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构建思考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表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2015年3月，国务院制定并授权三部委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对“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做了比较明确详尽的阐述，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正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倡议向国际社会展现的执行力使之逐渐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共识。2016年11月，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首次将“一带一路”倡议写入决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推进倡议的普遍支持。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将丝路精神核心概括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十六字，并指出“一带一路”合作范围向所有朋友开放，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广泛共鸣。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从海上丝绸之路自身传统资源中发掘互联互通要素，它的实施意味着从东方向西方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从而扩大文化交流，促进文明共生。在世界历史上，这是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东方文明主动联系西方文明，促进文明间的深入交汇、东方经济带动世界经济的新举措，它对于改变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南南关系，重新塑造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新格局，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以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意义重大的影响。
一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意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从世界传统历史脉络中梳理出一套借以传播信息、形成共识、建构身份、塑造形象的文化要素，对倡议的文化观念进行解释，避免“跟着用”“拿来用”的西方社会科学全球化和区域化规范概念所导致的表征偏颇。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符号系统，其核心价值观经过历史的积淀被人们普遍认同，形成连续的长时段文化价值链，体现了中国对于海洋文化的自我认识，是世界文明发展史整体脉络中的重要一环。
（一）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要分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首先必须要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含义、发展历史、文化功能、开放水平开始。一般而言，学界对始于中国沿海地区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归为两条比较重要的线路。一条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分北线和南线。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胶东半岛开辟的“循海岸水行”直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直至东南亚的通道。至秦代，徐福之行拓展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汉代至唐时期，东方海上丝绸之路一直繁荣通畅。另一条是南海丝绸之路，以南海为中心，分南线和东线。南海丝绸之路南线是西汉时始发于广东徐闻港，到东南亚后延续到西亚直至欧洲的海上贸易黄金通道。这条海上航线在三国至隋朝时期得到发展，是唐宋以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东线开辟于大航海时代，自广州、澳门、漳州至菲律宾马尼拉，再经太平洋到达美洲新大陆。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曾经最重要的亚欧大陆商贸文化通道，最宝贵的遗产是其所孕育的精神动力和正能量，是沿线国家共同的文化记忆。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有助于经济贸易的交流发展。处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交易双方，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法律制度和交易规则等，交易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共同的文化认知和价值观念有利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交易者之间建立信任，沟通信息，拉近双方的关系，建立亲密感，最终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进行。海丝文化在国际贸易的背景上，其特点鲜明地表现为有出有入，兼收并蓄，和而不同。丝绸之路虽以丝绸贸易为开端，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贸易货物互换的范畴。2000多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在海丝沿线形成了具有强盛生命力的文化影响。文明共融的现实成就了中国走向世界各地的梦想。中国的铁器、茶叶、瓷器、丝绸、棉麻等特色商品越洋过海，远销他乡，演化为海丝文化的图腾，而西方文化也通过海丝进入中国，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多元面相。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历史连续的文化符号意义，具有历时性、参与性、时代性和义利观的代表性。中国海洋文化价值观扎根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传统，不同种族、宗教及文化曾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互相交融，先进工艺与农耕技术沿线传播。海丝文化历史展示的是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也是中国睦邻和谐的大国形象，其价值核心是多元文化包容共生。沿线各国共同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具有建构海丝文化认同的当代文化符号意义。自习近平主席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后，得到沿线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热烈讨论，积极响应。这充分说明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文化符号的时代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空间的构筑、文化线路的形成、文化交流模式的创造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提供了丰富的、可行的样本，向世界展现出中国对开放和交流基于历史实践的文化认知。因此，重视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传承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海上丝绸文化的接续和创新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被动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沿海口岸逐渐被迫开放，中国的关税主权遭到破坏，走私严重，古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观念开始向现代化艰难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封锁，中国的外交活动空间极其有限。为巩固新中国独立，建设新的国家，新政权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在对世界和中国自身的认识及观念上，毛泽东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因而尤为注重积极发展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注重以经济合作作为发展关系的契机，保持文化沟通。“三个世界划分”理论是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的。他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毛泽东对发展中国家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感情。他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3]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从“两个中间地带”论点发展而来，奠定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发展的理论基础。这一思想反映了他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4]
在对外贸易上，中国强调经济合作的和谐政治文化氛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通过经济合作培育自力更生能力，坚持建立和发展双方经济合作的中长期优势，发展双方经济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这也是承接古代海丝文化以商业贸易开放为中心思想渊源的一部分。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毛泽东战略性地提出加强团结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说明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开放性，尤其是经贸文化的开放性。20世纪50年代，中国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合作必须以和谐的政治氛围为基础，以倡导者的积极姿态，强调国与国交往中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受到了普遍认同。中国同印度、缅甸等国联合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55年的亚非国家会议又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给周边国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12月，朱德在全国外贸局长会议上明确指出：通过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同亚洲、非洲和中立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加强经济联系。[5]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74年，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特别联大，在会上做出重要的发言，指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6]
在国家双边关系上，中国注重在历史渊源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在民间和官方两个层次同时进行外交活动，多方面促进经贸往来、人员互访、文化交流等。以中日关系为例，日本是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对古代日本影响巨大，中日海上丝绸之路大大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强调中日两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友谊，近代以来两国关系虽被人为地扭曲过很长一段时间，但两国人民要求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的愿望一直是十分强烈的，积极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正是符合两国人民这一共同要求的。[7]周恩来重视中日民间外交，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以官带民”“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等方针，对民间外交的推动作用指出：“人民外交大大推进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这样做可以说在国际关系上创造了新的范例。我们是抱着这样愉快的有希望的心情来进行国民外交的。”[8]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提出发展中日关系的原则思想。从20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分原则”“贸易三原则”，一直发展到70年代初的“贸易四条件”“复交三原则”，无不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9]中非政治友好的互动关系也是如此。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商业贸易曾连接中国和非洲。中国十分重视中非之间的相互理解、良好沟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同志逝世的27年中，他会见非洲外宾的次数多、频率高。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先后会见了120余批非洲国家的外宾，其中有20位非洲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31人次。有10余个非洲国家历届的政府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近10位非洲国家元首访华在3次以上。[10]1975年6月下旬，毛泽东已经重病在床，无法出面会见访华的加蓬总统邦戈，他为此专门写信给邦戈，说明：“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相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11]邦戈对毛泽东此举深为感动。总的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非之间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国际关系，这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和氛围。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宗旨的中非经济合作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在对外援助上，中国曾经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深知被殖民的痛苦。中国在对外援助上始终抱有对世界繁荣发展做贡献的责任感，提出了对外援助八项原则。毛泽东曾说：“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12]中国的对外援助主要集中在铁路、公路、能源、建筑等基础设施领域和工业化的推进上，60多年来，始终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而是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文化习俗，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中国企业历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融入当地社会，实实在在地为当地人民带来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际经贸和国际援助的实践深深扎根于人民心中，形成中国与许多国家传统的友好关系和共同合作的美好愿望，这不仅打开了中国通向第三世界的大门，而且为中国赢得了朋友，提高了国际威望。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今后必须继续放宽政策，按照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实行统一对外的原则改革外贸体制，积极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的规模，努力办好经济特区，进一步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利用外资，吸引外商来我国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这一时期开启了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外向经济格局进一步形成。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改革增强了经济的活力，并催生了沿海地区“三来一补”[13]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因素，初步进入国际分工格局。东南沿海区域经济率先崛起，中国的对外开放很大的成分是向海开放，形成了东向贸易的基本格局，进出口货物的海洋运输中，去往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的物资比例较高。
继1984年开放上海、天津、大连、广州等沿海14个口岸城市后， 1988年3月1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范围的通知》，决定适当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新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的有140个市、县，包括杭州、南京、沈阳等省会城市。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设立海南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5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投资开发海南岛的规定》的通知，对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授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其中包括土地有偿使用，矿产资源有偿开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等政策。1990年4月，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启动，促成了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中国首个副省级市辖区的诞生，浦东开始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一些经济特区的政策。1991年，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发上海浦东的决策，中国银行两年内每年拨1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建设，港澳中银集团每年提供2亿美元的外贸短期周转资金等10项措施支持开发浦东。
在这些开放地区，出口生产企业和进口商品用户逐渐加入到国际市场中。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均对外商投资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开始逐步地按照国际惯例运行，不仅吸引了外商投资，有效减少各类贸易壁垒，而且为中国企业快速地“干中学”，通过出口导向型工业模仿生产过程、管理技能、资本使用提供了机会。不少企业通过学习效应，在组织形式上更加完善，经营管理上更具有活力，其产品在国内竞争中显示出了优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得到提升。从1984年到1988年，外贸进出口总额从535.5亿美元增加到1027.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从27.05亿美元增加到102.26亿美元。
顺应国情的变化，在以往外交理念的基础上，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得到了进一步明晰而具体的弘扬和发展。以开放为代表的发展理念和制度性实践，以及对构建广泛利益共同体的努力践行成为中国经验，为世界做出了思想贡献。在国家间关系上，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立足现实，展望未来，坚持巩固和发展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世界格局由两极向多极转换的重大战略判断，采取不结盟的政治态度。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14]
中国继承和弘扬万隆精神，南南合作不断注入新内涵。邓小平指出南南合作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第三世界国家能互通有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第三世界国家各有特点和长处，可以互相借鉴，是有能力进行合作的，合作领域是很广阔的。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多次访问非洲等地区，强调应建立长期稳定、全面合作的国家关系，倡导经济上的合作共赢。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就明确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斯里兰卡总统普雷马达萨时重申了这一战略思想。[15]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中国自1992年开始了全面加速改革开放，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进入了深化发展阶段，逐步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始终如一地为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进入21世纪，中国延续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根据自身发展水平进一步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合作。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倡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召开博鳌论坛，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与周边国家以及新西兰、澳大利亚自贸区建设，以及中非、中拉、中阿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形成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新价值取向。中国与54个国家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其中包括不少海丝沿线国家。这些“伙伴关系”按照国家关系的紧密程度大致分为四个层次，即“合作伙伴”“全面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2004年中国提出了“互助互利”“共同繁荣”的新理念。[16]这些国家关系模式的有益尝试，分享了全球化的成果，也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了一定的主动权，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实践奠定了现实基础。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符号的历史连续性
新中国形成的不结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外援助八项原则、南南合作等具有代表性的机制形态，使得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符号遗产并未消隐，而是逐渐清晰地演进为当代社会主义内涵的新海丝文化传统。这一新传统成为海丝文化史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它既是承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热爱和平、沟通互助的文化精神而来，又突破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天朝上国”的时代局限性。在促进文化多样化方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以贯之倡导和平、合作、互利、共赢。海上丝绸之路是海上交通之路，也是贸易共赢之路；是国际移民迁徙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直接与新海丝文化传统相连通，有助于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共产党赋予海丝历史文化符号的全新时代内涵。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维护和传播新海丝文化传统，借海丝的符号获得和平发展的基本文化定位，具有历史的高度和广度。在5年的倡议建设实践中，又有意识地新建了一批与时俱进的新型文化符号，增添了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等多方面内容。倡议以航路港口和海洋经济圈为载体、以经济贸易和产业化发展为基础的建设模式，回应了沿线国家民众互联互通的期待。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被赋予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为代表的新含义，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具有鲜明的亚洲特色和中国特色。[17]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国家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顺应了沿线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学习中国改革开放成功发展经验的期待，激发了加快各方面合作的要求，实现了共同繁荣的愿望。同时，立足在沿线国家做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文化构建的新实践，创造了各种合作模式，获得了良好的效果。
招商局集团发展港口网络，以重点港口为点，通过收购、改造和新建，形成可控制的现代化港口链，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集团增进同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位于国际航运枢纽通道、扼亚丁湾、红海之地的吉布提规划新建物流港口和工业园。吉布提劳动力成本低，失业率高，与欧洲等发达市场有出口关税减免的协定，具有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潜力。同时，吉布提国家面积小，人口少，招商局集团作为中国国家实力和形象的代表，在吉布提的投资，有效地提升了其国家经济力，在东道国民生改善方面贡献良多，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赢得广泛好评。自贸区建成后，将产生GDP超过40亿美元，相当于目前吉布提GDP的2倍多，可创造就业岗位逾10万个，超过吉布提可就业人口的1/6。[18]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交往过程中强调文化先行，重在以文化理念对海丝文化符号进行更新和扩充。首先是尊重各国文化的差异性，预防和化解可能冲突，提倡平等互利，共同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绝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简单复兴，而是在历史和现实的观念架构中寻究出的全新路径，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平等关系，文化先行为倡议提供了文化平等的预设前提。尊重文化多样化是中国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参与文化价值链塑造的基点，文化及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作为表现形式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文化等，作为各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综合国力的一部分，理应受到尊重和包容。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所选择的文化模式等不是冷战结束后盛行一时的“文明冲突论”或“历史终结论”能够解释的。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力图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港口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其中包含了南亚、西亚等热点集中、各方势力角逐的地区。各国在文化、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上有着显著差别和自我认同。中国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价值引领者，奉行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充分彰显了倡议包容性的特点，既在民族国家的视角下鼓励保护文化安全和文化利益，凸显各国文化的个性，又超越民族国家的视角，鼓励坦诚接触、合作与互动，将海丝沿线国家视为互动紧密的国际文化网络。中国和海丝沿线各国的关系依照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融合共生的宗旨建构，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倡议，凝聚各国人民掌握自己发展命运的哲学思考，倡议实践逐步发展地多样化、开放式的文化空间也具有极大感召力。2017年5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致辞时，习近平主席向世界专门强调“不搞以邻为壑”的原则性态度。这是中国外交合作一以贯之之道，被中国执政党核心领导人在高峰论坛上面向世界再予强调。中国在论坛上与68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订了多份文件及协议，对有代表性的成果进行梳理和汇总，形成了270多项成果清单，并通过了联合公报。
其次是鼓励文化多元交流，结成情感纽带，减少倡议推行的阻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目的，是包括文化开放在内的进一步开放。在空间设置和国家个体的功能上，倡议文化内容的基本特征是由国家倡导规划，企业、政党、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多种主体参与。同时，凸显整体文化认同的先行作用。海丝文化作为一以贯之的主线，将历史、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倡议不仅是承续古代海丝贸易经济的合作，而且是发挥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架构。文化是一国软实力的体现，对于联通民心、凝聚共识具有其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影响力。4年来，沿线各国政府、民间机构、互联网企业、科研院校、公民个人等全方位、多领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活跃，形成了创新发展、开放共享的海丝文化氛围。文化的多元交流有助于沿线国家民众更为了解中国倡导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宗旨，消除疑虑，也有助于打下中国发展经验分享和发展模式认可的民意基础，提升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
最后是着眼于倡议进展的大局，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实实在在地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设和改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通道，在经贸、产业合作中增强深化文化交流合作的能力。事实证明，现代国际贸易产品中融入更多的文化认同因素，充分利用丰富的共有文化资源，是扩大国际贸易和增强国际贸易总量的有效途径。现阶段在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平衡基础上创新文化贸易方式，主要体现在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完善区域营销网络，坚持进口与出口并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南亚博览会、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贸交流平台为主体，推动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协调发展。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海丝沿线大部分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亟待得到大幅度的改善。5年来，中国以大国的胸怀和担当，采取实际举措首先着力实现沿线国家双边多边公路、铁路、港口、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连接的客观一体化。5年来，中欧班列迅猛发展。截至2017年5月，中欧班列运行线51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28个，到达欧洲11个国家29个城市，累计开行超过4000列，为各国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提供了平台。在“互联网＋”的时代，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不断被突破，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不断被打破。沿线大量的岛屿国家和山地国家，也在中国电信和互联网企业的帮助下，通过无线领域的连接突破有线网络铺设的地理限制，取得信息联通手段的便利。如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中国手机 App“微信”的用户数量超过欧美日 Facebook Chat、Line等从传统桌面互联网延伸过来的社交通信工具，微信晒朋友圈成为时尚。
资金融通是落实倡议、实现互联互通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积极推动组建“一带一路”建设中长期资本聚合平台。2014年10月24日，中国宣布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由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国家共同投资设立，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在试运行的10个月时间里投资了六大项目，完成了8.09亿美元投资量，在2016年完成12亿美元的项目体量。2016年1月17日，亚投行正式开业，来自五大洲的57个成员代表共同见证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起航。在开业仪式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阐释了亚投行成立的重大意义，指明了亚投行运营和发展方向，表达出中国与世界共创未来的真诚意愿。
2014年11月8日，中国宣布筹建丝路基金，由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19]首期资本金100亿美元中，外汇储备出资65亿美元。2015年先后宣布了3个单项目投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正在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对接，为倡议的落实增添稳定因素。基础设施的硬件联通带动了沿线经济贸易的有效增长，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更为紧密。中国轻工、纺织、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和装备制造业投资设厂，沿线国家能源、资源开发合作一体化发展迅速。同时，深化海关、质检、电子商务、货运运输等全方位合作，努力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为货畅其流创造出了更好的条件。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大特点就是以贸易经济融合创造文化融通的氛围，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看得见的利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经贸文化之路，更是沿线国家民众情感沟通之路，重在以获得感赢得认同感。实际上，沿线国家民众的获得也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培养文化消费力和新的消费增长点，创造海丝文化潜移默化深入民众的条件。
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中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发布《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提出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合作框架。“六廊”是指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和孟中印缅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六路”指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管道和空间综合信息网络，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主要内容。“多国”是指一批先期合作国家。“一带一路”沿线有众多国家，中国既要与各国平等互利合作，也要结合实际与一些国家率先合作，争取有示范效应、体现“一带一路”理念的合作成果，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多港”是指若干保障海上运输大通道安全畅通的合作港口，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一批重要港口和节点城市，进一步繁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合作。“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体框架，为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合作提供了清晰的导向。[20]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21]具体来说，一是将共建“一带一路”作为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的成果；二是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重点，说明“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途径与方式；三是将“一带一路”作为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的一个重大倡议。结合2013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的历程和成就，这三个方面将倡议连接成为一个中国全面开放的新进展、新动力和新平台的崭新系统。
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文化构建定位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对全球化趋势的新理念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济全球化逐渐兴起，其特征是要素资源配置的全球性和经济、文化发展的非普惠和非均衡。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论指出，各国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将导致相对供给能力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价值链上游的资金和技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根据要素资源禀赋的不同在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全球化分工体系的模式下，各国的经济文化通过各种政府间与非政府间的制度安排，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复杂经济联系的深入导向的并非文化的平等融合，而是西方价值观的强势进入，某种普适价值的试图推进，各国发展道路、制度模式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的藩篱更未消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中，现实主义认为对制度重要性的探讨不能离开“权力”，权力是制度背后“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主义主要是从制度具有哪些功能的角度，来论证制度具有促进国际合作、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的重要作用。建构主义主要是从制度规范基础的角度，来探讨国际制度对国家身份与国家利益的建构作用。[22]这充分说明，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广泛存在冷战思维和文明冲突的思考方式。
全球化治理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割裂的整体性，消除要素流通的阻力成为必然。包括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阻力，也包括文化要素自由流动的阻力，最终达到提高整体效益和效率的目的。文化资源要素不同于资本、土地、劳动力等其他要素。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文化是灵魂性和识别性的存在，文化在世界范围所处的态势最终关系到一国综合国力的强弱。为本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领袖和社会制度骄傲是普遍性的人类心理现象。文化关系是需要以心沟通的，各国文明间的界限分明，甚至以意识形态划界绝不是全球化应有的趋势，而是阻碍全球化的因素。因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互动关系来看，文化可以说是全球化的瓶颈，形成了全球化中的“文化陷阱”。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中，通过对当地环境的分析和调查，可知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未能得到全面的关注和维护。在古典生产函数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古典贸易理论由此从生产技术差异的角度，解释其对国际贸易的决定作用。生产技术差异具体化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导致的绝对比较优势和相对比较优势构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文化发展更是全球化发展共赢面极不均衡的一个缩影。据统计，发达国家互联网用户普及率超过80%，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普及率仅为23.5%。[23]可以说，代表现代文化趋势的全球互联网资源分布是极不平衡的。世界上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极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国际贸易格局出现的一系列新变化产生了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说明在技术水平、要素禀赋状况相同情况下的国际贸易的起因是规模经济。而动态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等更深刻说明了各国处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不同位置。如何应对全球化时代下业已形成的“中心—边缘”不平衡的发展循环和支配趋势，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这是原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所没有的东西，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探索和实践。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共赢的观念。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4]这是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对全球文明的走向做出明确判断，蕴含着中国对国际规制基础的基本看法。此后，习近平主席在众多场合数十次阐释“命运共同体”理念，赋予了命运共同体以丰富的内涵。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在本质，是一种全球文化价值观念变革的理性探索，是中国智慧对全球化超越性的纠偏修正。客观地说，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共同体成员在生产生活中共同接受的思想、观念、风俗等，其理念是全球化大趋势积累到今天，人类利益交汇点不断扩大才能激发出的心灵共感。人类命运共同体成员对人类共有一个地球的客观事实和人类情感息息相关的共生性的承认是其逻辑起点，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和世界走向的终极关怀。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的目的，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增进不同信仰、制度和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以初级产品出口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受创尤深。思想界弥漫着对目前困境和世界未来的普遍焦虑，以及对全球经济如何健康发展的反思。[25]人类文明史反复证明，一国之盛，一国之荣，若无休戚与共的理念，一味掠夺争强，难以长久，更难以延续，在“全盛”“极荣”中已呈衰败之征。这种焦虑和反思并不限于经济领域，而是思考探索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新型发展模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含的平等协商精神顺应了人类社会对危机的共同担当，对未来的共同期许，对福祉的共同创造，符合世界和平稳定的普遍愿望。
其次，人类命运体理念凸显的是以民众为主体的新观念和新路径，在具体措施上也更加注重体贴民意，努力取得看得见、摸得着的早期民生利益收获。倡议提供给沿线国家的，不是一个强加的正式国际秩序，而是一个基于人类普遍情感和未来展望的弹性空间。这打造了国际合作无涉意识形态、不以自身发展模式划界的文化基础。不均衡的全球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的财富鸿沟打击了发展中国家民众对于全球化趋势的美好愿望和信心。西方国家凭借经济与科技优势，固化其对全球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的事实也日益显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视主流民意的认可和从政府到百姓的共识，特别是重视加强与各国民众间的精神联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在目标、理念、情感和文明方面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相互认同。不同的国家有了共同的目标、相近的理念、深厚的情感和包容的文明，“民心相通”就可以实现。[26]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逐步完善，以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建立不仅使得自身国际形象更加正面，而且对于倡议的落实也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真正尊重民众主动性的合作模式，显然是真正实现合作与发展，给世界带来和平、稳定与繁荣的方式。如招商局集团在海丝沿线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民心工程。包括旨在培养当地治国理政精英人才的青年领袖社区项目、解决贫困人口住房问题的安居房工程、提升当地劳动力素质的培训中心项目、帮助白内障患者进行复明手术的“光明行”项目等。这些民心工程让当地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了基于各国国情特殊性的开放包容。人类命运体的构建不搞俱乐部、会员制，开放包容是其核心价值。“霸权稳定论”“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制度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都曾经盛行一时，但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和与理论相对应的政策实践无法解决当前世界主要关切，尤其是无法解决多元文化的融合。其根本原因是这些理论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和意识形态的统一，而非基于各国的特殊性，更不具有文明开放包容的属性。世界各国的自身发展都不能自外于人类发展，正是经济文化的多元性构成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文明价值取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推动全球发展繁荣的话语，具有融通各国人民情感的效能。实践上则在各国对这一理念理解的基础上，尊重各自的文化特性和自主选择，积极发挥对全球化体系的共同建设性作用。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也包含着中国自觉为21世纪全球治理体系谋划的大国责任意识。人类总体福祉的增加从来不是一个单向度前进的过程，而是内化于以生产生活方式为载体的社会文化整体均衡。中国的“走出去”既符合对外开放格局的需要，也契合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为世界整体性的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创造新的机遇。在这一机遇创造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关注点重在文化关系和文化内容，这是对以往全球化模式文化要素流动陷阱的反思。随着理念的传播和深入，世界将进入一个更加多元的文明时代。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一带一路”的实践框架下得到了进一步深化。[27]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作为中国未来全局性的海洋建设，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框架下的宏大构想，也是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014年提出的“周边命运共同体”、2015年提出的“亚洲命运共同体”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密切联系。倡议提出的文化先行，着眼于文化资源的优化流动配置推动全球其他要素优化流动配置，最终达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化深化目标。这不仅是为人类塑造全球文化交流和融通的可行构想，而且是以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维护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完善全球化规则。
（二）对区域化趋势的把握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构建定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世界各国在已有的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同盟（ASEAN）等区域性制度基础上，进一步倾向区域化发展。次贷危机使世界经济深受冲击和影响，世界经济步入低速增长期，资本控制的全球化弊病和文化风险日益显露。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普遍经济增长中虽也获得发展收益，但与发达国家要素分配红利所得悬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回报的鸿沟加深，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仍未建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固化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上，短期内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决定了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只是规则的执行者，在文化传播中无法获取主流话语权，居于从属性的边缘地位，受到西方国家文化产品的强势输入。
全球化规模和方式下的多边主义越来越难以协调各国发展利益，达成共识，如海丝沿线国家相当一部分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当中，面临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升级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而发达国家已超越了这一阶段。世界各国力图通过区域一体化的方式进一步互相联通合作。区域发展确实空间巨大，随着西方世界经济危机的一再发生，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绝对优势地位逐渐丧失，规则主导能力相对下降，构建高度包容的多边协议越来越难得到响应。而以区域主义为特色的协议系统无论是在增长动力、互联意愿的可持续性，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较容易实现。
但是，美欧等发达国家倡导的跨大西洋自贸区协议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制定规则，目的是以区域协议规则代替多边协议规则，实质上是缩小了的多边主义。美国实行“重返亚太”或“转向亚洲”（pivot to Asia）政策，并在2013年调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强化军事同盟，更是说明了这一性质。2017年1月，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只能视为美国为集中精力推动北美自贸协定重新谈判的举措。跨大西洋自贸区协议打造欧美自贸区。议题涉及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原产地规则、技术性贸易壁垒、农业、海关和贸易便利化等。在这些协议中，大国仍然是支配地位和影响能力的获得方，小国仍是利益的让渡方，这并不因为区域协议的属性而有所变化。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各种多边、双边区域主义协议不断推出，大的框架有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RCEP）、欧盟的容克计划等，体现的都是以区域合作为核心、通过照顾各方的利益诉求构建良好地区氛围的努力。在此前提下，区域化模式也有较大变化，合作程度不断加深，合作地域广泛，合作内容也更为丰富，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全球化趋势的跟进者，通过渐进式的改革开放深入地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随着WTO多边体制红利逐渐消退，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三期叠加”[28]的新常态，中国也迫切需要推进新的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从区域化融合达成全球化的角度来看，海丝沿线地区是全世界民族、宗教、地缘政治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有着区域化趋势涉及全局的判断，在具体的文化政策建设实施、文化产业布局升级、文化安全落实维护等方面，则要综合考虑海丝沿线国家差异性极大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习俗等社会整体文化环境，本书将在有关章节分别加以具体阐释。
（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文化意义：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协调
总之，无论是全球化还是区域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仍未实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依然存在，全球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中心和文化观割裂现象也未有改观，甚至愈演愈烈。“全球化”与“区域化”并非一对完全矛盾的概念，呈现的是互动发展的制度演进新趋势。全球化倡议需要落实到具体的路径规划，区域化则需要落实到地区与国际合作的模式上来。如何有效利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的平衡，最大化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发展利益，需要的是政治智慧和负责任大国的担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为历史和文化的认同基础，但又突破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空间概念和历史局限，形成了充满可能的开放空间和海丝文化共享的标志性理念。倡议旨在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为形成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世界经济文化新局面，为缔造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的方案和经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开辟了世界发展格局中独属中国、加强与沿线国家全方位合作、共同向世界开放的海洋文化模式。这是中国在对多边主义协定和区域主义协定的选择中，有效地利用全球化与区域化各自的优点，创设出的以公正合理、开放包容为文化特征的崭新模式，是对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事实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项倡议，并非无本之木，更非挑战现有国际和区域既有秩序的另起炉灶，其基础是包容中国与海丝沿线有关国家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合作平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可以说是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的升级版，其文化意义在于理解全球文明融通与经济推动之间的密切联系，重启新一轮的经济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倡议不仅仅是为沿线各国的生产力聚合提出了一个长效运行的整体框架，带来巨大的正面影响，还将决定中国在世界文明体系中未来地位的获得。
三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文化构建的内在逻辑和机制对接
（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文化构建的内在逻辑
从战略的层面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文化要素，结合上文的讨论，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一是全球化文化价值链塑造的视角，二是区域文化交融联通的视角。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9]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一系列的港口网点为节点连接而成的国际贸易网络，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而文化在本质上正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贸易的载体，多起点、多航线的国际贸易深化了海丝文化的内涵。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构建多元平衡开放体系的重要方式。目前，以中国资本“走出去”为特征的第二次全球产业转移正当其时。中国借“一带一路”框架与沿线国家共建共享交通和物流，加强欧亚大陆未来联通，全方位扩大开放布局。各国由于历史渊源、文化贸易和文化产业等的差异，决定了其在全球文化价值链上的综合位置。中国在全球文化价值链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中国试图塑造全球文化价值链以获得更多的规则话语权，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现实优势，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全面而深远的积极影响。
从中国文化在全球文化价值链的定位来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发挥文化的价值。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不可割裂，尤其在以文化为符号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海丝文化的传播必须以物质的流通为载体。推进倡议建设的重点之一是加强经贸合作，经贸竞争力始终来源于自身产品和服务。
当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2008年后，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也成为贸易摩擦目标集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框架的经贸活动跨越文化，只有坚持包容开放、互鉴创新，才能形成经济与文化的长期良性互动。文化互联互通形成社会信任和民众认同，才能在主观意识上有提升区域一体化的可能，进而达到真正的全球化。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具体来说，文化的相互理解有利于海丝沿线各国合作与协调的低成本，对于经济交往中利益诉求的互让、疑虑的解除、消除文化差异引起的可能纷争无疑都具有基础性作用。缅甸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2014年中国与缅甸的皎漂—昆明铁路项目遭到搁置，一定程度上是“走出去”过程中民心互通还不到位而导致的。中缅皎漂—昆明铁路是中缅共同实施的皎漂—瑞丽通道计划的一部分，起于缅甸若开邦面对印度洋的皎漂深水港，从西南向东北贯穿缅甸中北部，经由云南瑞丽进入中国，直通昆明。该铁路走向基本与中缅油气管道平行，曾被称为中国西南战略大通道。中缅铁路的建设对于缅甸益处不少，但缅甸非政府组织和铁路途经地区民众认为没有直接受益，当地媒体关注项目对沿途的文物古迹和宗教设施可能的影响和环保代价。中国方面从倾听缅甸人民呼声、尊重缅甸人民意见出发，决定暂缓推动有关项目。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将成为全面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先行力量。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所具有的开放性来看，将实现与陆上丝绸之路的对接，联通欧亚非大陆。根据《愿景与行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横跨太平洋、印度洋，历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亚丁湾、波斯湾，涉及东盟、南亚、西亚、东北非等相关国家。倡议计划在海丝沿线国家主要交通节点和港口，共建一批经贸园区，吸引各国企业入园投资，形成产业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园。从目前的实践运作、学界研究来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与投资带来极大拉动效应，将中国对外开放的层次引向更为深广的领域。[30]特别是对文化先行的强调，说明倡议并非简单重复或者借鉴已有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规则模式、思路与政策导向。倡议更非单纯的区域经济开放联合体，其特点是避免偏重经济属性，不完全以GDP指标来引导实施，注重在文化轨道上的循序推进。倡议具有更为多元、层次更高的功能，包括文化融合、文化推进所具有的价值。
（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文化构建的机制对接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推进首先基于沿线国家对海丝文化的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在机制合作中较易获得实现基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具体结构安排与机制进程尚在设计之中，但中国基本立场是不谋求排他性的区域集团，这一点是确定的。倡议不限封闭的国别范围，强调在海丝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内与沿线既有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对接，也倡导区域多边化的创新合作方式，共同寻找合作切入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践不仅仅代表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方向，还向沿线国家展示未来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在世界体系中获得什么样的地位。因此，与沿线现有机制对接，在对接框架中形塑、传播海丝文化，才能凸显中国在海丝文化构建中的作用。
一是与已有区域共同体的对接。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区域共同体，东盟国家多数是中国陆上、海上的近邻。自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到现在，东盟从最初的5国扩充到10国，并于2015年底建成世界最大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共同体。因此，与东盟国家经济走廊发展规划等的对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3年秋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在访问东南亚时都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商谈缔结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近平主席更是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定位于“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将给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贸易、投资、文化、交流，乃至双方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带来极大的便利。中国把与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东盟博览会、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中国—南亚博览会等交流平台进一步完善。
二是与沿线国家有关规划的对接。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上，有一些国家的规划与倡议相近相通，具有推动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内在动力。其区域覆盖范围具备与倡议对接和互动的基础。中国积极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不以首倡国的身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谋求主导权，而是寻找与沿线各国此类规划的对接路径。比较典型的如与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31]对接，与欧盟欧洲战略投资基金（“容克计划”）[32]对接等。通过政策协调、市场开放、建立共同投资基金等创新方式，强强联合，共同开拓海丝沿线新的合作空间。[33]印度尼西亚地处海上丝绸之路两条线路的交会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连通大洋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国—中南半岛走廊的重要参与者。2016年，雅万高铁开工建设，设计时速300公里。雅万高铁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合作的重大标志性项目，被认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对接的早期收获工程。与欧盟的战略架构对接旨在实现东亚与欧洲这两大经济发展极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带动沿线大量的发展中国家受益。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还有一些与倡议具有竞争性的国家规划。比如印度提出的“季节计划”[34]、美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35]等。目前，已有多个沿线国家和区域组织表达了对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意愿，但也鉴于某些客观原因，与一些国家的规划无法对接，但这并不影响倡议的落实。
三是推进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协议，包括双边贸易投资协议、自贸区建设协定及工程、商业、文化领域的协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促进沿线各国利用各自的区位优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推进落实与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投资协议，推动海关、质检、电子商务等部门相互协调，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是倡议的重点内容。2016年，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36]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速推进，中巴合作的数据是富有说服力的。在习近平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签约项目总额达300亿美元。中巴重大能源、基础设施、产业园项目都取得显著成果。2016年，中巴经济走廊的战略项目瓜达尔港正式开航。
21世纪海上丝路倡议将构建沿线地区自贸区作为形成文化共识的基础性条件之一。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海丝沿线地区自贸区建设也在加快，中国与沿线更多国家探讨建设自贸区，以经贸促进文化交流和发展。2015年，中国作为澳大利亚连续6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和澳大利亚签署了自贸协定。2016年，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第四轮谈判在北京举行。中斯双方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贸易救济、争端解决等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谈判取得积极进展。[37]
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框架下，中泰铁路投资协议、中国—马来西亚文化合作协定等一系列交通、通信、能源、金融和人文领域深度合作的重大协议都取得进展。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投资低迷不振。特别是传统发达国家市场需求不振，复苏缓慢。海丝沿线的大多数国家对21世纪海上丝绸倡议的支持，应当理解为发展中国家在后危机时代通过倡议矫正原有的世界秩序，更好地呈现不同种族、信仰、文化之间和谐相处，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美好期望。
小结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组成部分和构建多元平衡开放体系的重要方式。从倡议的总体层面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文化要素，可以从两个视角来观察：一是全球化文化价值链塑造的视角；二是区域文化交融连通的视角。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是由一系列的港口网点为节点连接而成的国际贸易网络，范围覆盖大半个地球。而文化在本质上，正是一个开放演化、具有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海上丝绸之路是国际贸易的载体，多起点、多航线的国际贸易也深化了海丝文化的内涵。在以文化为符号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中，沿线各国在产业内、产业间都有很强的互补性和独特优势，尤其是沿线国家的文化产业普遍在产业化上还未形成规模，产能未完全释放出来，产业链也比较单薄，未来合作空间广阔，这都为海丝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支持条件。
注释
[1]习近平：《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二〇一三年十月三日，雅加达），《人民日报》2013年10月4日，第2版。
[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42页。
[3]《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338页。
[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688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840页。
[6]《邓小平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74年4月11日，第1版。
[7]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8]田桓：《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313页。
[9]王玉贵：《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10]汪勤梅：《毛泽东与中非关系》，《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
[1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438页。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57页。
[13]“三来一补”包括：①来料加工（由外国总公司免费提供材料，只委托加工）；②来样加工（从国外获得样板，在中国制造同样的货品）；③来件加工（国外零件到中国组装，可以拆卸方式）；④补偿贸易（提供中方机器设备，以生产的产品偿还）。
[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068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251页。
[16]《巩固中非传统友谊 深化中非全面合作》，《人民日报》2004年2月4日，第1版。
[17]习近平：《携手共创丝绸之路新辉煌——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2016年6月22日），《人民日报》2016年6月23日，第2版。
[18]《吉布提港口“一港五通”》，《国资报告》2017年第5期。
[19]《习近平主持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1月9日，第2版。
[20]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外文出版社，2017。
[2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习近平同志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摘登》，《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第4版。
[22]朱杰进：《国际制度缘何重要——三大流派比较研究》，《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96页。
[23]《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闭幕发表 〈乌镇报告〉》，《北京日报》2016年11月19日，第4版。
[24]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莫斯科），《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25]张宇：《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道路》，《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何秉孟：《重拾“第三条道路”？——金融危机后美欧的政治思潮与经济选择》，《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26]郭宪纲、姜志达：《“民心相通”：认知误区与推进思路——试论“一带一路”建设之思想认识》，《和平与发展》2015年第5期。
[27]《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4版。
[28]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2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30]学者李向阳给出了一个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具体区域路线图：东北亚地区应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推动中蒙俄朝韩次区域合作为主攻方向；中国沿海地区应以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为核心；在东南亚地区以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升级版为基础；在南亚地区，以正在构建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与中巴经济走廊为突破口；延伸到西亚地区，应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的谈判进程。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则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选择。参见李向阳《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
[31]印度尼西亚的“全球海洋支点”构想，又称海洋支点计划、海洋支点梦想等，是2014年10月，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政府提出的战略性发展计划。计划调整了印尼的国家发展重心，逐步将关注点由陆地转向海洋，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海洋互联互通和加强海洋外交，增强海军实力是目前该计划的最主要内容。参见刘畅《重新重视海洋：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愿景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试论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构想》，《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4期；等等。
[32]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是欧盟委员会2014年11月提出的一项投资计划，因主席容克力推，也称“容克计划”。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投资银行共同组建并注资总额210亿欧元，意图重振欧盟经济。资金将主要投向能源、电信、数字、交通以及教育创新等领域。
[33]《习近平同印尼总统通电话》，《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6月24日。
[34]“季节计划”是莫迪政府外交政策中最为重要的倡议，核心为“印度主导的海洋世界”规划，包括东非、阿拉伯半岛，经过南部伊朗到整个南亚，向东通过马六甲海峡和泰国延伸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35]“新丝绸之路”计划是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于2011年在印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建设一个连接南亚、中亚和西亚的网络。
[36]《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签署投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37]《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第四轮谈判在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