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概念、功能与规模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绝对标准模式与相对标准模式之比较

李春玲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最早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文件一再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是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等收入群体应是社会主流人群。为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也被纳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不过，对中等收入群体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何为中等收入者和如何确定中等收入标准，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未有明确说法，对中等收入者的具体划分方法也存在许多争论。由于缺乏对这一群体的明确定义和测定方法，因而无法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量化目标并制订具体的政策方案，从而不利于这一目标的顺利达成。为此，从政策层面考虑，需要尽快设定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明确“中等收入群体”概念，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具体量化目标，细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政策方案。

本文将介绍国内外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划分标准，并比较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和划分标准及其适用性，提出适用于目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小康社会指标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标准，并采用全国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

一 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的产生

目前，国内学界对中等收入群体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的理解还不够深入。许多人认为，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只是中国政府领导人从政府政策目标角度提出的一个口号性的概念（比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等），但实际上，在2002年中国政府文件中出现中等收入者这个词之前，国外已有社会科学家采用这一概念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和社会构成变化，而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已经非常频繁地出现于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OECD等）和知名智库的研究报告中，同时一些讨论收入分配和社会结构变迁的学术著作也采用这一概念。不过，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社会群体分类概念还是相当年轻的，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和社会现实意义还缺乏深入探讨。

中等收入群体最初是固定比例的收入分组概念，源于一些国家统计部门统计家庭和个人收入数据时进行的五等分组：按收入水平高低分出五个等级的组别：低收入组（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低收入组（收入次低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间收入组（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20%的家庭或个人）、中高收入组（收入次高的20%的家庭或个人）和高收入组（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或个人）。其中，中低收入组、中间收入组和中高收入组通常被称为中等收入群体，它在所有家庭和个人中的比例固定在60%（Levitan and Carlson, 1984; Levy, 1987; Easterly, 2001）。研究人员利用收入五等分组方法来估计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及其变化趋势，比如，比较不同年度或不同国家最高收入组的平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组的平均收入，判断收入不平等程度是高是低。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是一种统计分类，并无社会群体的内涵。

把中等收入群体这一分类概念与中产阶层（middle class）联系起来，才使中等收入群体有了社会群体内涵。自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采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层，从而推动了中产阶层概念界定从职业标准转向收入标准的潮流，而这股潮流的发展亦使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社会群体概念逐渐被世人所接受。

传统的中产阶层划分方法是基于职业分类，所谓的中产阶层一般是指白领职业从业人员，与其对应的是从事蓝领职业的工人阶级。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提倡采用经济标准（包括收入、财产、消费等）定义中产阶层，其中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层因数据可获得、易操作和通俗易懂很快便流行起来。2000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经济学家南茜·伯兹奥尔等提出收入中位数法定义中产阶层收入标准（Birdsall,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这种方法很快流行开来。不久之后，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以世界银行贫困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为参照系定义的中产阶层收入标准（Milanovic and Yitzhaki, 2002），也产生了极大影响。随后大量研究者和研究机构采用类似方法定义和分析各国甚至全球的中产阶层，从而导致用收入指标定义中产阶层成为主流趋势。在这类研究报告中，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middle income group或middle income）通常含义相同，但由于在英语世界中，middle income group不像middle class那样为大众所熟知，研究报告的标题常常采用middle class这个词。不过，随着这种分类方法的流行，中等收入群体这个词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不再仅仅是收入分布中的分组类别，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社会群体概念，许多研究报告分析了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和态度倾向，并由此判断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变化趋势、社会构成特征和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 用绝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

一般来说，中等收入群体是用收入指标定义的中产阶层，但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却是多种多样。目前国内外比较流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或者以收入标准定义的中产阶层）的测定方法主要采用两种模式：一种是绝对标准模式；另一种是相对标准模式。这两种标准模式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划分方法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两种标准模式所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内涵也极为不同。

所谓绝对标准模式，是基于维持相应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收入多少来设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和下限。也就是说，依据一定的生活水平或消费水平，提出明确的收入标准，根据确定的收入标准划分出中等收入群体。用绝对标准模式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因适用范围不同而采用两种策略：一种是全球标准；另一种是国别标准。全球标准需要考虑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收入和物价情况，所提出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适用于所有国家，通常是以国际美元为单位并以购买力平价转换为各国货币标准。国别标准则是根据某个国家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只适用于这一个国家。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和全球市场的形成，全球中产阶层概念得到普遍认同，近年来许多国际组织和智库机构每年发表全球中产阶层研究报告，估计全球中产阶层数量和增长趋势，比较各国中产阶层发展状况，预测世界经济和各国经济未来走势。这些研究报告使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得到广泛推广，目前许多研究者也采用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或者参照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略做调整来定义和分析某一国家的中等收入群体或中产阶层。

全球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通常是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照系，日人均收入（或支出）2美元以下是贫困人口，2～9美元是低收入群体，10～100美元（有些学者提出的是10～50、10～60、10～80美元等）是中等收入群体，1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Chen and Ravallion, 2010）。2002年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和什洛莫·伊茨哈克在对全球收入不平等进行分析时，把年收入在4000美元（巴西年平均收入）至17000美元（意大利年平均收入）之间的人归类为全球中产阶层。虽然这一标准的确定有其武断性，但以世界银行2000年购买力平价转换，其标准是日人均收入在10～50美元的人为全球中产阶层成员。据他们测算，全世界人口中11%的人是中产阶层（中等收入群体）, 78%的人是贫困阶层， 11%的人是富裕阶层（Milanovic and Yitzhaki, 2002）。2007年世界银行的全球发展报告《2007全球经济展望：下一波全球化浪潮的治理》也采用这一标准定义全球中产阶层，并且指出1993～2000年，全球中产阶层占全球人口的比例一直没有变化（约8%），但2000年以后中产阶层比例上升，到2030年其比例将翻一番，达到16%（World Bank, 2007）。

上述测定标准后来被广泛采用，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和智库的多份研究报告也采用此种方法，只是有些学者把上限标准50美元提升为80或100美元。霍米·卡哈罗斯在2010年OECD研究报告中提出日均收入在10～100美元为中产阶层。他之所以确定这一收入范围的人是中产阶层，是因为达到这一收入水平的人消费弹性最大，即可以维持中产阶层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按这一标准，他估计2009全球中产阶层的总数为18亿人，其中欧洲有6.64亿人，亚洲有5.25亿人，北美有3.38亿人（Kharas, 2010）。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研究报告定义全球中产阶层是日人均收入在10～20美元之间，其中日人均收入在2美元以下是贫困群体， 2～10美元是低收入群体，10～20美元是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 20～50美元是中高收入群体，5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Pew Research Center, 2015a）。按此标准，2011年全球人口的13%是中等收入群体， 15%是贫困群体，56%是低收入群体，9%是中高收入群体，7%是高收入群体。皮尤研究报告还按此标准估计了中国和印度中等收入群体的增长速度，2001～2011年，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从3%增长到18%；印度的中等收入群体从1%增长到3%（Pew Research Center, 2015b）。

在定义低收入国家的中产阶层时，研究者们常常把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下限调低。2007年阿伯赫基特·柏纳尔吉和艾斯瑟·杜夫洛在分析13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产阶层时，确定的标准是日人均支出2～10美元（Banerjee and Duflo, 2007）。2011年在OECD有关非洲中产阶层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中，穆斯里·努彼、查尔斯·雷耶卡·鲁夫帕和史蒂夫·卡伊兹-穆戈尔瓦确定日人均消费2～20美元为非洲中产阶层。其中2～4美元为“收入易波动群体”，这些人刚脱离贫困迈入中等收入群体，但其收入状况还不稳定，随时有可能返贫；4～10美元为中低收入群体，这些人的收入可以满足其基本需求而且能有余款储蓄和消费非基本必需品；10～20美元是中高收入群体（Ncube, Lufumpa, and Kayizzi-Mugerwa, 2011）。在2009年的一份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中，著名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指出，在设定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和生活条件的不同，相应调低标准。拉瓦雷设定的发展中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是日人均收入2～13美元，2美元是2005年发展中国家贫困线的中位数，13美元则是2005年美国的贫困线。按这一标准估计， 1990年发展中国家有33%的人为中产阶层，2005年增长到49%; 1990年中国中产阶层的比例是15%，到2005年上升到62%（Ravallion, 2009）。

各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绝对收入标准之确定大多参照世界银行标准或参考各自国家的贫困线、收入平均值或中位数等。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对许多高收入国家来说过低，在这些国家这种收入水平很难维持中产生活水准。例如，美国的贫困线是日均收入16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定义为中等收入者的人实际上可能是美国的贫困人口。因此，这些国家的学者根据各自国家的消费水平设定高于世界银行标准的中等收入标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2012年报告提出，在美国收入高于贫困线3倍的人即为中产阶层。

中国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者参照世界银行标准并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小康社会指标，提出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早在1991年，国家统计局就提出过小康收入标准，经购买力平价转换，农村地区小康收入水平的起点线是日人均收入2.24美元，城镇地区的起点线是日人均收入3.47美元。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马丁·拉瓦雷认为中国的小康收入标准与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标准极为一致，他按这一标准，用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的数据推算，2005年中国有5亿人达到小康（Ravallion, 2009）。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2005）将家庭年收入为6万～50万元的人群定位为中等收入人群。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把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2万～6.5万元定义为中等收入者，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和外推预测法估算1995～2010年我国城乡中等收入者的比例，得出1995年城镇中等收入者只占0.86%, 2000年增长至4.34%，到2010年达到37%。经济学家李伟和王少国（2014）针对中国收入分布情况，比较了各种标准，认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提出的标准较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经物价指数转换，2010年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为21835.2～65304.5元。

三 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

相对标准模式，通常是根据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确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采用这种方法的绝大部分学者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设定为收入中位数的50%或75%，而收入的上限通常是收入中位数的1.5倍或2倍。由于不同年份的收入中位数不同，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上限和下限的具体数值也不同。

1987年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梭罗（Thurow, 1987）在分析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时采用这种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他把收入水平介于收入中位数75%～125%的人归类为中等收入群体。不过，真正使这种方法推广开来的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伯兹奥尔、格雷厄姆和佩蒂纳托在200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Birdsall, Graham, and Pettinato, 2000），他们提出，收入介于中位数50%～125%之间的人为中等收入群体（中产阶层）。之后，这种测算方法很快流行起来，尤其在测算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研究中十分盛行。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几乎每年都发布美国中产阶层报告， 2008年的研究报告定义美国中产阶层的收入介于中位数75%～150%之间（Taylor et al. , 2008）。2012年及2015年底发布的最新报告，设定美国中等收入群体（报告中称之为middle income）收入标准的下限是中位数的67%，上限是中位数的200%（Pew Research Center, 2015c）。德国经济科学研究所2016年研究报告也设定收入中位数的67%～200%为中产阶层收入标准，其统计结果表明，过去30年，美国和德国的中产阶层比例一直在下降，美国中产阶层比例从1971年的61%和1981年的59%下降至2015年的50%，德国中产阶层比例从1983年的69%下降至2013年的61%（Grabka et al. , 2016）。美国经济学家史蒂文·普雷斯曼也采用中位数的67%～200%为中产阶层收入标准，他利用卢森堡收入调查数据库数据，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9个发达国家（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和挪威）中产阶层比例的变化情况，发现虽然2008年之前各国中产阶层比例变化趋势各不相同，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比例几乎都有所下降（Pressman, 2015）。

中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中位数方法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经济学家龙莹（2015）定义中等收入群体收入范围介于中位数75%～125%之间，她采用1988～2010年中国健康营养调查数据（CHNS）计算了各年度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发现自1988年以来，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下降：从1988年的27.9%下降至2010年的21.1%。不过，中国学者发现采用中位数方法定义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遇到一个问题：由于中国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按此方法归类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成员实际上是低收入者。比如，上述龙莹的研究显示，2010年收入中位数是11819元，所谓的中等收入者的年收入在8864元（11819的75%）至14774元（11819的125%）之间。如此收入水平的人很难被人们认可为中等收入者，也很难在中国目前的物价水平下维持中等生活水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学者设计出一些替代中位数的方法。李培林和朱迪（2015）采用收入分位值替代中位数，他们把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上限确定为收入分布的第95百分位，下限为第25分位，按此划分2013年中等收入群体的家庭人均年收入标准是28760～99544元，2011年为23211～80709元，2008年为16788～57080元，2006年为13178～45252元，2006、2008、2011年和2013年中等收入者比重分别为27%、28%、24%和25%。

四 中国特色的中等收入群体概念界定

上述两种测量模式的主要目的不同，适用范围也不同。绝对标准模式主要反映的是达到一定生活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人数及其比例的增长趋势，比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人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等收入群体人数随之增长，用绝对标准模式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可以体现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张速度。当然，绝对标准模式被广泛用于全球中产阶层的测量，用于评估和预测全球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相对标准模式用来测量收入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的数量的增减情况，主要反映的是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比较适用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产阶层已占人口多数，大多数人口达到较高生活水平，并且收入水平接近收入中位数。相对标准模式可以反映收入分布变化趋势：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中等收入者减少、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增加）还是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中等收入者增加、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减少）。最近20年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因此采用相对标准模式测量的结果显示，多数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在下降（Grabka et al. , 2016; Pressman, 2015）。相对标准模式不太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中间收入（收入中位数在75%～200%之间）人群收入水平较低，与人们印象中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符，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虽然有可能意味着基尼系数下降，但并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了，而只是反映了低收入人群数量庞大并且在增加。比如，经济改革之前的中国社会，80%以上的人口是低收入的农民，基尼系数很低，按相对标准模式划分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较大，但所谓的中等收入者都是低收入的农民。改革开始后的30年（20世纪80、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按相对标准模式划分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却在持续下降（龙莹，2015），这种测量模式不能全面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只是表明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上升。简而言之，绝对标准模式更适用于成长型社会——大多数人口收入水平较低但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相对标准模式更适用于改进型社会——多数人已到达较高的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

当前，中国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具有成长型社会和改进型社会的双重特征，社会发展目标是：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有其意义。但是，从政策制定层面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小康社会指标或“十三五”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绝对标准模式更适用，它能更准确地反映“脱贫致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的数量和比重的增加速度。而相对标准模式虽然可以直观地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但却不能直接体现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的数量的增长。同时，现阶段中国收入分布中处于中间或中间略偏上位置的人群收入水平还是比较低，将这些人称为中等收入者难以被公众接受。

图1显示了按相对标准模式估计的1988～2014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变化趋势。其中，中等收入家庭比例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的家庭人均收入数据进行估计（龙莹，2012）；中等收入者比例采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的个人年收入数据进行估计。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988～2005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下降——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也在迅速提高；2005年之后，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开始上升。图1显示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变化趋势与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相当一致，1988～2005年我国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导致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持续下降，而近八年来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略有下降，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随之上升。显然，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变化直接反映了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趋势，但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

另外，虽然我国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低收入人群数量仍然十分庞大，按相对标准模式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过低。根据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2014年中国18～69岁人口（排除在校学生）个人年收入中位数为21000元（即50%的人年收入低于21000元、50%的人年收入等于或高于21000元），采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下限为15750元（中位数的75%），上限为42000元（中位数的200%），即月收入为1313元（15750/12个月）至3500元（42000/12个月）就是“中等收入者”。显然，如此定义的“中等收入者”标准很难获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其中大部分人恐怕难以维持小康生活水平。一般人会认为月收入1300～3500元的人应该属于中低收入人群，而月收入高于3500元也很难被称为高收入。由于我国存在数量庞大的低收入农村人口和农民工，所以收入分布中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根据上述相对标准模式的测量结果，2014年低收入群体（年收入低于15750元）比重为40.2%，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在15750～42000元之间）比重为38.1%，高收入群体（年收入高于42000元）比重为21.7%。如果采用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定义标准，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有可能意味着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但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的人处于较低收入水平。这就类似于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况，基尼系数较低（中等收入者比例比较高），但绝大多数人收入水平很低。因此，用相对标准模式测量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适合作为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指标。

绝对标准模式主要用来测量达到一定收入或生活水平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比重上升，意味着更多的人脱贫致富，过上中等体面的生活。“中等体面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小康生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让大多数人过上小康生活。因此，可以考虑用绝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作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指标。

绝对标准模式的一个难点是如何选择适当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标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的确定就像全球中产阶层收入标准的确定一样困难。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收入和消费水平都很高的发达国家，还有中低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收入水平极低的贫穷国家，贫穷国家的高收入可能还低于发达国家的贫困线。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地区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很大，在中西部农村和小城镇足以维持小康生活的收入，在北上广大城市可能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国内外学者提出许多相当复杂的统计方法，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试图设计出适合所有情况的中等收入群体划分方法，包括：M-曲线估计法（Foster and Wolfson, 2012；龙莹，2012；王艳明、许启发、徐金菊，2014；曹景林、邰凌楠，2015）；洛伦兹曲线法（庄健、张永光，2007）；估计分布函数法（纪宏、陈云， 2009；朱长存，2012）等。虽然这些方法各有优势，但都没有推广开来。目前被广泛采用的还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最为简化的指标“日人均10～100美元”，或者根据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调整为“日人均10～50美元”、“日人均10～20美元”等。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群体标准的最大优势是简便可行、直观易懂，可适用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或者根据实际情况很方便地进行调整），并且可以进行国际比较。在目前阶段，世界银行标准可以作为中国制定中等收入者标准的参考。世界银行设定的贫困线是日人均1.9美元, 2～9美元为低收入群体，10～100美元是中等收入群体，100美元以上是高收入群体。根据这一分类标准，把日人均收入转换为年收入，并按美元与人民币6.6汇率转换。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2015年中国18～69岁人口（排除在校学生）中18.4%的人是低收入群体（年收入低于4600元）, 33.3%的人是较低收入群体（年收入在4601～23999元之间）, 47.6%的人是为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在24000～240000元之间）, 0.7%的人是为高收入群体（年收入高于240000元）。年收入在24000～240000元之间比较接近普通民众印象中的中等收入者的概念，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一收入水平基本可以维持小康生活。不过，24000元的起点线对北上广深这样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居民来说过低，在这些大城市，24000元应该算是较低的收入水平。针对地区差异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不同地区设定不同的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标准，就像最低收入标准和贫困标准一样，但这样做的话，操作起来较为复杂（比如如何确定各地的具体标准）。另外，中等收入群体是全国范畴的概念而不是地方性概念。这就如同人们谈论“全球中产阶层”概念，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即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印象中的中产阶层也总是参照欧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在国内商品和信息高度流通的情况下，小县城的人所向往的小康生活并不局限于本地的生活水准。此外，从政策目标制定的角度考虑，设定全国统一标准而不是地区差异化的标准，也更加明确、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虽然各地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划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还是应该全国统一。不过，为了使统一标准能体现各地的差异，可以把中等收入群体进一步划分出高、中、低三个类别：24000～59999元（相当于日人均10～25美元）为中低收入群体；60000～119999元（相当于日人均25～50美元）为中间收入群体；120000～240000元（相当于日人均50～100美元）为中高收入群体。在农村地区、小城镇和小城市，达到中低收入水平就可过上小康生活；在大、中城市，需要达到中间收入水平才足以维持小康生活，而中低收入者只能接近小康生活；在北上广深等特大或超大城市，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才能过上小康生活。基于中等收入群体的进一步分类，各地方政府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总目标下，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标的重点放在扩充确定层次的中等收入上。

图2按上述绝对标准模式定义中国中等收入群体，采用历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估计2001、2008、2011、2013年和2015年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数据显现，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持续上升，从2001年的8.1%上升到2015年的47.6%，这一比例的上升直接反映了人们收入的增长，即日人均收入高于10美元（年收入24000元）的人数及其比例的增长。换句话说，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有条件达到小康生活水平，2015年已有接近半数的人日人均收入高于10美元，到2020年超过半数人口达到这一标准应该问题不大。不过，日人均收入高于10美元是相当低的基准线，只是相当于（或接近）一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

五 结语

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是定义中等收入群体的两种主要模式，用不同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其内涵、目标和适用性各不相同。绝对标准模式更适用于成长型社会（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大多数人口收入较低但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达到较高的生活水平；相对标准模式更适用于改进型社会（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多数人已达到较高生活水平但追求更公平、均等的社会。当前中国刚刚由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在这一阶段，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既要使越来越多的人脱贫致富，又要追求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因而，绝对标准模式和相对标准模式的中等收入群体测量都有其意义。

不过，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比例的变化虽然能直观地反映收入不平等的变化趋势，但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用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较低，与人们印象中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符，这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虽然有可能意味着基尼系数下降，但并不能准确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从政策制定层面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小康社会指标或“十三五”社会发展指标来看，绝对标准模式更加适合定义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它能更准确地反映“脱贫致富、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人”的数量和比重的增加速度。可以考虑用绝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作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指标。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用绝对标准模式与相对标准模式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并不是同一群人，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政策目标的重点应该放在绝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身上还是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者身上，或者如何使两者达到平衡，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最近，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激发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引发的一些讨论就与此相关：年收入12万元以上是不是高收入者？是否应该适当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力度如果按相对标准模式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肯定是高收入者，适当加大对这部分人的税收调节力度，有助于壮大相对意义上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按绝对标准模式定义中等收入群体，年收入12万元以上的人多数是中等收入者，要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不应该增加这批人的税负，相反，还应该减税。总之，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具体体现，明确中等收入群体的指标定义，有助于细化和操作化“十三五”规划的目标任务，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方向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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