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把男女平等教育纳入高校政治理论课

当代中国性别哲学本土化实践的一个重要议题是男女平等教育，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把这一教育落到实处。事实上，把男女平等教育纳入高校政治理论课，形成中国特色性别哲学本土化实践与教育机制不失为一个重要举措。应当从顶层制度设计着眼，建设一种机制和体系，使性别哲学本土化及其实践得以常规化、制度化、体系化，潜移默化地发展，通过培养大学生先进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仅就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而言，长期以来存在一个缺憾，即在学校教育体制中，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缺乏正规课程进行男女平等教育，这不仅无法满足目前社会青少年对于性别关系认知、性别平等关注，以及解决婚恋和家庭矛盾等问题的需求，也无法通过男女平等教育来促进个人品德修养，造就青少年的完整人格，促进家庭美德建设和公民素质的提升。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性别是一个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和文化范畴。性别系统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现实被组织、被标明以及被体验的方式。性别关系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对于这种关系矛盾的认识、处理和解决，不仅体现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大学阶段是青年道德人格造就的重要时期，男女平等教育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因而，在中国目前高校教育体系中，有必要把男女平等教育纳入中国特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之中，使这一教育通过顶层设计得以正规化和常态化，在国际高校德育格局中彰显出中国的“文化自信”、独具特色的人文与道德教育模式以及文化底蕴。同时，男女平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贯彻到高校研究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之中，不仅要让大学生理解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意义与内涵，也要以正确方法培养大学生的性别意识和男女平等的观念，使之成为践行这一国策的生力军，并且能够主动地抵制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包装传播封建“女德”的宣传。高校是培养先进意识、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阵地和舞台，如果正确的价值观教育不去占领，封建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糟粕和负能量便有可能乘虚而入。

把男女平等教育纳入高校政治理论课也是把女性主义学术视角及其方法论与中国高校德育相结合的一种尝试。作为一种学术视角，女性主义以“性别”为镜头，透视和分析各门学科的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并在这种尝试中，通过批评和建构来承载和发展各个领域。在当代国际德育领域，女性主义的重要贡献便是引入一种新思维。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我们正生存在一个复杂、混乱和相互冲突的无序世界中，“如果我们试图从根本上思考这些混乱，那么就不得不教导自己以一种新的方式去思考、去实践、去联系和去认识。”总体来说，女性主义新思维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方法与方法论不同。方法更为具体和简单地指明探讨问题的技巧和程序，如女性主义实践推理方法（feminist practical reasoning）、提高觉悟方法（consciousness raising）、基于社会性别的分析方法（methodologies for gender-based analysis）等。方法论则体现出一种特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女性主义本体论意指一种相信性别是由社会而非自然构成的信念，认识论则试图提供准则说明如何生产关于社会现实的有效知识，以及如何证明这些知识的合法性。“方法论包括知识产生的社会和政治过程；关于观念性质和意义，体验和社会现实，以及这些因素是否有可能和如何被联系起来的假设；对于被宣称由知识所导致的权威性事物的批判反思；对于知识生产的政治与伦理含义的可说明性（或对可说明性的否定）。在为社会现实如何生产知识的准则提供明确说明过程中，每一种方法论都与一种特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相联系。”“女性主义方法论的独特性在于它是由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学和伦理学，以及基于女性体验来塑造的。尽管女性主义者会强调不同的认识论，但都意识到政治与认识论是不可分割的。”

20世纪70年代诞生的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尝试把“性别分析”方法论应用到德育领域，为西方世界的高校德育带来新的理念与实践。例如，关怀伦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和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等人不仅试图描述女性道德发展的“关怀路线”，而且倡导在德育中引入“关怀教育”。这一教育主要有四方面的特征。其一，强调关怀美德的培养。关怀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关怀”，强调关怀是由道德情感、道德认识、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所构成的一种德性。作为一种德性，关怀来自人的感觉。休谟认为，人们普遍具有某种同情他人的道德感，这是一种“积极的德性”。诺丁斯进一步指出，这种“积极的德性”要求实际上具有两种感觉。一种是自然关怀。它是人们原始的感觉，无须做出伦理努力便完全可以表现出自然关怀，例如母亲对子女的关怀便是如此。另一种是伦理关怀。它根源于对自然关怀的记忆，在缺乏自然关怀的情况下，人们需要通过曾被关怀的记忆来唤起关怀他人的感觉和意识，对自己提出“我应当”的道德要求，进而对他人的需求和痛苦做出反应和采取关怀行动。在诺丁斯看来，尽管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的地位高于前者，这两种关怀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其二，倡导一种新的德育模式。在为《学会关怀：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中译本写的序言中，诺丁斯针对中国学校教育问题，提出把“关怀教育”作为一种新的德育模式统领其他教育的建议。她主张教育改革者应当试图突破单一的、应试的课程设置，代之以一种更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智力进步的教育。她认为：德育旨在培养人的关怀能力，即关怀人、爱人以及使自己成为可爱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关怀必须成为德育的主导趋向。青年应当学会如何关怀作为物质和精神结合体的自我，学会如何关怀身边的他人和遥远的陌生人，关怀动物、植物和地球，关怀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把握关怀所需的各种知识。教育者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是：在引导青年探讨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和学习关怀时，如何能够同时促进其智力发展？其三，强调建立一种关怀关系的意义。诺丁斯看到，海德格尔在广义上使用关怀概念，把它理解成人类存在的一种形式——既是对其他生命的同情态度，也是在做任何事情时的严肃考虑。关怀既是最深刻的渴望，也是瞬间的怜悯，同时还是人世间所有的担心、忧患和苦痛。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关怀之中，它是生命最真实的存在。然而，诺丁斯进一步提出“关怀意味着一种关系，是一种关系行为”的看法。她认为：关怀是由关怀方和被关怀方构成的，关怀的本质因素在于关怀方与被关怀方之间的关系。关怀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一方付出关怀，另一方接受关怀。如果双方中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关怀关系就会被破坏。这一理论对于德育的启示在于：德育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说教，而是要建立起一种关怀关系，通过关怀方与被关怀方的共同努力来完成关怀行为。不论关怀方如何努力，如果被关怀方没有体会到这种关怀，便意味着关怀关系的失败，或者说关怀关系尚未建立起来。因而，当对德育的效果进行评估时，不仅要关心做了什么，而且要看关怀方即教育者行为是否得到了被关怀方的认可和回应。其四，强调实践活动的重要性。“关怀美德”“关怀教育”和“关怀关系”的建立都需要以实践为桥梁，或者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关怀教育”不仅要训练大学生的道德推理，更要在实践中培养他们的关怀能力。高校和社会要尽可能地让大学生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在活动中注重的不是工作技能，而是关怀的能力。实践的目的是积累经验，因为关怀的态度和观念是由经验形成的。如果人们希望大学生能够为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就必须在关怀的给予中为他们提供培养态度和获得技能的机会。

此外，男女平等教育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开辟一个新的途径。在当代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开启新思维和寻求新途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之中。男女平等教育可以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开辟新途径，这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的结合。首先，要把高校德育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教育相结合。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五方面的含义：“（1）妇女问题是一个历史范畴，妇女被压迫现象是伴随私有制产生而产生，也必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2）妇女与男子同是历史的创造者，应与男子具有同等的人格与尊严，同等的权利与地位，她们担负了人类繁衍的伟大使命，对人类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3）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4）妇女解放是一个历史过程，受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制约，具有长期性。（5）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尺度，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用妇女的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在中国实现男女平等的理论指导，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男女平等教育的指导方针。其次，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同性别分析方法论教育相结合。例如，把“关怀教育”精神整合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30余年来，吉利根等的关怀伦理学和关怀教育已经对人文社会科学和高校德育产生重要影响。在《描绘道德的版图：女性思考对于心理学理论和教育的贡献》一书中，吉利根试图阐释如何通过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女性来改变对于男女两性道德发展的描述，并且批评西方文化过分地强调分离、独立、自主和个体性的倾向。诺丁斯也强调，德育的首要任务是“学会关怀”。尽管女性主义所倡导的“性别分析”方法论起源于女性主义运动，但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乃至人类思维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新方式。再次，把男女平等教育与更为基础的人性培养相结合。例如，美国女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基于性别平等的思维“人性培养”的意义。她认为人类对于人的尊严和女性权利的共识足以克服文化差异的限制。她在自己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和哲学中的运气与伦理》中讨论了人性培养问题。她观察到，苏格拉底说“好人不可能被伤害”，理由是如果美德有了保障，人们的生活就有了保障。然而生活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即便一个人有了美德，仍会由于一些自身无法控制的因素而被伤害或伤害他人，其中也包括伦理伤害。“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可能影响我们的幸福、成功或者满足，甚至也可能影响我们生活中核心的伦理要素。”“人类繁荣很容易受到运气的影响，这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从未怀疑过的一个核心主题。”也就是说，人类善的生活充满脆弱因素，因而需要培养人性，培育人类普遍的尊严意识，以及“人的价值和尊严是平等的”思想。为此，努斯鲍姆提出要培养学生的三方面能力：其一是能够对自己和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审视，过一种苏格拉底所说的“反思生活”。苏格拉底把这种生活看成民主最重要的教育目标，强调教育的发展不是靠老师灌输，而是培养一种基于理论推理的批判精神。其二是培养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不仅把自己视为某个地区和团体的公民，而且意识到自己与世界、与他人的密切关联，建立起相互承认和关怀的纽带。每个人都需要学着去理解他人的动机、欲望和疾苦，因为任何人的成功都是在同胞中获得的。其三是要培养一种叙事想象力。这意味着能够从与自己不同的人们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倾听他们的故事，理解他们在特定环境中可能产生的各种情感、渴望和要求，以便依据其意图来理解他们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