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分析

经济增长与城镇化的内在联系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长期致力于研究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家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分析，他通过对世界经济不同部分增长动力及其变化进行分析，以各国经济数据为基准，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世界各国人均收入长期变化的情况（Maddison, 2008）。他的研究显示：19世纪之前，全球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基本都处在温饱线上；直到工业革命以后，工业生产逐渐代替农村生产成为社会的主角，世界经济才跨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经济增长才成为新的经济现象。

考查经济方面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19世纪之前，传统农业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而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生产很快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角，工业产品和工业技术也不断向周边地区输送和传递，工业化在一些国家率先取得成功，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增长的实现。可见，工业化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在工业化的同时，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也成为必然。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美国，原本是一块新大陆，经过19世纪的发展，才逐渐成为一个工业占比较高的国家。20世纪，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尤其是农业科技的进步，美国农业生产的效率得到快速提高，以越来越少的劳动力在相同的土地上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这使得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在100年间几乎全部离开土地转移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目前，美国仅剩下不到3%的劳动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却可以生产大大超出自身需要的农产品。美国经济发展的变迁所体现出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转移至工业和服务业领域从事生产，并带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巨大变化的过程，也就是城镇化的过程。

从国际经验和经济增长理论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来实现。在现代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土地已经不在其列。现代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描述的是，如何让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按一定的组合各自发挥作用，从而将生产要素转化为最终产品。其形式可以表述为：产出＝F（要素，效率）。其中F代表生产函数。然而，面对同样的生产函数，为什么国家之间会存在巨大的经济增长差异呢？大量的研究表明，50%以上国家间的收入差距来自TFP的不同。而影响TFP的因素主要有技术水平、制度和地理因素。

城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人口逐渐从农村转移至城市。由于人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体，人口的迁移势必会带来经济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首先，人口从农村迁移至城市，会使作为城市主导产业的制造业和服务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会压低劳动力的成本，使得这两大部类产业因成本的相应降低得到更大的发展。其次，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口由分散逐步集中的过程，而人口的集中会带来消费、投资等一系列变化，进而也会引起经济的变化和社会的变化。最后，城市几乎占有罗伯特·巴罗所强调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所有因素，相对农村，城市的就业机会更多，受教育程度更好，拥有更好的医疗服务、更低的人口出生率，更有法制的社会管理以及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因此，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首先就在于城镇化过程中造成的劳动力因素及其相关因素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现实观察看，经济增长与经济集聚几乎是相伴而生的。增长是时间维度，而集聚则是空间维度。没有空间维度，增长就缺乏载体。因此，增长和集聚必然要相互作用，没有集聚，增长难以产生。事实上，大量的理论研究也表明，经济集聚是影响TFP的关键因素之一。

早在1895年，Alfred Marshall就指出，集聚有三种机制——劳动力池效应、地方化投入共享和技术外溢。随着经济发展，服务业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才、知识和创新的作用日益显著，集聚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明显，集聚与增长的整合研究也就成为必然。集聚与增长的整合研究也使得经济学第一次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整合了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尤其是在1977年，Avinash Dixit和Joseph Stiglitz建立了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之后，经济学处理报酬递增的理论和方法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从而催生了新增长理论的革命。1991年，以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为代表的新地理经济学家，用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解释了经济集聚的原因，并使得经济活动的空间研究得以在一般均衡原理的基础上展开。这就将新地理经济学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分析框架中。新地理经济学与新增长理论存在内在逻辑的相似性，它们都强调报酬递增的内生性，而且都使用D-S模型。因此，新地理经济学的集聚机制与新增长理论的增长机制往往相同。

一般的观察和研究表明，在城镇化过程中存在明显的经济比较效应、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且三种效应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既促进了城市的形成，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人口的迁移不仅使劳动力的供给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人口迁移过程中需求的变化还会造成资本存量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变迁；此外，在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作用下，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也会被打破，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具长期性、稳定性，进而使得整个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和效益发生重大变化。

历史上，学者们都很重视城市在经济活动中作用，城市化一直被看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Bairoch, 1988）。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进行定义。由于定义不同，其得出的城镇化带来的经济社会作用也就各不相同。按照美国城市经济学家Vernon Henderson对城镇化的定义，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结果，是随工业化、现代化而产生的，也就是随经济增长而产生的。那么，城镇化是不是仅仅是被动的结果呢？也就是说，城镇化是不是不会对工业化、现代化乃至现代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历史经验看，存在一个普遍的规律，那就是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催生城镇化的同时，城镇化也在推动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而有力地带动了经济增长。

本书根据现有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和国际经验，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途径归纳如下。

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迁移，增加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供给和投资需求，使资本存量提高并增加了消费需求，促使产业结构高度化；二是人口集聚使得人口集中度提高，从而产生集聚效应和空间效应，使得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具体来看，一是城镇化过程中劳动力的迁移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城镇化将原来农村的隐性失业人员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使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劳动力数量在人口基数不变的情况下得以增加。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也使得人们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工厂的固定资产投资、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都将因此增加，而投资的增加使得资本存量不断提高。三是城镇化往往与产业结构高度化相呼应。城市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因此城镇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可以说是相伴相生、相互促进。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正是促进TFP提高必不可少的条件。四是城镇化过程中的集聚效应提高了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城市具有人口密度高、产业集中、产业结构高度化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集聚会降低交易成本，带来边际收益递增，从而使资源在城市配置的TFP更高，经济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并有更高的效率。此外，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城镇化还会推动城市群的形成；而城市群在产业上的高度合作与竞争便于技术外溢，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推动创新，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效应。这有利于提升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增长能力，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效率，从而使经济增长更具规模效应，并拉动整体经济更好地发展（见图4-3）。

图4-3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