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

2016年以来，美国和韩国不仅在韩国全境启动大型联合军事演习“关键决断”（Key Resolve, KR）和“鹞鹰”（Foal Eagle, FE），而且于3月4日正式签署就部署战区高空防御导弹（Terminal High Altitude Area Defense，THAAD，中文简称“萨德”）系统筹建联合工作组的协议，全面启动有关“萨德”系统部署地、费用、时间表等一系列议题的磋商。这一系列举措引起了韩国内外多方热议。虽然韩美早已结成“战后美国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中有关法律最多、体制最为健全、作战指挥系统也最为完备的同盟”, 但允许他国在自己国土范围内大规模部署军队与武器，将自身的安全“毫无芥蒂”地托付于其他国家，韩国的作为无疑与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国家必须寻求“自助”的“常识性假设”相去甚远。在一个缺乏超越国家层面的权威来约束国家，而国家以追求自身利益、增强实力为主要目标的世界，韩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什么会允许美国在自己国土内驻扎军队并部署武器？反过来，美国在韩国驻军并部署导弹系统是不是意味着它在韩国的政治与军事决策中起着某种与众不同的作用？除了韩国，在中国周边的其他国家，甚至整个亚太地区，美国有没有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呢？如果有，这种作用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嬗变？鉴于此，本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二战之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怎样的权威（authority）？这一问题可分解为以下几个子问题：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否拥有权威？若是，则其表现出怎样的形态？是如何形成的？作用机制有哪些？

虽然，在国际关系中缺乏一个超越于国家之上的统一的、终极的机构，各个国家是拥有独立主权、名义上互相平等的行为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国家不仅追随（bandwagon）其他国家的政策，甚至将自身政策的某些自主权“出让”（cede）给其他国家、甘心听他国指令的情况。也就是说，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主权，不仅对本国事务，也对他国事务进行管理，拥有或多或少的权威。

现实主义理论对此给出的一般解释是权力政治的结果。不可否认，从通常所理解的权力即强制力的角度来看，在许多国家和许多案例中，弱国确实是被强国武力逼迫而不得已出让部分主权。然而，如何理解，在主权至上和主权不可分割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即使没有受到强国武力的逼迫，也自愿地出让自己的主权，将其“奉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的情形？

或许，会有人提出，这是小国为了免受威胁而追随大国的结果。依此逻辑，小国应该选择那些最强大（或有望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作为“追随”的对象。这样，在当今世界，如果一个国家要采取追随战略，那么最有可能和必要的是选择美国作为追随对象，因为美国强大的实力无可匹敌，其他国家与其相差甚远，在预期时间内无法有效超越。然而，在亚洲，我们却看到部分国家“追随”美国，而另外一些国家“追随”中国，以及同一国家在经济和军事等不同领域“追随”中美不同国家的现象，这样一种现实如何解释？

与现实主义者不同，戴维·莱克（David A. Lake）从社会契约的角度出发，认为国家之间的主权出让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互相“交易”。大国（即主导国，dominant states）为获取小国（即跟从国，subordinate states）的服从而建立国际秩序，小国为获取秩序而出让主权（或部分主权），服从大国的权威。这是一种“关系型权威”（relational authority），虽有武力作为后盾保障，但双方的交换是自愿的，小国在自己主权范围内，授予大国对自己事务的管辖权，即权威；大国在权威范围内，对小国发布命令，管理小国事务，或影响其部分决策。

这样一种替代性的解释路径指出了国际关系中权威的存在，很好地解释了“国家为何自愿出让政策自主权”这一问题。然而，对于为什么有些国家选择与美国建立“权威关系”，而另外一些国家避免与美国建立“权威关系”的问题，这一路径并未给出具体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且，与纯粹的权力政治相比，“关系型权威”的解释也有些“矫枉过正”，过于善意地理解了整个国际关系中的“权威”。

因此，如何理解在主权至上和主权不可分割观念被普遍接受的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自愿（表面或实质地）出让部分自主权利，将其“奉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这一问题？如何解释在亚太地区，部分国家选择“追随”美国，而另外一些国家避免与美国建立权威关系？如何解释同一国家在经济和军事等不同领域“追随”不同的国家（比如中美）？在本书看来，无论是“出让自主权”，还是“追随”大国，这些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与“出让”或“追随”的对象国家建立了权威关系。这种权威关系，以对象国（主导国）对“出让国”或“追随国”（跟从国）发布命令（或发挥影响力）而后者（主动或被动）接受并服从这一命令（或影响力）为特征。其中，“命令”意味着主导国（A）有发布这样一些命令的“权利”。而这一“权利”，也意味着跟从国（B）有遵守A所发布命令的相关“义务”或“责任”。就如理查德·弗拉斯曼（Richard Flathman）所说，“如果A拥有权威X，那么处于A管辖之内的B的人民也因此会有一项或多项义务Y”。简而言之，就是B“交出了裁决权”（surrender judgment），并接受A的命令力和影响力。

一般而言，权威关系的建立都发生于大国（或强国）与小国（弱国）之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国家，它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权威网络。那么，其在亚太地区，拥有怎样的权威？这些权威是以怎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呈现怎样的形态？发生过怎样的演变？在演变过程中，有没有具体的作用机制？

同样，中国作为亚洲地区最大的国家，被认为历史上很长时期内都存在一种类似于帝国的统治形态，有人将其称为“华裔秩序”或“朝贡体系”。不可否认，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对其他国家施加的权威大小不一，范畴也时有变化，但周边一些小国（例如朝鲜、越南等国家），确实处于中原王朝的权威笼罩下。直到近代，随着中国国力的衰弱，这一权威才逐渐式微。二战之后，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纷纷建立，中国与周边各国均发展为独立自主、互相平等的主权国家。中国是否仍然对周边国家拥有权威？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及军事实力的上升，有没有对形成新的权威产生助力？若中美两国同时在亚太地区拥有权威，那么，其形成与演变是否经历了相同的阶段？权威的形成与维持是否存在具有可比性的作用机制？这成为本书延伸的研究问题。

二 写作缘由及意义

关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权威存在，并探究其生成和作用机制，这是一个亦旧亦新的课题。谈其“旧”，是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美在地区内的主导权竞争也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重点。中国因其历史上的主导传统和近年来快速发展对周边国家的吸引力上升而使人们认为其是地区范围内的主导国，而美国凭借其无可比拟的物质能力和影响力成为世界性的大国（被称为“帝国”、“霸权国”或“领导国”），其对亚洲事务持续而深入的干预也使其在地区内举足轻重。两国在东亚、亚洲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互动中起着怎样的作用，以及它们在地区秩序的创建与维持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等问题，早已引起众多学者讨论。而谈其“新”，是因为将“权威”这一概念引入国际关系，并正视其在构建双边关系及地区秩序中的作用，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并不多见。戴维·莱克先生在其对国际关系中的等级制的研究中，曾将权威作为媒介，以主导国对跟从国所拥有权威的多寡界定主导国等级制的高低。他对权威的定义、性质及类别属性等进行了细致的论述。然而，即便如此，莱克也只是利用权威为其主要论述对象（等级制）铺设道路，而并未将权威作为研究的直接对象；他在对美国权威的论述中，也未对其在亚太地区的权威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而在本书看来，澄清国际关系中的“权威”概念，并用这一概念解释亚太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特别的现象，在理论与现实方面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书是一项解释性研究，旨在发现具有规律性的因果关系，厘清国家之间权威关系建立的机制。另外，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建立的权威关系，属于外交政策理论的范畴。尽管以国际等级制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理论对这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但是，明确将本书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国际权威是必要的。这是因为，国际权威并不必然成功地导致等级制的建立，反之亦然，等级制也并不必定是以国际权威为基础的。如果以等级制是否出现作为判定权威是否建立的标准，就会把许多已经发生的权威关系排除在考察范围之外。

（一）理论意义

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大幅增长，中国政府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制度，而且在国际政治中也展现出越来越多的作为。这些都使中国快速成长为地区内的主要国家，而且截至目前没有引起地区范围内的强烈反弹。东亚各国在经济、外交、甚至军事上都不同程度地与中国加强了联系。这样的事实令人疑惑：面对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为什么东亚各国没有制衡中国，而只是调节并适应其发展？国际关系理论中通常所认为的大国崛起势必引起不稳定或导致其他国家制衡的观点在这里似乎并没有起明显作用。而同时，在地区内同时存在两个大国（中国和美国）势力影响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选择“追随”美国而另外一些国家“追随”中国，甚至一个国家在经济与军事上分别“追随”不同国家的做法，与传统“追随”理论的一些主张也不相符。因为根据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的看法，追随是“与危险一方结盟或屈服于威胁”；根据兰德尔·施维勒（Randall L. Schweller）的看法，追随是一国“加入强大的一国或联盟借以获取利益”的行为。就这两点而言，中国被公认为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并不是危险的一方，不太有可能对周边国家造成威胁；而且，在实力与地位上，它也难以与美国相比。因此，追随理论的主张并不能完全用于亚洲国际关系的分析，也不能有效解释亚洲国家与中美之间的互动。因此，借助新的概念，探索新的解释路径，成为必要。“权威”作为主导国施加命令或影响力而跟从国甘心接受并服从这一命令或影响力的“政治建构”，在解释为什么部分国家选择“追随”美国、部分国家选择“追随”中国，以及为什么即使是同一国家，也会在经济与军事等不同领域“追随”不同国家的问题上，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见解。

（二）现实意义

康灿雄（David Kang）等学者在论及霸权时曾强调，霸权不仅建立在物质能力领先的基础上，也同时意味着其他国家对霸权领导权的认可。同样，现代大国的竞争，已不仅仅局限于自身实力的比较，还包括国际权威的竞争。而国际权威无法仅凭口头上的宣称获得，而是要靠努力挣取。虽然按照部分人的看法，本质上来说，美国和中国在亚洲的利益并没有相互排斥。两个大国都不必通过控制其他国家，完全排斥对方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然而，在利益交汇的地方，中美之间的竞争却也无可避免。如果要获取区域内其他国家的支持或“服从”，就必须建立某种权威关系，使其遵从自己的意愿或偏好行事。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要将处理本国事务的自主权出让给大国。试问，在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在怎样的情况下才会冒着风险出让自主权？答案是，只有在换取一种比失去自主权更值得其珍视的回报时。这种回报，要么是安全保障，要么是其他不可替代的需求和利益。因此，如何创造并提供区域内他国渴望的利益需求，获取这些国家的“服从”，是建立权威关系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