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迎神赛会与社境组织

元明时期，福州民间信仰盛行，时人指出：“今日巫觋，江南为盛，而江南又以闽、广为盛，闽中富贵人家，妇人女子，其敬信崇奉，无异天神。少有疾病，即祷赛祈求无虚日，亦无遗鬼。”每逢夏秋之交，气候转苏，病菌活跃，疫病交织，民众举行迎神出海活动，以能驱疫。“百十为群，鸣锣伐鼓。锣数十面，鼓亦如之。与执事者或摇旗，或扶舟，喊呐喧阗，震心动魄。……一乡甫毕，一乡又起，甚而三四乡，六七乡同日行者。自二月至八月，市镇乡村日成鬼国。”场面盛大。

伴随巫风炽涨，庙宇遍布城厢。“三山丛林，一时俱兴，无论其着且大者，即委巷之内，十室之中，所有精蓝袛舍，亦必充拓而更新之，适遇年岁丰稔，疫祲不生，则人益以为乐善好施之报，皆惧忻鼓舞而不能自己，故曩患有僧施而无寺，今患有寺而无僧矣。”在各庙宇中，以祭祀瘟神五帝居多，共达二十余所，或名某涧、或名某庵，有“九庵十八涧”之称，成为主要的公共空间。从地域分布来看，“南台神庙之盛，过于会城”。这是两区的功能差异所致。作为商埠之地，南台五方辐辏，居民建庙立祠，祭祀原籍神灵，以能寄托乡思，集群会众，且商海诡谲，贫富皆在转瞬之间，商人较诸其余群体，更渴望得到神灵的庇佑。作为城外之城，南台风气开放，画舫鱼列，为冶游胜地。“新虹落影卧中流，又见湖西出画舟。五日台江歌舞地，有人将去比苏州。”如此环境，凸显官府控制之松，民众信仰自由。而反观会城，作为衙门所在，社会控制较严，信仰受到约束，且民众流动较少，环境安定，故神庙数量，略逊南台。

为举行迎神赛会，社区民众或出力、或捐资，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频繁互动，形成以“共同信仰和祭祀为特征的地方乡里组织”，即社境。福州社境最早出现于元代，分布于藤山一带。这与官方政策推动有关。从至元七年（1270）始，元政府在城镇和农村，推行社制，由北及南，使“一直作为地缘性的祭祀组织的社，被升级为纯粹地缘性的基层行政组织”。至晚清时期，福州城内及市郊各地均被纳入“境”的系统。境的分布稠疏不定，有时一巷一境，有时数巷一境，亦有一巷数境。“境”并不是固定的，其数目呈递增趋势。

祭祀活动以庙为中心，“社”与“庙”是构成“境”的必要条件，有庙无社或有社无庙，都不称其为“一境”。通常情况是一境一庙。根据祭祀圈不同，境庙有等级之分。黄向春指出：“福州阳岐历史上分为七境，每境拥有自己的社庙组织，并每年定期举行绕境仪式，七境同时又以上岐尚书庙为中心，共同参与迎尚书仪式，从而把七境有机联系起来，维持阳岐的社区认同与族群边界。”藤山十境祠亦是如此，该庙由“十境民众醵金落成之”,故成为区域中心庙。相较于十境祠，泰山庙、城隍庙等级更高，其巡游范围遍及全城。神庙通过巡游方式“强化社区内部的关系和明确社区的等级关系”,构成地方的神权结构。

境庙由民间自行管理，设有负责组织神事的专门机构，俗称“大堂”，领导为“总理”，均由“乡间绅士充之”，而具体办事人员，多是“乡中好事者”，或是神棍，大堂成员“通过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每年五月前后，筹备迎神活动，谓之“开堂”，同时向所辖区域内之商店或住户募集捐款。若筹款不足，总理和各位理事须自行垫补，因此只有富户方能充任此职。

每逢疫病流行，境社活动趋于频繁。嘉庆己卯年（1819）,“省垣自去冬迄今，孩子以痘疹致死者，不下六七千人”。为能保护婴儿，人们请“刘氏夫人”“潘氏夫人”巡境。随着疫情加重，又请“南台霞浦街临水陈氏夫人”、“岱岳山神”巡行全城，并举办大型清醮，兴建“主疹潘氏夫人庙宇”，向本乡民众题捐。据林宾日记载，为迎接刘氏夫人，“本境合舍人题捐弍文”，起盖庙宇时“乡里题捐，去番三元”，此后，又有“疹妈庙首事叶庄二姓交缘”。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题捐具有固定捐性质，如四月初二条记载：“本乡交清醮份一千二百文，五年一次，照旧例捐。”显示祭祀网络较为稳定。

除组织神事外，境庙亦是地方议事中心。邱捷指出，清代广州居民常集庙议事，讨论“本街区的公益事务、解决各种民事纠纷、处理被获案犯、向官府提出街区的要求或申诉”。福州与此相似，境庙管事机构凭其影响力，制定社区公约，策划龙舟赛、舞龙灯等乡里活动，俨若自治机关。若涉及数境利益，则在区域中心庙议决，如十锦祠，“乡人于此议事焉”。若事关全城，市民便聚集城隍庙商议，如明代中叶，市民为反对税收，以城隍庙为据点，对抗官府。

境庙祭祀神灵来源各异，均称境主王。清代琉球官话课本《官话问答便语》中有一段对话：“今日太保庙做戏。为什么做戏？土地、大王生日庆贺的。那土地、大王是什么神明？各地方皆有土地所管，各境社皆有大王所司——这是里域的土主，譬如阴间地方官是也。”虽是阴间官长，其排场较之阳间县令，却毫不逊色，境庙“置胥役，收投词状，批驳文书，一如官府”。而五帝亦是“一日具三膳，更衣，晏、寝，皆仿生人礼”。官场等级森严的礼仪，亦被活学套用，“各社土神，参谒有期，一出则仪仗车舆，印绶笺简，彼此参拜，有中军递帖到门走轿之异”。各大王所辖之境，“疆界划然，不相侵犯”。他境之民不敢贸然闯入。

社境属于民间基层组织，与此同时，官方亦推行保甲制，在福建的情况大体为“户十有总，总十为甲，甲十为保，均立之长”。保长、甲长轮流担任，因易于招怨，人“多畏避承充”。嘉庆十九年（1814），闽浙总督汪志尹上书朝廷：“拟将缉拿人犯、催征钱粮二事不派牌甲保长，专责成以编查户口、稽察匪类。”却被否决。随着王朝衰落，保甲日渐松弛，“官习为故事，民奉为虚文”，以致官员清查民数时，发现“城乡内外并无门牌可以稽考，县存保甲名册亦非实在数目”,形同虚设。较之人间官员，民众对境主王更为信赖，诚心祈祷，以求庇佑，社境成为地域认同的标志。从表面上看，官府是阳间统治者，管理大小事务，都图保甲在文册中清晰罗列，民众在契约诉讼文书中，亦常列明自己属于何保何甲。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笃信境大王，以社境为帜，划群归类，自我管理。“庙宇祭祀举办神明庆典、绕境、捐款、选炉主头家。又于庙中讨论公共事务，其实就像是一种地方行政系统，其有效性却远远超过官方的乡约保甲系统。”20世纪20年代，旅榕日人野上英一将境社与行政区划在辖区上加以比较。“大体上是沿着户、社、境、庵之行。若把此来与行政区域之户、乡村、区、县、省相比照，则乡村为境，区为庵。”可见，在明清时期，基层管理由两套体系构成，分别代表国家力量和民间力量，共同维系乡土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