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学者贝思飞对中国土匪问题非常着迷。他认为，“（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土匪形象很大程度受到报刊和历史书籍的片面报道和歪曲，普通的匪帮被认为是嗜血成性的恶魔”，而这不过是持有权力者“希望维持的形象”，而在土匪“残忍的外表后面常常可以发现一个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的人”。应该说，这是比较妥帖的意见，受到万千读者喜爱的《林海雪原》就明显有“片面报道”和“歪曲”的特征。小说中的座山雕、谢文东、许大马棒、蝴蝶迷、定河道人等土匪往往集残暴、淫荡、狡诈于一身。但考之地方文史资料，这些土匪的真实经历无疑“比通常认识的更为复杂”。所谓“更为复杂”，并非指他们全是与小说相反的道德英雄，而是指这些土匪无论善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包括情欲、感情、愿望、认识的独立而特殊的世界”。遗憾的是，由于土匪自己不能忝身于叙事实践，所以在作为“斗争的过程”的历史记述中，他们不可避免陷入“失败者埋单”的尴尬处境，在“一些群体直接地或间接地”“牺牲另外一些群体”赢得“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被牺牲者”，从而“失掉”自己真实的声音甚至经历。《林海雪原》不过是其中一例。那么，在小说之外，真实的谢文东、座山雕等有着怎样“复杂”的个人历史与生存逻辑呢？

一般而言，与文人想象中的杀人越货、快意江湖不同，民国时代真实的土匪生涯是动荡不安、被社会排斥和高死亡率的。故一个人之成为土匪，往往有着情非得已的压力。这些压力（或动力）来自经济、阶级、民族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起因最为普遍。对此，蔡少卿、贝思飞持相似看法：“（土匪）来自农业社会，是农村社会周期性饥馑和严重的天灾、战争等的直接产物”, “土匪活动是对超出通常能够忍受的贫困水平的反常环境做出的反应”。民国后，因此类“反应”而产生的土匪数量庞大，匪患肆虐，仅“1930年，土匪人数的保守估计为2000万左右”。北满土匪也多有类似起因。不过，这种出于经济压力而产生的适应性行为，主要还是就一般土匪而言，而“匪首参与这一活动并非由于暂时的或经常的贫困”，如座山雕、谢文东在投身为匪前都是家境殷厚之辈。尤其谢文东于1934年在依兰县土龙山起事时，已经富甲一方，不但有庄园式的房子，且有近百垧（1垧为15亩）土地。这样的富家或大地主之选择土匪生涯，显然不仅在于经济压力。从史料看，座山雕（本名崔明远，年轻时入赘张家又改名张乐山）上山为匪，与比较朴素的阶级正义有关：“崔明远因从小受过穷，自己继承老岳父的家产，过上富裕日子以后，经常拿出钱物救济穷苦人家”, “崔明远最瞧不起的就是那些靠剥削穷苦人而过着腐化、奢侈生活的地主大户，总免不了说些鸣不平的话。这时，‘弟兄们’煽风点火：‘三爷干脆我们也组织起来，去偷抢他们的东西。’因此，崔明远便把一些穷苦人纠结起来，自任头目，经常在晚上偷抢那些富裕大户的东西”, “日本人侵略东北以后，崔明远便带着一帮弟兄长期 ‘占山为王’”。而谢文东成为日军头痛万分的“北满巨匪”，既是依兰民众经济反抗的结果，又是民族反抗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决定为日本移民开拓团进一步拓展土地，他们在土龙山地区以每垧地一块钱的所谓地价强行向土地持有者进行征购。按当时依兰县的土地价格，每垧熟地约100元左右，这就等于日本人在无偿向中国人抢掠土地，当地的农民和地主都纷纷起来抵制，但日本人开始强行收缴地照”, “同时决定没收各户的枪支，这无疑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在民族压迫的深重苦难中，大家感到只有走武装反抗的道路”。1934年3月8日，时任土龙山区第五保保董的谢文东聚众2000余人暴动，震动东北。谢文东将这支队伍取名“抗日民众救国军”，并将自己庄园付之一炬，由此开始了与日军激烈、艰苦的战斗。此后，这支部队被改编成东北抗联第八军（李华堂部被改编为第九军），谢本人也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是《林海雪原》所叙诸匪的部分“前史”及其经济、阶级和民族的逻辑。遗憾的是，曲波对此未著一笔。故不少读者知此内情后对小说产生了强烈不信任感。不过，倘若据以上材料将谢文东、李华堂等目为与杨靖宇、赵尚志一样的民族英雄，又不免是缺乏历史眼光。谢文东等与杨靖宇等的区别，不仅在于“一失足成千古恨”与壮烈殉国的区别，更在于革命信徒与裴宜理所谓“乡村豪杰”（village aspirants）的区别。革命信徒将民族与阶级视作逾越自身生命的价值，“豪杰之士”亦投身民族/阶级反抗，但较之“强化其自身地位的欲望”和“指望从比自己原先所在的村子更宽广得多的世界中获得荣誉和影响”,这种正义追求最终是屈居次席的。这意味着，尽管同是抗日但二者生存逻辑仍然不同。“豪杰之士”到了最后时刻往往还是“现实主义者”：谢文东最终放弃抵抗，座山雕亦曾与日本人会面商谈投降事宜。不过，作为“豪杰之士”，谢文东、李华堂等即便投降后也未完全丧失其英雄情怀。据传赵尚志牺牲后，李华堂一见赵的尸体即号啕大哭：“司令啊，你也这么着了吗，你也这么着了吗？”亦因此故，李、谢二人投降后，都选择了退隐闲居，直到东北光复。

亦因为本质上是“豪杰之士”而非信徒，谢文东、马希山等在1945年后解放战争中的人生选择虽然令人惋惜，却是其生存逻辑的必然。“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这种代代不易之则，使谢文东等迅速在日本人投降后的权力真空中卷土重来，并随后选择国民党阵营。对此，现有官方史料以“政治反动”目之，其实不完全准确。谢文东等选择国民党，主要不是因于政治信念，而更多是利益考量。这涉及两层。其一，是匪首投身土匪生涯的传统动机。以劫掠为生本来就不是“豪杰之士”的人生目标，甚至阶级和民族也不构成其信仰。那么，他们更隐秘的内心指向何处呢？对此，裴宜理分析说：“由于国家通常构建最完善的权力范围，野心勃勃的土匪要改变这一运作方式是不容易的。政府吸收匪首参政在传统中国为常见之事。以官职相许的 ‘招安’之策为历代政府所采纳，以至于许多匪首都把违法事业视为加官晋爵的捷径。流行小说《水浒传》可谓尽人皆知的典型范例；招安现象如此见惯，难怪有民谣说 ‘要当官，拉大杆（即当土匪）'。”事实上，东北近代史上这种“把违法事业视为加官晋爵的捷径”的现象屡见不鲜，“光绪年间辽西地区一些胡匪，如张景惠、张作霖等人由匪到官的过程，成为东北胡匪仰慕的典范”。而要“复制”张作霖式的成功，谢文东等当然要集聚人马向当时代表中央的国民党军纳上“投名状”。因此，尽管曾经担任过抗联军长，谢文东、李华堂还是明确选择了与共产党作战。据载：

李延禄将军派人给谢文东送去了一封亲笔信，说：“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共同抗日，国民党中央政府说支持我们，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一粒粮食和一颗子弹，他们现在利用你来打共产党，你也曾参加过共产党，共产党到底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明白。”……谢文东说：“我已无路可走，再说国民党是中央政府，代表国家，你们共产党都归他管，何况我了，我既受到了政府的委任，就只有听政府的了。”

其二，土匪性质的变化。一般人对土匪常有误解，“像 ‘抑强扶弱’‘劫富济贫’那样的高调” “所反映的土匪的浪漫形象常常与现实相去甚远”。实际上，为谋求长远安全与利益，土匪群体在由小变大过程中一般都会放弃“劫富济贫”的朴素道德，转而与富绅大户乃至地方官员建立良好关系：“从表面上看，胡匪与地主豪强官僚势力是对立的，但从各地发生的案情看，东北胡匪集团在抢劫中，抢弱不抢强，抢民不抢官，遭抢的大多是中下层粮户、商户，更有甚者胡匪与各地豪强巨富，互相勾结，互为依存。”共产党在东北发动土改以后，这一现象更加严重。当时许多地主、恶霸在“自卫”“保家”的口号下，纷纷组织“联庄”“大排”等地主武装。陈云回忆：“北满地主武装很多，且多与土匪勾结。”而这些地主武装被击溃后又多转为土匪，兼之伪满时代的警察、宪兵、特务、官吏也纷纷啸聚为匪，诸种因素使谢文东、马希山部属的成分变得极为复杂。因此，各路股匪反对、进攻主张“土改”的共产党也是必然的。以上两层原因，使谢文东、李华堂等“豪杰之士”主动选择了“反动”立场。

遗憾的是，这种理性选择导致了这批“豪杰之士”的“英雄末路”。他们无疑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又过于低估对手。共产党准确地抓住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土地问题，因而抓住了大局。而在具体军事上，游击战出身的关内八路是比日军更难对付的意志坚强、战术娴熟的对手。战略、战术的双重劣势，兼之在中央军力不能及的北满地区的事实弱势，使一度人数、装备均占优势的土匪逐渐被各个击破。曾拥众万余的谢文东、李华堂先后被擒，马希山、座山雕等也被追剿得仅剩一二十人。这是《林海雪原》所叙诸匪在现实中的悲剧结局：他们“乱世英雄”的梦想被打得粉碎。然而折戟沉沙之际，他们仍不无豪杰之气。贺晋年回忆：谢文东走投无路之际，仍“对仅有的几个喽啰说：‘弟兄们，别泄气，胜败是兵家常事，当年刘备同曹操打仗，兵败小沛，只剩单骑，走投袁绍，后来还成鼎立之势呢！今天，我们这里还有六个人，江东还有很多弟兄，何愁大事不成？'”虽然回忆文字充满讥讽，但不难看出谢文东最后的“豪杰”情怀。李华堂被俘以后则不愿受辱，因自残而身亡。

无疑，《林海雪原》所叙诸匪的人生包含广阔的社会内容与深刻的悲剧内涵，的确可能促成伟大悲剧史诗的诞生，但那无疑要求写作者具有超越“民族与民族、党派与党派、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仇恨”的“人性的反思”,然而这对于曲波毋宁是难以做到的。这不仅是指他在理论上不易理解何为“人性的声音”，更指他在丧失了杨子荣、高波等战友、目睹众多土匪血腥杀戮后实在难以将他们目为“豪杰”。作为剿匪部队的政治干部，他把土匪视作反面人物，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林海雪原》重构土匪本事的策略与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