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如果我们把讨论的范围稍稍扩大一点，不只是“消费理性”，人的整个资本和市场意识都在发生剧变。

1950～1970年代，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这个意识，总体上是比较薄弱的，也因此，这个意识的大规模复兴，乃至超乎常情的膨胀，才构成1980年代开始的社会文化的一大巨变。1980年代晚期快速重建的房地产市场，作为中国内地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各类市场中资金规模最大、起伏也最剧烈的一个，起的作用特别大。

这不只是说，它以住宅商品化这一触目的巨变，教育无数青年和非青年明白，他们现在可以也只能到市场里去谋取基本的生存条件；也不只是说，它以住宅价格夹着过山车式波动的一路暴涨，激励无数人形成“进市场就是要赚大钱，无能之辈才赚辛苦钱”的判断。都市青年的“居家”状况清楚地显示，它在培训我们的资本和市场意识上，还有更多别的成功。

比如说，已经拥有产权房的都市青年中，有极高比例的人继续关注楼市，思忖是否以及如何再次入市。但在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这一群体中大约2/3的人，是只有一套住房的，虽然这是花了巨款买下的，却是生活必需品，并不能像别人的第二套、第三套房那样，可以方便地当作增值的工具投入市场。上一节说了，都市青年对于自用住宅的生活必需品的性质，大多有清楚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群体中仍有这么高比例的人愿意再次进入楼市，他们对于房地产市场的信任和乐观相当惊人。

这不只是一份经济的信任，其对象甚至主要不在商品房，而且指向许多范围更大的因素：政府的利益、制度和法规、城市化的趋势、一般消费者的心理、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全球化和世界经济的大势……正是综合了对这些方面的或自觉或懵懂的积极判断，都市青年才会形成如此热衷楼市的心态，尽管按照狭义的资本市场的通则，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具备以房产投入资本博弈的充分条件。

这自然是上一节所说的第二种“消费理性”的一大显例。不过跟股市相仿，中国内地的楼市极富“中国特色”，常常违反一般教科书说的经济定律，到目前为止，都市青年的这份信任，仍然能获得特别是“北上广深”之类标杆性城市楼市状况不同程度的验证。2010年以来，各地楼市愈益分化，许多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状况，与这份信任的抵牾之处越来越明显，但与此同时，所谓“恐慌性入市”的爆发式蔓延，又从一个反向的角度，给这份信任提供了新的证明。

这不奇怪。最近30年的社会状况和主流教育，早已养成了民众一种凡事只看“投入—产出”之比、其他基本不问的习性，连谈婚论嫁都常常如此，评估市场走向和经济前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只要数据显示价格——放大了说就是GDP继续上涨，就尽可安心憧憬货币的回报：“恐慌性入市”能掀起这么大蜂拥跟进的浪头，这个习性显然功不可没。

因此，笔者才要特别指出，都市青年的这一份对楼市的信任，实际内含了颇多的“其他”因素。其中极容易被忽视、作用却可能最大的一类，是那些范围远远超出“经济”边界的宏观判断，它们兼有正反两向，既有“正常情况下，经济总是发展的”“过去是这样，今后也会这样”一类近乎盲目的确信，也有“全球化人民币都靠不住，只有造在稀缺的土地上的房子才是真家伙”这样赤裸裸的阴暗之论。显然，在楼市这间大教室里，经济课同时也是政治课、文化课和历史课，甚至是伦理课。都市青年不但从中领受对市场感觉和投资意愿的激励，更经由这一激励的中介，获得对多方面的远非“经济”一词所能涵盖的重大关系的领悟：过去与未来、政治与文化、功利与伦理、城市与乡村…… 甚至不妨说，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全套内容，都在这里开讲了。

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最直接地体现了这一教学的效果。比如他们对经济压力的感受，我们这个调查的受访者中，超过六成的已经还清房贷的人，继续感受到从“一般”到“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与那些还在苦苦还房贷的人差不多；而尚未买房者中，无须付房租的人和每月须付房租的人，其感受到“较大”和“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的比例，也都相当接近。值得注意的是，每月须还房贷，因而可被称为“房奴”的人，对于经济压力之强度的感受，整体上反而小于租房但无须付租金的人！看起来，就像对房价涨跌的判断，多半包含了对若干非楼市因素的判断一样，都市青年对经济压力的体认，也不只是依据狭义的收入和资产计算的，而是深刻结合了其他非经济的计较——虽然这多半并不自觉，是在对综合性的社会压力做评估。如果不是接受了“买房=人生成功”的流行观念，确信自己“应该”买房，那些已经有房可住，而且不用付费的人，是不会感觉到那么大的经济压力的。

再看他们消费时候的自主程度。首先，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大城市长大的青年中，不迷信品牌、相信自己能够鉴别者的比例，明显高于出生于乡镇的青年——哪怕他们后来也移居大城市了。这是否显示了社会阶位与文化自主能力之间的联动关系？但是调查的另一些数据，比如，在拥有产权房和依然“群租”两个至少经济地位明显高下的群体当中，“相信品牌”的比例，前者高出后者不少，这提醒我们，情况可能没这么简单。比如，在商品质量和行政监管方面，大城市的状况多半与乡镇明显不同，是否正是类似这样的不同，一面令大城市的青年能从自主鉴别中获益，因而更愿意发展自主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乡镇青年不得不依赖品牌，以避免伪劣商品的戕害？

其次，如何理解都市青年面对商品，尤其是大件服饰、家具、家电产品和汽车之类高价商品时的复杂心理？今天中国的社会状况，令人在面对这一类商品的时候，很难以单纯的消费者自视，各种符号性的感受都会涌入心中：买不买，买哪一款，常常牵涉对身份的界定，是否正是这样的多维心理，一面令收入较高者不惮于承认自己相信品牌，因为这意味着高消费的能力；一面又令低收入者本能地就要避开名牌商品。那可是他们无力承受、有伤自尊的。许多看上去应该归入“文化能力”范围的事情，可能从一开始就嵌入了大量非文化的因素。

倘说当今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等早已深度融合，难分彼此，都市青年的“住房”和“居家”状况，则以堪称尖锐的方式，将这融合的若干叵测之处，清楚地暴露出来。即以这一节所述的情形为例，社会一方面鼓励人们把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当成经济来处理；另一方面又把大量远远超出经济范围的因素，嵌入他们权衡经济的思路之中。什么叫造化弄人？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厉害了吧！可是，这么欺负人的事，为什么做得成？是哪一些有形无形的社会条件，让我们对这一类播弄如此缺乏抵抗？

这么追问下去，大概又会遭遇上一节里都市青年的两种“消费理性”已经有所揭示的大问题：这些年中国人的心智结构的变化。文化研究的一大可赞之处，就是将“情感结构”这样的无形之物，看作社会再生产的关键之一。无论是此刻面对的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还是我们自己的切身经验，都促使我们相信，探究现实的至少一部分最精悍的目光，应该投入类似这样的方向。笔者相信，通过分析房地产市场如何高强度地培训青年人的资本和市场意识，能打开探照同一处地窟的另一扇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