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

【摘录】

为了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革命者应当走哪些道路呢？

我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可以谈到的只有三条道路：

第一条道路就是成立农民委员会以及中国革命者加入这种委员会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有人喊道：“可是农民协会呢？”）我认为农民协会将聚集在农民委员会的周围，或者把农民协会变成农民委员会，使它具有为实现农民的要求所必需的某种权力。关于这条道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是只有这条道路是不够的。如果以为中国有足够的革命者来做这件事情，那就可笑了。中国约有四亿人口。其中约三亿五千万是汉族。其中十分之九以上是农民。如果以为几万个中国革命者就能汲干这个农民的汪洋大海，那就弄错了。这就是说，还需要其他道路。

第二条道路就是通过新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机关来影响农民的道路。无疑地，在新解放的省份里将成立广州政权这种类型的新政权。无疑地，这种政权和这种政权的机关，如果要真正推进革命，就应当设法满足农民最迫切的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加入新政权机关，使这个机关接近农民群众，并通过这个机关来帮助农民群众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至于采用剥夺地主土地的办法还是采用减税减租的办法，则看情况而定。

第三条道路就是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如果注意到有不少可疑分子混进了中国革命军队，这些分子可能使军队的面貌变坏，那就可以明白，军队的政治面貌以及它的农民政策在农民心目中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中国革命者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起什么作用，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摘自《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491～492页

【导读】

写作背景

1926年，中国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斗争胜利进展，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和共产党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 1926年5月，又提出“整理党务案”。形势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工农运动的问题，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革命武装问题，等等。这些问题要求中国共产党做出决断，要求共产国际做出回答。为此，共产国际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会上，斯大林、布哈林、谭平山、罗易等分别就中国革命问题做了报告。

历史地位

《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是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全文约8400字。演说主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中国农民问题、中国革命斗争形式等一系列根本问题做了原则的阐述，对中国革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主要内容

（1）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不是俄国1905年革命的翻版，除1905年革命的一般特点外，中国革命还有它自己的独有的特点。（2）关于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在民族解放运动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的政权的性质，大体将类似俄国1905年时的那种政权，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之类的政权，然而有一个差别，这主要将是反帝国主义的政权，将是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政权。（3）关于农民问题，中国农民卷入革命越迅速越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越有力量越强大。必须把农民问题向前推进，使它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联系起来。为了唤起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中国共产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必须从言论转到行动，满足农民的切身利益，解决土地问题。斯大林指出，当北伐战争中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害怕农民卷入革命以后会破坏反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这是极端荒谬的。（4）关于中国革命的斗争形式问题，中国的情况与1905年俄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共产党应该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尽力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竭力使军队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不应该把军事看作次要的事情，军事是中国革命极其重要的因素，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道路向目的前进。

【案例】

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

·案例简介·

自5月以来，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就跟在汪精卫集团后面，一味指责农民运动“幼稚”、“过火”；站在工农群众的对立面，拥护武汉政府推行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政策，他们指责道，农民的幼稚行为，特别在湖南——使军队里发生不安；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而夏斗寅、许克祥的叛变是这种普遍敌意的表现。当武汉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连续发布压制工农运动的反动训令后，鲍罗廷竟催促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赶快发表宣言，拥护这些反动法令。于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农民部也就唯命是从地连续向党内发出通告，强令各级地方党组织和各地工会、农会服从政府训令，不得违抗。共产党人谭平山，在其就任农政部长之日就明确宣布：本部职司农政部，实负有领导农民，诱掖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其口气同汪精卫集团如出一辙。中共中央宣传部竟站在对立的立场上，公开批评共产党：在农民政策中采用了过火的、反地主、反小资产阶级、反军官的路线，应当予以纠正。对于土地革命，陈独秀等强调土地问题“尚须经过相当宣传时期，并且必须先行解决土地问题之先决问题——乡村政权问题”，要求各级党组织、农协立即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对国际要求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的指示，鲍罗廷抱怨说：目前叛变接踵而来，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处于“千钧一发”之际，此刻还同武汉政府讨论土地问题是“纯粹的胡闹”！只有等到国民党“左派”东征讨蒋，占领南京后，才有可能讨论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鲍罗廷推行压制工农运动，取消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和斗争意志，助长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使经过革命战争洗礼的湘、鄂、赣等省蒙受反革命腥风血雨的摧残，也使中国共产党因工农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困难境地。当汪精卫集团实行“清党”反共，叛变革命时，共产党也就难以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有力的反击。

——https://baike.baidu.com/item/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12999643

·案例说明·

此案例主要讲的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其主要表现是：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继续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对资产阶级采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政；在农民问题上，他否认农民阶级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对农民运动实行压制的政策；在武装斗争问题上，他继续反对建立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主张，并压制工农武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使中国革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基于此，共产国际于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召开第七次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会上，斯大林就如何唤起中国千百万农民参加革命谈了三条道路。

【思考】

如何理解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