且我们都见过，即使在平庸者的领导下，许多企业和政府也能够生存很长一段时间，但在非营利组织，领导能力的平庸则会立即暴露出来。一个显著的差别是，非营利组织的成功与否不只有一条评价标准，而是有一系列的标准。对企业，可以把是否盈利当作评价领导能力的一条充足标准。短期而言，企业盈利状况也许说明不了什么，但长期而言，盈利状况则是一家企业领导能力的最终评判标准。对政府来说，领导能力的最终标准是能否获得连任。但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者而言，就没有这样一条主导性的标准，你必须学会平衡和统筹兼顾，综合考虑评价业绩的一系列标准。
当然，非营利组织的主管也不能奢望只要处理好一个起主导作用的利益相关者就可以了。就上市公司而言，股东是最终的利益相关者；对政府来说，选民则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当局、公共服务机构或教堂，有多个利益相关者——谁都可以一票否决，可谁都无法一锤定音。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可以从校董、信托人的多元化方面清楚地反映出来，他们喜欢密切地介入机构的运作。你可以说公立学校是政府的，但学校董事会却并不像政府部门，它扮演的是利益相关者的角色，这就是导致学校监管困难重重的原因。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校实际上是公共服务机构，而非政府部门。
在非营利组织，你不能满足于做得仅仅像个领导者就行了，还必须要做得非常出色。因为你的组织是献身于一种崇高的理想，你期望作为领导者的人，应胸怀组织职能所赋予的伟大理念，应严肃认真地承担起神圣的使命，但他们本身不能严肃刻板。任何以伟人自许的领导者将会毁了自己，也会毁了整个组织。
个人领导角色
非营利组织的新任领导者并没有充足的进入角色的准备时间，也许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为了在短期内迅速有效地进入角色，领导者所扮演的角色必须适合于组织使命及其价值观。我们大家都在扮演各种角色——父母、教师和领导者等。要演好各自的角色，必须符合三个标准：首先，角色必须适合你自己的个性——要明白自己的个性是什么，没有什么喜剧演员能够演好哈姆雷特；其次，角色必须适应工作任务的要求；最后，角色必须符合各方的期望。
我曾聘请过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教师，可他在大学授课时却弄得一塌糊涂。在教大一新生时，他没有树立起权威形象，结果学生在课堂上起哄造反。他没有明白，这些19岁的本科新生期望老师要有权威。
你得做两件事情：提高组织成员的素质以及对他们提出新的要求。这些新要求可以通过分析或凭感觉来确定，或者两者兼顾，这取决于你个人的行事风格。我觉得自己是个凭感觉行事的人，但我也见过一些完全依靠书面分析并卓有成效的人，他们只要拿起削尖的铅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结果就出来了。
确实没有什么“领导特质”或“领导性格”之类的东西，当然，有些领导者是比其他人做得更好些。虽然我们讲领导技巧可能是无法传授的，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学会这些技巧。确实有些人学不会那些技巧，对他们来说领导技巧并不重要，或者他们喜欢充当跟随者，但我们大多数人确实能够学习并掌握领导技巧。
我认为最成功的领导者讲话时似乎从来都不以“我”字当头，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刻意训练自己不去说“我”字，而是在思考时，他们所想的不是小“我”，而是“我们”，是“团队”。他们明白他们的职责是发挥团队作用。他们勇于承担责任，绝不刻意躲避，但成绩则归功于“我们”，对工作任务和团队有一种高度的认同感（也许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正是这种认同感建立起彼此的信任，才使工作任务得以圆满顺利地完成。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五世》（Henry V）中，父王去世了，年轻的王子顺利继承了王位。福斯塔夫（Falstaff）是一位年迈而放浪形骸的骑士，在声色犬马的游乐场所，一直是王子身边的开心伙伴。王子继承王位后，有一次他还是口无遮拦地叫“亲爱的哈尔王子”，结果新任国王策马而过，对他理也不理。福斯塔夫的自尊受到严重的伤害，要知道，是他抚养王子长大成人的。这是因为老国王是位冷漠的不称职的父亲，只有与福斯塔夫这位形骸放浪的酒鬼在一起时，年轻的王子才找到些许人间温暖。但亨利是有远见卓识的人，现在是国王了，必须为自己设立不同的为人处世标准。作为领导者，必须要有远见卓识，必须要有冠绝群伦的远见卓识，因为领导者是要实现远大抱负的。
还有一个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一位德国政治领袖预见到欧洲正在陷入一场人间浩劫，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力挽狂澜。20世纪初，他出使伦敦，他本是位鸽派政治领袖，但却出人意料地辞去了大使职务。因为新任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是一位臭名昭彰的玩弄女性的浪荡者，喜欢参加外交使团为其举办的男性社交聚会，在聚会中，伦敦最时髦的交际花都会争先恐后地跟他眉来眼去，甚至宽衣解带。这位大使声称，他不愿意早上对镜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的是一位皮条客。我并不认为他能够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而且从政治角度而言，他所做的决定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认为这是领导者必备的素质。领导者应该有预见能力，最好能够不断努力去培养这种能力。规则是：我不愿在早上对镜修脸时在镜子里看到一位皮条客。如果你确实看到了，那么你的组织成员也会看到。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内涵，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天下太平时，温斯顿·丘吉尔不可能建立卓越的功勋，他需要挑战。对富兰克林·罗斯福来说可能同样如此，因为从本质上讲他是个懒散的人。我认为，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罗斯福就不会是位杰出的总统，他的肾上腺激素不会被充分地激发出来。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在和平年代做得有声有色，却无法承担风云突变带来的重压。但不管风云如何突变，组织都需要有人掌舵，重要的是领导者要有肩负重担的基本能力。
我认为领导者第一种重要的基本能力是倾听的意愿、能力和自律。倾听并不是一种技能，只不过需要自律。任何人都有耳朵，需要的只是管紧嘴巴。第二种必要的能力是交流沟通的意愿，让其他人能够理解你的意思，这需要极强的耐心。我们在三岁学会交流沟通之后，在这方面就一直没有很大的长进。你必须反复讲给别人听，并反复解释你的意思。第三种重要能力是不要回避问题，比如说：“这件事没有做好，让我们重新再来，换种方法再做。”我们做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得尽善尽美。我们绝不能避重就轻、跳过问题，这样一种工作方式会在组织内产生自信的情绪。
第四种基本能力是个人服从工作需要的意愿，要认识到与工作相比，个人的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领导者需要客观和公正，要服从工作需要，而不能把自己看得与工作一样重要。要以工作为重，公私分明。对领导者而言，最糟的事莫过于当他离开时，组织也轰然崩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意味着领导者把组织榨干了，而没有从事组织建设。他们也许是有能力的操作者，但他们没有创立组织愿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好像说过：“我就是国家。”18世纪初他去世后，旷日持久的法国大革命随即爆发。
卓有成效的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能够保持人格和个性的完整独立，即使把一切都奉献给组织，在他们离开后，工作仍要继续下去。除了工作，他们还应该有自己的存在价值，不然他们工作奋斗就只是为提升个人价值了，而且还认为这会有助于促进组织理念的实现。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变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自负自大。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会变得心胸狭窄、嫉贤妒能。这方面是丘吉尔最大的一个优点，恰恰也是罗斯福最大的一个缺点。丘吉尔在他90多岁的垂暮之年，还在不遗余力地推荐和提携年轻政治家，这是真正卓越领导者的风范——不把年轻人的强势视为威胁；罗斯福在晚年则对任何个性独立、锋芒外露者都加以压制。
我并不希望任何人为组织鞠躬尽瘁，只要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吸引人们加盟组织的是高标准严要求，因为这会令人自尊和自豪，都想做出奉献。我们分别考察一下学风好和学风差的学校，会发现在教学质量方面两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差别，差别只不过在于学风好的学校期望学生能够刻苦学习罢了。许多年前，我曾经对绩效相差很大的男童子军组织（Boy Scout Councils）进行过调查，发现绩效优异的男童子军组织期望志愿者、领队等能够努力工作。我所说的努力工作，并不仅仅是在周五晚上工作几个小时而已。严格要求的男童子军组织吸引了众多的志愿者并能继续吸引和留住这些男孩子。因此，以绩效为中心的组织领导者应该确立高标准。
我所见过的绝大多数领导者既没有天赋特质，也不是被谁塑造成的，而是自我成就的。我们需要太多的领导者，但不能仅仅依靠天降人才。一个的的确确既非天生，也非刻意培训，而是通过自我奋斗成为卓越领导者的最佳例子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杜鲁门完全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成为总统。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政治人物，他之所以被选为副总统，是因为他对罗斯福没有构成威胁。但杜鲁门不仅会说：“现在我是总统了，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啊！”他还会问：“什么是关键的工作任务？”他过去所有的从政经验都是有关国内事务的，但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关键的工作任务在国外而非新政，这使包括罗斯福夫人在内的新政自由主义者感到十分失望。他强迫自己恶补有关外交事务的功课，然后把工作重心放在处理他认为关键的工作任务中，尽管这让他痛苦不堪。
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医院是印第安纳州埃文斯通的贾斯蒂娜修女（Sister Justina）所创建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她是一所十分偏僻并已被人遗忘的天主教医院的院长（她教了我所有有关医院的知识），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提出医院病人管理体制的人。她对现行医院体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其有生之年并没有为此得到人们特别是医生的多少感谢，但她的确是位天生的领导者。她离群索居、生性羞涩、为人低调，只在爱尔兰的一所学校受过一年的正规教育，她对此相当在意。但她做了项了不起的工作，而正是这样的工作磨炼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他们都是自我奋斗成功的。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才华横溢，大概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了，但这并非其最突出的优点。他建立了一支无与伦比的团队，因为他把工作目标放在了第一位。他非常自负，高高在上，因为他认为其他人的智商都难望其项背。他在每次会议上都亲自对下级军官发表演说，在演说时不允许任何人干扰，这确实使他能够建立起一支愿意与强大敌人拼死决战并取得胜利的军队。我们从信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种作风并非与生俱来。他总是强迫自己这样去做，这并非他的天性，但却是关键的工作任务，因此必须这样去做。
汤姆·沃森爵士（Tom Watson, Sr.）是IBM的创始人，他本来是个以自我为中心、专横跋扈的人——自高自大、脾气暴躁。他迫使自己去建立一个团队，一个能够战胜对手的团队。有一次他解雇了一位我认为非常能干的员工，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沃森告诉我：“他不愿意教我。我没有做过技术工作，只做过销售，但这是一家技术型公司，如果员工在技术方面不肯教我，我就无法领导他们。”正是那种使自己胜任工作的强烈意愿造就了领导者。
泰德·豪泽（Ted Houser）在20世纪50年代接管公司时，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已经取得了连续25年的辉煌。豪泽是位采购专家和统计学家，纯粹是个与数字打交道的人。他审视了一下公司的处境，然后问：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来使公司再创25年的成功？他得出的结论是需要管理人员。因此，他迫使自己领导西尔斯公司管理人员进行低调但十分有效的培训工作。每位管理者，甚至最小商场的经理，都知道芝加哥总部的董事长正在密切地关注着他，并想知道他是否正在培训员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尔斯公司并没有什么新的经营理念，但仍然连续保持了25年甚至30年的成功，直至20世纪80年代。这是因为公司拥有训练有素的员工，这就是泰德·豪泽的成就。
平衡决策
领导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是在长期与短期、全局与局部之间取得平衡。管理非营利组织需要双桨划独木舟，如同要在专注宏伟蓝图与关照一位急需帮助的孤单年轻人这样的情形下取得平衡一样。我曾听到一些医院津津乐道于医疗统计数据，却忘了去照顾好一位在急诊室里抱着啼哭婴儿的忧心如焚的母亲。这样的情况是很容易纠正的，只要在一线工作岗位做过几天、几个星期甚至一年，这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之相对的问题是拘泥于细枝末节，这是更难避免的。有效的领导者会通过其在相关协会和其他组织的工作经验，从大处着手来解决这一难题。有一位大型社区服务组织非常出色的领导者——一家规模很大的童子军组织的领导者，担任了三个机构的董事，其中只有一个是社区服务组织——这是特意安排的，而且她还是市政府的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这种工作经验使她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审视其所在组织面临的同样问题。
我也见过做得非常细致的领导者。一位与我共事多年的大学学院的院长，我觉得他非常成功，他一直坚持参加美国大学院长联席会（American Council of Deans）。我问他：“保尔，你这么忙，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种会议？”他回答：“我日常所做的工作太具体了，我需要每月一次去看看美国大学学院真实的整体状况。”这也是相当有效的方法。
我认为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一直存在着平衡问题，前面所讲的只不过是其中一方面而已。另外，我认为更难处理的是，资源集中于单一目标和分散于充分的多元化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集中资源，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果，但这也是十分危险的，不仅可能把资源集中在错误的目标上，而且还可能（用军事术语来说）把侧翼全部暴露出来了，因而就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你需要多元化发展，在某项工作最终会过时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如此。但多元化容易分散资源，导致一事无成。
更为重要的平衡，也是最难处理的，是过度谨慎畏缩和鲁莽冒进之间的平衡。这最终可归结为时机把握的技巧问题，而这正是实质性的问题。你知道有些性急的人总是希望立竿见影，萝卜刚种下，恨不得拔出来看看生根了没有；那些慢性子的人就绝不会把萝卜拔出来看，因为他们确信萝卜还没有充分成熟。套用哲学术语来讲，这就是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式谨慎”。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找到合适的平衡点呢？
处理鲁莽冒进问题其实相当简单。我也是个急性子的人，因此我告诫自己，如果希望用3个月把事情做完，就计划用5个月来做，但我也见过本来3个月就应该做好的事情却计划用3年来做，如此巨大的差别就很难折中抵消了。在亚里士多德的所有方法中，第一条法则就是“了解自己”，了解什么是你的性格倾向。
我所见过的机构中，虽然毁于谨慎畏缩和鲁莽冒进的都有，但更多的是毁于过度谨慎畏缩而非鲁莽冒进。可能是我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管理整个机构时显得过于谨慎，不敢承担应该承担的风险，特别是财务风险。另一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我见过美国匹兹堡大学差点被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毁掉，他就任后力图在3年内将这所相当不错的城市大学提升为世界级的研究机构。他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然而结果是，他几乎毁掉这所大学，匹兹堡大学因此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我在博物馆见过这样的事情，在管弦交响乐团也见过，所以，必须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我所能提供的唯一建议还是得了解你自己的性格倾向，然后设法抵制这种倾向。
在机会和风险之间也有平衡问题。首先应该问一下：如果决策失误，能否挽回？如果可以挽回，通常就可以接受更为巨大的风险。非营利组织必须不断地评估其财务风险是否太大，我能建议的就是这一点。我们来评估决策：能否挽回？具有什么风险？然后再问：我们能否承受得起风险？如果可以承受，即使决策失误，损失也不会太大。最后要问：如果决策失误，所引起的风险是否会毁掉组织？最具策略的方法是，承担不起的风险就不要去承担。最近我遇到了类似情况。我在一家博物馆任董事，博物馆让我们就一个重大的收购方案进行决策，但所涉金额超出博物馆的资金实力。我说：“豁出去了，干吧！这可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机会。如果收购成功，我们将跻身世界级博物馆之列。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来筹到这笔资金。”平衡决策是需要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做出的，不管是领取薪水的正式领导者，还是不领薪水的志愿者。
领导者的注意事项
最后，我们来阐述几条领导者的主要注意事项。很多领导者都认为组织成员理应理解其所做的事情及原因，但事实并非如此。很多领导者都以为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他们所说的事情，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明白，这是第一条注意事项。领导者通常是无法和下属一起决策的，因为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一起讨论。但成功的领导者会花一定的时间去交流沟通，他们会向下属解释，“这是我们所面临的情况，这些是我们所预见和考虑的方案”。他们还会征询下属的意见。不然组织成员就会说：“难道这些高高在上的哑巴（领导者）什么都不知道吗？他们为什么不考虑这个或那个问题？”但如果你能够说“是的，我们考虑过这些问题，但还是觉得应该这么做”，组织成员就会理解，就会一起努力。他们可能会说本来不准备那样做，但从大局考虑，他们不能各行其是。
第二条注意事项是领导者不能嫉贤妒能，这是在组织领导者中常见的人性弱点。当然，强者都是雄心勃勃的，但领导一群对你虎视眈眈的强者所冒的风险，远比让一群庸才伺候着要小得多。
第三条注意事项是不要挑选接班人。我们往往会倾向于挑选那些使我们想起自己年轻岁月的人来做接班人。首先，这纯粹是幻觉；其次，让与你一模一样的人来接班，这样的人往往是软弱无能的。在军事组织和天主教堂都有一条传统规则：领导者不得挑选自己的接班人。可以征求其意见，但领导者没有最终决策权。我见过许多企业的有关案例（但是非营利组织中更多），能干的领导者往往会挑选对自己俯首帖耳的副手来接班。如果你告诉他应该去做些什么，他就能做得非常好，但这并非领导者需要的独立素质。可能部分由于感情投入，部分由于习惯，看起来十分完美的副手会被推举到组织的最高职位上，然而整个组织可能因此遭殃。我最近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是在一家全世界最大的社区福利基金组织。副手荣幸地被前任领导者挑选为接班人，这是因为前任领导者在副手还没有走上领导岗位时就认识了他，认识一年后，觉得他非常像她，于是就让他接了班。结果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不过他还算是能够审时度势，在自己和组织没有被彻底毁掉之前辞职离任了。
第四条注意事项是，不要沽名钓誉，请勿苛责下属。我认识一位非常能干的领导者，在一个非营利组织负责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他的校友遍布其他各个组织，但就是没有在该组织服务的。这是因为当时他们在他手下工作时，他总是挑毛病，对校友既不提拔，也从不表扬，要知道领导者对下属和同事是负有责任的。
上述几条是领导者的注意事项。对领导者而言，我们已经反复强调过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全力以赴做好工作，不要只计较个人得失。
一切以工作为中心，领导者是为工作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