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止的旋转门
在上任佐治亚州纽南的烟雾路（Smokey Road）中学校长的第一天，劳丽·巴伦（Laurie Barron）博士就在想，如果她的学生和同事能为她的办公室特制一扇旋转门，自己或许能原谅他们。毕竟这所开办5年的学校已经换过4任校长了。“这不是说前任领导者软弱无能，”巴伦告诉我，“事实上，在我之前的大多数领导者都是非常成功的老校长，其中3个还成了督查。但频繁更换校长导致这所学校缺乏稳定的领导，校长们也没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做点什么。”
这是和烟雾路中学类似的所有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学校并不一定会乐于透露。位于亚特兰大之外大约60公里处的纽南市，有近20%的人口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60%的烟雾路中学学生家庭经济贫困。当巴伦2004年进入这所中学任职时，学校的成绩指标始终位于本学区5所中学的最后一名。同样，烟雾路中学的逃课人数、违纪人数、青少年受司法指控人数，以及因纪律问题不得不接受特殊教育的人数都位列榜首。烟雾路中学需要各个方面的帮助，但巴伦下定决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稳定和安全感。
“我上任的第一年几乎都在拍桌子吵架。人们会问我，我有什么样的数据能表明我的成绩。我告诉他们，我才不管那些表格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数据。我本来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性且重视数据的人，但当我翻看自己9年来的笔记本时才意识到，我在这所中学的第一年没有记一丁点儿笔记。我第一年唯一尝试的事情就是建立安全感。在存有各种各样冲突的学校中，没有学生会觉得舒服。”
巴伦在第一年里花了大量的时间相互隔离孩子们，将他们送回家稍作休息。她意识到：当学生总是在打架或酝酿着一场打斗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可能投入学习。第一年年底，她已经建立起了有关行为规范的基本规则，让学生了解什么样的行为是被期望的。最重要的是，巴伦没有离开，校长办公室的旋转门也停止了旋转，学校能够开始制订富有成效的长期计划，而这些计划打破了该校根深蒂固的校园文化。
“我们学校不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学校，但这只是道听途说。没有人对我们的成绩失望，就好像说：‘嘿，你们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到此止步也未尝不可。第二年，我们真正开始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我们需要让孩子达到他们想要的程度。我们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来确定我们的使命和愿景，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了解这些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从教师到学生，从业务合作伙伴到社区成员都需要参与其中。我们成立了一个“家长-教师组织”。我相信很多教师是相信孩子的，但学校作为一个整体并不信任孩子，社区也是如此。我之所以确信一些教师相信孩子，是因为有些非常尽职的教师至今依然在岗。但我们以前是没有宏大使命与愿景的。”
后来，这一愿景演变成了一个有着四个步骤的计划：第一步是确保孩子从学龄开始就入学。烟雾路中学有着非常糟糕的入学记录，巴伦意识到，学校没有创造出一种让孩子觉得上学非常重要的文化氛围，她坦承自己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让斗殴的孩子回家，”她说，“所以我一定没有让他们觉得，我希望他们留在学校。”
第二步是让学生在学校里感到安全。烟雾路中学很少有斗殴真的导致有人被重伤，但即使是一般的冲突也应该加以制止，以便让学生感受到安全与专注。
在这之后，第三步是让学生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被尊重。当巴伦和她的同事意识到，他们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需要和利益对待他们时，转机出现了。
第四步是教授学生在未来取得成功所需的合适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巴伦认为这是四个关键步骤的最后一步。课程是非常重要的，但只有当其他目标都实现时，它才能实现。评估教师的方法也是如此。
“我们没有将注意力集中于教学，因为我们一直都在教学。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教师不知道如何教，而是存在太多教授课程的障碍。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给教师和学生75分钟，他们可以和学生一起完成一些事情。只有在其他的事情都安排妥当的前提下，我们才会考察老师。在那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老师是否努力，因为问题可能出在安全、课堂管理或与孩子建立关系等方面。我和两个助理校长每周都会去每个教室观察，与每个老师进行座谈。而如果校长办公室每天有70个存在纪律问题的小孩进进出出，我们根本做不到这些。”
正是当巴伦开始考虑对于孩子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时，烟雾路中学的状况才开始发生改变。“什么对学生来说最重要，什么就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比如足球、乐队、数学、英语。我们不会告诉学生，足球不重要，数学重要。我们的方法是：如果足球对你是最重要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让你踢足球。当我们开始采取这种方法，孩子就会看到我们重视他们所看重的价值，他们也开始回馈给我们价值。一旦我们与孩子建立起关系，他们就会因为让我们失望而感到愧疚。他们可能不喜欢数学，但不会让数学老师失望。自那以后，老师们就可以开展教学，而不是一直写通报批评了。”
“有一些教师并不关心足球，但是他们会去看足球比赛并为鲍比欢呼，第二天在科学课上使用鲍比举例。鲍比学科学纯粹是为了这位科学老师。”这种方法要求巴伦放弃她从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学来的模型，并抛弃“我们一直是都这么做的”这种残留的固化思维方式。这种方法对很多学生而言效果非常显著。有个学生是很棒的运动员，但他在六年级时成绩不达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收到了33条纪律通报。当巴伦让他看到，自己认同体育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时，他的纪律问题就得到了改善。“他在七年级和八年级只有两次通报，还通过了每一次标准化考试。他接受的是特殊教育，是免费午餐的受益者，这些特征表明他似乎是一个潜在的坏孩子。我们需要承认足球比他做的其他事情更重要，我们必须帮助他坚持到底。”
巴伦还给我举了另一个例子。“我们合唱团有一个白人女学生，接受特殊教育，家庭经济情况不佳。她的父亲在她四年级时去世了。自那以后她开始拒绝所有人，不想做任何事，最终在六年级的时候无法升级。后来我们合唱团的教师发现了她的优点，安排给她一个独唱。这一场11月的独唱让她在这一年年末的表现全部获得了优秀成绩。如果不是教师发现她唯一想做的就是唱歌，她可能永远得不到优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倾听和理解对孩子而言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老师不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说：‘你们必须全部通过数学考试。’他们会跟每个孩子说：‘嘿，如果你想要玩乐团，想要当老大的话，学好数学会有帮助的。’你可以尽力让他们每个人都给你台阶，而不是让所有人都遵守你的旨意。”烟雾路中学每个人的改变都显而易见，统计数据也得到了显著改善。每个群体的考试成绩都提升了，特殊教育学生群体的数学和阅读成绩提高了60%，而且考勤记录大幅提高，纪律通报量显著下降。
烟雾路中学的改变实在太惊人了，还被授予了“佐治亚州杰出学校”称号，而且因为它为大量贫困学生服务并获得突出成绩，被授予了2011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突飞猛进学校奖（MetLife Foundatio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ondary School Principals Breakthrough Schools program）”。劳丽·巴伦也荣获了2013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全美优秀校长”称号。
劳丽·巴伦洞悉到了烟雾路中学急迫的改革需求，不是按照州政府或联邦标准进行的改革，而是只有真正了解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之后才能完成的改革。巴伦在她的学校实现了恰当的改革。但你要知道，“改革”对不同的人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
The Grassroots Revolution
That's Transforming Education
席卷全球的标准化浪潮
教育改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直以来，人们都在追问意义是什么、应该教什么以及应该怎么教。但现在不同了，现代的标准化运动是全球性的。著名的国际教育趋势评论员帕思·萨尔伯格（Pasi Sahlberg）巧妙地称之为“全球教育改革运动（Global Education Reform Movement，缩写GERM与“细菌”相同）”。这种改革也是会传染的，你看看有多少国家正在酝酿改革就知道了。国家教育政策一直都是各国的内政事务。如今，各国政府都在紧盯着其他国家的教育系统，其谨慎态度不亚于国防政策。
教育改革也有着很高的政治风险。1992年，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表示，希望自己被称为“教育的总统”。乔治·布什也是如此，他曾将教育改革作为自己第一个总统任期的首要任务。2002年1月，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前夜，布什总统发表演说表示，他相信教育是公民权利。他说：“我们已经消除了马丁·路德·金所抗争的制度化偏见……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每个孩子都拥有获得成功人生的公平机会。”奥巴马总统也将改革教育作为他任期的优先议程之一。中国正在推动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并以此作为国家转型的核心之一。巴西的首位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则把教育作为她领导的政府改革的核心策略。总之，无论在哪里，教育都成了各个国家政府的重要议程。
自2000年以来，标准化运动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掀起的排名风潮下愈演愈烈，这些排名主要基于学生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的关于数学、阅读和科学科目的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每3年组织世界各国15岁的学生参加一次测试。参与该项测试的国家和地区数量已从2000年的32个增加到了2012年的65个，接受测试的学生数量从2000年的265000人翻了一番，增长到510000人。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产生的政治影响也已经显现。在2001年，测验结果引发的欧洲媒体的关注尚不强烈。而在2013年，测验结果就成了世界各地的头条新闻，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关注。各国教育部部长在排行榜上的比拼，就像健美运动员展示自己的肱二头肌一样。正如新闻中所说的那样，参加测试的国家似乎在把排名作为衡量他们实力的绝对标准。
当中国上海地区在2009年首次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占据了所有学科的榜首时，西方世界掀起了轩然大波。2012年的排名中，上海又是第一，其次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西方媒体乐此不疲地讨论着“亚洲模式”的教育，并广泛呼吁政治家们在国内要更加努力地提高标准，以免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评论道：“美国在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验中的总体成绩一目了然，非常惨淡，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发展停滞了。”他说，这些结果“必须作为反对教育自满和低期望的一个警钟。问题不是我们如今的15岁学生表现得比以前要差……而是我们的学生正在失利败退，而我们依然按部就班地运行着，其他表现优异的国家开始追上我们了”。奥巴马政府主要的教育计划“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就是一个由标准化考试驱动、国家财政支持的学校改进计划。
为什么教育会成为一个如此热门的政治问题呢？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教育对经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过去的25年里，商业已经被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巨大增长所改造。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生产和服务中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政府知道，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对国家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国家政策也援引了很多创新、创业精神与“21世纪技能”等言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教育上大力投入的原因，也是教育成为世界最大产业之一的原因。仅在美国，2013年花在教育和培训上的花费就高达1380亿美元。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一数值超过了4万亿美元。
第二个原因是文化。教育是传递社会价值观和传统代际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对一些人来说，教育是一种抵制外界影响以保存自身文化的方法；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教育反而能推动文化自由与宽容。正是因为教育的文化意义，所以其内容才会引起这样的政治热议。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众所周知，公共教育的目标之一是，无论每个人的背景与处境如何，都要为每个人提供成长与成功、成为高度参与的积极公民的机会。在实践中，政府要求教育系统培育出他们认为社会稳定所要求的任何态度和行为，而这些行为和态度会因政治体制差异而有所不同。
第四个原因是个人。大多数公共政策对教育的描述中都包括所有学生发挥潜力的需求，以及他们实现自我和创造美好生活的需求。
那么，政府到底打算如何完成这些目标呢？
政府操控下的公共教育
各国政府目前严格控制着本国的公共教育，规定着学校的教学内容，推行直观可见的考试系统，并对未达到标准的学校征收罚款。在有些国家，政府一直都在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在另一些国家中，传统的政治家会与学校教育保持一定距离。在美国，教育主要在州一级进行组织，联邦政府直到最近才相对淡出教育领域。这一变化发生于2001年，当时美国国会通过了《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即大家熟知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这些年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成千上万个项目和在新考试系统上的花费超过了8000亿美元。
虽然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是他们各自的改革策略还是存在相同特性的。一般情况是这样：
一个高效的教育体系是国家经济繁荣，并在竞争中保持领先优势的关键。学习成绩的标准必须尽力提高，学校必须优先考虑能提高这些标准的学科和教学方法。鉴于知识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就尤为重要了。
因为这些问题对学校的自由裁量权而言太重要了，因此，政府需要控制教育系统的标准设置，指定课程内容，系统测试学生以检查是否达到标准，并通过施加责任和提升竞争水平来提高教育效率。
就像我以前讲过的其他案例一样，这次的改革虽然看起来颇有希望，但在未来仍然会漏洞百出。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如何实践起来的。
提高教育标准肯定是好事，没有人会说要降低标准。但标准是什么？为什么有标准？标准是什么样的？学校的一个常见迷思是“回归基础”，这是一个迷人的通俗短语，表明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常识，就像吃蔬菜、睡饱觉一样。那学校应该回到什么基础呢？这场改革运动有四个重点：3R，分别是阅读（Reading）、写作（Writing）和算术（Arithmetic）；提高学术标准；STEM学科，分别为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大学入学。
在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里，人们一直担心有关读写和数学的标准太低，改革者们也没有偏离于此。问题是存在的，但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1983年，美国教育部发布了报告《危机中的国家》（A Nation at Risk），报告中提出，美国在“泛滥的平庸潮”（rising tide of mediocrity）中已濒于溺水，而这威胁着整个国家未来的经济和社会福祉。因此，改革者是优先从教学正确的语法、拼写和标点符号，以及基础数学开始入手的。
标准化运动关注“学术标准”的提高看似是合理的，但学术工作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主要涉及某些类型的分析推理，尤其是文字、数学以及对通常所谓“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的关注。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将会看到：教育在沿着这个思路发展。
但有趣的是，人们也认为标准化运动应该培养学生在职场和国际竞争中的竞争力，所以他们强调了STEM学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矛盾：一方面，政治家们在学校推动了更多的学术工作；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只关注与经济相关的问题。而学者们通常被认为是远离现实世界的，生活在象牙塔，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现代的学术工作将如何成为国家经济的增长点，是我们后续将讨论的一个有趣的问题。
最后一点，许多国家上大学的学生数量正在增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大约1/20的人会读大学。在1970—2000年之间，全球的大学生人数增长近300%。至少在发达国家经济体里，目前约有1/3的高中毕业生会进入大学。现在人们普遍认为高中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上大学。
综上所述，那么我们的教育改革者究竟能做些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方面：标准化、竞争与法人化。
标准化
正规教育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课程、教学和评估，改革的基本策略是尽可能地标准化。现在许多国家的课程大纲中，对于教学内容都有着以年度为单位的严格规定，英国、法国、德国、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都是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结构则相对宽松，比如芬兰、苏格兰，以及到目前为止的美国和新加坡。
大多数国家的课程大纲都基于某一单独的学科，这本身就是一个隐患。在大多数系统中，不同科目之间都存在层级，顶端是文学、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往下是人文学科，包括历史、地理和社会研究。标准化运动强调理论学习多于实践与动手操作，比较不重视艺术、戏剧、舞蹈、音乐、设计、体育教育等实践类学科，也不太重视通信和媒体研究等“软学科”，这些都被认为是“非学术类”的。在艺术门类中，视觉艺术和音乐又通常优先于戏剧和舞蹈，后两门课往往还会被取消。商店或家庭经济等职业项目也被许多学校取消了。对某些国家来说，所有“非必要”的科目都被不同程度的打压了。
在教学方面，标准化运动青睐于整班进行事实信息和技能的直接指导，而不是采用集体活动的形式。即便是在幼儿园，教育对于通过探索和想象游戏进行创造性、个人表达和非言语、非数学模式的学习依然持怀疑态度。
对于评估，标准化运动强调使用正式的纸笔测验，广泛采用多项选择题，这样一来，学生的答案可以很容易地进行批改和处理。他们几乎不采用课程作业、学历档案、开卷考试、教师评价、同行评估等其他不易量化的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会花那么多时间坐在课桌上各自学习的原因之一。
竞争
测试的目的之一是增加学生、教师和学校之间的竞争，因为人们假设竞争能提升标准。正如我们看到的情况一样，教育系统现在的竞争正日益国际化。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学生之间互相竞争，评价教师的依据主要是学生的考试成绩，学校和学区为了竞争资源恨不得打破头。标准化考试的结果会影响资金的分配、人员的晋升、学校是否能够开放或是置于不同的管辖之下，因此又被称为“高风险”评估。
法人化
100多年来，工业化国家的大众教育都由税收买单，因而被视为一项公共投资。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鼓励私人企业和企业家参与教育投资，他们的参与范围从产品销售到学校服务，乃至运营自己的盈利性学校。同时，政府也在推动公立学校类别的多样化，包括学术学校、特许学校和免费学校。这些学校中的标准化运动相对比较宽松，这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加强竞争；第二是促进多样化；第三是缓解公共财政的负担；第四是利润。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教育是世界上最大的产业之一。
标准化运动的灾难性后果
如果标准化运动是一项预定的计划，也就无可厚非了，但事实上它并非有意为之。以包括阅读、写作和算术在内的3R课程为例，尽管相关投资高达数十亿美元，却也一直未能取得成功。为了提高读写能力和计算能力的标准，像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几乎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然而学生在这些学科的考试成绩方面并没有任何改善。
2012年，美国有17%的高中毕业生无法流利地读写，还存在拼写、语法和标点符号等基本技能问题，低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的二级，超过一半成年人的读写能力都低于三级。“虽然一些‘全国教育进展评估’（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简称NAEP）的成绩已有缓慢上升，”音乐教育协会前主席保罗·莱曼（Paul R. Lehman）说，“近些年来很多指标都基本没有变动，2013年3月教育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警告国会称，截至2014年，美国超过80%的学校可能会被《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贴上失败的标签。”
问题不仅仅在于“基本技能”。美国学生学习基本的文化知识都很困难。2006年，《国家地理杂志》在美国做了一个有关文化知识的调查，结果显示，21%的18～24岁的年轻人不能识别地图上的太平洋。更令人担忧的是，65%的人在地图上找不到英国，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耻辱。而我认为，即便在英国各地调查，这个数据也不会更好看。
标准化运动无法应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挑战，它的一个重点目标是为年轻人进入职场做准备。然而，世界各地的青年失业率正处于创历史最高纪录的水平。世界人口中15～24岁之间的大约有6亿人，其中长期失业者约7300万人，这是有史以来的最高值，几乎占到该年龄段总人口的13%。从2008年到2013年，欧洲的青年失业率急剧增加，达到了近24%。
失业率影响了本该做适当年龄段该做的事情的年轻人和大学毕业生。在1950年到1980年期间，一个大学学位还是一份好工作的保证。如果你获得一个大学学位，雇主会排着队来面试你。如今却已今非昔比了，问题不在于学位的质量，而在于学位的数量。学历也是一种货币，和其他所有货币一样，它的价值会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大学学位过去之所以宝贵，是因为获得它的人相对较少，而在如今这个到处都是大学生的时代，第一学位已经不再具备过去的鉴别意义了。
2008年的经济衰退使许多大学毕业生很难凭借自己的学位找到工作，应届毕业生当然需要一些时间在他们所选择的领域起步。但是自2001年的经济衰退以来，那些失业或未充分就业
的数据也在上升。此外，未充分就业者的就业质量也有所下降。现在很多应届毕业生甚至不得不接受低薪工作，或兼职工作来支付账单。
对于某些职业而言，学位依然非常重要。总的说来，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比低学历者高得多。但获得大学学位已经不再能保证我们在所有领域都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而在某些领域，大学学位甚至是一种昂贵的浪费。
当然，有些人去上大学，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追求自己的学术梦想。超过40%的美国大学生没有获得他们的大学学位，从大学的低毕业率来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尤其是在西方，学生继续选择接受高等教育仅仅因为它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高中毕业后的下一步。许多人在大学时并没有特定的目标，有很多人中途退学，其他的毕业学生也不知道自己毕业之后要做什么，甚至有很多学生还背负着债务。2014年，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在4～6年后平均承担的贷款在2万～10万美元。在美国，学生负担的总债务额已经从2004年的3000多亿美元涨到了1.3万亿美元，远高于全美所有信用卡债务的总和。
此外，学校所教的技能与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国家其实有很多工作机会，但很多毕业生并不具备这些工作需要的技能，尽管教育方面已有大量投资。虽然所有标准化运动的宣誓也都在强调就业能力，却没有强调应开设有助于人们直接就业的课程，而是乐此不疲地提高学术项目的标准。
赵勇是俄勒冈大学教育学院全球及在线教育中心（Global and OnlineEducation at University of Oregon）的主席。根据他的统计，在1977年到2005年的28年间，美国公司每年消失的工作岗位超过100万个。与此同时，新公司每年能创造超过300万个工作岗位。许多这样的新工作都需要与过去的，与消失的那些工作明显不同的技能，但没有谁能预告这些新技能是什么。新工作会被那些具备新技能的人获得，也归属于那些具有创新和创业能力，并以此规划职业生涯和培训计划的人。
我们的社会依赖于人才、角色和职业的多样性，如电工、建筑工、水管工、厨师、护理人员、木匠、修理工、工程师、保安等，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大学学位，但对确保所有人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很多人在这些职业中非常享受，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而强调学校学习产生的一个负面影响是：教育系统并不关注这些职业，通常认为他们从事的是好学生不会选择的二流职业。
大家总认为，聪明的孩子才去上大学，其他人可能会早早离开学校，去找工作或申请职业课程学习怎么做生意，不管是哪种方式，他们都已经位于教育系统的底端。这个学术-职业的严格两分制度是教育系统最具腐蚀性的问题之一。
让我们回过头来快速看一看另一个故事，用以说明我们自造这个鸿沟后到底会有什么损失。和美国的大多数学校一样，加州塞瓦斯托波尔的阿那利（Analy）高中开设的“商店项目”（shop program）已经非常惨淡了，从前主要的购物空间已经变成了一个荣誉证书储藏室。学校关注的重点转向了为大学做好准备的标准化考试，职业计划已经退居次要地位。
但塞瓦斯托波尔也是《爱上制作》杂志的发源地，是创客运动的主要舆论阵地。《爱上制作》杂志提出让阿那利中学的学生到他们的办公室，用3D打印机、计算机辅助设备等进行探索。这个项目太受欢迎了，以至于他们的办公室开始人满为患，无法容纳。他们还同意如果阿那利中学扩大他们的职业计划，他们将向该校捐赠设备。
阿那利高中的老师凯西·谢伊（Casey Shea）非常支持这一想法，于是他们开始清理房间，添置了新设备和社区捐赠的其他物资和设备，现金和专家也都相继到位。这个项目很快又繁荣了起来，而不再是那些“橱窗里的学生”。
“参与的学生很多，从微积分代数基础都很难及格的孩子到已经在修大学数学选修课的人，”凯西告诉我，“至少有一半的孩子是那些会走传统‘学术之路’的人。我觉得吸引学生的原因在于，我们有3D打印机、各种电器和机器人等很酷的玩意儿。”
这个项目不仅仅是向孩子们展示如何使用一把塑料刀。“真正令人兴奋的是创业的角度。其中蕴含的前途绝不仅仅是进入大学，这些孩子们在这里会逐渐意识到，他们的想法可以转化成有价值的商品。在我看来，这开辟了一种体验世界的全新方式，他们不会都说：‘好吧，我要开音像商店。’他们能设计很酷的度假用品，卖出了价值超过1000美元的东西。我们还为当地一家酿酒厂设计了一款杯垫。我们还有一个巨大的艺术社区，我相信这些人和小企业也会接受我们为酿酒厂所做的一切。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去开展业务，进行推广，并通过分析材料、时间和所有其他花费计算成本。我跟金融学老师说，我们必须将学生们真实的商业成果变成一堂商业课程。”
健康的经济体依赖于人们创业的好想法，以及他们成长并创造就业的能力。2008年，IBM发布的一项关于“组织领导对员工最大的期待是什么”的调查报告中提到，他们采访了80个国家的1500位领导者，调查结果表明，组织领导关注的两个重点是：适应新变化的能力和创造新想法的能力。而很多高素质的毕业生都很缺乏这些品质。企业家在实施战略时需要的能力基本都不被教育改革者重视。而另一方面，标准化运动还会摧毁创造力和创新，虽然这两者正是目前经济赖以发展的能力。
赵勇说，毫无疑问，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越好的国家越难展示出创业才能。我之前提到过，位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排行榜第一的是上海，但上海有关方面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自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一位高级官员侯琴（Houqin，音译）最近表示，对于他们学生的优秀成绩，他很高兴，但并不惊讶，毕竟他们的教育系统就是要让学生死记硬背，在这类测试中得高分。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说，上海教委正在考虑退出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上海不需要所谓的‘冠军学校’，”赵勇说，“它所需要的是遵循良好的教育原则、尊重学生的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并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学校。”
1982年，韦恩·格雷茨基（Wayne Gretzky）成了世界上得分最高的曲棍球球员。在采访中他说，他的秘密很简单：其他球员全都关注球在哪里，而他关注的是球即将跑向哪里。我们很难抵制疯狂的标准化运动的原因就在于，许多国家现在关注的只是眼下，而非未来。
当然，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可以摧毁生命和整个社会的灾难。当前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排斥问题。在发达经济体中，富人、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口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根据美国2012年人口普查局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的“贫富差距”（poverty gap）是1780亿美元。贫困和社会剥夺会吞噬年轻人的教育成就，有些冲突还会冲击他们的环境，甚至最终打倒他们。教育不是收入差距的唯一原因，但标准化运动带来的教育模式会加大收入差距。标准化教育的单调性难以激励那些贫困的学生，并让他们变得强大。
标准化运动并没有达到预设的目标，同时，它对学生和教师的士气还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1970年，美国高中的毕业率为全球最高，而现在却是该项比例最低的国家之一。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现在美国学生的总体毕业率在75%左右，位居28个参与调查国家的第23位，其中某些社区毕业率还不到一半。总体而言，全美国高中每天都有大约7000个年轻人“辍学”，一年总计接近50万人。其中的一些“辍学者”会继续接受其他形式的教育，例如社区大学或获得同等学力。但仍有大量的年轻人认定自己不适合传统教育。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统计数据。由此产生的社会和经济代价都是巨大的。
总的来说，高中毕业生比低学历者更有可能找到工作，获得更高的薪资，并缴纳更多的税款。他们也更容易进入大学或选择其他的学习项目，更有可能参与社区建设，对社会福利项目的依赖也较轻。据估计，如果早年辍学的学生数量可以减少一半，因为社会福利项目减少和税收收入的增加将产生每年约900亿美元的净增量，10年就几乎是1万亿美元了，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但是，这一切给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带来的益处会更有效用和意义。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一个关键议题是，消除社会阶层之间的“成绩差距”。鲜有证据表明它已经奏效。“12年前，《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出台，”美国校长协会的执行董事丹尼尔·多梅内奇（Daniel Domenech）在2013年写道，“标准化和责任制运动席卷全国，紧随其后的是由非教育者们提出的教育改革议程。到了如今，依然有一半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无法从我们的高中毕业，他们的辍学人数与学生构成不成比例，从中继续读大学和从大学毕业的人数更是少得可怜。”
学校的教师流失率也高得惊人。在美国，每100万名教师中每年有超过1/4的人离开这个行业，据估计，超过40%的教师会在入职5年内转行。极度贫困学校的情况尤其令人黯然，每年的离职率约为20%。
教师流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良工作条件。“有数据表明，学校的人力资源问题源于学校的组织方式和人们对待教师职业的方式。而且，教学人力资源质量和数量的持续改进需要教学工作质量的改善。”
“学校-监狱”管道
对一些人来说，没有完成高中学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是世界上入狱率最高的国家，大约每30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人要接受司法处罚、进入监狱、被判缓刑或假释。当然，并不是所有从高中辍学的人就一定会走向歧途，也有许多高中辍学者已经实现了卓越而成功的生活。那些长期失业、无家可归、享受福利或接受司法处罚的人中，确实有很高比例的人没从高中毕业。在美国，州和联邦监狱中超过2/3的男性囚犯没有高中文凭。
美国每年在一名高中学生身上的平均花费是5000美元，而在入狱者身上的花费超过两万美元，年度成本近700亿美元。从1998年到2007年，这个数字增长了127%。相比之下，同期的高等教育投入只增长了21%，简直难以想象。
我之所以要称之为“所谓的辍学”，是因为“辍学”这个词意味着这些年轻人在这个系统中失败了。更准确地说，是当前的教育系统淘汰了他们。每个提前离开学校的人都有自己这样做的理由，可能是出于家庭原因，受到同侪压力，或者只是发现在学校待着没什么意思。无论原因是什么，辍学都只是教育系统更深层次问题的一种症状，而不仅仅是问题本身。如果你开了一家公司，每年都会失去超过1/3的客户，你可能就会开始怀疑，真正有问题的是公司本身。
未毕业的人数已经够惊人了，但事实上，还有数以百万计尚在接受教育的学生，他们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无精打采、颇有不满。加拿大的一项研究揭示，这一类学生的比例高达80%。这些学生不情愿地留在教育项目中，却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毫无兴趣，只是等着每天学习结束，等着毕业之后去过毕业后的生活。
焦虑和压力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国际排名大战中的学生和教师所付出的真正代价是什么？以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所有科目的排名都在前五的韩国为例，他们对每个学生的花费约为8200美元，总计占到了该国GDP的8%，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家中排名第二。韩国父母还会花数千美元为孩子的课后补习付费。但是，韩国在国际测试中获得好成绩的成本远不止这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所有工业化国家中，韩国的人口自杀率是最高的。
在过去的45年里，全球自杀率升高了60%。自杀现在是15～44岁人群的三大主要死亡原因之一。这些数据还不包括自杀“未遂”，这一数据比自杀死亡的人数高20多倍。过去，自杀率最高的群体是老年人，而当下年轻人自杀率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在1/3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里，年轻人现在已经是自杀风险最高的群体。
探寻教育的“第一目的”
标准化运动的发生源自对学校教育标准合法性的关注。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有很多，可能包括学生的学习动机、贫穷、社会问题、家庭环境、不良学校设施、教育经费匮乏、考试压力等。这些因素都不容忽视，任何想要提升学校成绩的措施都要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但是事实上我们从未做到这一点。即使在一些条件富裕的好学校里，学生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环境并不决定命运。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在这本书里呈现几个案例，它们都是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学校，却通过创新教学与学习方式获得了不俗的成绩。
在某些案例中，低标准无疑是出于学校自身的缺陷，以及教学质量和教学方法上的问题。其中可能包括对“循序渐进”的教育中的一些核心观点的滥用，以及对“传统”教育特质的误解，我会在后续章节中讨论这些问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教育实践和研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提升学生成绩的关键因素在于学生的动机，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期待。而教育学生的最佳方式就是提升教学质量，形成一个丰富、平衡的课程表，建立具有鼓励性及有效性的评估系统。而政策反应正好相反：它们让课程表变得更单调了，还在抓住一切时机教授标准化的内容，进行标准化的教学和评估。这种反应明显是错误的。
所有证据都表明，标准化运动已经失败，而且它制造出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与此同时，一些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有限项目中排名靠前的国家已经开始放弃排名大战，转向培养学生因标准化运动而被压制的技能和态度。在我看来这种转变迫在眉睫！
事实上，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社会都需要一种基于不同原则的教育。为了了解这种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确实需要回归基础。所谓基础，不是一个特定的主题、教学方法或评估策略，而是教育要实现的第一目的。
为了真正回归基础，我们需要完全改变自己对学校的认识，学校对自身的认识，以及从旧工业模式转向基于不同原则和实践的全新模式。人们并不是只有一个标准大小或形状，他们的能力和个性也各不相同。理解这个基本事实，是反思教育系统失败以及如何改造它的关键。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讲一个不同的故事，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比喻。
学校应该让学生理解和欣赏自己的文化和价值，尊重他人的多样性。教育应该促进和实践社会公平、公正的原则，帮助年轻人成为积极主动、富有同情心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