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当今世界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一 美国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科技管理机制及相关政策为美国的成功崛起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其科技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独具特色。以下从美国的管理机制和科技发展政策等方面对近年来美国科技管理研究进行总结与分析，并分别对每个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评析，提出未来可能值得进行研究的领域。

1．美国技术创新管理机制

（1）美国技术创新发展进程

徐风等学者认为，美国科技管理机制经历了四个阶段：独立到二战前，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政府很少涉及科技活动；二战到1970年（1940～1970年），美国又进入了一个以军事技术为核心的科技活动转型时期；（1970～1988年），其科技管理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冷战结束后至今（1988年～），经济全球化和高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又对其科技政策进行了调整。[50]而夏添等人的研究除了在个别年份略有出入外，其他与徐风等的划分类似。[51]但许晔等学者认为，2007年以后，美国的科技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的《增强竞争力法案》和对华出口限制的新规定表明，美国把如何应对当前激烈竞争的格局，继续保持美国在全球的领先地位，作为美国制定全球科技战略的基本出发点。[52]因此，也有学者分为五个阶段，即上述三个阶段保持不变，把第四阶段再分为两个阶段：1988～1997年；1997年至今。

但无论如何，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科技管理机制的这些变化是以美国各阶段科技发展战略为前提产生的，是时代大背景的产物。

（2）美国技术创新发展构成要素

在对美国科技发展模式研究中，徐风等学者指出美国科技管理机制的特点是：美国具有多元分散型科研管理体制；在美国有联邦实验室、高等院校、企业和其他非营利机构构成的科研体系中，企业的研究机构是主体，其他研究机构则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和人类生活相关领域的研究；近十年来美国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不断提高；美国有十分完善的科研计划管理与评估体系。[53]魏东岚等认为美国科技发展的特点是：美国科技研发的主体是企业；美国科技研发的途径是自主创新；美国科技发展的研发领域兼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开发；美国科技发展采用单项突破与技术集成有机结合的方式；重大科技规划为美国科技发展指引了方向。[54]可以看出，学者们对美国科技发展的主体认定为企业没有异议。在分析美国企业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时，毛兵指出，把企业放到科技创新体系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被半个多世纪以来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55]而在研究美国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时，张守连、孙波认为，美国政府科技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整体看，科技政策管理的主体只有一个——美国政府，但参与或者能对管理与决策产生影响的机构却纷繁复杂，数量众多。主要包括科研机构、科学基金会、科技咨询机构、媒体、公众以及美国国会、法院等等。[56]在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科技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的研究中，张万彬等提出，美国各界在对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的经济萎靡不振进行反思时，认为美国大学不注重知识产权的经营，大量有价值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是造成本国经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美国科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57]同时，美国研究型大学不同学科教授间的科研合作日益增多，科研组织分化、组合速度加快，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以及灵活交叉的科研管理成为新的趋势。[58]这表明美国研究型大学在促进科技成果形成与转化的过程中，机制逐渐完善，成效显著。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科技研发的主体，即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上。其中，陈涛认为，美国政府与高校形成大规模科研合作关系的原因除了历史源远流长，还包括制度创新引导和政府调控创新目的等方面。[59]也有学者指出，鉴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美国政府通过小企业法，并在联邦政府一级建立小企业管理局，采取为高科技中小企业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等措施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以促进科研成果产业化。[60]

但学者们对美国形成的外部相互协调、内部自主独立的技术创新机制的根本原因很少涉及，目前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已有现象的描述上，缺乏对历史进程的反思。

2．美国技术创新政策

王焕祥等就国外学者对科技政策的关注和研究进行了总结，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对科技政策供给的关注；二是对科技政策内容的关注；三是对科技政策趋势的关注。[61]

（1）技术创新政策供给

在科技政策供给的研究中，Barend、Vander Meulen（1998）将科学政策视为委托代理游戏的制度化和政府与科学间关系的路径依赖，并且认为，政府和科学的关系，是处在不同的稳定可能性下的“进行中的委托代理游戏”[62]。Daniel Sarewitz、Roger A. Pielke Jr.（2007）认为，科技政策供给就是政府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使公共科技供给的提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经济增长等公共科技管理目标的实现。[63]在具体分析中，朱仁显的观点是美国的科技实力之所以长期独步全球，表面上有赖于人、财、物的大量投入，但实际上促使人、财、物在科技领域长时间大量汇集，从而不断结出科技硕果的原因是一系列极其深刻的制度安排。[64]陈昭锋对美国科技供给直接概括为六个层次：国家创新体系层次（含国家科技计划层次）；科技投入优惠政策层次；风险投资层次；科技工业园区层次；国际科技合作层次；官产学研合作层次。[65]

（2）技术创新政策内容

在对科技政策内容的关注中，Astrid F. M. M. Souren等（2007）从组织的视角对科技政策进行了探讨，认为组织在知识生产和转移中的实际作用在某些情况下和设想的并不一致，科技政策领域中组织沟通的作用并不十分有效。[66]任德回顾了美国政府科技政策历程，归纳为：美国政府把确保科技全面领先作为基本战略；深入持久的巨额联邦科技投入；市场优化的资源配置；企业为本的技术创新；大学为主的知识创新；以人为本的产权制度保障；高度发达的创新基础设施。[67]王骏从传统、理念、体制的角度对美国科研管理形成的良好运行体制进行分析，他认为，美国科技政策的内涵包括尊重科学的传统、政府有为的理念和自主独立的体制[68]。丁小义等则回顾了美国近几十年来的美国科技政策大记事，总结了美国科技政策主要围绕优化私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竞争的商业环境，促使企业积极开展研发活动；促进联邦政府成果转移、扩散和商业化，充分挖掘联邦政府战后国防导向的科技产出的商业价值；启动政府主导、与企业密切合作的高、新、尖重大技术计划项目，以保持美国在重要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这三方面展开。[69]

（3）技术创新政策趋势

在对科技政策趋势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科技政策发展趋势的普遍看法是：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环境以及进入工业化进程的时间等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各国科技政策的目标、重点、边界、方向、工具及绩效应当是不同的。[70]我国学者黄军英对美国未来科技政策走向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科技发展的总体方针会有大的变化，科技决策机制面临调整，其他相关领域，例如环境与气候的变化也会使美国的科技政策进行变革。他把美国科技政策的变化归于不同形式的权力斗争的结果。[71]刘强根据研究，提出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十大趋势，分别是：国防研究仍是政府研究开发的重点；大力加强基础研究；扩大对大学教学和研究的投资；加强对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调动企业对研究开发的积极性；促进政府实验室、工业企业和大学之间的合作；积极促进科研成果的商品化；扩大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战略管理层次高；标准化的投资管理机制。[72]但是，学者们对外部环境对美国未来科技政策走向的影响却少有提及。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对科技政策供给、内容还是对其趋势的关注，学者们都强调环境因素对政策颁布产生的作用，其中，各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影响到政府在科技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但显然，对美国科技政策的研究并没有具体到对各个环境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分析，这也是今后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领域。

3．美国技术创新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科技管理发展对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科技创新能力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极大。因此，段世德、李礼从贸易的角度给出了建议，认为应该将市场的拓展和利润的提高作为科技创新的动力，将科技创新的利润边界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充分利用科技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进一步降低科技创新的成本，使科技创新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73]李培泓从组织机构、资金、制度、人才培养等方面阐述美国科技创新经验对我国的启示。[74]顾金亮从计划管理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科技计划管理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战略定位准确、推动了大规模产学研合作和完善了创新和风险投资功能。[75]许晔，程家瑜从借鉴美国政府科技发展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应该做到如下几点：深入研究美国科技竞争新政策；加强两国科技人员合作交流；积极拓展国际科技合作渠道；加强自主创新提升科技竞争力。[76]绪娴、侯光明、绪奇也从同一角度进行了归纳，并为政府开出了药方：兴科技则需兴基础研究；完善国家科技体制，科学制定科技政策，促进科技发展；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协调、调动、引导各类科技管理机构和科技活动主体，促进科技发展；制定新时期中长期科技计划，实现科技跨越式发展；增加科技投入，鼓励技术创新和高新科技发展；加强应用研究，推动科技成果商品化。[77]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关注美国科技管理的先进性，并从这一思路开展研究，但往往忽视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与研究，因而所提出的建议很少是有针对性的。而对中国国情的研究，有助于获得符合中国现状的启示。在学者们给出的建议中，也很少有从政府、企业和高等院校等角度展开的更为细致的研究与分析，因此，系统性的启示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 欧洲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在核能、空间技术、远程通信等大型项目上均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美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公认，并成为世界技术创新发展的典型国家。欧洲国家虽然缺少美国的创新条件，但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发展危机后，仍然充分吸取了经验教训，并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反应。欧洲国家先后提出创新口号，相关学者也开始进行大量研究，例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其关于“技术差距”的研究报告中就提出研究成果的传播也许比研究成果本身或研究过程对社会具有更大的贡献，这为欧洲国家今后的技术创新政策指明了道路。

1．欧洲技术创新发展进程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利用美国技术进步的示范作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国家包括日本、欧洲和其他新兴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与贸易水平和贸易结构密切相关。事实上，是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欧洲的贸易出口以密集型和资本型行业为主，贸易增长点逐渐从制造业转向科技为主的产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日本、韩国等国家仍以高速向前发展的时候，欧洲国家却逐渐停步不前，这也体现在贸易状况上，与日本韩国等新兴国家相比，以科技为主的行业所占比重持续减少，市场份额逐渐萎缩，竞争力逐年下降。

欧洲一体化进程通过创造共同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来实现发展，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基于规模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其显然与未来的发展道路不符。[78]在基于知识生产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社会，欧洲一体化进程明显面临挑战，这一挑战来自技术创新，并已经被现实所证实。

欧洲国家急需通过变革改变现状，在20世纪80年代后，欧洲创新集群开始出现，主要集中在卢森堡、西德等国大部分区域，西班牙、希腊、葡萄牙等国则相对落后。[79]到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的创新活动开始增多，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平均每个人拥有的专利数是80年代的3倍，而用专利表征技术创新是学者们普遍采用的方法[80]，因而这标志着欧洲的技术创新水平取得了长足发展。1996年12月，欧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创新的绿皮书，绿皮书中详细分析了创新环境，给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并在行动计划中提出了编制制欧洲创新趋势图，明确了欧洲创新趋势图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共同的欧洲参照框架、建立基准和指标分析政策绩效、提供持续更新的创新政策信息、鉴别和推广先进经验、促进欧盟决策者之间的协同力。这是欧洲第一次明确提出技术创新战略。[81]

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自此以后，欧盟作为政治、经济共同体在欧洲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肩负起发展技术创新的使命。1995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创新白皮书》，1996年欧盟委员会又制定了“第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计划”，作为指导性文件，“第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计划”提出要培育创新文化，维护创新环境，促进产、学、研结合。2000年里斯本首脑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欧盟成员国至2010年研发总投入提高到占GDP的3%，并建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竞争力的知识经济社会的提案，这也体现了欧盟对未来技术创新发展的决心与愿景。2002年6月，欧盟第6个研发框架计划“开始实施，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战略构想。这一计划旨在整合欧洲国家的研发资源，推动欧洲创新体系的发展。并分别从集成优先研究开发领域、整合欧洲研究结构、强化欧洲研究区基础建设和增加研发投人四个方面推进，最终目标是实现欧洲研究区并通过欧洲、国家和地区层面全方位提高欧洲创新能力。[82]

成立欧洲技术研究院是欧盟支持技术创新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欧盟计划将之建设成为一个集教学、科研和创新机制为一体的卓越中心（Pole of excellence），并整合人、财、物力，为提升欧洲竞争力做贡献。2009年11月12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创造与革新宣言》，包括7条纲领和7项行动，涉及教育、文化、科学、设计、工作场所和企业等方面。[83]2010年3月3日，欧盟公布了“欧盟2020战略”，对未来10年技术创新活动做出了规划和部署，强调将发展知识与创新经济、绿色经济和高就业经济，实现智慈型、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作为三大战略优先任务，并重新将里斯本战略未能实现的目标列入计划，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型联盟”，凸显创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84]

2．欧洲技术创新政策

欧洲技术创新的发展历史实际上也是欧洲各国技术创新政策发展的历史。从20世纪开始，欧洲各国政府已经将注意力从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技术领域转移到更广泛的技术创新活动中。在早期，人们仅仅关心政府是否能够对技术创新活动予以支持；但现在人们更关心政府在促进技术创新活动中能发挥多大作用。这是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政府的被动行为而后者是政府的主动行为。这种变化趋势也体现了当今世界的变化，即技术创新在区域发展过程种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85]

欧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一系列技术创新政策。这些技术创新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促进创新文化的发展，例如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改进教育与培训的Erasmas of Apprenticeship计划等；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包括完善法律法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建立研究与开发机制，包括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大学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国家间的合作与交流等；支持中、小企业，包括针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优惠政策等。[86]在具体的实施中，欧盟先后投入3.5亿欧元促进316个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投资4亿欧元实施“1995～1999年地区发展创新活动计划”；投资3.6亿欧元实施共有51个项目参与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计划；投资近150亿欧元打造“第五个研究与技术发展框架计划”以及投资175亿欧元实施“第六个研究与技术发展框架计划”等。在创新机构的改革中，欧盟合并“技术创新总司”和“中、小企业总司”为“企业总司”，以鼓励中、小企业创新，并在行政管理、财税政策、信息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发起并设立“欧盟投资银行”负责基础研究投资，以支持创新技术商业化。[87]

三 日本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1．日本技术创新管理机制

（1）日本技术创新发展历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国内满目疮痍，急需重建。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拉拢和保护日本，日本则趁机引进先进技术，发展本国经济。但直到1956年，日本政府发表“白皮书”，才第一次明确提出技术创新。并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政府主导和直接干预，采用引进、吸收、消化的方式，积极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截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用短短十五年时间走完欧美国家五十年历程，显然这一创新模式是成功的。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放缓，技术创新也开始从粗放型向精细型转变，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污染与公害问题要求产业由重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企业转变，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产、学、研的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开始萧条，发展举步维艰，日本开始通过立法和增加R&D经费来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顺利发展。21世纪初，信息革命席卷全球，日本由于应对本国经济危机而错失良机，其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为此，日本连续推出《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草案》（2000）、《国家产业技术战略》（2001）、《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第三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五年期）的草案——《中期归纳意见》等，旨在对日本的技术创新发展进行长远规划，以应对现在和未来的挑战。[88]

（2）日本技术创新模式

日本的技术创新发展经历了从引进—吸收—消化到自主创新的转变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和欧美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差距巨大。为了尽快缩短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差距，由政府主导，采取了渐进式创新，通过有选择性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主要以美国为主），特别是依赖高技术和R&D的尖端科技产业，不断模仿，增强日本吸收先进技术的能力，实现国家的技术进步。这一方针使日本用很小的成本实现了技术创新质的飞跃。[89]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已经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也具备了自主创新的能力。这时日本政府认识到日本依赖性强，基础研究滞后，独创性发明少，开始了突破式创新的尝试。日本的突破式创新仍然建立在以往引进、吸收的基础上，并进行了二次创新（即再创新）。通过这一方式，日本实现了有别于欧美的自主创新，开创了新的创新模式，这种创新模式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是市场驱动的结果。也正因为如此，日本的自主创新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

2．日本技术创新政策

在日本的技术创新过程中，日本政府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和民族特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崛起过程中，日本政府始终站在最前线，并扮演了关键性角色。因此，了解日本政府关于技术创新的政策，有助于理解日本的技术创新发展之路。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正处于技术追赶的进程中，如果仅靠日本企业自身的力量，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实现突破。因而日本政府直接参与，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主要表现为：通过财政、税收、贷款政策鼓励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通过政府协调实现技术引进；通过提供资讯、服务与培训提高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技术创新顺利进行。在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日本的技术引进采取重点选择的方式，例如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政府重点扶持煤炭、钢铁、电力、化肥四大支柱产业，技术引进也开始向四大产业倾斜，其引进方式采用成套设备买入的方式。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将注意力转移到化工工业领域，在经过了大规模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后，实现了日本企业的规模化生产。[90]经过30年的发展，日本虽然成功追赶上欧美技术发展步伐，但也开始陷入模仿困难、基础研究薄弱的困境。

1980年，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发布《80年代的通商产业政策》，第一次将提高创造性的自主开发能力作为“科技立国政策”，随后的1995年，日本政府又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停止模仿欧美技术。1997年，日本政府提出以“变革和创新”为核心，“从经济大国”迈向“高科技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91]在此之后，日本加大了对R&D的投入，据统计，日本20世纪80年代R&D投入是20世纪70年代R&D投入的3.9倍；20世纪90年代R&D投入是20世纪80年代R&D投入的2.6倍。日本科学技术省自1996年开始，每隔5年制定一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提出一系列以科技创造立国为目的的行动计划，而日本政府的相关部门也会根据国家总体部署来制定部门科技发展计划。[92]2002年，日本提出了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规划》，力争实现从“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向“知识的创新”的转变。[93]日本政府除了在R&D投入上持续增加财政拨款，还积极建立“官产学”一体化机制。其核心含义为：日本政府推出“产业群”以及“知识密集区”建设计划，鼓励拥有强大科研实力的大学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企业强强合作，共同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在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为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最终形成良性循环。[94]

纵观日本技术创新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与其说是技术创新实现了日本经济质的飞跃，不如说是日本的制度安排实现了日本的腾飞。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为发展技术创新而实施的战略部署可圈可点，值得深入研究，例如在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政策的扶持、创新项目的组织、产学官合作等方面都有值得借鉴之处。虽然近年来，日本的经济持续萎靡，但其坚持的技术创新路线仍然对改变经济现状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四 韩国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韩国近年来科技水平提高很快，对韩国科技发展进行研究有利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的反思与进步。对韩国科技发展现状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现状方面、评估体系、科技发展历程、科技发展战略、问题与解决方案等。

1．韩国技术创新发展过程

关于韩国科技发展的进程，陈天荣认为经历了两次飞跃：从“拿来主义”到自主创新；研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24]。崔松虎、金福子等认为韩国经历了引进模仿、消化吸收和自主创新三个阶段的历程。[25]这些说法其实都在表述一个事实：韩国的技术创新之路与日本如出一辙，也证明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道路能够最终取得成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韩国基本处于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的状态：1960年韩国的人均GDP只有80美元，尚不及苏丹。而通过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这二十多年的努力，韩国实现了人均GDP10000美元的飞跃，一举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其成就被称为“汉江奇迹”[95]。韩国的经济奇迹来源于它能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依靠引进、消化、吸收的方式不断发展技术水平，实现突破。但与日本类似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也面临对外依赖度高、缺乏自身底蕴的危险。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开始决心摆脱这一不利局面，形成自己的R&D能力，从而在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其具体做法是加大R&D经费投入、重视基础研究、培养科研人才等，这些举措的实施为今后韩国的自主创新之路奠定了基础。

2．韩国的技术创新政策

韩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定科技立国战略，有效制定和实施科技规划，科技政策连续稳定，科技管理体系功能不断强化；夯实创新基础，优化创新体系，打造创新环境，突破研发资源瓶颈，提高国家创新能力；引进吸收先进技术，有效实施专利战略，政府干预、自主开发、重点突破，产业国际竞争力已然形成。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韩国先后制定了《尖端和科学技术发展基本计划》《为克服经济危机开发技术特别对策》等中长期科技计划，优先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通过政策引导来加快自主创新的发展，这些战略规划的提出，使韩国的技术创新发展有了更明确的发展方向，提升了韩国的整体国力。

在对韩国科技发展特点的研究中，秦涛、黄军英等认为，韩国科技发展具有以下特点：“科技立国”战略深入人心，为科技政策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环境；科技政策连续稳定，从未出现大的摇摆；根据韩国国情和国际形势变化，不断适时调整科技政策，以有效地支撑或引导产业发展；技术前瞻、规划计划制定实施、后期评估紧密结合，形成科技规划与计划工作的完整框架，科技管理功能不断得到提升。[96]韩国的经济特点是大企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汽车、半导体、石化、钢铁等产业，创新主体主要是大企业，政府积极为其保驾护航，以保证这些大企业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

韩国的科技评价体系比较完善，这为韩国的技术创新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夏梅、高德海等学者认为韩国的科技评价制度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每个研究所每年度的自我评价；第二阶段则是由韩国科技部负责的对国立科研机构的年度评价；第三阶段是三年一次的由韩国科技部负责的对国立科研机构的战略评价。这些科技评价最终要根据评价结果对机构进行排序，并根据评价结果对科研机构的预算进行调整（包括对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的工资进行调整）。对科研机构进行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改善R&D绩效，加强国立科研机构的竞争力；改进国立科研机构的管理效率；在MOST和国立科研机构之间进行沟通和协调。[97]

韩国还相继制定了《产业教育振兴法》《促进人才开发产业振兴法》《科技振兴法》《产学合作法》等法律以保障技术创新活动在规则范围内展开；出台优惠的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创新性企业的发展；积极鼓励“产、学、研”相结合，加快产品的市场化过程；注重培养科技人才，强化各级培训；健全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完善风险管理、知识产权制度及技术转让制度；加强基础性科学研究，选择重点领域重点投入等。[98]

韩国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与日本的技术创新发展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主要是由于它们所处的区位相近、历史条件相近、民族思维方式相近、资源环境相近；这也决定了它们的技术创新之路具有典型的亚洲特性，即强调政府的主导力量，通过集中资源优势获得特定产业的超常规发展。

五 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状况

1．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过程

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历史极其短暂，目前普遍认为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技术创新才开始萌芽，但相关研究并不少见，学者们一般通过政策的变迁来划分中国技术创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总是扮演关键性角色。在已有的研究中，刘凤朝和孙玉涛通过研究1980～2005年数据发现我国创新政策呈现从“科技政策单向推进”向“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同转变、从“政府导向型”向“政府导向”和“市场调节协同型”转变、从单向政策向政策组合转变的发展趋势。[99]彭纪生等以技术创新政策为案例，在政策量化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性研究，并通过量化后的政策描绘出政策协同演变的路径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100]范柏乃等以“政策供给——政策效应——政策优化”的政策发展过程为研究主线，借鉴Radosevic对俄罗斯科技政策历史演进研究的分析框架，从自主创新政策在国家创新体系建构中的作用出发，将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01]李凡等（2015）采用二元分析方法，从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执行等三个维度比较中国技术创新政策在各阶段的差异。[102]周高辉根据政策强度将我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分为五个阶段。[103]杜生鸣等（2006）以制度变迁为依据将我国技术创新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为强制性技术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规范性技术创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为支持性技术创新阶段。[104]张佳文则认为我国的技术创新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建立和形成阶段；探索和试点阶段；改革全面实施阶段。[105]

本书认为，中国的技术创新之路比照日本与韩国的经验，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可以借鉴韩国和日本的发展模式将中国的技术创新分为萌芽阶段、开始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与转型阶段。萌芽阶段（1978～1985年），中国社会走出十年动乱的影响，科技发展开始受到重视；开始阶段（1985～1994年），中国技术发展水平还处于低级状态，与发达国家还具有较大差距，技术引进迫在眉睫；快速发展阶段（1995～2005年），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取得长足进展，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的腾飞，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引进取得的成效下降、自身底蕴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转型阶段（2006年～），中国的发展速度开始変缓，中国将自主创新提到日程上来，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弥补由于引进技术而导致的技术依赖。

2．中国技术创新政策

十年动乱后，政府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在此背景下，中国于1978年颁布并实施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草案，草案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现代化。能不能高速度地发展科学技术，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关系社会主义建设全局、关系我们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并提出了八年愿景，要求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专业科学研究人员达到80万人、拥有一批现代化的科学实验基地、建成全国科学技术研究体系等。这一草案的颁布表明中国已经将技术发展提到战略高度。但实践证明了技术水平提高的困难性，有鉴于此，中国于1985年修订了该草案的部分内容，做出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必须相应地改革科学技术体制。这是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随后，中国进入发展技术创新的实质性节点，其间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科技进步法》、星火计划、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火炬计划、科技推广计划、973计划等，这些法律的颁布和计划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同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将“科教兴国”列为首要的国家发展战略[106]，这标志着中国的技术创新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了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和企业创新活动，199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随后又制定实施了《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专利法》《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法》《科技成果转化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等若干政策法规，这些政策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但到了21世纪初期，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开始遇到瓶颈。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开始凸显，主要表现为模仿创新缺乏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自主创新底蕴不够，自身创新能力薄弱，这在高新技术领域尤为明显。[107]2006年2月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自主创新类别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类）、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明确要求，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全面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纲要》的颁布体现了技术创新的发展思路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在发生改变，未来的技术创新发展更加强调原始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这一立场表明只有加大基础研究力度，夯实R&D基础，才能摆脱对技术的依赖，保持持久的竞争优势。

在中国对技术创新的发展做出战略部署和长远规划的过程中，不少学者也做出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在对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研究中，肖永富认为中国是采用技术预测的方式——通过德尔菲问卷对政府部门、科研院所、大学的专家进行问卷调查，然后由政府部门得出结论，根据结论制定相应的战略规划。[108]他主要从资金投入、科技目标与优先领域、国防科技发展与民用科技发展关系、人才与创新、科技与企业、评估、科技网络技术与科技情报等角度进行了分析。张仁开、罗良忠就我国科技现状进行了评估，认为我国目前科技发展具有以下特点：起步较晚，发展迅速；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同时，对我国的评估体系进行了分析，认为目前我国：评估机构独立性不强，业务能力低；评估理论研究滞后，评估实践缺乏理论指导；人才队伍建设不力，难以满足需要；评估环境难以达到要求；评估结果开发利用不够。[17]纵览中国科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科技创新政策研究已经从纯学术行为变为政府和企业的实际行动，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正逐渐成为国家政策与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09]

3．对中国科技发展、技术创新的建议

技术创新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有鉴于此，不少学者都给出了政策建议。例如彭春燕从国家角度给出了建议：强化国家意志，增加政府对产业和关键技术发展的引导和资助；对于以重大技术为核心的全国统一计划，应该全面考量和顶层领导；对于以关键产业为核心的重大技术计划，应该以政府出面组织建立创新联盟为主。[110]袁庆华，李钒从政府的角度认为：确立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重点扶持一批科研攻关的科研院所；加大教育投入[111]。张丽平等也强调强化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112]王毅等则从企业的角度出发，认为创建新型的产学研联合体；强化企业科技管理创新来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自主研发并重才能使技术创新走得更远。[113]

归纳起来，中国的技术创新发展仍需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虽然国家技术创新的力度不断加大，但政策的有效性令人担心。各个部门各自为政而导致的效益悖反原理减弱了政策的影响作用，实施效果不容乐观。因而，应高度重视政策协同性的重要意义，实施多部门联合、统一目标的计划与行动，保证措施实施到位。

（2）加大基础研究力度，使中国的自主创新逐渐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向原始创新过渡。在目前情况下，模仿创新与原始创新并存有利于我国的技术创新发展，但经济新常态下要求我们要具有一定的自我研发能力，以摆脱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

（3）考虑到资源的稀缺性，在发展技术创新时要合理进行资源配置，对不同的产业有所侧重，优先发展关乎国家安全（军工、航天）、可持续发展（绿色能源、环保）、人力资源（教育、培训）的产业和未来朝阳产业（信息技术、新能源产业）。

（4）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制，使技术创新活动标准化。通过建立完善的区域创新系统，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监督能力，迫使企业与科研院所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技术创新活动，进而形成良好的技术创新环境，加快技术创新前进的步伐。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在回顾技术创新政策的发展历程时，往往忽略了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也很少有关于历史传承、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这对探讨我国科技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形成障碍。目前给出的建议往往针对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的成功经验而谈，也很少涉及中国自身优势的利用与开发。但这些领域恰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关键。不可否认，这会是今后研究的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