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

李友梅

一 “白领”的研究取向与再思考

近年来，在国内关于社会结构与分层的研究中，“白领”这个群体受到关注的程度不断上升。将“白领”与职业、教育、收入、消费水平相联系是人们的一般看法；而研究者们则更多地从社会功能、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来考察这个群体，将他们视为具有一些独特社会要求并共享某种价值的群体。有些研究者觉得白领阶层对推动中国社会转型有一定作用，因而试图寻找如何使这一阶层的规模扩大的方法与路径（参见赵向红、张晓忠，2003；李正东，2001）。这种研究取向的理论预设是：中国的白领群体在未来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社会矛盾的“缓冲层”、社会行为的“指示器”。在这一理论预设的赞同者看来，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可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他们的规模和收入、文化素养、职业安全感等方面的状况。

由此可以推论，这些研究者把西方白领阶层对社会发展的各种功能作为分析中国白领群体的重要参照，或者说，他们在较大程度上采纳了西方有关白领阶层社会功能的一些判断。西方学者关于白领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中产阶级理论的演进一脉相承的。“中产阶层”是西方社会结构研究者分析社会分层的常用概念。与西方工业革命有很大关联的西方中产阶级，其出现和壮大，尤其是其给社会整体结构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很多社会学家的关注。

早在19世纪，马克思依据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状况将整个社会结构划分为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与此同时，他依据当时欧洲文明发展的实际情况，从资本主义史的角度提出了“中间阶层”的说法。在《共产党宣言》中，他提到，中间阶层的瓦解、中间阶层的大多数落入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马克思，1972）。就社会学的另一大理论传统来说，韦伯从多维的视角提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社会分层理论。他在《阶级、身份和政党》一文中指出，社会的分层有三个维度：由经济差别划分的阶级、由声望差别划分的地位以及由政治权力差别划分的政党。根据对资本主义当代史的分析，“市场状态”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拥有专业技术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因此处于优势的市场状态，能获得较高的收入并在消费市场中占据较高的位置。这个群体所对应的就是西方社会中逐步壮大的中产阶级（Weber, 1946: 180-186）。而在韦伯看来，中间阶级与工人阶级在生存机会、商品占有、财富和收入上都是不同的；中间阶级的经济地位较为稳定，也有改进的可能，他们形成了独立而稳定的生活方式，但不一定会形成共同的有组织行为（参见李强，1993）。

20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完成，资本主义社会朝着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标志的“管理社会”转变。伴随着这一转变，出现了一个不拥有资本所有权但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和一个由技术人员、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一般行政人员、宣传专家等薪金雇员构成的专业技术群体。这些职业人员不同于传统的小农场主、店主和小企业主，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1951年所著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将其称为“新中产阶级”或“白领”。他在书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白领”这一社会阶层的特征：（1）依附于庞大的机构，专事非直接生产性的行政管理工作与技术服务；（2）无固定私产，不对服务机构拥有财产分配权，较难以资产论之；（3）靠知识与技术谋生，领取较稳定且丰厚的年薪或月俸；（4）思想保守，生活机械单调，缺乏革命热情，但为维持其体面、与其地位相称的形象而拒绝流俗和粗鄙的大众趣味（米尔斯，1986）。

约翰·格德肖普认为，中产阶级认同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他们同工人阶级有着根本差别。他们虽然同雇主有矛盾，但与雇主之间更多的是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现有的社会结构提供了他们存在的位置（Goldthorpe, 1972; 1982）。因此，中产阶级往往在社会态度和情绪上支持稳定，反对激进的政治行为。米尔斯根据美国新中产阶级的情况，将白领描绘为政治冷漠、摇摆不定、没有明确政治意识的阶级，他认为“各中产阶层的社会形态不同，物质利益互相矛盾，意识形态不一，他们之间没有形成共同政治运动的现实基础”。“在整个权力结构中，他们是依赖性变量”（米尔斯， 1986）。他们并不会自己发起强大的政治运动。米尔斯因此认为白领是“政治后卫”，这一论述随后成为中产阶级社会稳定功能的重要依据之一。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针对马莱、格尔兹等学者关于专业技术人员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的观点，批驳道：“‘有教育的劳动者’处于官僚主义和平民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夹击之中。如果它要抵制威胁其成就的‘异化现象’，它就更可能要维护传统的专业精神，而不会走向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方。”（贝尔，1997）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产阶级是平衡官僚主义和平民主义两方面的重要力量，也有稳定社会的功能。其他许多西方学者如埃米尔·莱德勒、H．斯佩尔、L．科里以及大卫·洛克伍德等大多也支持中产阶级具有社会稳定功能的观点。

然而，许多学者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发现，中产阶级所发挥的作用远比被理论模式化的“稳定器”功能更为复杂。哈尔彭对中东地区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了新兴中产阶级迅猛的革命行动势不可挡（参见亨廷顿，1988）。在亨廷顿看来，这一发现在其他大多数迅速现代化的地区也能够看到，而且他继续指出：“中产阶级的形成同经济增长一样，常常是一种高度不稳定的因素。中产阶级的产生与发展可能会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此后，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分化为文官、军官、教师和律师、工程师和技师、企业家和管理人员。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分子是最具有革命性的；但随着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它逐渐地趋于保守。”（亨廷顿，1988）亨廷顿这种理论思考的启示意义在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当人们去观察某个国家或地区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时，要尽可能把这一阶层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他们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关系、他们所处的变革过程引入分析中。

一些学者还意识到，对于判断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这项研究工作来说，中产阶级在某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情绪和政治倾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变量。卢杰·萨尔瓦托里（Luigi Salvatorelli）发现，20世纪30年代在意大利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中产阶级运动（参见周晓虹，2005）。塞缪尔·普拉特（Samuel Pratt）对德国纳粹胜利前的城市选举研究发现，在德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和不同地区，纳粹支持者与中产阶级集团都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查尔斯·卢米斯（Charles Loomis）和艾伦·比格尔（Allen Beegle）发现，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降临德国，中产阶级占优势的地区，给纳粹的支持越来越大（转引自李普塞特，1997）。李普塞特在《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谈到了中产阶级支持纳粹的重要原因：“随着中产阶级相对地位的跌落，以及它对前进中的社会经济秩序的继续仇视，它的‘自由的’意识形态——支持反对大规模权力的个人权利——已从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转变为反动阶级的意识形态。”（李普塞特，1997）法西斯主义背后其实是中产阶级对大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双重恐惧情绪。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还与特定时期其成员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有关。离开了对该阶级社会心态的分析，很难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是否一定会担负起“稳定器”和“缓冲层”的作用。

通过上述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理论的梳理，人们或许可以觉察到，当前国内学者倾向于将中产阶层视为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和社会行为“指示器”的理论预设，或多或少沿袭了西方学者关于中产阶级社会功能的一般化理论，这种沿袭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西方中产阶级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以及社会情绪对其社会功能的影响，而就此来研究中国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往往会与实际情况出现一些偏差。

白威廉（William Parish）和麦谊生（E. Michelson）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提醒其他西方学者注意，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个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的过程，要描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必须像关注经济市场一样关注政治市场”（白威廉、麦谊生，2002）。其所强调的是，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管理体系对于市场运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经济体制转轨的宏观战略选择和基层充满原创性的探索这两种力量。这些力量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而面对经济的快速发展，政治体制的改革进程及安排却始终持一种慎重态度。在一些学者看来，这种不同步造成了一系列制度性紧张，而这些紧张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从社会管理领域凸显出来，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对于新经济运行造就的新社会群体（比如上海的“新白领”群体）的影响力被弱化，与此同时，国家的社会管理体系也没有为这个群体进入社会公共管理领域留下制度性空间。

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白领阶层是掌握选票与代表民意的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构成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石，通过竞选政治，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政府管理体制产生着重要影响。这意味着他们与国家政治社会的管理体制之间存在一种沟通机制，而且这种沟通机制是有一定的制度保障的。因此，西方国家的白领阶层可以发挥社会功能的条件在中国并不完全具备。

按照西方关于白领职业构成的通行标准，上海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的职业人群可以被归入白领群体，本文将从上海白领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其社会心态以及他们与体制之间的关联出发展开讨论。本文的分析将使人们意识到上海的社会阶层结构虽然在职业分布上开始接近西方的社会阶层结构，但上海白领阶层的形成所寄寓的体制背景、所关联的社会基础及其所能发挥的社会功能，与西方社会作为中产阶级主体的白领阶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

二 社会结构中的新兴白领群体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当代上海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这一群体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心理加以深究，进而明确以白领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一种构成方式。上海白领群体在生成机制和社会心理上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性，分析这种历史传承性是解析其社会功能的必要前提。

上海早期白领群体的出现和壮大几乎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现代化同步。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中国几大通商口岸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白领群体最为集中之地。该群体主要分布在外国势力设在中国的各种机构中，从事商贸业和金融业的职员居多，另有大量各种新兴职业的从业者，如记者、律师等。一位长期居住于上海的美国记者形容当时他眼中的社会阶层结构：“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中国社会还是通常的殖民社会构造：代表殖民势力的外国人，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上层华人买办，及有限的华人竞争者；大批在外资和中资受雇的中方白领；以及从赤贫的乡村涌入的穷困潦倒大众……”（李欧梵，2001: 39）

当时上海的社会结构实际上远比这位记者的描述要复杂得多，但是他的描述至少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那时的上海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为数众多的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白领群体。我们称他们为“老白领”。与西方社会中的白领有所不同，上海的“老白领”并不是基于本土社会内发的工业化产生的，而是中国在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横空出世的，即这一群体是外国工商业资本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底子上造就出来的。可以说，上海的白领从诞生之日起就只是职业分层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不仅其概念内涵有别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白领”，其群体也有自身的诸多特性。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已经颇具规模的白领群体不仅仅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与现代化的结果，更是当时上海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直接产物。在外国工商业资本入侵之前，上海的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开埠后的几十年时间里，外国商业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大量进驻使劳动力资源的流向发生了更明显的变化。随着商贸业和金融业的发展，沿公共租界的主干道两侧出现了银行、房地产公司、保险公司、大百货公司等集中的、专门的商业区，大量中方雇员在此供职；同时，外国租界的不断建设又带动了一系列市政服务行业的兴起，从而产生了一批有别于商贸业从业人员的新型服务性人员。这个城市区域的存在及发展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自由流动的空间，“到20世纪20年代职员群体进入发展期，分布范围已很可观，主要在商业、金融、交通运输、教育、行政机关等系统，其中店职员近10万人，商业人员约为20万人”（周晓虹，2005: 329）。当时上海的白领群体主要集中于外国资本控制的商业区，这是这一群体在职业构成上的一个主要特征。

外国资本及其各种机构的进驻不仅实际上改变着上海的就业结构，同时还以其现代性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对上海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现代竞争原则的引入。中国传统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先赋性是其主导性的流动规则。而现代竞争原则是建立在后致性规则的基础上，它承认主体的本质差异，鼓励主体通过提升个人能力来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性流动，在为职业的自由转换提供可能性途径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分化。可以说，上海早期白领群体是这一新原则在旧有社会关系格局上造就出的新生儿，他们的出现是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向开放性社会转变的最初印痕。当时在各种外国机构中供职的上海白领群体既是这一现代竞争原则的产物，也是这一原则的施行者。20世纪90年代，相似历史情境下分化出的上海“新白领”，在生成机制上与早期的“老白领”是有某种同一性的，因而他们在社会心理上也具有某种同构性。

一种群体性社会心理的形成和这个群体所在区域的整体文化氛围有直接的关联。现代上海社会在外来文化和工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既没有完全西化，也没有以纯粹的民族主义去对抗西方文化，正如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教授所言，上海“接受了西方人带来的形式，把它吸收、消化并转化成中国式的现代特色。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吸引力是其他任何殖民地都没有的……这里，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性的相撞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白吉尔，2005: 2～3）。上海在几十年间移植了西方现代都市的生活模式、商业运作模式、娱乐方式和文化消费品等。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嫁接成就了上海的繁盛，大量中外移民在都市文化的感召下抢滩上海，赋予上海这座城市以独特的区域社会特征。“上海是一个‘滩’，是一个谁都可以来、谁都可以走的地方。清末民初以来，外地的新型知识分子和工商业主也有不少来上海谋职发展，这些握有一定社会资源的移民成为沪上的新型职业者阶层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来源，他们构成了新兴移民社会的中上层和中坚力量。上海城市作为一个区域社会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地域社会，它是空前开放的，它的社会流动甚至越出了国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上海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开放的活性结构，在流动中维持着动态平衡”（樊卫国，2002: 373）。上海的都市化特性与社会结构的“开放活性”共同形成了“海派”这种区域性文化，也正是这种“海派”文化孕育出早期上海白领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特性。

上海的白领群体并不是现代都市文明的唯一受益者，但他们通过有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更好地诠释了自身的经济文化特征，同时也在这种都市文化氛围中形塑着自身的群体特征。这一点正如吉登斯所说，“几乎形成共识的是，通过考察社会的整体趋势得到证实，阶级内部以及阶级间的分层逐渐地不仅有赖于职业差别，而且也有赖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差别”（吉登斯，2002: 284）。然而，上海早期白领的群体形象是很模糊的，只在当时的某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他们那些被放大的生活片段，人们借此可以稍微了解他们内心的欲望与情感体验。20世纪30年代极负盛名的女作家张爱玲也曾描写过这一群体，但是他们的身份在作品中只是一个隐性的背景。他们大多在写字间或公事房、银行等环境中工作，在工作时身处上司和同事的“团体格局”中，而在和家人及朋友交往时则身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费孝通，1998）中。他们那些重要的人生仪式虽然是中国式套路，但在物质形式上却已经罩上了一层西式的外衣。他们无一例外都有着很强的都市经济观念，执着于自己的情感世界而远离诸多意识形态的冲突。他们可以一边接受新的思维方式，逐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一边按照传统社会的行事规则参与社会生活。他们既同时隶属于两种社会关系格局，又游离于这两种格局之外。这种游离性既意味着主体在价值判断体系上的独立性，也表现出其主观认同的不确定性。当我们将此视角延伸至近些年的白领时尚并予以观察时，不难发现，在他们那些掺杂着对20世纪30年代的“怀旧”情感中，也彰显出和上海早期白领在社会心理上的某种同构性。

虽然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上海的早期白领群体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已不复存在，但孕育他们社会品性的那种生成机制和社会文化土壤却绵延未绝；一旦社会历史情境出现相似的转变时，这些未绝之社会文化因素就会在时代进程中被激活，以致重新发挥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新白领”群体的行为方式，不仅和这些绵延因素的存在有紧密的关联，同时还因职业结构和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新变化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如，在浦东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下，上海工业的产品结构由过去的原材料生产、简单加工等为主转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促进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又如，在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加，第二产业中新兴的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也以较快的速度发展为主导部门，而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日趋缩小。1990年至今，上海的经济发展动力经历了一个从投资导向加速创新导向发展演变的过程（浦再明， 2004）。最近几年，上海提出了科教兴市的主战略，决定以知识创新构筑新的增长点，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原有的职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1990～2003年，上海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下降了20.3%，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上升了22.3%（上海市统计局，2004）。与此相应，上海的职业结构从90年代开始的变化呈现为专业技术人员与现代商业服务业人员逐步增加，而传统农业与工业的从业人员日趋减少（见表1）。

职业结构的变动不仅反映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也引发了上海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个与后工业社会有着高度关联的现代职业结构正在被逐步形塑。结合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其间，白领职业的比例在不断增加，“蓝领”职业的比例则在不断减少。在社会结构中，以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者以及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白领为主的中间阶层从数量上已经开始成为主导性阶层，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态势。

表2的资料说明，国际上，通常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归入白领阶层；将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归入蓝领阶层。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产业也步入了后工业时代，但相比之下，商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少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很难将他们归入西方意义上的白领阶层。因此，职业分层比西方社会的职业分层更为复杂（李强，2005）。不过，上海现代商业服务业经过近5年的发展，其从业人员的职业声望已经有了一定的提升，表2的资料可以基本反映上海白领的数量规模和职业分布状况。

衡量社会结构是否呈现“橄榄型”，主要有两个标准：一是职业结构中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口比例超过50%；二是形成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者群体。从职业结构看，在上海当代社会结构中，西方意义上的白领职业群体已达到50%。由此意义而言，上海的社会结构比较符合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特征，这也是上海城市社会区别于国内其他城市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白领正在上海的社会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一点不仅可以从大量统计数据中得到直观的印证，而且可以从最近几年他们在消费领域中发挥的主导性作用、在民间社团发育过程中成为重要推动力量等方面得到体现。上海的白领群体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独特的个性化追求，直接影响着市场的消费取向和厂商的销售策略。不仅如此，他们的业余社团活动十分频繁，上海市社联对浦东新区部分白领从业者的调查显示，17.9%的受访白领参与了社团组织，33.8%的白领参与了社交俱乐部。该研究的发现表明，“结社”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已经成为许多白领重要的生活组成部分。

当代上海的白领群体是在一个并存着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甚至农业社会的多种逻辑的国际大都市中快速生长起来的社会群体，这些不同发展阶段的时代印记有时会同时反映在同一部分白领群体的行为中，有时会分别反映在这个群体的不同部分人的行为中。因此，上海的白领群体在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并不是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使他们的身份认同以及作为整体的对社会的责任感难以形成，进而使他们在常态下的集体行动能力总是处于低水平。虽然存在这样的不同和差异，但总体而言，上海的白领群体在近十多年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中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同他们所经历的这些改革和变化都是发生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样。让人吃惊的是，他们所拥有的物质条件还刚刚与现代化接近，而他们所崇尚的却是“后现代化”的消费文化和商业理念。

上海白领群体中的相当部分具有了后现代价值观；而后现代价值观的主要特点是不再强调实现经济增长的最大化、成就动机、法理权威、公民规范与责任感，而是追求实现个体幸福的最大化、自由选择等。由于具有较强的后现代意识，上海的白领群体对社会权力分配的公共政治领域以及社会利益分配领域的实际运作缺乏敏感性，进而使他们在自己的利益受损时无法有效地保护自己。

我们在讨论上海社会结构中白领群体的作用时，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西方社会中，白领阶层能够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市民社会和文化传统有着必然联系的。其实，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就产生于以白领为主要构成的中产阶级。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其社会结构特征与社会发展模式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当我们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说要提升上海白领的作用时，并不意味着我们肯定上海的白领群体在其社会文化功能上会完全发展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

三 复杂而多维的社会心态

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在西方发达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稳定发展时期的中产阶级的社会心态相对平和而保守，追求合理的秩序和相对稳定的生活，因而对社会有“稳定器”的作用。但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一方面继承了贵族的道德价值观与文化精神，追求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与艺术趣味；另一方面对自身现有的政治地位不满，其社会心态处于某种紧张状态，具有很强的革命性特征（参见许荣，2004）。由此说来，一个阶层的社会心态与其社会功能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本文论及的上海白领职业群体及其结构特征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快速转型时期凸显出来的，这个职业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又是如何形成的？根据我们的观察，上海白领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约占整个白领群体的90%以上）是面向市场的，我们称之为“S白领”, 他们是在一个“群体快速组合”与“内部高速流动”的交互性过程中生长起来的。

所谓“群体快速组合”指的是，在上海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过程中，大量的高素质人员开始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海外流向上海，他们与上海本地人才共同“组合”成了上海S白领职业群体。上海市人事局的统计分析显示：2000年上海通过人事部门引进来沪定居的留学人员有760余人，而当年在沪工作的留学人员已达118万人，当年在沪工作的外国专家达到215万人，2000年引进外省市人才9545名，比上年增长1.55倍（上海市人事局，2004）。2002年底，上海市累计引进各类留学回国人员5万人，是2000年前累计引进的2.33倍；在沪常住外国、港澳台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7万余人，比2000年前增长了50%; 2002年从国内其他省、市引进的涉外人才4万余人，各类专家和紧缺人才117万人（胡瑞文、陈国良，2005）。这些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在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迅速在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一个具有较高收入、较高社会地位的群体，他们与上海本地的高素质人才共同组合成了上海S白领群体。

所谓“内部高速流动”是指在构成上海S白领群体的主要职业领域中，职业流动正在以一种较快的速度与频次展开。由于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工作经验，白领相对于其他职业群体来讲，有更多的选择机会，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创造了条件。2004年上海“青年发展报告”调查显示，在职青年职业流动率达23.8%，而职业流动预期更高达56.3%，而这些选择职业流动的青年主要是白领从业者。2004年3月，中智上海公司对5000多名在外企工作的雇员进行调查统计，这些雇员在2003年度都有过离职经历。该调查结果发现：个人主动提出辞职的比例高达67%，被公司辞退和合同自然终止的分别只占12%和11%（中智上海公司，2004）。职业流动的加速，一方面表明S白领从业人员的选择范围日益扩大，其现有规模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显得“供不应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兴职业的收入以及预期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致使这个群体的社会心态始终处于波动状态。

在这个“群体快速组合”与“内部高速流动”并行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心态上形成了鲜明的特征，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上海S白领群体在整体上有一种焦灼感与压力感

这种焦灼感与压力感来自三个相互叠加的因素：一是职业危机感在不断增强。在“内部高速流动”的职业领域中存在日益激烈的竞争，这使上海S白领普遍对自己的职业安全有一种紧张感。据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3年度客户样本抽样调查分析，一段时间以来，有68%的白领职业焦虑感严重，自觉“朝不保夕”。其中，IT软件、金融证券、快速消费品、医药及广告行业对他们来说，是最没有安全感的行业。最让这五大行业人士心慌的是：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涌入职业市场，他们中的优秀者成为职业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很多海归人员、港台及国外中高级人才也选择上海作为自己事业发展的基地；还有一些在本国不被看好的外国职业人来到上海寻找机会，如日本下岗员工输入上海等。这使雇主的选择余地空前加大，职位的可替代性增强（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3）。而在一些处于竞争前沿的行业，白领雇员的压力更是空前之大，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有关部门的研究发现，77.7%的员工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工作压力。上海可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2005年的调查显示，在职场生存压力指数的比较上，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这一比例超过了北京和广州，为三地之首。

二是市场领域存在的某些不规范运作加剧了S白领的焦灼感与压力感。上海S白领从业人员的收入构成主要包括工资收入与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指通过股票、期货及其他形式的投资获得的收入。近几年，在股票投资市场中出现了一些不规范运作的现象，由此导致相当一部分S白领在这些领域的财产性收入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此外，近两年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投机性炒作现象也给一部分S白领带来很大的生活压力，尤其是对从外地进入上海的S白领来说，快速上升的房价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生活压力。这种市场不规范运作的背后，暗存着的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的能力对比悬殊（参见孙立平，2005）。对于一部分能够动员各种力量的社会群体成员来说，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运作金融资本和利用信息，甚至能对公共政策产生影响，具有很强的谋求利益的能力；而对大部分S白领从业人员来说，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非常有限，经常会为来自房市、教育和医疗保障方面的压力焦虑。

三是西方导向性的生活、消费方式与现有收入水平的差异导致的心理预期紧张。就上海城市职业社会的现实而言，新兴职业的收入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这种状况往往会使一部分从业于新兴产业的S白领从业人员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导致社会心态不平衡。如果以收入和财产来衡量，上海S白领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这些方面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相对水平。然而，他们在消费选择和生活方式上却倾向于接受西方中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比如，他们要求自己穿戴有品位的服饰，想住在与自己职业身份相称的住宅小区里，过体面的生活，等等。有关咨询机构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120名不同行业白领进行高档消费品、大宗物品消费信息指数调查，结果表明，平均薪酬最高的上海消费信息指数最低，只有37%，北京为51%，广州为67%。有关分析人士认为：上海白领对高档消费品的消费信息指数最低，与他们追崇名牌消费、奢侈品消费有关。上海高涨的房价使他们在购房之外，无力追求奢侈品的消费，只能望洋兴叹，造成购买力与期望的巨大落差，这是其消费信息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可锐职业顾问公司，2005）。正是在这种消费取向和生活追求驱使下，他们总会对自己的支出与收入之间的差距具有敏感性，进而发现在其付出与获得之间存在某种不平等，以致在心态上徒增了一份焦灼感与压力感。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有可能会对社会稳定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西方国家的白领阶层也普遍存在压力感和焦灼感，但这种压力感和焦灼感主要与职业危机感相关。相比之下，上海S白领群体不仅有职业危机感，还有一种来自市场领域的相对剥夺感，并处于西方生活、消费方式导向与现有收入水平的紧张关系之中。这三个相互叠加的因素使上海S白领群体普遍感到负担沉重。因此他们把很多注意力放在了职业生涯的提升与财产的增值上，在我们看来，这种注意力分配结构对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

2．上海的S白领群体经常会有“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的行为

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产业战略调整、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良好的专业教育机会与资源，并获得了有较高市场回报的体面的职业身份。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对于当前依靠个人努力达到的生活水平表示满意，并且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上海S白领群体多少体会到政治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基本保证，也是他们继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他们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良好的国家发展前景”有一种期待，因而，一旦他们觉察到或预感到社会生活环境面临挑战或国家安全面临威胁，就会给予特别的关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自发地做出强硬反应。这一点在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的“中美黑客大战”、2005年上海部分白领参与的“4 ·16涉日游行”中可见一斑。

上海S白领群体一方面有自己的“强政治取向”，另一方面却又始终保持着一种“弱政治参与”。这种“弱政治参与”通常表现为对主流政治宣传话语的集体淡漠，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弱关心，对政治身份的“无所谓”态度。上海的S白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萌生的职业阶层，他们对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他们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的职业升迁和业余闲暇消遣，逐渐培养出工具性的算计能力，而且越来越关注自己的付出与收获的权衡。他们喜欢的读物，一般是专业杂志以及时尚性、消费类的刊物。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太熟悉旧的社会组织和思维模式的运作机制，一开始就寄寓于新的社会生活存在形式，尚未确立自己的思想归宿。

3．上海S白领群体在从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都存在一种断层

这种“断层”指的是，上海当前的S白领群体主要可以分为“45岁左右”与“30岁左右”两个年龄群体，而这两个年龄群体所持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断层。“45岁左右”的S白领群体大多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经历过“文革”、“改革之初”、“改革深化”这三个阶段，他们的价值认同相对比较单一。而“30岁左右”的这部分S白领群体基本上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一批人，他们在价值观念上更倾向于多元价值认同。可以根据社会经历将上海“30岁左右”的S白领群体分为多个部分，如上海本地出生的、在本地接受学校教育的群体，回沪知青子女群体，外来知识精英群体，等等。不同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之间在行为方式、道德观念等方面存在一些差别。价值观念分享上存在的“断层”和社会经历上的分化，使得上海的S白领群体被分割成多个部分，而其作为应具有内在认同的整合性群体的社会作用因之而被削弱。

4．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

西方白领阶层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甚至有上百年的发展史。新老白领阶层之间在行为规范、技术知识以及对竞争的适应性、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传承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社会分工达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在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代替资本所有者承担指挥和管理企业职能的职业管理者——经理，这可被视为白领的雏形。19世纪中晚期以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促成了一批巨型家族企业问世。在这种家族式的公司内，适应新的竞争要求的分层式中级管理（middle management）体制培养出一批现代管理的先驱——中层管理人员，这个群体为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白领的观念、规范的形成提供了许多传统。相比之下，上海当前的S白领群体，是在近20年里迅速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知识体系和经验机制没有经过一个积累和逐步沉淀的过程，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尚未形成。

上述关于上海S白领群体社会心态特征的分析表明，上海S白领群体与西方白领阶层之间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许多不同，比如从“弱政治参与”或者“政治后卫”的角度来看，上海S白领群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之间有许多相近之处。上海S白领群体在生活中承受的焦灼感和压力感要大于西方白领阶层。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经历、价值观念的分享上，以及在行为规则、公共知识体系与价值认同上存在的“缺失”，都使得这一群体还无法形成真正相对一致的利益行动以及对群体身份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这个意义上来分析，上海S白领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功能都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不能用西方白领阶层的理论来简单地类推上海的新兴白领，也正因此，本文暂且视他们为群体而非阶层。

四 结构性分离与白领的社会功能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以白领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承担起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和社会行为“指示器”的积极功能，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因为这个阶级有较大的规模，更重要的是因为中产阶级与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之间存在较为畅通的沟通机制，经此，中产阶级的价值、行为取向以及他们的利益表达能够在社会管理体制中得到积极体现。从另一方面看，西方中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基础和竞选政治环境也是社会管理体制顺利运作的条件。在这个过程中，中产阶级养成了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性，而基于竞选机制的政治体制又使握有相当选票的中产阶级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利益表达，在国家构建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始终受到较充分的关注。

相比较而言，表面看来类似于西方白领阶层的上海S白领群体，不但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缺乏沟通，而且对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深度认识。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是（占总体90%以上的）S白领群体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所沿用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这个群体中的年轻人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西方社会的消费观念和强调个体主义的某些文化价值观，他们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就职于外资企业的白领，受到西方商业理念的影响更大，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诸如“奉献”、“服从”等行为原则持有一种保留的态度。

二是上海的S白领群体对现有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影响很小。这种影响与他们在上海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重是不相称的，尤其是在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变化时。相比于一些社会强势群体，上海的S白领群体对自身利益的表达和维护的能力显得十分薄弱。

三是上海的S白领群体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过程的影响很小。公共政策是社会管理体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为社会各种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提供依据和支持。白领群体若要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过程施加有效影响，从某个角度看，需要两个重要前提：首先，他们要对与公共政策相关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具有敏感性；其次，要以制度化形式建立起保障其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渠道。而在当前，这两个条件都还不够成熟，因而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制约了他们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有效影响。

以某种方式说，构成现有国家社会管理体制主要部分的是官方价值观、社会利益制衡机制和公共政策这三个方面。而从S白领群体的现状看，他们在这三个领域中都处于一种相对“边缘化”的地位。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分离”，也就是说，这个群体当前与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之间还没有实际的联系，两者相互之间尚未建立沟通渠道。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这种“分离”的原因，既与上海白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特征有关，又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及社会管理者对白领群体的思想行为方式缺乏足够了解有关。

如前所述，快速形成的S白领群体内部在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存在断层，就其整体而言，也缺乏稳定的行为规范、共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这些特征表明S白领群体还没有形成本阶层的共同意识和对本阶层的稳定认同感，这也意味着白领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开展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很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白领群体参与社会利益制衡的社会实践。

上海的S白领群体萌生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他们倾向于“弱政治参与”，面对公共政策领域的许多问题敏感性比较差，反应也比较滞后。他们或者懂得市场经济运作的一些规则，或者会使用一些专业技术，然而，他们对于经济社会的实际运行方式却没有很深的认识。这一特点进一步制约了白领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影响力的发挥。从另一方面看，这个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独特性有密切关联。自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十年间，单位制、户籍制和身份制三大制度构成了中国的基本社会管理体制（参见路风，1989；李培林，1999；李路路、李汉林，2000）。这种管理体制长期以来的管理思路是：国家通过严格掌控绝大部分资源的分配及运作方式，自上而下地管理和限定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行动。近20多年来，经济体制不断转轨，中国社会管理体制随之进入渐进式的改革过程。但总的来说，改革中的社会管理体制仍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期的一些思维逻辑，人们依然可以体察和感受到那种基于资源控制的管理模式和那种依赖传统组织载体进行社会监管的手段。因此，当发轫于现代市场经济、在资源汲取上不太依赖国家的新兴白领群体处在某种“集体行动”的状态时，既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及其实施者往往拿不出有效的应对办法，有时还会遭遇措手不及的尴尬，甚至对新兴白领群体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与力量缺乏认识，而恰恰因此，又往往会使新兴白领群体与社会管理体制更加疏远，并由此失去参与社会整合机制建设的机会。如此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不利的。

在快速转型时期成长起来的上海白领群体，其社会功能取向是多向度的。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们的理性选择既受到一些宏观结构因素（比如制度环境、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嵌入性的文化适应等）的影响，又受到一些来自微观层面的因变量（比如社会心态、社会情绪）的影响，有时还会与国外一些政治社会因素的影响相联系。因此，要客观而有效地研究和分析上海新兴白领群体的社会功能和集体行动的空间，就不仅要对他们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和数量规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而且有必要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特征、他们所认同的文化传承、他们复杂而多变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与体制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一基本判断的获得需要对已经形成的相关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贴切性有一个学术性的再思考。本研究仅仅是这一再思考的尝试，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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