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产业升级与银行支持相关理论

第一节 产业升级理论

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成长不仅表现为总量和人均量的长期增长趋势，还表现为产业在静态上的结构性特征和动态上的演化特征，通常称之为产业结构升级或者产业优化。综合国内外关于产业升级的理论研究，学者们大概遵循这样三种研究思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链升级和产业集群升级。

一 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若以三次产业划分为对象，产业升级又可理解为产业结构调整。最早注意到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是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第一次发现世界各国的国民收入水平差异，及其形成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关键在于产业结构的不同。他在《政治算术》一书中，比较了英国农民的收入和船员的收入，发现后者是前者的4倍。他认为，工业的收入要比农业高，而商业的收入又比工业高。这说明，工业比农业，服务业比工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这一发现，被称为配第定理，这一定理，第一次揭示了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配第未能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动和人均国民生活水平的内在联系。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于1940年在其《经济进步的条件》一书中，按照三次产业分类法，以若干国家在时间推移中发生的变化为依据，分析了劳动力在一、二、三次产业间移动的规律性。他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比重不断减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将顺次不断增加。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的原因，在于不同产业之间收入的相对差异。由于克拉克的研究，只是验证配第的发现，因此，这一研究成果，就称作“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在于反映劳动力分布变化，从而揭示产业结构变化，是比较正确的。但是，在运用时需要注意三个前提。第一个前提：克拉克在考察劳动力在产业间移动时，用的是三次产业分类法，即将全部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第二个前提：克拉克在考察劳动力在产业间移动时，是以若干国家劳动力分布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为依据的，时间的推移实际上意味着经济在不断地发展。换句话说，时间推移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是相对应的。第三个前提：克拉克是从劳动力、各产业间的分布变化来看三次产业结构的，这实际上是用劳动力指标的变化来看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事实上，还可利用其他指标来看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库兹涅斯：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分析。库兹涅斯在克拉克定理基础上，同时考察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随产业结构发展的规律：在工业化前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与国民收入的比重较大，并开始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成了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到工业化后期以后，第三产业则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库兹涅茨利用统计学的原理，对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全面考察，考察了总产值变动和就业人口变动的规律。他指出：如若按照人口平均的产值较低的组距内（70～3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显著下降，而工艺和服务业部门的份额则相应地大幅度上升，但其内部的结构比例变化不大；如若按照人口平均的产值较高的组距内（300～1000美元），农业部门的份额与非农业部门份额之间变动不大，但非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这种产业结构变动，受人均收入变动影响的理论，被称为“人均收入影响理论”。因而得出的结论是：（1）农业部门带来的国民收入占总收入的相对比重不断下降，同时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相对比重也处于不断下降之中，并且前者下降的幅度较大、速度较快。毫无疑问，第一产业的相对国民收入必然是要低于二、三产业的。因此，在大多数国家中农业劳动力会依然保持不断减少的趋势。（2）相对于劳动力的相对比重则大体不变，工业部门的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则呈上升趋势。（3）服务部门的劳动力相对比重的上升趋势是普遍性的，而国民收入的相对比重则保持着大体不变，且略有上升的走向；而从时间的角度看，服务部门的相对国民收入则呈一般性的下降趋势。在服务部门中，部门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上升最快的是科技、教育和政府部门。

霍夫曼定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在1931年出版的《工业化的阶段和类型》一书中，收集了近20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时间系列数据，对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霍夫曼定理（又称“霍夫曼经验定理”），即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根据霍夫曼比例，可以把工业划分为4个发展阶段。霍夫曼认为，在工业化的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而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是不发达的，霍夫曼系数约为5±1.5；第二阶段：资本资料工业快速发展，劳动力和机械需求不断增加，消费资料工业发展则较为缓慢，霍夫曼系数下降为2.5±1；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资料工业规模继续迅速增长，与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规模大致相当，霍夫曼系数达到1±0.5；第四阶段：霍夫曼系数固定在1以下甚至更小，这时资本资料工业生产占主导地位，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

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他通过深入考察发现，制造业发展受到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需求规模和投资率的影响较大，而受工业品和初级品输出率的影响较小。他进而将制造业的发展分为三个发展期：经济发展初期、中期和后期；将制造业也按三种不同的时期，划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产业，即A．初期产业，是指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如食品、皮革、纺织等部门；B．中期产业，是指经济发展中期，对经济发展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如非金属矿产品、橡胶制品、木材加工、石油化工煤炭制品等部门；C．后期产业，是指在经济发展后期起主要作用的制造业部门，如服装和日用品、印刷出版、粗钢、纸制品、金属制品和机械制造等部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特点和理论总结，被称为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

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和经济成长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以技术变化流引起的动态生产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在任何特定时期，国民经济不同部门的增长率存在着广泛的差异。罗斯托认为，无论在哪个时期，甚至在一个已经成熟并继续成长的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保持，是因为为数不多的主导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且这种扩大又产生了对产业部门的重要作用，即产生了主导产业的扩散效应，包括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罗斯托的这些理论被称为罗斯托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通过分析经济史料，将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得出了世界经济和历史普遍的经济成长与发展的一般模式，即人们所说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通过研究各国经济发展效率之中存在的差异，发现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某种行业部门，在每个阶段，甚至在一个比较成熟并继续成长的发展阶段中，都存在一些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结构发展的部门，并称这些部门为行业领头羊，从而描绘出经济成长阶段的依次更替与部门依次变化之间的关系。罗斯托同时认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正是这些在产业部门中占主导地位的行业迅速扩大的结果。这种扩大作用是通过主导行业部门的扩散效应，包括前项效应、旁侧效应和回顾效应来实现的。主导行业部门正是通过所表现出的这三种效应的产业结构关联作用，使其带动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本身发展的作用，并能在整体上带动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全面增长。罗斯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系统性研究，奠定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理论基础。

赤松要雁行形态理论：1932年，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针对日本当时是个“后进国”，提出了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论”。他认为，由于资源与市场的约束，应将本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向工业化国家输出消费性商品，而从工业化国家输入工业设备进行替代性生产，从而带动国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他认为产业结构演进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与国际市场相适应。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有完善的内贸和外贸相结合的全方位的产业结构。对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雁行形态理论”。他认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研究开发新产品培育国内市场；出口产品，开拓国际市场；输出技术和设备，在外地生产和销售；市场饱和，促使新产品开发四个阶段来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

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他基于20世纪50年代日本为实现赶超战略梦想，在产业结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撰写了《产业结构论》一书，首次对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进行了研究，明确提出了两个基准条件，“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率基准”。他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应率先在生产率上升快的主导产业中优化升级。他又认为，在人们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应优化升级需求增长快的产业作为龙头产业或主导产业。此理论是以非均衡发展理论作为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这对20世纪6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的产业结构规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主要是介绍、学习和评价国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和产业结构政策，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经济层面的研究是在1996年以后。为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国家提出的“九五”计划后一段时期内要大力发展石化、汽车工业，振兴机电及建筑业这四大产业结构之后，各省份和市、县在制定“九五”计划过程中，也纷纷提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各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目标，自此以后也激发了学者们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理论研究的热情。我国学者结合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周振华在他的《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一书中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实现机制。他摒弃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中从总量角度研究生产函数并分析各种要素的做法，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机制，揭示产业结构状态及其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他通过对于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现象，在分析和归纳的基础上提炼出了“结构效应”的理论假说，从而揭示了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作用的方式和途径。他还提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技术创新的桥梁嫁接起来，指出：“技术创新会引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但技术创新只能是在某些部门先出现，并会通过结构关联效应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这也证明了结构效应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

郭克莎提出了他对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我国第二产业比重过高而第三产业过低，由于三次产业的资源配置格局的局限，导致三次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差距过大；针对以上问题，他提出控制工业部门扩张，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意见，并着重强调，三次产业产出结构的调整，不仅仅要靠产业内部的体制变革的推动，更要靠投资结构的推动。同时他指出了社会资源在各产业之间的有效流动和配置，也是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另外，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状况较大程度地偏离了钱纳里和塞尔昆等西方学者通过观察很多国家发展历程而得出的“标准结构”。郭克莎认为这种偏离将会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迫切地需要国家制定政策，以压制工业发展为代价也要大力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

张世贤在是否以遏制工业发展为代价发展扶持第三产业上和郭克莎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种偏差是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特点的，不能以牺牲相对效率较高的工业来促进相对效率较差的第三产业。他坚持效率应当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基础，在工业资本边际效率远高于第三产业的前提下，不应该放弃工业投资的增长率，反而应当加以追求。同时针对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工业产值增长就是要以优化升级结构为目标，只有这样，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才能跨越“工业化”这一“卡夫丁峡谷”，才能为第三产业的需求和市场打下基础并促进第三产业的高效增长。蒋昭侠针对我国当时产业结构所存在的产业之间结构不协调、产业素质低下、结构重组与存量调整障碍重重、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且组织结构水平低、地区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等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将彻底进行产权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视为解决对策，以促进经济更好地发展。刘志彪、安同良通过研究中国历年产业结构的变动率，从而揭示了钱纳里“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的规律在我国的适用性。并指出了产业结构转变的速度和其管理效率对于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刘伟、李绍荣认为在一定技术条件下，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拥有互为因果的作用。产业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经济的增长方式。通过实证分析，刘伟指出对于中国经济最具拉动作用的产业，除建筑业外几乎全是第三产业的部门，得出制度改革和第三产业会决定性地拉动过往中国经济增长的结论；他们同时指出，相比第一、二产业对经济规模的正效应，第三产业往往会起到反方向的作用。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第一、二产业的发展为前提，为了最终获得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必须提高第一、二产业的效率。江小涓认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因为我国（各地方）产业结构中存在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资源消耗偏高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等问题，所以产业优化升级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在某些地区并不明显。她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的节奏的目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如“增加科技创新领域的经济投入，增强重要战略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重要的基础产业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对第三产业从政策上给予优惠和积极引导，并在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谭顺福认为从长期的角度看，我国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共同的随机变动趋势，因而在我国通过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将会有效控制经济增长。他还通过分析我国产业结构的生产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等不合理的表象，强调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黄茂兴从省域发展的角度指出，省域经济增长是与其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的，而技术选择效果又直接影响到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应针对不同省域的经济、技术的发展水平以及待选技术系统在省域内能力储量的积累程度来选择合适技术。汪浩、沈文星认为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永恒的主题。不同的产业结构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而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又对产业结构产生不同的需求。并预测了三次产业的一个发展趋势：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将快速增长，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的比重将继续下降。总的来说，第三产业比重将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份额也会有所扩大。

二 以产业链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一）国外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在国外，产业链的思想最早来自17世纪中后期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关于分工的论断。其著名的“制针”和“毛纺”的例子就是对产业链功能的生动表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生产一种完全制造品所必要的劳动，也往往会由许多劳动者承担”。这种产业链仅指企业把外部采购的原材料和零部件，通过生产和销售等活动，传授给零售商和用户的过程。因此，早期的产业链主要局限于制造业内部活动，关注的是企业自身资源的利用。马歇尔后来把分工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强调企业间分工协作的重要性，此后被学者们称为产业链理论的真正起源。1958年赫希曼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从产业前后相联系的角度论述了“产业链”的概念。不过上述这些理论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讨论劳动分工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随着价值链、供应链等理论的兴起和运用，产业链的研究相对弱化。但是，从产业链发生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价值链和供应链理论对产业链理论研究起到了关键的导向作用，成为丰富产业链研究的理论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价值链理论。1985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价值链管理强调企业应该从总成本的角度考察企业的经营效果，而不是片面追求单项业务活动的优化，通过对价值链各个环节加以协调，可增强整个企业的业绩水平。波特分析了一般企业的价值链构成，提出了基本的价值链结构模式（如图1-1所示）。

波特在《竞争优势》中，还突破企业的界限，将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提出了价值系统概念，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基础。在价值链的组成中，供应商具有创造和发送用于企业价值链之中外购投入的价值链，即上游价值。许多产品在到达顾客手里之前需要通过销售渠道的价值链，即渠道价值。企业的产品最终会成为其买方价值链的一部分，即顾客价值。这样，从上游价值到买方价值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用波特的话来说：“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由一连串企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当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

寇伽特（1985）出版的《设计全球战略：比较与竞争的增值链》中，用价值增值链来分析国际战略优势。寇伽特认为：“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单个企业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寇伽特还认为，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企业的竞争能力就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层面上倾其所有，以便确保竞争优势。他也把价值增加链表述为一个过程，即厂商把技术同投入的原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单个厂商或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或者厂商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厂商的各种活动与技术都会同其他的公司发生联系。与波特强调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这一观点比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置之间的关系，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重要。

格里芬等（1994）在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将价值链分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提出全球商品链分析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一种跨国生产体系，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格里芬等人认为全球商品链应该包括以下内容：“通过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关系的诸多家庭作坊、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到世界经济体系中；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有社会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任何一种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或部件一般表现为通过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原材料和半成品等）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格里芬等还区分了两类全球商品链：采购者驱动型和生产者驱动型。采购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全球的生产网络（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采购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调节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分销系统，如沃尔玛、家乐福等大型零售商，耐克、锐步等品牌运营商和伊藤忠式贸易代理公司等跨国公司控制的全球生产网络。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制造先进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企业的内部协调，格里芬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芬（1995）强调全球商品链有四个部分必须要注意：投入-产出的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制度框架。投入-产出结构研究认为价值链是按照价值增值活动的序列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的流程；地域性或地方性的研究指出由于跨国公司和采购商纷纷将核心竞争力领域以外的环节外包，价值链中的各个环节超越了国家界限，分散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因此形成了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治理结构的研究则认为价值链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环节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产业组织，链条治理者对链条进行统一组织、协调和控制；制度框架方面的研究，主要是指国内和国际制度背景（包括政策法规、正式和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在各个节点如何对价值链产生影响。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专家学者基于产业链升级的思路也进行了诸多研究，从产业链的内涵、形成、构建、优化与整合进行了积极探索。

1．关于产业链的内涵

“产业链”一词最早出现在1985年姚齐源、宋伍生发表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现模式——区域市场》一文中，他们指出：根据对未来市场的长期预测和宏观信息的准确把握，确定区域在一定阶段取得最大利益的战略目标，选择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重点（产业链）及相应的结构调整方向，编制相互协调的产业链发展规划，制定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确定调节各类市场的杠杆作用方案，提出行政干预和监督的各种区域经济法规，最后以各种形式和渠道将它传入各类市场之中。姚齐源、宋伍生所使用的“产业链”的概念与今天的“产业链”概念已有了很大不同，其内涵有了很大的发展。

从产业关联关系的角度，杨公朴、夏大慰认为：“在经济活动的过程，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复杂的和密切的技术经济联系，各产业依据前、后向的关联关系组成了产业链。产业链的实质就是产业关联，产业关联的实质就是产业相互之间的供给与需求、投入与产出的关系。”简新华等认为产业链就是产业的前向、后向的关联关系。张耀辉认为产业链是自然资源不断从上游向下游产业转移到达消费终端的产业层次。龚勤林认为产业链是产业部门间基于技术经济关联关系，依据特定的逻辑和时空布局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赵绪福认为产业链是基于技术经济内在联系的前后有序的相关产业部门的集合。

从分工的角度，周路明认为产业链是以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图谱。刘刚认为产业链是建立在价值链基础上的处于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蒋逸民认为产业链是一种不同节点企业间分工协作形成的制度安排。

从价值链的角度，杨公朴、夏大慰认为：“产业链是同一产业内所有具有追加价值关系的活动所构成的价值链关系。”芮明杰、刘明宇认为：“产业链描述的是厂商内部和厂商之间为生产最终交易的产品或服务所经历的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它涵盖了商品或服务在创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所有阶段。”吴金明、邵昶认为产业链是从上游到下游产业环节由供需链、企业链、空间链和价值链有机结合形成的链条。

从战略联盟的角度，蒋国俊、蒋明新认为产业链是指在产业集聚区内，具有较强竞争的企业与相关产业中的其他企业结成的一种战略联盟关系。李心芹、李仕明认为产业链是在一定区域内以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为链核，与相关产业的企业以产品、技术、资本等为纽带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刘贵富认为，产业链是以产品为对象，以投入产出为纽带，以价值增值为导向，以满足用户需求为目标，依据特定的逻辑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链式中间组织。

从生产工艺流程的角度，郁义鸿认为产业链是指自然资源通过若干环节的生产加工成为终端产品所构成的生产链条。汪先永等认为：“产业链是在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增加价值。”

2．关于产业链的形成

关于产业链的形成研究成果较少。蒋国俊研究了产业聚群区内产业链的形成，认为产业链形成的动因：一是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二是顾客需要灵捷反映其需求；三是社会压力较大；四是产业链具有突出的点。龚勤林在研究区域产业链构建时认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都是产业链的形成机制，产业链形成是市场自发行为和政府自觉行为的有机统一。产业链形成有三条途径：“一是若干具有专业化分工属性的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上相对集中，各个专业化性质较强的产业部门基于拓展市场联系和降低交易费用的考虑，从不同的起点走向联合，逐步集结成为某种形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是同一地域空间范围内若干产业部门的链式集结；二是分别落点于不同经济地域的各层次专业化产业部门基于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加强其前向、后向关联关系的考虑，突破地区边界限制，走向链式一体化；三是某一发育比较成熟、产业部门相对齐备的产业在市场需求拉动下衍生出的若干新兴产业部门，逐环相扣而形成的链条式关联集群。”龚勤林的研究突破了蒋国俊所认为的产业链形成机制的企业供需层面，认为产业集群与产业集聚是形成区域产业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3．关于产业链的构建

关于产业链构建的研究稍多。陈福民对玉米产业链进行研究，提出了延伸玉米产业链的途径和方法。赵绪福、王雅鹏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目标、宗旨、实现方式、经营绩效四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产业链培育，认为应通过不断拓展和延伸产业链、使农民进入产业链、协调产业链主体之间关系及培养具有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等方式来加强对产业链的构建。王艺、王耀球从价值链的视角把农业产业链分解为辅助价值链、基本价值链和可拓展价值链，从而据此提出构建新型农业产业链的思路。龚勤林认为构建产业链包括接通产业链和延伸产业链，构建产业链的目的是接通断环和孤环，以及衍生新的产业链环，通过产业迂回增加产业链附加价值。周新生认为：产业链打造最主要的内容是产业链伸展的方向和范围，既是横向同业伸展，也是向上、下游纵向伸展，还是按相关业务作延伸。张明林认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经营面临着明显的约束条件，提出了我国在产业化进程中农业产业链的成长受四个要素的作用：需求引导、技术进步、企业管理和交易费用，这四个要素是农业产业链成长的重要、关键要素。陈朝隆依据对产业链环节的起源、产业环节链接关系、发展路径等的研究，提出了三种区域产业链构建模式：内生拓展、引进配套、环节嵌入。李杰义认为，农业产业链存在“中断现象”，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中获益较少；提出了构建农业产业链就要在工农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保障农民受益；提出了修补区域农业产业链中的断环与短链的区域农业产业链构建思路。

4．关于产业链的优化与整合

芮明杰在《论产业链整合》中系统地研究了产业链的知识整合，提出了产业链的知识整合、价值模块整合与产品整合的三维度模型，并在野中郁次郎SECI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动态知识价值链，构建了一个新的知识创新模型，深化了对模块化体系中产业链知识整合机制的认识。他将产业链理解为一个知识体，从知识角度研究了产业链分化整合的机理，探讨了产业链整合过程中知识共享的动力机制、模块创新机制、知识创造机制，以及产业链整合的组织模式，并分析了具有创新外部性的模块化产业链的政策规制要点。这一系列理论研究，丰富和更新了产业链理论，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知识管理责任，促进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胡少华以江苏雨润食品集团公司为案例对农业产业链整合进行了研究。张琦、孙理军从价值链、供应链理论的发展出发，在产业链的构架下，分别从三链（价值链、供应链和产业链）的维度剖析了“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和内涵，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通过优化资源的配置来实现最经济、最具效率的产业价值链运行的优化的数学模型。刘贵富在分析产业链组建过程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通过产业链重构、产业链打造、产业链整合来提升产业链。张利庠、张喜才对农业产业链的整合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农业产业链的整合模式。吴彦艳提出对产业链的薄弱环节进行整合以提高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通过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再由面到网的全方位整合，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三 以产业集群的视角研究产业升级

国内外对于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经济学家通过外部经济、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知识溢出等理论来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及创新竞争力；社会学家则从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文化环境的视角对产业集群组织进行研究；地理学家则强调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地理空间的集聚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及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国外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集群成长理论。众多的集群理论家都认为集群的成长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阶段划分理论。第一种是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克鲁格曼（1991）、波特（1998）、斯旺（1998）都认为企业集群的成长过程存在某种生命周期形态，存在一个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一个典型的集群成长周期大体包括集群形成、持续增长、饱和与转型、衰退、死亡或复兴成长等五个阶段。Tichy G.（1998）借鉴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时间维度考察了产业集群的演进，并将集群生命周期划分成诞生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1）诞生阶段：产品的产生和开发阶段，产品和生产过程还没有标准化，企业最初聚集在一起进行产品生产，集群内企业基于信息网络、分工协作以资源共享所产生的聚集经济获得竞争优势。（2）成长阶段：集群发展迅速，增长率高，但也可能使得集群没有压力去创新，而往往只集中资源于最畅销的产品，并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扩大生产。集群内的资源（知识、信息、技能等）会日益集中，更多投入主导产业（或产品）中。（3）成熟阶段：生产过程和产品走向标准化，企业追求大规模生产，注重成本控制，本地同类产品企业间竞争加剧，利润下降。这个阶段，群内企业对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学习和转化减少，产品技术含量降低，产品出现雷同现象，存在“过度竞争”的威胁。（4）衰退阶段：形容这一阶段集群中企业大量退出，只有少量新进入者。产业集群进入衰退阶段最重要的标志是失去对市场的灵活反应，缺少应变的内源力。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特征来看，产业集群在诞生阶段一般基于“聚集经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但这种优势在进入成熟期开始削弱。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表明，并不是所有集群都能保持长期的竞争力，产业集群会由于外界和内部的力量丧失其竞争地位，会走向衰败。保持企业集群竞争优势，延长企业集群生命周期这必然要求在集群成长的各个阶段及时进行升级。

意大利著名产业集群理论家布诺梭（1990）提出的两阶段模型被认为是第二种产业集群成长阶段理论。他的模型是根据对产业集群进行干预的时间先后划分的，认为产业集群是自发的组织。布诺梭认为第一阶段产业集群自发成长，无政府干预。当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政府或当地行业协会开始干预产业集群的成长，向产业集群提供多种多样的实体服务。这一阶段称为产业集群成长的第二阶段。

第三种产业集群成长阶段理论是荷兰经济学家范迪克提出的基于进化理论的五阶段成长模型：地理区位型集群、贸易集散地型集群、劳动分工型集群、创新型集群、功能齐全的工业区（M. P. van Dijk, 1997）。他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集群进行了长期研究，尤其对印度、秘鲁以及非洲国家的一些企业集群做过实地调研而得到的五阶段成长模型，并认为马歇尔式的工业区是产业集群进化的最高阶段，这样的产业集群具备自我调整能力，成为长寿型的组织。

上述三个模型各有特点，生命周期理论描述了产业集群成长所具有的高潮和低谷的周期性特点；布诺梭的两阶段论说明了产业集群在自发发展后，干预对于其发展的意义。范迪克的进化理论基于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研究和实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定义了集群发展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特点，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产业集群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可以看出第一种模型和第三种模型强调了产业集群发展阶段的自发性，而第二种模型则强调了干预对产业集群成长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三个理论仅仅从集群发展现象的描述总结角度定义产业集群发展的阶段性，没有说明不同阶段如何升级，以及升级的具体方法。

将产业集群成长划分为不同阶段，使产业集群升级研究找到路径。产业集群成长的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演变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产业集群升级。产业集群升级可以看作生命周期曲线的上升阶段。但是产业集群升级不仅仅是通过产业集群的成长演变得到的，其手段和形式是多样的。

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不能割裂的是产业集群成长，产业集群成长的动力机制是研究集群升级的力量源泉。从技术、营销与管理三个方面展开，集群成长的动力主要有创新驱动［集群创新动力在于知识外溢效应（克鲁格曼，1991）］、市场驱动（依靠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OEM、ODM等拉动产业集群成长和升级）和学习驱动（组织学习与组织能力起关键作用）。产业集群成长的创新驱动和学习驱动机制也可以看作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源泉，产业集群升级也是受到内部创新、学习需求的驱动。对于产业集群成长的市场驱动机制也可以看作产业集群升级的外部动力，还可以归纳为全球化的影响、全球价值链（GVC）的嵌入和治理等。

研究产业集群升级也绕不开对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方面的研究观点主要有：因素观点，此观点认为各要素的质量水平决定了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强弱，因而强调质量导向。波特将产业集群看作一个整体，其竞争力取决于四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者、需求状况、相关的支持产业、要素状况等。结构观点：包括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横向结构观点认为，集群内企业间存在生产、市场、技术、采购、基础设施等方面供应链上的正式关系和竞争，也存在基于声誉、友谊的相互依赖的共赢合作关系，因此产业集群是拥有经济属性、社会属性和自学习属性的网络组织（Ahuja, 2000）。而纵向结构观点（如曼努埃尔，2001）则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具有企业层面、集群层面、国家层面的竞争力的综合。斯塔默（2003）将产业集群竞争力扩展为微观层次、中观层次、宏观层次和兆观层次。能力观点（琳恩等，2000）认为，产业集群竞争力就是集群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产业集群竞争力体现了集群升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既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基础，也是产业集群升级的最终目的。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为升级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形式，一种观点从竞争力角度考察认为集群升级有三种形式：产品、效率、生产环节。波特和开普林斯基考察了发展中国家，认为要保证集群在从事贸易中对劳动和资本的收益获得竞争力的最佳办法就是升级——制造更好的产品、更有效率地生产，或移动到更具技能的环节（波特，1990）。另一种观点认为有四种升级方式。开普林斯基和莫里斯（2001）从价值链升级的角度谈集群的升级，认为集群升级主要有四种类型：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的升级。过程升级是指通过重新组织产品系统或引入高技术，增加投入产出水平；产品升级是指新产品的研发、采用更复杂的产品线、比竞争对手更快的质量提升；功能升级是指接受新功能或放弃旧功能，提高技能；链的升级是指移向新的、价值量高的相关产业价值链。从上述的关于升级方式的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三种升级方式还是四种升级方式，他们表达的内容是大致统一的，都认为产业集群升级的形式有生产更复杂的产品、有效率地生产和转移到新的高附加价值的生产环节，只是内容的分类不同。

对于产业集群升级的途径，产业集群理论中提到的集群升级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本地区集群内通过企业间及机构联系加强，提高组织程度和努力程度而升级；另一种是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促进升级。但对这两种升级途径的详细描述中，学者们多数集中在将集群内企业发展与世界联系，从全球价值链的中端向两端移动，即从低附加价值的生产制造向高附加价值的设计、营销等方面移动，以获得更多价值增值，并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而实现集群升级。

贝路斯与阿堪基里（1998）认为由产业集聚而形成的正式/非正式网络是当代产业经济的新特征，随着新技术的采用，他们代表了集群发展的新形式。产业集群升级的内部途径就是要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间的努力和组织化程度的提高，通过不断加强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合作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发挥集群网络的作用，促进集群的升级。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研究的外部途径主要是通过加强与外部联系，嵌入全球价值链来达到集群升级。价值链治理研究的先驱格里芬认为，根据全球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不同，产业集群嵌入方式可以分为嵌入购买商驱动的价值链和嵌入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两种。汉弗莱和施米茨则根据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主体间权力对称的程度把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分为四类：科层型、市场型、网络型、准科层型。相应的，产业集群的嵌入途径也有四种：（1）科层嵌入：全球价值链上的主体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产业集群是通过企业并购或被并购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2）市场嵌入：产业集群通过货币交易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如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国际贸易方式，直接把货物销售到海外市场，从而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环；（3）网络嵌入：产业集群内企业由于具有全球价值链上其他行为主体所需要的互补优势而嵌入，价值链上各方权力对称，但也经常通过非价格机制对一些活动展开协调；（4）准科层嵌入：一方行为主体凭借自身某些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者，其他行为主体则处于从属地位，例如产业集群内企业通过OEM（俗称贴牌生产，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DM（自主设计和加工，Own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等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根据产业集群融入全球经济时所凭借的优势来源，开普林斯基和米瑞斯认为产业集群的嵌入途径可以分为低端道路型和高端道路型。低端道路嵌入是指产业集群以低工资、低技术、高污染、高消耗为代价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方式，它较少考虑环境成本，也不注重职工福利的提高，还有可能逃避纳税，因此，这种方式是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背道而驰的。而高端道路嵌入是指产业集群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改革产品的生产工艺，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来嵌入全球价值链。显而易见，随着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通过低端途径发展的产业集群注定是困难重重，必须逐渐升级到高端途径才能获得光明前景。

2003年以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LJNIDO）连续公布了一系列关于全球工业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学者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在生产、贸易和企业战略方面的转变，认为这些产业集群和企业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但是它们大都嵌入了购买商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即全球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在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内，不断扩展全球外包业务，使自己渐渐处于高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而将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剧了行业内竞争，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企业边界的不确定和全球利益的再分配，使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有机会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从而实现升级。

（二）国内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综述

2004年以来，国内文献中陆续出现了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研究。学者们围绕着产业集群升级的原因、策略和措施等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探讨。

1．产业集群升级的含义

虽然目前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论述日益增多，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明确、统一的定义，只是有少数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需要出发对其内涵进行了一些界定。如梅丽霞提出产业集群的升级应包含技术能力、创新能力、外部关联、社会资本和创新系统升级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陈晓涛认为，产业集群升级就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改变现有产业集群结构或创造全新产业集群的过程。产业集群升级既包括从传统型产业集群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转变，也包括集群内产业间从生产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低加工度产品向高加工度产品升级。

2．产业集群升级的原因

关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原因，我国学者认为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为避免产业集群衰退，必须实现其升级。当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集群内核心产业的生产能力和产量下降，竞争力减弱时，集群会发生衰退，此时就必须就用新兴集群替代原有的集群实现升级。冉庆国、黄清认为，产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和内部矛盾的积累，集群的竞争优势逐渐丧失，就会出现衰退性发展，集群一旦进入衰退期，创新能力和价值获取能力减弱，逐渐发展为封闭的系统，要复苏就比较困难，所以要想避免衰退，在集群建立之初，就应该培育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集群的升级发展。王帅力等认为，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自组织形式，必须通过与外部环境进行能量和物质的交换来维持内部稳定的自组织结构。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产业集群系统要经过相应变化阶段才能适应新的外部环境，因此，集群必须适时升级。二是要改变我国产业集群的“逐底”和“锁定”现象，产业集群必须及时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端升级。学者们认为我国凭借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因此，国内现有大量专业化产业集群是建立在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在价值链中大都定位于价值量很低的生产环节，只能获得较低的附加值，面对激烈的全球竞争，产业集群的低层次终将使其竞争优势难以持续。如顾强认为，我国的产业集群基本上是劳动密集、低技术含量和出口导向型的，进一步发展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必须促进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加速升级。詹霞认为我国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不足，价值获取能力低下，随着低成本优势向南亚国家转移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迫在眉睫。

3．产业集群升级的途径

一是通过集群网络治理来实现升级。张景华认为，要想更好地发挥集聚效应，从根本上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就必须做好产业集群内部的网络关系治理，提高网络的成熟度，从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具体措施有：（1）加强产业集群网络内各行为主体之间的有效联系；（2）提升产业集群网络的集体学习能力；（3）培育组织文化和规范制度，增强产业集群内的关系网络弹性；（4）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提升社会资本；（5）适时嵌入全球价值链，推动产业集群的全面升级。张杰、刘冬认为，社会资本锁定是现阶段产业集群升级的一个重要障碍，它使产业集群锁定在低级化的产业结构和低端化的价值链难以升级。因此，有利于重复市场交易行为的硬件设施、法制政策软环境的改善与企业、个人征信系统的建立都可促进信任水平的提高与变迁，同时也为产业集群升级提供了解困之道。

二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来促进产业集群升级。张辉是国内较早将产业集群置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进行研究的学者。2004年，他以浙江平湖光机电产业为例，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中产业集群的特点。2005年他又进一步根据全球价值链各价值环节在空间分离跨度的大小，将价值环节的空间分离分为跳跃式布局和蔓延式布局两类，并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全球价值链中产业集群升级的基本模式。王立军也认为，全球化背景下，产业集群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结果，产业集群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并沿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升级。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益民等认为战略意图型集群（即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供应商群体为了维持或强化长期的协作关系，追随旗舰企业或按照其战略意图在特写的地理区位组建供应链形成的产业集群）中存在“升级悖论”：沿着全球价值链中产品—技术路径的升级速度越快，当地隐含性知识的生成就越困难，产业联系就越有可能被弱化，提升区位能力所需要的长期稳固基础也就难以建立，在此背景下，当地产业集群升级机会就越少。

三是综合方式。在探讨产业集群升级的过程中，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单独依靠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或单独依靠嵌入全球价值链都可能会使产业集群跌入陷阱，达不到升级的目的，因此，他们纷纷提出应该将集群网络治理和加强外部联系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如王缉慈认为，产业集群升级至少应包含三方面内容：（1）培育专有要素，在已经出现的和正在出现的产业集群中，在有条件的地方发展专业学校，加强专业人才和劳动力的培训；建立有效的科技创新平台支持共性技术的研发；在有创新潜力和创新环境良好的区位，逐渐培育核心竞争力。（2）完善法规制度，并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维护和发展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联系和合作关系，形成稳定、高效的地方协作生产体系。（3）建立有效的对外合作机制，吸收和学习来自区域外部的专业技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很大差距，产业集群更需要对外开放并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黎继子等认为，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需要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和整合的推动，同时产业集群的供应链式的整合（即产业集群在同一地域形成较为完整的价值链）也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关键，这样才能保证产业集群在与全球价值链整合时获取价值链中高附加值和核心战略环节的竞争优势。李文秀认为应从产业集群自身的特性出发，在有效的集群内部治理的基础上寻找合适的路径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并利用全球价值链治理带来的机会克服其障碍，共同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发展。潘利提出，产业集群升级要在链网互动的机制下进行，也就是要将全球价值链和区域创新网络结合起来，实现产业集群在全球范围内的动态竞争优势。王核成、姜秀勇认为浙江传统产业集群要实现成功升级：一方面要在产业集群内部构建有效的本地网络，并不断完善和优化本地网络机制；另一方面要提高产业集群的开放度，积极谋求与处于价值链顶端的先进集群、跨国企业的外部知识联系，通过本地网络和外部知识联系的互动，提高整个产业集群的能力。

4．产业集群升级的实证分析

蓝庆新通过对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升级轨迹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目前只是低层次地嵌入了全球生产体系，仍处于产业链条的中低端，为实现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需要从微观和宏观方面同时入手。微观方面应建立地方协作生产体系，促进投资落地生根，形成核心竞争力，并通过产业集群内学习和区际学习，不断提升产业集群的动态能力，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宏观方面须延伸电子信息产业在我国的价值增值链条。曾刚等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瓷砖产业集群的升级过程和特点，分析了中国瓷砖产业集群形成和成长过程，认为中国瓷砖产业集群，既存在价值链定位低、获取附加值低是发展中国家集群的共性问题，同时还存在缺乏有效制度保证、在价值链上定位雷同等特殊性问题。因此，须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不仅要挖掘内部联系，更需要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主动创造、保持和捕捉价值，实现升级。周强认为青岛家电产业集群在其所嵌入的价值链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其价值链不但具有生产者驱动的特点，而且具有购买商驱动的特点，应注重强化其产品品牌和营销能力。邬爱其、张学华以浙江省海宁皮革产业集群为例，通过对产业集群内企业的问卷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在帮助集群企业与顾客联结，推动集群企业协同升级，促成集群内企业之间联结网以及区域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努力，但在增强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竞争秩序等方面工作成果不甚理想，在促进技术创新方面的工作成果不好。周晓艳、黄永明从全球生产体系的视角剖析了台湾地区的个人计算机产业集群升级历程和原因，认为台湾地区个人计算机产业集群升级的原因是从全球生产体系上吸收了各种链接中所扩散的知识，并在国际链接和本土链接的共同演化作用下实现了升级。江青虎等以浙江省慈溪小家电、义乌小商品、桐乡毛衫三个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了我国内生式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从制造、设计到自创品牌的动态升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