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产业的空间集聚是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Krugman, 1991a），也是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自马歇尔（Aflred Marshall, 1890）最早关注到了这一产业活动在空间层面的重要特征并开创性地提出了相关理论后，学者们分别从经济地理、区域经济、管理学、国际贸易等多个角度对产业集聚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一 理论研究进展

（一）产业集聚（agglomeration）理论

一般认为，最早对产业的空间集聚现象进行直接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马歇尔在其著作Principles of Economics（《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集聚”“外部经济”等概念，论述了产业集聚的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产业集聚产生的基本原因，但是缺乏对区位和运输成本等因素的考量。马歇尔将有赖于单个企业的资源、他们的组织以及他们管理的效率的经济视为内部经济，将有赖于产业的一般发展的经济视为外部经济，进而在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研究认为，地方性工业之所以会在特定区域内集聚，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收益。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劳动力池的共享（labor pooling）、中间产品的投入（input sharing）和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根本来源。

产业集聚实际上是企业区位选择的宏观表现，因此区位理论是解释产业集聚的重要依据（张华和梁进社，2007）。德国的经济学家韦伯（Alfred Webber, 1909）在其著作Theory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工业区位论》）中首次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工业活动的空间分布。韦伯的研究从微观企业的区位选择角度出发，阐明了企业是否会相互邻近取决于集聚的利益与成本的对比，“成本最小化”是导致产业集聚的根本原因。韦伯认为，产业集聚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成本节约产生的经济利益是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动力，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集聚经济是工业区位和工业集聚的三个决定性因素。此外，韦伯还利用等费用曲线等分析工具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了定量研究。廖什（Losch August, 1939）在其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市场需求也是产业区位的决定因素之一。

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ertil Ohlin, 1935）将区位理论与贸易理论相互结合，试图从国际贸易的视角解释产业集聚现象。传统贸易理论以完全竞争、同质产品和不变规模报酬为主要特征，提出资源禀赋和相对生产率的差异是影响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Krugman, 1993），并认为源于外生的生产技术水平差异（Ricardo, 1817）和不同地区的要素禀赋差异（Heckscher, 1919; Bertil Ohlin, 1935）的比较优势是解答产业在特定区域集聚的理论基础。此后，为进一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以收益递增、差异产品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Helpman & Krugman, 1985）。新贸易理论引入规模经济和市场规模效应，认为产业集聚的本质原因是规模报酬递增，而企业总是选择本地市场规模大的地区进行布局。

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Edgar Hoover, 1948）在其出版的《经济活动的区位》中将集聚经济、资源禀赋与交通运输成本视为产业区位选择的三个基本因素。胡佛最早提出了规模经济的三个层次，即单个区位单位（工厂）的规模经济，单个公司（联合企业体）的规模经济，以及单一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胡佛还将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现象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同一产业企业的区域集中，即地方化经济，另一种是多种产业在同一区域的集聚，即城市化经济（Hoover, 1937）。胡佛认为，外部经济和专业化是产业集聚产生的主要原因（Hoover, 1936），并指出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规模，集聚企业数量和规模未达到或超过这一最佳状态时，整体集聚效应均会受到影响。艾萨德（Walter Isard, 1956）把韦伯和胡佛的观点相结合，认为由于生产和劳动的高度分工，集聚经济其实就是在地区经济上的一种表现。

新产业区理论关注中小企业集聚现象，认为这些产业区的发展是大量中小企业在柔性专业化（flexible specialization）基础上实现的产业集聚（Piore & Sabel, 1984; Storper, 1989）。新产业区理论的代表人物斯科特（Allen J.Scott, 1988）提出柔性生产综合体（flexible production complex）、后福特制（post-fordism）等概念，并利用“灵活的专业化”和“灵活的积累”等为产业集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解释，认为新产业区内集聚的中小企业运作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相互间协同作用较强，因而更容易组织生产并适应个性化的市场需要。需要指出的是，新产业区的发展与所在区域的社会人文环境密切相关，根植于社会人文环境的区域创新网络是新产业区得以发展的关键（Harrison, 1992; Grabher, 1993）。

波特（Michael Porter, 1990）提出新竞争经济学的企业集群理论，从企业竞争优势而非生产联系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进行研究。波特认为集聚是产业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基础，为提高企业竞争力，产业集聚在企业区位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波特提出了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asters）的概念，即在某一特定领域中，大量产业关联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Porter, 1998）。波特的“钻石理论”将国家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归纳为企业战略、要素条件、需求状况和相关产业等组成的菱形结构，并认为产业集聚通过提高该领域企业的生产效率，加快创新步伐，以及促进新业务形成、鼓励新企业产生、扩展并强化产业集群本身等三种形式促进四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菱形结构产生活力。波特的研究没有解释产业集聚形成的原因，而是侧重于对产业集聚后的积极效应进行分析。

以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80, 1991b）、藤田昌久（Fujita Masahisa, 1996; Fujita & Krugman & Venebles, 1999）等人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NEG）在新贸易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产业集聚研究的主流理论之一。新经济地理学具有更明确的空间关系，其基于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框架（Dixit&Stiglitz, 1977），将“冰山运输成本”等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中，旨在研究不完全竞争框架下，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市场结构与市场需求等因素对产业区位和贸易的影响，并强调了企业在利用规模报酬与节约运输成本之间的平衡（刘长全， 2009）。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市场、贸易成本的存在和内生的公司区位等前提假设（Head&Mayer, 2004），共同决定了本地市场效应，引发了产业集聚，而企业布局及其带来的劳动力流动或关联企业流动所决定的内生的需求区位，在本地市场效应的基础上加入了循环累积因素，路径依赖和区位锁定（Arthur, 1988）使得报酬递增产业集聚的需求和收益进一步提高，具有流动性的要素进一步向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流动（Krugman，1991b, 1993）。值得指出的是，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的“第一性”（first nature）的区域优势（Schmutzler, 1999），新经济地理学更关注内生的后天优势（second nature）对产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区域均质假设的存在，使得新经济地理模型存在对称均衡，由于该均衡的稳定性不能确定，均衡也可能导致所有报酬递增的企业集聚在同一地区，因此，新经济地理模型既分析了集聚作为一种均衡结果出现的条件（Krugman, 1991b），又分析了在什么情况下该集聚分布是稳定的（Puga, 1999），还针对均衡状态转变过程中“预期”的作用等展开了研究（Baldwin & Martin, 2004）。此外，在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Krugman & Venables, 1990）的基础上， Baldwin等（Baldwin, 1999; Baldwin & Forslid, 2000）的研究指出，即使在不存在劳动力流动的情况下，要素积累也会通过需求关联作用而不断强化集聚。更进一步地，Martin和Ottaviano（2001）的研究还表明，要素积累的技术溢出同样会使生产集聚倾向加剧。

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多为对国外相关理论的介绍与阐释，如李小建（1997）、仇保兴（1999）、安虎森和朱妍（2003）、陈良文和杨开忠（2006），对我国产业集聚现象的经验和对策研究，如黄勇（1999）、童昕和王缉慈（2001, 2002），以及对产业集聚理论基本概念、分析框架、形成机制等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如王缉慈（2001）、金祥荣和朱希伟（2002）、梁琦（2004）等，在这里不做具体论述。

（二）产业间协同集聚（co-agglomeration）理论

传统的产业集聚理论研究想要解释为什么同一行业内的企业要在邻近的区位上选址，并且企业越聚越多。而在目前的现实世界中，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内部企业的地理临近，更多的是两个产业或多个产业之间的地理临近。随着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性的不断加强，很多不同行业的企业开始在同一区域邻近选址，形成产业间集群，这一在更广泛基础上形成的多样化的产业集聚现象逐步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产业间协同集聚试图去揭示两个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同一区域邻近选址的内在动因，并重点关注具有产业关联的不同行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怎样的机制（Myrdal, 1957; Kaldor, 1978）。

产业间集聚研究的理论模型基本上都是以克鲁格曼（1991）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为基础。该模型假设在消费者偏好、生产技术、资源禀赋等均相同的均质区域内只存在农业（传统部门）和制造业（现代部门）两个部门，农业部门报酬不变、完全竞争、无运输成本，制造业部门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有运输成本，从而在控制自然因素影响的基础上着重分析在短期冲击作用下，本地市场效应、价格指数效应、需求关联与成本关联等循环累积及路径依赖导致的长期均衡的改变，并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推演出制造业位于区域中心地区、农业位于区域外围地区的产业空间分布状态。具体来说，克鲁格曼通过引入劳动力流动使市场规模内生化，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存在，制造商考虑到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倾向于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进行生产，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的消费者基于交通成本和价格指数等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也倾向于选择在该地区生活和工作（Krugman, 1996），地区生产结构和实际工资的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和市场规模的进一步变化，循环累积效应最终导致制造业部门在一个地区集聚。

在产业间协同集聚的理论研究方面，比较经典的是维纳布尔斯（Anthony Venables, 1996）提出的垂直关联模型。维纳布尔斯指出，上下游产业之间存在投入产出关联，一方面，下游产业作为上游产业的市场，市场进入成本的存在使得上游企业向下游企业较多的地区集中，另一方面，下游产业考虑到中间投入品的运输成本因素，也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在上游企业较多的地区。不依赖劳动力流动，产业间的前后向联系也会使得上下游产业为节约运输成本和产生规模外部经济而在空间上接近（Venables, 1996）。也就是说，需求关联对上游企业的作用和成本关联对下游企业的影响共同促使两个产业部门在区位选择上趋向于邻近布局，受到市场进入成本和中间投入品运输成本的影响，最终两个产业部门会形成产业集聚区。在垂直关联模型中，产业特征，即产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强度，与贸易成本一起决定了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大小及相互作用情况。需要指出的是，交通运输成本也在模型中发挥重要作用，运输成本越高，上下游产业间集聚特征就越明显。

此后，除中心-外围模型外（Krugman & Venables, 1995）, Robert-Nicoud（2002）的FCVL模型（footloose capital, vertical linkages）以及Ottaviano et al（2002）、Ottaviano和Robert-Nicoud（2004）的FEVL（foot loose entrepreneur, vertical linkages）也分别在最初的自由资本模型（FC模型）（Martin & Rogers, 1995）和自由企业家模型（FE模型）（Forslid &Ottaviano, 2003）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垂直关联，即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包含中间品需求的组合投入，对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改进。与此同时，很多学者还针对各类模型进行了检验和模拟，不断发展和完善维纳布尔斯的垂直关联模型。例如：Smith和Florida（1994）认为，产业之间的前后向关联是产业集聚和集聚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他们发现，与其他日资汽车装配企业邻近是那些与汽车相关的日本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Wolf（1997）通过对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品的货物运距的研究，验证了上下游企业之间在企业选址上存在为节约运费而相互接近的倾向。Hanson（1998）利用1970～1990年美国的数据估计了供求关联在空间上发挥作用的距离，并模拟了一个地区收入变化对其他地区工资水平和就业状况的影响。Redding和Venables（2004）利用103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双边贸易和制造业产品相对价格等数据对垂直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需求与成本间的关联能够解释70%的人均收入差异和50%的制造业工资差异。Amiti（2005）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具有垂直关联的制造业部门的区位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包含纵向关联在内的赫克歇尔-俄林框架，他的研究指出，低贸易成本会导致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的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在同一区域集聚。Helsley和Strange （2012）认为城市的产业功能既不是绝对专业化也不是完全多样化，他们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研究中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的严格分界，重点关注部分产业而非全部产业的协同集聚现象及其对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从产业间集聚的角度阐释了集聚经济的内涵。

二 实证研究进展

（一）国外相关研究成果

在实证研究方面，Ellison和Glaeser（1997）首次提出了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并将其应用于1987年美国459个制造业部门的数据分析中，在分别测度和比较二位码、三位码和四位码的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基础上，该研究指出，在美国下游行业对上游行业产品依赖关系最强的100对行业中，有77对行业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为正，即产业间协同集聚现象在具有上下游关联的行业之间普遍存在，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产业间的前后向关联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的重要作用。此后，Ellison、Glaeser和Kerr（2007）利用1972～1997年美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计算了美国制造业两两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并通过计量回归的方法证明了产业间集聚产生的原因也可以用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解释，即中间产品的投入、劳动力池的共享以及知识溢出都与产业间集聚程度相关。他们的研究还通过引入英国的制造业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得出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是制造业产业之间协同集聚的最主要动因、其次是劳动力池的共享的结论。

在Ellison和Glaeser（1997）研究的基础上，国外很多学者将他们提出的测度产业间空间集聚程度的指标——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rc指数）应用于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实证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见表1-1。

此外，有学者将产业间集聚的研究对象拓展到服务业中，利用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测算服务业之间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如Kolko（2007）、Jacobs等（2013）。也有学者尝试用其他方法对产业间集聚现象进行研究，如联立方程模型（Andersson, 2004; Krenz, 2010;Ke等，2014）、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Rusche等，2011）等，不断丰富了产业间集聚的相关研究。

（二）国内相关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产业间协同集聚的相关研究目前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的测度对数据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各行业在各区域的产值（或从业人员）数据，而且需要各行业内企业集中程度的信息。

路江涌和陶志刚（2006）以二位数行业和三位数行业为研究对象，计算了行业大类与行业小类之间的区域共同集聚程度，并利用1998～200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了199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内71个制造业分类相互间投入产出关系最强的100对行业每对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研究表明，我国的产业集聚不仅发生在同一行业内部，相关行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吸引也会产生产业间共聚；他们的研究还指出，1998～2003年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协同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且行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是影响两个行业协同集聚的重要因素。

马国霞、石敏俊和李娜（2007）基于1997年和2005年的《中国市场年鉴》以及1997年和2002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利用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测算了我国制造业两个行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同样得出我国制造业之间协同集聚程度呈上升趋势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还指出，投入产出联系和规模外部经济是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间集聚的主要动因，纵向投入产出关联诱发了原料投入比例大的中间需求型产业和最终需求型产业之间的空间集聚，并且地理邻近有利于产业间投入产出联系的加强。

张卉（2007）的研究也将产业间协同集聚纳入考虑范围，指出2003～2005年，中国17个制造业大类内的中类产业之间均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间共同集聚特征，由此说明多元化的Jacobs外部性比专业化的MAR外部性更加显著。此外，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进行分别考察发现，产业集聚对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以产业内集聚为主，而对西部地区则主要体现在产业间集聚上，对中部地区而言，产业内和产业间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均显著为正。

石灵云（2008）指出，中国28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内的四位数行业之间均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共同集聚。他的研究还发现，产业内集聚和存在产业关联的产业间集聚均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国的产业集聚不仅发生在同一行业内部，也发生在存在产业关联的上下游行业间。具体来说，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高新技术行业和资本密集型成熟行业而言，产业内集聚效应均较为显著，而存在产业关联的产业间集聚效应只在资本密集型成熟行业上表现显著。此外，范建勇和石灵云（2008, 2009）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贺灿飞和朱彦刚（2010）针对外资和内资企业共同集聚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数据表明，外资企业较内资企业更倾向于集中布局，外资和内资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共同集聚现象，并且受限于依赖基础产业中间投入的特殊外资企业的空间布局，设备、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使得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布局模式存在差异。此外，外部经济和知识外溢对外资和内资企业共同集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贺灿飞和肖晓俊（2012）的研究关注了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基于2007年中国工业普查数据，他们分析了多种类型产业集聚的特征，并分别考察了其对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集聚主要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支撑的，但下属产业自身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相反，同一产业下属产业间共聚并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间协同集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的多样化共聚，而非同一产业内相邻下属产业间的协同集聚。

俞路（2011）也针对中国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内的四位数行业之间的共同集聚现象展开研究，他的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行业共同集聚程度近年来逐渐加强，除橡胶制品业外，其他37个二位数行业内的四位数行业间均存在共同集聚。一方面，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由于自身特点，共同集聚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技术密集型行业共同集聚程度较高，相反，技术含量较低行业共同集聚程度较低，说明上下游产业间的知识外溢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产业共同集聚的主要动力。

同样，也有学者在制造业产业间协同集聚研究的基础上，将协同集聚引入服务业中，并重点关注某一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现象，拓展了相关研究范畴。例如：赵放（2012）针对物流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研究指出，受到两者空间分布的影响，物流业与制造业在省级、地市级和城市市辖县范围内具有明显的空间协同集聚效应，而在城市市辖区范围内表现不显著。进一步的，两者之间的协同集聚带来的稠密市场外部性能够提升这两个行业的生产效率并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彭红英（2015）认为，追求企业成本最小化和地区预期收益最大化促成了分销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基于中国省际和地市级的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表明，分销业与制造业在省际和地市级层面均呈现协同集聚现象，并且受到产业特征差异的影响，这种协同集聚在东部地区非常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并不显著。分行业来看，分销业与强分销业依赖型制造业细分行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较高，而与强资源能源依赖型制造业细分行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程度较低甚至不形成协同集聚。

还有学者聚焦于某一种产业，关注其内部各细分行业之间以及其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现象。例如：陈国亮（2015）的研究聚焦于海洋产业的协同集聚，利用修正后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对中国海洋产业协同集聚的空间演化特征和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借助Moran's I指数对空间外溢效应进行了探索。他的研究发现，知识外溢和海陆联动有助于海洋产业协同集聚的实现，运输成本与第二、第三产业协同集聚成“倒U”形关系，中心港口带动了协同集聚的形成。此外，海洋产业协同集聚存在空间外溢效应，并受区域边界约束。

三 评述

产业间协同集聚理论源自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并与其一脉相承。自19世纪末期产业集聚现象逐步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以来，从外部性理论、工业区位理论、贸易理论、新产业区理论、企业集群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认识不断深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聚现象的本质特征、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剖析和阐述。其中，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概念的提出将多个产业之间集聚与单一产业内部集聚区别开来，不同于同一行业内部多个企业形成的MAR外部性，不同行业之间的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也会产生Jacobs外部性。近年来，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以维纳布尔斯的研究为基础，存在投入产出关联的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协同集聚现象作为产业集聚的一种特殊形式愈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我国学者对产业集聚理论的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处于探索性阶段，虽然紧跟国际理论研究前沿，并在学科交融上有一定创新，但还没能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合中国的产业集聚理论体系。

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实证研究多基于Ellison和Glaeser（1997）提出的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后来也有学者对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的算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简化。学者们利用不同空间尺度、不同产业维度的数据计算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证实了产业间协同集聚现象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内容有对不同产业之间协同集聚程度差异性的分析，有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间的产业间协同集聚程度的对比，有对产业间协同集聚影响因素，如前后向关联、知识溢出、劳动力池的共享和运输、信息成本等的探讨，也有对产业间协同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等的阐释。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我国对产业间协同集聚指数的测算目前还不很成熟，关于产业间协同集聚规范的实证研究也相对较少，亟待对产业间协同集聚的存在性、差异性和影响因素等方面的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