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传统中医药和近现代西医药的同异之辨及其影响

如何界说中医药、西医药及二者间区别，已是一个百年话题。中医药业界内外各类机构、人士早已对此纷纷撰文著说，各抒己见，其中有不少精彩、独到的见解。在此背景下，国情调研工作根据多年的调研成果对此重大问题做一系统、明确的归纳，应是分内责任。然而，一则，综观已有各类文献、论著对此问题的论述，尽管观点、论据并非一致，但层次和角度的确相当丰富、相当完整，对已有的观点、论据做一个综述虽说肯定算得上是一个工程，可那并不是笔者的心愿；二则，要对各类已有观点和论据逐一进行辨析、评价，笔者个人也绝对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储备和辨别能力。

因此，在本书中，笔者只对本人认可的、他人著述中已有的对传统中医药和近现代西医药的同异之辨要点做一些简单的归纳，当中定会有一些“拾人牙慧”之处，同时，力争在此基础上，把笔者的创新之见表达清楚，做一点“锦上添花”的工作。至于医药学方面的那些高度专业化的、技术有关的问题则留给业内专家去分析、评价。当然，即便只是做这样稍微简单一点的工作，也难免会出现疏漏和失误，但这不代表笔者不认可或不重视被疏漏的观点和论据，也不意味笔者对自己可能存在的方法和观点的失误拒绝自省和自纠。而且，笔者将把传统中医药和近现代西医药两者之间的异同辨析延伸到受其影响产生的表现的辨析，从而为本书其他章节相关问题的分析提供支撑。为尽量节省篇幅，如非特别说明，本章以下内容中的“中医药”即指“传统中医药”，而“西医药”则指“近现代西医药”。

一 中医药和西医药的相同或相似之处

1．两者都服务于人类维护健康和治疗疾病需要

这样说，好像两者很相似，实际上两者之间即便在此一点上仍有不同。简言之，从笔者所接触到的资料看，各自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产生的顺序和侧重力度似乎有所不同：中医药自数千年前创始即以健康为中心目标，以“未病先防”为重点，以能“治未病”者为“上医”，专“治已病”的只是“下医”；而西医药自创立起即以治疗疾病为重点，预防医学直到“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后才创立”，“随着现代医学和统计学、微生物学的先后创立而逐步发展完善”。并且通常由普通医护人员担任预防相关工作的主角。

2．两者都使用或部分使用人类自身以外的物质手段

同样，在这一点上，两者的区别也不小：中医使用的防病治病手段，物质形态的药物取材于大自然，包括天然的植物、动物和矿物，且有不少属于药食同源、药食两用一类，同时还使用人类自身的感知、技能和力量，或借助于用天然物制作的简单工具进行非药物治疗；西医药则主要依靠纯粹人工制造的物质包括化学合成药物和设备器械治疗疾病。尽管近现代西医药的前身——欧美为主的多个国家也存在过和传统中医药类似的传统医药。

二 中医药和西医药的不同之处

1．哲学基础，首先是作为哲学基础的世界观不同

国情调研中，笔者曾遇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在参加了自然科学界、医药界和社会科学界三界人士共同出席的一个中医药问题研讨会后，一位在我国自然科学界担任基层领导职务的人士发表议论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居然有人认为医学和哲学有关，中医和哲学能有什么关系（大意）? ！当然，我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怎么给“哲学”下定义的。可是，如果这位先生认可“哲学”与“世界观”是有密切联系的话，那么，他怎么还能认为医学和哲学无关？至少我们可以问，作为与史学研究有关的一名专业人员，难道他认为古代西方医学不是和哲学紧密联系的吗？医学与伦理、道德也完全无关吗？！毕竟伦理的含义之一就是“指导行为的观念，是从概念角度对道德现象的哲学思考”。而道德则以“宇宙之理”为依据，故此“伦理学”又有“道德哲学”之称。

分析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哲学基础的不同，哲学家可能会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不同层面分别入手系统论证。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研究人员，笔者以为，最关键的不同应该首先是作为哲学基础的世界观在两者之间有所不同，或简而言之，两者首先是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不同。这是中医药和西医药所有不同的根本源出。中医药学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认为尽管在人和自然、人和人以及人体自身各个脏腑之间存在种种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的关系，但从根本而言都是互联互动的，统合成为一个整体。人，只是大自然中的一种生灵，尽管看来处在生物链高端，但至多也只不过是一种“高级动物”。从根本上说，人类是不可能忤逆天道（自然规律）、肆意妄为却能得到好的结果且不受惩罚的。而西医药学的世界观是“人类中心论”，这种世界观的产生和西方神学的观念有一定关系，曾经是一系列观念推演的结果，即：从地球中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到上帝创世说（上帝是现实世界一切的造物主）再到上帝创世为人说（上帝创造世界主要是为了人），照此逻辑，人理所当然地就是世界乃至宇宙的中心和主宰。

中医药的这种世界观基础和哲学基础，不仅是构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是地道传统中医药人士社会实践的着力点。以“五运六气”学说为例，广泛涉及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主要被中医用来推论气候变化规律及其对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影响，是“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重要体现。在国情调研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江苏有一位精通“五运六气”学说的中医专家，近些年来，在国家科研项目的支持下，不但自身勤奋刻苦，深入研究，而且不辞劳苦地向业界传播应用“五运六气”学说的精要。截至笔者写下这段文字之时，已经有近千名志愿跟随他学习的学生，有一些还正式履行了拜师手续。在他的学生队伍中，既有已经获得中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也有正在院校苦读的莘莘学子。更可喜的是既有中医药人员，也有一些西医药人员。其中一名留过洋的西医人士还专门撰文记录了他运用“五运六气”学说指导，有效找到当时当地儿童肠套叠疾病高发的治疗方法的心得。笔者阅读该文不禁有些动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不囿成见地追求真理的精神，世事定能日新月异地进步！

“五运六气”学说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人类医学，从“小处”说，至少可以为农业的种植和养殖行业提供有益参考，发挥防灾减灾的作用；从大处说，不但我国卫生部门可以利用“五运六气”学说开展疫情预测，强化中医药“治未病”对保障国民健康的功效，而且笔者还了解到，国家有关部门曾在中医专家的帮助下，应用“五运六气”学说对我国举办重大国际活动的特定期间内的气候和可能发生的疫情进行预测，从而使得有关风险的预警时期得以大大延长，预防措施得以充分完善，为保障有关活动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事后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五运六气”学说的有效有益。令人叹息的是，知晓并能熟练运用“五运六气”学说开展中医药业务的中医似乎越来越少了，这其中固然有历史的因素，如所谓“破四旧”运动的影响，但也有近些年以体制内机构和人员为主的所谓“科学化”“现代化”的影响。笔者的疑问是：不讲“五运六气”，中医药治病救人的基本方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中的“因时”难道就剩下“春夏秋冬”了？

2．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

虽然笔者把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哲学基础不同、世界观不同放在两者不同的第一位，但从时间顺序而言，这种不同与两者产生、形成的时代背景不同有直接关系。

传统中医药诞生于人类远古的农耕时代，直接有关中医药的文字记载至少不晚于三千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而再往前追溯已出现了药酒。《黄帝内经》虽成书于战国甚至秦汉时期，但其中引用的上古文献就有约50种。业界的五千年之说是建立在中医药和中华文明同步起源的认识上的，也许并不为过。可以想见，农业文明的形成与对自然及其循环演变规律的认识进步是密不可分的。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如果认识不清、掌握不准自然规律，要想得丰收保温饱，岂不是痴心妄想？

近现代西方医药学是文艺复兴之后，16世纪前后才萌生的，在17世纪工业革命后才真正进入形成和发展时期。在工业革命后人类大量借用化学、物理学和生物科学的成果来推动一切可能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领域的时代背景下，医药也进入了大工业的范畴。和中国传统医药曾经类似、与哲学紧密相关、以古希腊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医药学说和实践被贬斥。由于工业革命显示了人类自身的创造发明能力存在大规模改变自然形态甚至摆脱某些自然约束的现实可能，因此，崇尚人类自身的创造发明能力，并将创造发明的成果尽快导入标准化、规模化运作的轨道，不但可以借此尝试挑战自然、征服自然，而且能够帮助新兴阶层打破传统社会架构、重构利益分配格局。

3．对生命、健康，尤其是对疾病的认识不同

在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影响下，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对生命、健康，尤其是对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同了。

中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生命不仅有物质构成部分，而且包括思想、精神。在生命诞生直至生命完结的整个过程中形与神始终都是集合为一体的，而且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无论是形与神之间，还是人体各个部分的脏腑之间，始终是关联互动的。这就是有的哲学家把“生成论”作为中医哲学基础之一的含义。“健康”是人的各种精神和物质功能运作正常且相互间平衡协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一位担任过中医管理工作的长者在总结已故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的医学思想时，概括了人的生命所具有的“七自一包（屏障）”生存能力和防卫功能：“自选择、自清除、自组织、自演化、自稳态、自适应、自调节”和“整体边界屏障功能”。这里已经讲到七种了，也许还有其他生命功能需要我们去发掘和认识。中医认为“疾病”虽然有外来因素的作用（“外邪”），但主要是生命的功能出现了问题，失衡了，而且出现功能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患者自身。“外邪”只是“外部条件”而不是造成疾病的全部充分必要条件。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人的自身生命功能很强很健康，是不容易得病的（“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虽说西医学似乎也有物理医学和化学医学的流派之分，但总体而言，西医药学认为人的生命根本上是物质，是蛋白质、核酸和酶的存在和变化、运动。人体是由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逐级构成的，强调细分和直接甚至是单一针对性地（靶向、线性）对待人体的各个部位和各类脏器的独自的物质结构和功能问题。所以有的哲学家在进行中西对比时指出现代医学（西医）的哲学基础之一是“构成论”。也就是说，人和机械类似，纵然结构再复杂，也可以把各个部件独立看待和处理。“健康”主要是指脏器无疾病，生理功能正常，体型发育良好。直到近年来才逐步纳入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内容。也许可以说，在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中，目前中医药和西医药区别最小的应该是对“健康”的认识。但即便如此，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的健康概念或关注点还是有区别的，前者高度重视各种生命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把这种相互关系的整体平衡状态作为判断“健康”与否的关键依据和针对性治疗的出发点，后者则以单独了解和对待各个功能脏腑的问题为出发点来寻求“健康”的路径。尤其是在日常门诊的状况下，这也是西医专业越来越细分，病患往往不得不辗转多个科室才能找到合适医生的主要原因。对于西医药学而言，“疾病”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遭受“外敌入侵”或“外部伤害”，对人体造成了物质伤害，人体功能不正常就是因为这种伤害所造成的。浙江有一位很有哲学思辨意识的已故民间老中医潘德孚，他对中医和西医的疾病观所做的直观表述是：西医认为生病就是身体有病了，而中医认为生病的不是身体而是生命。

4．所采用技术和工具的来源和运用方向、方法不同

哲学基础、世界观基础和对生命、健康以及疾病认识的不同，必然带来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所采用的技术来源、技术方向和技术方法（包括工具）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用什么”和“怎样用”两个方面。如果说，中医药和西医药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不同是前提的话，那么两者对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所采用的技术路线（包括来源、方向和方法）不同，某种意义上就是结果。就两者各自而言，技术路线都和认识理念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中医药学既然认识到人只是自然界中的一员，相对于万千气象、风云变幻、高深莫测的大自然，人类其实是渺小的，人类可以自作主张、自行其是而不受自然规律约束和惩罚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从而自然界多数植物和其他动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对人类也不例外。因此，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最直接、最丰富、最合乎天理人情的方法手段就应该就学于自然界、取材于自然界。这是回答“用什么”的问题。至于“怎么用”，既然肯定了人和各种自然因素之间、人和人之间以及人体内部各个脏腑之间是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那么，就一定不能孤立地——尤其是割裂地来分析、认识和处置有关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问题。中国古代“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说法也许更多的是文学家的表达，而中医理论内从“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肉、心主脉、肺主皮毛”到脏象学说中“相表里”一类的认识，直至“五运六气”“子午流注”学说则都是作为中医药哲学基点的关联互动的整体观的体现，也可理解为中医药总体上的治法治则：必须顺天应时，遵循世间万物生克制化的规则。

在西医药看来，人既然是自然的主宰，而且工业革命展现了人类依靠自身的愿望和创造发明能力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可能，因此，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基本方法也要挑战自然。随之，机械唯物观、拜金主义逐渐浸润所有进入大工业状态的领域，医药也不例外。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的主要物质手段转变为纯粹人工制造的药物和器具，医疗的直接目标就是不惜动用一切物质手段来和危害健康、造成疾病的外部因素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机械唯物观的线性思维方式无疑会认为：在“用什么”的问题上，人工制造的化学合成药物和医疗器械较之于天然物质更容易为人的有限认知能力所理解，更容易直接体现人的主观意愿和更容易直接达成人的有限目标。而在“怎么用”的问题上，既然物质是独具质量的客观存在，其结构是有可能被观测和分割的，那么最直接的方法也应该是最有效的方法。因此，维护健康和防治疾病都应该采取“线性”“靶点”的思维方式和技术路线。换言之，头痛就从头入手，脚痛当然也就从脚入手了。找病因，去病根，越是细致入微越好。这种“怎么用”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还原论”的方法。不过，笔者更愿意将此种思维方式称为“分割论”而不是“还原论”。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只是从主观上和形式上追求无限细分，但用这种方式“还原”的结果完全可能不同于从本质联系上进行“还原”的结果。在医学领域，不但需要对形式和过程的认识和思考，更需要的是对内容实质、对要素间相互联系的认识和思考。把“已知”当作充分必要条件来判决“未知”是否真实和存在；以具体为客观的真实，把抽象视为主观的假象，这些本来是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弊病，可是这种思维方式不但从专业信念方面影响了我们的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更值得担心的是正在影响我们的青少年一代的价值取向！

在这里还要谈谈关于“时间”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对中医治疗疾病的指导意义。从马王堆出土文物中的医书到《黄帝内经》再到《难经》乃至后世之经典，都有与“时间”有关的论述，以至于个别医史学家给出了“中医时间医学”的类别定义。虽然把这个有关“时间”的部分放在哲学基础部分来谈也是合理的，因为中医药学讲“天人相应”，那个“天”不但是空间意义的“天”，诸如气候等周边的自然环境，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天”，即天干地支纪年历，一年的四个季节和二十四个节气，一日的十二个时辰。前述“五运六气”学说即与天干地支的纪年方法密切相关。因为人身之气血周流出入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辰皆有规律，因此养生和治病都必须“因时”而异，这也是“天人相应”的重要内涵。中医最典型的也是目前在世界各国最流行的非药物疗法——针灸，就有高度强调时间和取穴关系的“子午流注”法。说学理和技法，笔者很笨拙，不过，请有条件的各位上网，看看中央电视台第四频道的“中华医药”栏目第20期吧！那里讲了一个在欧洲行医的中医专家是如何运用“时间”这个工具来成功诊断和治疗了一个让西医束手无策的病人的“怪病”的。

5．形成、总结和改进的方法不同

对中医药科学属性的否定，通常是从“可重复性”的“实证”下手的。因此，中医药人士引以为荣的一些案例，反而往往被否定中医药的人士作为否定中医药科学性的例证。譬如，1956年石家庄市爆发乙脑，死亡率一度达到30%，请国外医学专家治疗的效果不明显。老中医蒲辅周先生临危受命，以白虎汤为基础加减开方，167例患者无一例死亡。在中医药界看来，无论是蒲老提出的“一人一方”理论还是他治疗乙脑的显著疗效，都是中医药“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辨证论治”原则的体现，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然而一些西医学界人士却恰恰以此为由反对将蒲老的治法作为成功案例来推广，因为治疗这167个病患，蒲老竟然使用了98个不同的方子。平均下来，一个方子还没治到两个人！在他们看来，这证明了蒲老的治法没有“统计学意义”，所以不应该推广。似乎蒲老治疗乙脑所取得的疗效，靠的不是“科学的医学”而是“撞大运”！

近现代西方医学被认为是循证医学，而传统中医药通常被认为或被贬低为“经验医学”。国内对“循证医学”最简洁的解释之一或许是“遵循证据的医学实践”，稍微复杂一点的还有“把最佳研究证据与临床专业技能和患者的价值整合在一起的医学”之类。作为一个业外人士，笔者在这些定义中注意的共同关键词就是“证据”。而且西医界普遍认为最重要的“证据”是指“研究证据”。可是，强调“研究证据”就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难道只有明确为研究目的进行的治疗取得的疗效才算证据、才重要，而大量日常临床治疗取得的疗效就不算证据、就不重要吗？其次，所谓“证据”可以理解为证明事实的依据。直观地说，研究的本质主要是试图用“已知”来发现、解释和证明“未知”。那么，是否只有能被“已知”发现、解释和证明的“未知”才是事实，而如果不能被“已知”发现、解释和证明，也就是说“找不到依据”，那么这个“未知”连事实都不算了吗？！

对那些似乎很看重统计学价值的人士来说，把中医学定性为“经验医学”（实际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士一样也会把地道传统中药学定性为“经验药学”），意思是说中医学、中药学只不过是从实践中得到的一些知识和技能，只有经验没有理论，缺乏理性认识的光彩，更缺乏系统性、严密性等。夸大一点说，因为西医药学是有以“实验数据”为主的“研究证据”的，仿佛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可以畅行天下，而中医药学只是一些经验，只有在遇良时、碰对人的情况下才可能起一点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医药即便是通过长时期的临床实践，用观察和积累类似案例的方法进行了验证，这些类似案例也不算统计学所定义的“观测数据”，就算是经历了数千年、亿万人生命实践检验、积累的“时间序列数据”也总是不如在相对短的时期里集合大样本做科学实验所得到的“空间实验数据”可靠。

由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士是从统计学或与统计学密切相关的一些角度（如可重复性、相关性、“统计学意义”等）来否定中医药的科学性的，因而，至少从2009年开始，笔者就不断在发表的文章和进行的演讲中，宣传自己对如何从统计学角度认识中医药和西医药的区别所持有的一点创见。

在统计学中，有“大样本理论”和“小样本理论”两个相对的概念。之所以会在“大样本”流行的情况下还有“小样本”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笔者理解，主要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有的为了证明某种理论假设而必须进行的科学实验违背人类基本伦理原则，或者，因其他客观原因而无法组织大样本量的科学实验的，因此不能采取“大样本”所依赖的人为实验方法。比如，“吸烟会增加肺癌的发病可能”，总不能找一大群人故意让他们吸烟做实验看结果吧？那样有违人道。第二，也是最根本的，由于对“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与作用的认识不一致，导致对样本可比性的认可度或曰可靠性的担忧。人的个体差异普遍存在，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生理心理特点，这一点即便单从指纹和DNA可以作为鉴别手段就足以说明了。世界上完完全全相同的两个人是否存在？结论基本是否定的。尽管中医药学界和西医药学界对于这个事实，原则上都不会否认，但是，两者对于个性作用的认识却有很大的区别。

中医药学之所以有“因时、因地、因人而异”辨证论治的原则（笔者根据近年中药行业炮制失范、质量参差不齐的现状，建议最好再增加“因药”或“因药材”一项，综合为“因时、因地、因人、因药而异”），主要是由于中医药学认识到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是很大的，人的个性特点不但会对同样的致病因素产生不同的反应，而且即便罹患的是同类疾病也会对同样的医药手段产生不同的甚至是非常不同的反应（“病因”和“病机”）,“彼之砒霜，吾之蜜糖”，用系统思维把握复杂的相互关系，从而成为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而作为在近代工业革命重大影响下诞生，被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带动形成的西方近现代医药学，不但把“标准化”“规模化”“系列化”当作“科学化”的必备表现，而且潜藏着将医药“产业化”的实际需求，因此，虽然还不至于到完全无视个性的地步，还会在药品说明书上加入禁忌和不良反应的说明，但更多的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性对于疾病发生和医药治疗的作用，试图通过实验手段尽快找出直接的因果关系，用线性靶点作用方式解决问题。

显而易见，中医侧重关注具体的人的个性差异及其作用，就必然会意识到人的个体样本之间的可比性是很有限的，比较弱的；而西医更强调人的个体之间的共性及其作用，就必然会认为人的个体样本之间有比较强的可比性。

因此，中医药和西医药在统计学视野中的区别就产生了。

中医药高度重视个案的积累，原因在于：在“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甚至“一人一方”的治疗方式下，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具有较强可比性的相似案例，用来对某一治法、方药组成进行验证，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必须在医药实践过程中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观察、比较和积累，才能做出相对可靠的验证结论。中医药理论和方法的这种产生过程，更接近于“小样本理论”的属性：在某个特定时段、时点的样本量虽然比较少，但是依靠对长期观测得到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验证来改进和提高，同样具有相当的可靠性，甚至更强的可靠性。

西医药理论和产品的发明、验证、归纳方法则不同：除了因违背人类伦理道德不能采用规模化实验的之外，基本依靠在短时期内人为控制或设定某些环境和变量条件，募集较大数量的生物体样本（具有“空间规模”的内涵）进行若干轮次实验，依据对实验“随机过程数据”的分析所得到的理论来创建和发展。以西药为例，动物和人体临床实验是通道，样本数量和实验结果的“统计学意义”是关键，单个药品的全部研发过程很少超过15年时间就上市推广应用了。因此，我们可以说，西医药更接近“大样本理论”的定义。相对而言，“大样本理论”比较重视空间（如样本数量）的检验，且主要依靠实验型数据来产生。

分析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西医药重视科学实验的习惯应该是从循证医学要遵循“研究证据”的原则和相信“大样本理论”倚重空间检验的可靠性而来的了！

不幸的是，尽管西药——尤其是化学合成药——平均研发周期都在10年左右，个别的甚至更长，也都经过了多批次大样本量的动物和人体试验，却依然会在临床应用中发现研发时没有发现的毒副作用——甚至是严重的毒副作用。近年比较典型的如被某些人士视为抗流感“灵丹”的达菲，因在日本发现有让青少年患者致幻的案例而被强制要求加以公开说明。还有被吹得神乎其神的ED“妙药”万艾可，临床应用后发现、归纳出了八九种毒副作用，其中有的可能危及生命安全，美国FDA不得不就此向社会发出警示。从整体看，西药化学合成药大规模应用不过二三百年，被淘汰的品种居然占据了80%左右，除了经济原因（另述）以外，产生耐药性和毒副作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医源性、药源性疾病如今甚至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原因。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1/3死亡病人的死因与药物有关。早些年即有报道说，我国每年死于药源性疾病的人数也在20万左右。

相对而言，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依靠的是在“数千年”长时期中“亿万人”持续的临床应用效果来检验的，时间因素在检验中起着重要作用。由于认识到人的多样性和药物的复杂性之间存在多元多层次因果关系，传统中药取法自然，多数以复方形式运用，通过炮制和配伍组方减毒增效。最典型的如藏药中水银（汞）的应用。汞无疑是剧毒物质，但藏医采用特殊炮制工艺将之毒性转化消解后，经现代化学检测证明可以转为无毒。因此，在当代医疗实践中只要坚持因证、因人、因时、因地、因（药）材适当调整、合理使用，绝大多数百年乃至千年的中药组方依然可以安全、有效地应用。2009年我国暴发甲流，北京市人民政府以中医为主组织中西医联合攻关团队，用两千年前的经典方“麻杏石甘汤”和二百年前的“银翘散”为基本方，加减组合成“金花清感”中药制剂，和达菲在临床进行比较，患者发热时间缩短20%，医药费用节约70%以上。全球甲流患者的病死率是1.24%，我国由于有中医药介入治疗，病死率仅为0.065%！这项成果在有“国际内科学领域‘第一刊’”之称的《内科学年鉴》发表，美国卫生部网站在内的3万多个国际网站进行转载。中医药在重大流行性疫病的防治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还不止于“甲流”，在抗击“非典”“禽流感”的过程中都有突出表现。在此不再赘述是因科技部中信所已故贾谦先生为首的课题组在著作中已有详述。如要较真，非要问到底“实践出真知”和“实验出真知”哪个更靠谱，笔者肯定地认为经由长期实践积累和完善的知识理论更靠谱。

前不久，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一位青年学者和我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中医药的认识论、方法论是“整体观”，在理论和方法技术的创新上更重视时间的检验，而西医药是“还原论”，更重视空间检验的有效性的话，那么，为什么听起来“整体”反而更像一个空间概念，而“还原”却有一点动态的过程色彩，有一点时间的意味呢？在笔者看来，首先，“整体观”“还原论”是人们对中医药和西医药两个不同体系进行辨识所赋予的概念，但不是一个绝对的、精确的概念；其次，虽然用“整体观”来概括中医药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不错，但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需要阐释，那就是中医的“整体”是生成的整体，把受精卵细胞形成作为人的生命的起点，从那时开始，尽管从形态体征上还看不到五官四肢，生命已经是一个整体。在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人的各个脏腑器官，始终是关联互动的整体。因此，“生成”这一具有时间性格的概念是和“整体”这一具有空间色彩的概念密不可分的。我国南方地区讲“虚岁”的习惯可能就是把“十月怀胎”的时间也计算在生命存在的年份数量内的缘故。而西医药的“还原”（笔者在此前已经提出了更倾向于用“分割”来取代“还原”的建议），尽管因为有过程含义而似乎具有时间概念色彩，但西医的“还原”不仅有病因追溯的时间因素，而且更主要的是人体结构意义的“分割还原”，即：人体—器官—组织—细胞—……—基因。这种认识论和方法论，有把人体作为一个物质“构成”来对待的意味，而“构成”无疑更多的是空间为主的概念。这样，把中医药的“整体”和“生成”联系在一起做一个完整表达，把西医药的“分割”、“还原”和“构成”做一个完整的表达，就有可能比较好地回答单纯从“整体”或“还原”难以准确区分两者在时空观方面的不同所产生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另一个与“时间”“空间”概念有关的角度来简单比较一下中药和西药改进途径的区别和利弊。在调研时笔者曾听一个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医史专家说过“中医看病不用药，就像能将打仗不用兵”，当时笔者以为他说的是中医可以运用丰富的非药物手段，不料他转而一笑说，能将打仗不用“兵”用的是“阵”，而好的中医看病“不用药”用的是“方”。中医治病救人，按流程先后次序看，首先是要“四诊合参”“八纲辨证”，然后确定“理法方药”，四个字中前一个是后一个的指引和依据，后一个是实现前一个的手段和依靠。而组“方”讲究“君臣佐使”，药物种类和分量必须在辨证和明确“理法方药”前提下“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区分主次轻重。因此，在多数情况下按照复方使用的中药或其他治疗方法，即便是针对同一类的证候，不同季节、不同地点、不同患者之间的组方与组方也可能会有药材品种和分量结构的某些差别。这样就给中药持续的改进、完善留下了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尽管经过漫长的历史实践检验后，有一部分组方的主要构成被逐渐稳定下来，被公认为“经方”“验方”，但后人依然可以在此基础上“挥洒自如”地“随证加减”，而不会被诟病，更不会因此而卷入“侵权”的法律纠纷。但西药的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笔者看来，通常被当作西药优点来夸赞的“成分清晰、结构稳定、靶向直接、见效快捷”，同时就是西药的弱点。因为每一种药物（特别是化学合成药物）的成分和结构在技术和法律层面都是被明确固化了的，受到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严格约束。而所谓的“靶向直接”，由于靶向过于准确，成了“铁路警察”，“见效快捷”又非一定着眼于解决“治标还是治本”的问题，很有可能“压下葫芦浮起瓢”。一旦某种药物被发现有较强的毒副作用或产生了明显的耐药性，那就只能“另起炉灶”，研发一种新药来替代。因此，如果说中医药是以继承为主不断创新，面对新情况不断地从已有知识和已用药物中“挖潜”，就像“金花清感”一样，这不也是“创新”? !“老树新花”，根越扎越深，历千年风雨依然可以根深叶茂花繁。而西医药则是以不断的标新立异为“创新”特点，尤其是西药，只能“前赴后继”地灭旧推新。中药、西药的两种不同的改进方式对于人类知识的继承弘扬，对医药科技进步所需付出的经济代价无疑是很不相同的。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偏见，认为近年来媒体一些中药毒副作用的报道，说明了中药的毒副作用是很大的且没有被认识清楚，而西药基本上是在人的完全控制下研发出来的，对毒副作用研究得很透彻，说明书也标志得很清楚。因此，服用西药哪怕是人工化学合成的都是安全的，而中药虽然是采用天然原料制成的也不安全。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药的作用机理，就算用西医药的理论来分析，如果病毒病菌是致病因素，西药如果没有对病毒病菌构成危害的功能，那又怎么杀灭病毒病菌，消除病因呢？中医药倒是有“以毒攻毒”“以偏治偏”的说法，直观、坦诚。其实，还是那句话，“是药三分毒”。关键不在药有没有毒副作用，而是行医用药之人能否妥当把握，“因时因地因人”地对症用药。以笔者的观察，西药虽然在说明书里提示了一堆不良反应、毒副作用和禁忌，但除了少数注射液外，几乎没有西医医生在给患者用药时会先和患者沟通确认不会因个性差异而发生不良反应的。所以，一旦发生毒副作用、不良反应，药厂和医生都无须承担责任。西药的毒副作用、不良反应和禁忌的说明有效免除了西医和药厂的相关责任。

6．“医”和“药”之间的关系不同

现代西医业、西药业之间的关系和传统中医业、中药业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不仅内在的联系不同，而且创新机制也有所不同。

现代西医和西药，整个产业链的基本环节，从研发到生产再到流通直到使用，都是按照标准化的方式来运作的。说得琐细一点，就是虽然也有西医个体诊所（牙医也许比较明显），但几乎没有西药个体作坊。西医使用的西药，主要都是依靠标准化、规模化的西药制药企业供给的。除了为数不多且不起主要作用的院内制剂以外，基本上不存在西医机构和西医专业人员自制自用西药的情况。西医看病，更多的是遵循标准流程：理、化、生检查—对照医书明确界定的指标类别及标准数值—确定疾病种类—标准处方处置；医师的创新动力和空间都很有限。而西药企业则是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现代工业生产组织，利润最大化是经营的首要目的和考核指标。因此，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西药的研发都主要是由制药企业来组织和推动的。现今全球的西药产业可以说已经被少数跨国药业巨头控制，2014年全球制药企业前十名美国占了一半，前十名企业2013年的处方药销售收入占到当年前五十名企业销售总收入的54%，第五十名的年处方药销售收入是22亿美元（按照目前汇率约合人民币136亿元），我国无一家进入前五十名。同期在国内排名第一的医药集团公司销售收入只有110亿元，离世界第五十名还有26亿元的差距。

近年来国外不断有研究者出版揭露西医界和西药界勾连黑幕的著作，内里甚至有根据药厂研发的新药来制造新的病名、确定病症和标准处置方法的例子。尽管笔者不具备对这类著作所引用的案例和数据进行考证的条件，但西药研发主要是由制药企业组织和推动的这一事实却是确凿无疑。非但如此，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亲眼旁观了国外医药企业如何在我国通过“开创性”地建立“医药代表”制度，成功地将他们的昂贵药物推进了我们的公立大医院。有学者说，国外的西医已经成为制药大企业的推销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外医疗和制药行业之间的真实关系。

传统中医和中药之间的关系与近现代西医、西药很不相同。且不说从传统中医和传统中药来看，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医还是药，绝大多数是个体化或小规模经营运作的：医是个体诊所，药材是个体农户采、种、养，最多只是制药环节有那么几个具备一点规模的家族企业。即便是在当下，虽然主要是由于政策的推动，规模化的中医院取代了个体诊所和门诊部，成了中医医疗行业的主体，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的中药厂取代了传统的各具特色的家族制药厂商，成为中药制造的主体，但在日常行医用药过程中，传统地道中医仍然是以个性化的治疗——因时、因地、因人、因药（材）而区别的“一人一方”汤药，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疗法为主要手段，以此彰显中医个体的医道医术。院内制剂，虽受到西医药管理思路和体制的限制但也还算特色鲜明。把中成药——尤其是作为非处方药的中成药——当主药来开方的只怕多数是中医药功底不足的“现代中医”和西医。照此类做法行医的“中医”要当国家和民众都认可的“大师”应该是很难的。故此，历史和现实情况表明：如果要说中药的研发，那么最经常最普遍的研发创新是由秉持地道传统中医药知识理论和方法技能来行医用药的那些中医在临床过程中引导和实施的。即便是现有的中成药，绝大多数也是经由了从一人一方的汤药到适用一定规模群体的院内制剂再到更大规模适用群体的中成药的创新路径研发成功的。因此，在真正的中医、中药之间，医是药的创新源泉。

写到这里，笔者知道一定会有读者对以上概述提出质疑——现实生活中我国确实也存在不少制药企业利用药品、医疗器械回扣等灰色收入诱导医生使用自己生产的药品的情况。经过多年的国情调研工作，笔者并非不了解这个事实，更未对此事实笔下留情，但国情调研工作更应该为中医药追根溯源，弘扬正道。

7．人才有效培养方式的不同

如果以上所论中医药和西医药的不同基本成立，那么，对中医药和西医药的人才有效培养方式的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中医药基础理论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传统哲学思想是紧密结合的，中医药关注“天、地、生、人”个性差异对致病和治病的影响，重视时间检验所需要的类似案例的积累，这三个特点决定了对中医药人才的要求以及人才有效培养方式有所不同于西医药。

从自身内在条件讲，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中医药人才至少要有“三性”——悟性、耐性和韧性。这样讲并不是说成为一个合格的西医药人才就完全不需要这“三性”，而是中医药人才对此“三性”的需要更具有“刚性”。

首先说悟性。悟性对中医药专业而言只是一个入门条件。不但那些具有丰富哲理因此被一部分现代人称为“玄学”的中医药经典中的真谛，绝非人人都可领悟，就连为什么蒲辅周先生对167个都是乙脑的病患开出了98个方子，也不是人人可参悟的。这或许也是前些年有个别人学了、干了中医药几十年却反过来反对中医药的原因之一：花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却不得其门而入，他们能没怨气吗？！就说俗称为“四诊”的“望闻问切”，原本只是中医了解体征和病况的入门手段。“望闻问切”四种诊法又被古代医家分别对应为“神圣工巧”四个层次，等而下之。因此，会切脉只能算是一个“巧”，即便如此，对没有悟性或悟性不高的中医来说，切脉只等于数心跳。可悲的是，现今中医院里此类中医可能是越来越多了。而有悟性的却要在“寸、关、尺”三个部位体会出沉浮迟数滑弦洪细等多种不同的脉象来，据以断病施治。西医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是“标准化”、“规范化”和“规模化”的产物，特别是严重依赖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和工具来诊明病情，医生只要拿到检验报告，把测得的相关指标和标准参考值一对比，再与病理形态学的教科书一对照，就基本可以完成诊“断”。因为“标准化”是“系列化”“规模化”的前提，西医药人才采用“批量化”“填鸭式”的教育和培养方式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其次是耐性。中医药没有这样一个或一套“标准”能让学医之人只需死记硬背，然后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就能断病治病。无论对个性差异的把握，还是对时间检验的重视，都必须靠日积月累才能做到。即便对那些想走捷径，只是根据经典“照着葫芦画瓢”看病的中医来说，要真做到在每一个患者身上都能“方证对应”，不出差错也是大不易的！中医药人才因此而比西医药人才的成才道路更漫长。据业内人士反映和我们的调查，一般而言，西医药专业的毕业生通常工作两三年后就可以合格地独立出诊了，而多数中医药专业的毕业生三五年时也很难真正独当一面，人们看中医都选老中医就是这个道理。

再次是韧性。病因的确定、病机的探究和病程的判断都是需要运用非常复杂的知识的，何况还会因人、因时、因地而异，需要经验的帮助。尤其在不借助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工具的情况下，中医要单纯靠“四诊八纲”来诊断，更是困难。再进一步，即便“诊”和“断”都对了，要把握在关联互动条件下开方用药或使用非药物疗法取穴治疗的作用方向和效果亦非易事。虽然把握“安全”是对行医者的基本要求，但患者更期盼的却是“有效”。对中青年中医药人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诊断不准、疗效欠佳，都是客观上无法避免的成长代价，唯有坚持，百折不挠，才能不断反省、总结、提高。

近日在微信上看到已故第一届国医大师裘沛然老的一篇“自白书”，回忆了他在学习中医过程中的反复曲折。裘老学医之初即大量地熟读中医经典，尤其热爱历代医案、医话。青少年时就跟随叔父出诊，并“亲炙海上诸名家之教诲”，因此“开业伊始，饶有一种‘学成问世’的优越感”。“但在岁月积累，病人渐多以后，问题也就越来越突出。在诊疗过程中经常遇到很多疾病没有办法解决，过去学过的理法方药，辨证论治的本领全用上了，经方、古方、时方、验方一套套都用上去，可是仍然有不少疾病不能解决。我开始对祖国医学的价值产生怀疑，信心也有些动摇了。”因此，裘老转而学习西医。在认真学习了相当一段时间的西医学并通过临床实践观察后，却又别有一番感觉：“西医分析病原病理，诚然清清楚楚，条理井然，还可从实验室验证，但从临床用药来看，有许多疾病也同样没有好办法……甚至毒副作用很大……于是对西医药也没有多大信心，终日徘徊于中西医学之间。”所幸的是，通过回想自己的学医从医经历，裘老终于“猛然省悟，自己看不好病，是我没有学习好，不是中医没有办法，其过在我而不在中医学，这就使我在彷徨的歧途中又回过头来，于是磨砺苦学，旧书重温”。总结了自己“学而不精”“学而不广”“学而不化”的问题，终于日益精进，成为一代大师。以裘老如此聪慧的大脑，又有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尚且有因中途挫折而退却、转向之举，可以想见学习中医药，韧性是多么的重要！在此笔者甘愿冒得罪一些“中医药权威人士”的风险，奉劝有心学成中医药“精诚大医”的中青年一句，千万不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浅尝辄止，“朝秦暮楚”，把任何领域都只有极个别人在耗费巨大心血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中西会通”作为自己在中医药事业中登堂入室的第一步，既贻误个人的青春年华，又降低了医药服务的专业水准，对患者不负责任。

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医药人才的最主要培养方式都是“师带徒”？把那时没有学校当作原因来解释实在很牵强。现代教育之前，甚至在我国古代，并非完全没有规模化的教育方式，就算是个私塾，也不至于都是一个先生只教一两个、两三个学生的吧！笔者把中医药人才的成才方式归结为知识理论的书本学习和方法技能的实际应用交互递进。采用师带徒的方式其突出优势就在于能够让课堂和诊所一体化，使学生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把所学到的书本知识理论和临床实际运用的方法技能密切结合起来，以理性验证感性，以感性坚定理性，“知行合一”。

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全面推广的中医药院校教育，到底在培养中医药人才，尤其是培养地道传统的中医药人才方面成效如何，本书将在人才教育一章专论，在此仅问一事：让许多业外人士难以想象的是，在被视为中医药人才培养最“正规”的院校教育方式下，一个面对阶梯教室上百个学生讲课的老师，是怎样能够做到准确传授“望闻问切”的知识和技能的？当然，一定会有人反驳说，他们有实习课啊，或者，西医外科也是这么上的课啊，等等。可是，一则，西医外科只是西医里一个细分学科，非但如此，在外科里面近些年更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细分了再细分，恨不能一个器官就设一个专科。何况，外科医生就是出诊也不是人人都要、天天都要动手术的。二则，等到两三年的课堂学习结束，多数中医专业的学生都会拿实习期当成谋职期或攻研期，“蜻蜓点水”一般的实习，他们还能把课堂里学的那点“望闻问切”记起来用上去吗？须知“望闻问切”应是所有类别中医的“敲门砖”和“看家本领”啊！

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总是抱怨中医药业界自身“不团结”，搞流派，相当一部分现代医药从业人员则认为这就是中医药“不科学”的表现——因为有那么多流派、门户，所以说明中医药缺乏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的可重复性。

然而，这类错误认识，恰恰是因为对中西医药学的本质区别认识不足才产生的。正因为中医药更多关注个性差异，所以，患者体质和证候的个性差异，医者自身知识结构和方法技能的个性差异，都必然会对疾患的诊查、判断、治疗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条条大路通罗马”，甚至会出现所谓“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现象，因此，就很容易存在由于个性特色所形成的“流派”和“门户”差异。而有两个因素对流派、门户的差异往往具有强化的作用：第一个是对于医药理论和方法的原创性的强调、对师承渊源的讲求，这是“信念”“学术”的方面；第二个，则是出于对“市场”份额的保有和扩大的目的而带来的保守传承原则，这是“利益”的方面。

但西医药就不同了，特别是所谓的“现代医药”，那是工业革命以后又过了大约200年（19世纪）才开始形成体系和规模的。孕育于工业革命，伴随着物理学、化学的发明创造，因此现代医药从“娘胎”就带来了侧重关注共性，追求应用方法技能的标准化、规模化的特点。这样的出身背景和目标追求，自然难以在理论和方法上产生和容忍内部分歧，尤其是重大分歧，从而也就难言“流派”和“门户”之别了。

我们看见在社会实践中，高校毕业的西医药专业学生，往往工作两三年后就似乎可以“独当一面”了，而中医药专业毕业的学生干了五六年，还总让人觉得有点“信不过”“不牢靠”。这是由中西医药学的本质区别所导致的。提倡标准化、强调统一性，不论动机为何，客观上都会产生压制多元化存在和发展的效果。而尽管存在“门户之见”“流派之争”，但只要把“医乃仁术”“大医精诚”“求同存异”“对事不对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则铭刻于心，身体力行，也未见得就有多大的危害。

8．对精神、心理和健康、疾病的关系认识早晚不同，强调程度也不同

相信当代的医生，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不会绝对否认精神因素、心理因素对健康和疾病的影响。笔者用时尚的检索方法从百度百科中寻找定义，在那里，“精神”被解释成“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心理”被解释成“对客观物质世界的主观反映”。这样看来，精神和心理是不容易准确区分的。只不过“心理”似乎更强调一点客观物质世界的作用，就是让主观做出反应的必须要有物质属性的客观对象物。

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已经谈到“喜怒不节则伤脏”，并具体指出“怒伤肝”“喜伤心”“悲伤肺”“思伤脾”“恐伤肾”。这样，情志所伤就各有脏腑所属了，精神心理因素和脏腑疾病有了直接的因果关联，也为治疗指引了方向。到了公元12世纪时的宋代，中医更明确归纳出三类病因的说法：外所因、内所因和不内外因。具体指出“七情人之常性，动之则先自脏腑郁发，外形于肢体，为内所因”。这里的“七情”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无疑表达的是人的精神、心理或情绪状态。到了近代，中医又有把病因区分成“外感”、“内伤”、“继发”和“其他”几类的，并把“七情”致病划分在“内伤”一类中。以上所述是为中医对“情志病”的认识过程。

西医则主要用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理论作为依据，分别从遗传学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角度来分析疾病产生原因，或者，用另一种表达方式，表述为环境、生物、行为生活方式和卫生服务四类致病因素。无论这两种致病因素的表达形式之间有什么区别，本质上强调的都是物质因素。并且，除了遗传和生活方式以外，强调的基本是体外物质对疾病发生的直接影响。就连被称为“科学医学奠基人”的希波克拉底，虽然认为脑子也会有病，但那是由于“体液”失衡造成的。在他之后长达近两千年的时期里，和精神有关的疾病往往都被局限在精神自身的范畴内来分析、判断和治疗，也就是说，如果精神和疾病有关那就是精神疾病，和其他脏器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和足够的重视。西医的精神病学能够被作为一个学科分支来对待，已经是18世纪的事了。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一位知名医学家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批评了西医界长期浸染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西医药业界的主流才开始对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疾病方面的影响加以重视。

从中医药和西医药对精神、心理与健康、疾病的关系认识的早晚和重视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相信，既然中医药强调“治未病”，而且又能从远古开始就认识和重视精神、心理因素对于人的健康、疾病的直接影响，那么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方面（或许还可以包括所称的预防医学）就必然会产生相当直接、相当巨大、相当有效的影响。恶性肿瘤几乎是当今人们“谈虎色变”的一个重大疾病，笔者在调研过程中曾接触到多位在治疗恶性肿瘤方面有所成效的中医人士。据山西运城一位治疗恶性肿瘤病患多达8万人以上，其中保存了近28000份完整病案的民间老中医说，几乎所有经他之手治疗过的恶性肿瘤患者，之所以罹患此种恶性疾病，或者，之所以病情发展较快且疗效不显著，都和患者自身的精神状态、心理状态有密切关系。他说的这个道理，在笔者观察一个来自云南宣威的民间老中医义务介入治疗的北京某抗癌乐园的患者群时确有一些感觉。正如《黄帝内经》所言：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何来？

希望通过科普教育和相关业界的宣传推广，使中医药学关于精神、心理对健康、疾病的影响的学说理论和方法技能能够深入民心，从而为我国的国民健康保障与和谐社会建设“加砖添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