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将“豪杰之士”的乱世悲剧“颠倒”为老幼乐观、人人喜道的盛世喜剧，前提在于将本事重构为故事时对“可以叙述之事”与“不可叙述之事”的策略性控制。沃霍尔认为，研究文学叙事“一是看它们没有包含或不能包含什么，一是看它们的典型特征中包含了什么”。当曲波“更集中，更典型，更具有概括性”地处理真实的土匪本事时，显然存在“包含什么”和“不能包含什么”的选择策略。那么，是怎样的策略呢？在文学史上，反面人物叙述共有三种策略可供选择：悲剧性、正剧性和喜剧性。其中，悲剧性叙述关键在于展示反面主人公“否定的美质”，正剧性叙述则既不凸显其“否定的美质”亦不故意丑化，而是如实呈现其“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无疑，悲剧性、正剧性策略皆符合专业批评者的文学观念，会被认为可以抉发人性的幽微与光亮。不过细考《林海雪原》本事与故事之异，可知曲波另行选择了喜剧性策略。这体现在两个层面。

第一，通过“假借历史”剔除土匪“否定的美质”，进而剔除了其悲剧再现的可能。应该说，曲波在讲述座山雕、谢文东等匪首故事时面临着技术困难。一则这些“豪杰之士”多有过艰苦卓绝的抗日经历，如马希山曾拒绝日军的高官厚禄。日军抓捕其父母、女儿相威胁，马不屈服，最后日军竟奸杀其女。马希山则铁血抗战直至东北光复。二则他们广有声誉，此亦谢文东、李华堂能在“八·一五”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原因。但小说必须将这些人写成万恶丛聚的土匪，这实在颇为棘手。细读小说可以发现，其中几位完全以真实人物为原型的匪首皆以“去历史”方式出场。如小说在座山雕出场时，先描写他那鹰一般的相貌，然后寥寥两句“国民党委了他的旅长要职”就算交代了他合土匪、国民党于一体的反动本质。粗心读者几乎会在不知不觉间“遗漏”其漫长的抗日经历以及他“在土匪中威信很高”的事实。同样的，谢文东的毁家纾难、马希山的国恨家仇、九彪的连年血战，都“自然”消失。不过，如此“去历史”对于某些过于较真的读者其实不太好交代。1958年，即有读者提出：“座山雕身上集中着东北惯匪的野蛮和残忍。只是作者对于座山雕的存在缺乏必要的交代，尤其是他如何与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相勾结在一起，缺乏交代。”如此“刁钻”要求毋宁是为难作者。不过，可能已顾虑及此，曲波对现实中并无确切原型的许大马棒与“蝴蝶迷”倒是予以了“充分历史化”。作家不但在小说一开始写到他们制造了“杉岚站惨案”，而且还详述了他们烧杀淫乐的令人发指的“历史”。不过据笔者细察相关史著，北满地区并无许大马棒匪帮。而据地方史料记载，许大马棒确有其人，真名许万海，“世居海林县旧街乡哈达村”, “生四子一女。四子长成后自称许氏四杰”, “许万海好逸恶劳，以打猎度日。时常用皮毛换大烟（鸦片）吸食，家境寒酸，炕无整席，有时甚至揭不开锅，短顿挨饿”。许死于1943年，不曾有土匪经历。但他的儿子许福、许禄后来确实参加土匪并与曲波所在部队在火龙沟激战了三天。大约由于许氏兄弟仅为土匪小头目，正式史料不曾记载。但显然，《林海雪原》关于许大马棒拥良田千垧、活埋70多名劳工等罪恶“前史”的叙述，完全出于虚构。有关蝴蝶迷的情形亦复类似。小说对之作为地主私生女、生性淫荡等“前史”亦述说颇详。但考之史实，东北女匪中并无身世类似之人：

东北的女匪也很多，包括涂龙、花蝴蝶、一枝花、大白梨，很多的女匪，所说的女匪往往是生活中遭遇不幸的女人，不是因为婚姻上就是被人强迫进去的，像女匪涂龙是当了个妓女，在妓院被土匪大龙赎出来，一块上山。……（她们）也表现了东北女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这种敢恨敢爱的性格。

曲波在接受姚丹采访时提及蝴蝶迷原型是他所消灭的武装大地主张德震的妻子，不过张妻身世与蝴蝶迷也不相干。那么，曲波为什么放着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乃至涂龙、花蝴蝶那么多的真人真事不写，偏要在两个略近于无的人物身上大费周章呢？显然，这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述“成规”有关：土匪既为反面人物，必应有一段邪恶“前史”。但对广有影响的谢文东、座山雕、马希山等，实在不宜于“添加”诸如活埋百姓、淫荡乱伦等骇人听闻的经历。相反，加之于若有若无的人物之上则可说是艺术虚构的天然权力。更紧要的是，将这对男女匪首虚构的残暴、淫荡的“前史”一开篇就“浓墨重彩”地推出，会给读者刻下邪恶的土匪观感。及至后来九彪、座山雕、谢文东、马希山等抗日“豪杰”以“土匪”面目登场时，小说又对其“前史”不着一词。这与其说是追求简洁，不如说是刻意制造互文效果，使读者“自然”地将开篇邪恶史投射到“豪杰”之上。如此则形成了“历史假借”：真实的“座山雕”、谢文东等被迫从虚构的许大马棒、“蝴蝶迷”那里“借”来一份“前史”。而这种“被历史”，直接导致“豪杰之士”本有的民族情怀和纵横江湖气概的消失。“登临意”“英雄泪”的被“抹擦”，使这些乱世豪杰彻底与“否定的美质”失之交臂。他们被抽离所有悲剧内涵，其“英雄末路”的仓皇与荒凉则被“颠倒”为喜剧式的挣扎。

第二，通过“抹除”土匪独立的生存逻辑，剔除其正剧性再现的可能。正剧性再现强调如实再现反面人物“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 《林海雪原》虽大量描写土匪活动，却并不见其“自己的”逻辑。这体现在四点。对土匪生活基本面缺乏呈现。小说中土匪奸淫掳掠、补给充足、骄横狂妄，实则土匪生活“吃惊受吓，朝不保夕”“东奔西窜，飘忽靡常”的性质更明显。处于被追剿状态的谢文东、座山雕等更是如此。当时我军选派便衣“专门搜索匪之粮食、牲口，毁掉匪之密营、底窖、寝具、食用具以及御雨御寒的一切东西”，使土匪们陷入人马零散、饥寒交迫的困境。谢文东战至最后五六人时，其部下甚至饿得无力走路，对此小说一句未及。对匪民关系有意识遮蔽。小说中土匪对民众无不大加杀戮，但现实中东北土匪活动都有一定的“根据地”意识，不会无缘无故烧杀抢掠，他们内部有一套极为严密的绺帮行规，“有 ‘五清’‘六律’‘七不抢’‘八不夺’之说。其中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等行当，胡子是不能抢劫的，否则会处以极为残酷的绺刑”。他们“有组织”“有清规戒律”, “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远处干回来周济穷人”。因此匪民关系往往较好，甚至“山中猎户大都与匪有关系，或为匪军坐探”。但小说不允许“如实”再现这背后土匪自我保存的现实考量。剔除土匪之江湖义气。“‘侠义’是胡匪所共有的一种性格”, “是胡匪集团往来、个体匪徒相互交往等共同遵守的规范，是匪性的人格化”。曲波也称土匪“慷慨好义够朋友”。但《林海雪原》反复叙写的是土匪之间毫不留情的残杀，如为腾出地堡窝棚，匪首们将三十几个重伤的土匪秘密刺死。这种本事改造使土匪赖以行走“江湖”的“义”完全不见踪迹。“忽略”匪首“乱世英雄”的梦想。谢文东、李华堂、马希山等匪首其实多少都有“逐鹿”东北的梦想，至于是投靠八路还是倒向国民党，主要是出于利益判断而少信仰考量。故“（李延禄）给谢文东写信就这么说，说是你过来吧，文的、武的随你挑”, “这话说得非常直白”, “就是一种利用”。小说反而不“直白”：当谢文东等被“强扭”到国民党这根“藤”上之后，他们作为“豪杰之士”勃勃燃烧的内心就被封闭在叙事之外。

以上两个层面，既有效抹除了土匪自身的生活逻辑，又彻底剔净了其“否定的美质”。因此《林海雪原》的土匪叙述就不再与正剧性、悲剧性再现方法发生纠葛，而直趋喜剧化而去。对其喜剧化特征，学界归纳为“妖魔化-野兽化”。这种特征在本事重构上十分明显。一是外貌形态的有意丑化。小说中土匪皆丑陋不堪，如蝴蝶迷被写成长相“活像一穗苞米大头朝下安在脖子上”（如此“令人作呕”其实很难“淫荡”），而据曲波自述，其原型“长得很漂亮”, “穿着丝绒的衣服，带着小手枪，外面披着斗篷”。而小说中阴森可怖的座山雕实际上“个子很高，有2米多”, “高大魁梧的身材很有气派”。二是道德品质的有意恶化。其实“土匪外形并不都狰狞，杀人不眨眼”,不但谢文东等匪首都有过抗日激情，就是一般土匪也多有常人伦理：“土匪对母亲孝顺，对孩子也很爱”，主要的坏处是“弄到钱大吃大赌大吸”，而“土匪老婆多半是很善良的妇女”，如栾平被捕后，“（他老婆）说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我一妇道人家怎么办。给参谋长跪下了，说你能饶他，我认你作干爸爸”。这就与小说中嗜杀、奸淫、抢掠等无恶不作之行为相去较远。后者在匪众溃败期间应该也是事实，但只有“这些经过筛选的事实”“最终幸存为历史事实”的做法，毋宁是策略性安排。在“成王败寇”的现实规则下，曾经铁血抗日、曾经野心勃勃的“豪杰之士”们就被“他者化”了，被剥夺了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看法。最终，被代之以“颠倒”的胜利者形象——如果说胜利者相貌堂堂、英勇高尚且有丰富内心追求，那么失败者就只能接受其“颠倒”的投影：形象丑恶，道德卑劣，且内心空洞。

“妖魔化-野兽化的方式”，兼之对“豪杰之士”自我逻辑与“否定的美质”的双重“抹除”，构成了《林海雪原》本事重构的基本策略。不过，倘若曲波只是懂得如此处理本事材料，那么《林海雪原》就只能是一部拙劣的、缺乏研究价值的“伪现实主义”作品，而不可能赢得万千读者的喜爱。这意味着，策略层面上的本事处理只是喜剧表达的入口，《林海雪原》喜剧性特征还需进一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