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上述这样的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看出今日中国“住房问题”的若干特别的地方。

比如，与购物中心里那些人声鼎沸的餐馆和影院不同，“住房”和“居家”状况清楚地提示了都市青年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动位置。这一被动不仅来自实际的情形——雇用劳动强度的普遍增加，愈益强悍地制约他们的作息时间，越是低收入的群体，在睡眠上越是被动；来自家庭，主要是父母的支援，也愈益成为决定他们能否买房和安家的关键因素——还来自都市青年的主观认知：他们普遍觉得，“家”的一项必备条件，就是得有稳定的工作或不低的收入，可同时他们又确信，他们的经济状况主要不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是取决于那些个人无法控制的社会因素……

不仅如此，“住房”和“居家”状况还呈现了这一“被动”的深刻程度。比如，都市青年虽然乐意、实际上也普遍与父母分开居住，其中大部分人同时形成了对父母的日常经济支援的不同程度的依赖。这一状况，正在不知不觉间深刻地改变代际交往关系，将其导向一个与15年前几乎相反的方向。倘若说1990年代中期开始，相当多的城市青年深信搭上了“市场经济”的顺风车，在“父母—自己—子女”这一代际接棒关系中，理当处于强势位置，今天的新一代青年中，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相反的情状：一方面是对长辈的经济依赖的迟迟不得减弱；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生育愿望的日益普遍的低落，如果这二者形成持续的循环，它的社会后果一定是惊心动魄的。

难怪我们问卷的受访者（都是25～42岁的青年人）在展望未来的时候，多是感叹时光流逝，青春不再，父母衰老，未来不可“宅”：人生态度的趋于消极，相当触目。

更值得注意的是，都市青年对于居家生活的物质的追求，并没有因此放松，相反，通过全情投入对“家”的物质条件的辛苦营造，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似乎正日益自觉地努力转化自己对上述被动的体认，不但继续从中感受被逼无奈的苦恼，也同时从中发掘值得追求的生趣。

在这一方面，他们显然得到了新的社会风尚的极大鼓励：1990年代初以来，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趋向的一大变化，就是一系列“物=意义”的新等式的涌现和重返，及其日益稳固的普及：“高收入=人生成功” “购物=享受自由”“出手阔绰=浪漫风流”“佩戴iWatch=与时俱进”…… 依据可标价的物品去确认人生价值。这样的习性，差不多已经构成今日中国人情感结构的核心部件了。在这样的情形下，秉持“买房=成家”和“成家=人生成功”的信念，每日孜孜，为购房而缩减，甚至放弃其他的生活内容和责任，并由此体会奋斗的乐趣，在许多时候，甚至不觉得人生的欠缺和被动：这样的精神和心理进向，正是会普遍展开的吧？

知道房价已经蹿上了自己不可能够得着的高度，却依然习惯性地憧憬买房、努力体会攀高的快感，正是在这里，凸显了今日社会对“弱者”的无情的定义。100年前梁启超等热烈呼唤的、自任天下之重的革命“少年”，现在似乎被全力筹攒购房款、至多上网“围观”十分钟的“居家”青年取代了。愤恨于老板或长官的压迫，想大叫一声“老子不干了”，却忽然记起每月要还的房贷，一下子软了下来。类似这样的情形，你我肯定都不少见。

这种影响深远的巨变，应该给出入情入理的解释。在笔者看来，“城市式居家生活”的视角所呈现的“住房”景象，已经提示了可行的方向：从人与“物”的关系，尤其是人对“物”的感知习性的变化入手，去把握都市青年在新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这位置并非单由其实际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所决定，而是有越来越大的部分，最终确定于他们的精神和文化状况，确定于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因此，循着这一路向展开的探究，有很大的可能，比那些主要根据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等一般指标展开的分析，更多地揭示都市青年受制于现实秩序的复杂情状和深刻程度，以及建基于这些之上的内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