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产业升级和银行支持的研究的背景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0年中国GDP达到58790.6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GDP更是高达11.22万亿美元，超出日本6.28万亿美元之多，是其2.27倍。在实现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结构性矛盾已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其中除了因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市场大幅降速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21世纪前10年GDP超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失衡问题严重，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产能过剩行业较多，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和收入差距过大，居民消费对GDP拉动作用下降，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特别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不约而同地把调整经济结构（主要是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应对危机、走出困境，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提出“美国制造业行动计划”，欧洲推出“未来工厂计划”等。这些工业化国家的再工业化，绝不是传统工业化道路的重复和回归，而是通过寻找新的科技创新战略支撑点，加快突破先进制造技术——“第三次工业革命”来驱动制造业发展，进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再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以制造业信息化和服务化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制造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这将导致直接从事生产制造的人数的减少，逐步实现少量“现代知识型员工”对大量“传统简单劳动者”的替代，我国制造业长期以来基于劳动成本低所形成的竞争优势会加速弱化。不仅如此，发达工业国家不仅通过技术创新和品牌优势占领价值链的两端，还可以通过现代制造技术来提高制造环节和制造产业的生产效率，再加之制造业服务化趋势又会固化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业上已有的优势，从而使得发达国家能够形成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这为发达国家重塑制造业和实体经济优势提供了机遇，我国原有的赶超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可能被封堵。

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也是倒逼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一方面，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迫使我国制造业总体发展战略必须从基于要素的低成本战略转向基于创新的差异化战略，从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直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得益于劳动力、资金和环境等要素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导致了我国的产能过剩以及要素市场的扭曲，阻碍了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加剧了这种低成本的工业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迫使我国的工业发展战略必须通过创新来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会催生新的制造系统和生产设备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的发展又会带动信息、新材料等新的产业门类的出现和增长，从而为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创造很好的机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还及时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启示。再工业化加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的趋势，二、三产业的界限日趋模糊化，这意味着我国过多强调提升服务业所占比例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产业政策导向需要重新审视，需要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内在衔接关系角度入手，围绕如何提升我国制造复杂工业品能力来制定我国服务业发展战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着眼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趋势，先后出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2006年）、《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09年）和《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年），调整振兴十大重点产业，大力促进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以及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指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党的十九大对产业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培养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群体。由此可见，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问题不仅是外部环境的倒逼，也是我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能否尽快促进和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成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