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消隐到彰显：国家之争的符码（1992年至今）

1949年之后，我们主要利用《人民数据报刊资料库》《人民数据库（含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方正中华数字书苑》中的“数字报纸”、《读秀知识库》中的“报纸”。《人民数据报刊资料库》与《人民数据库（含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主要收录的是《人民日报》旗下的各类报刊，两者相比，重合了《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1月至今的内容，统计时去掉了重合部分。《人民日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官方媒体，是官方话语的风向标，我们把《人民数据库》中两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合并后单独统计，用于观测中央媒体对于“慰安妇”的关注情况。《方正中华数字书苑》收录中国国内540多种报纸，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报业集团。其缺点是收录报纸的年代比较近，比如只收录2010年1月1日之后的《人民日报》；优点是收录的地方媒体多。《读秀知识库》（以下简称《读秀》）涵盖的地方报纸的数量不及《方正中华数字书苑》多，但是收录年限较长。利用这两个数据库，可以一窥地方媒体的反应。另外，本文的统计没有包括电子媒体和电视媒体，尽管近十来年，纸媒文章的传播很大程度是依靠各门户网站的转载与传播，才达至普通民众。

我们把统计时间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以“慰安妇”作为关键词检索“内容”，按年份分别统计三个数据库中出现的词频。按“内容”检索，是指文章中出现了“慰安妇”一词，未必就是专门的“慰安妇”报道，观测的是“慰安妇”在报道中出现的频率。这样的词频检索与统计方式略显粗陋，并不精确，但还是显示出了基本趋势。三个数据库的词频折线图都出现了相似的波段，峰值时间完全一致。整合性观察这三条词频折线图，明显的峰值年份是：1996年、2001年、2005年、2007年、2014年。2012年以后地方媒体报道中涉及“慰安妇”的数量急剧上升，2014年全国的报道量达到一个历史高点。2015年呈下降趋势。（见图2、图3）

图2 《人民数据库》中“慰安妇”词频折线（1992～2015）

图3 《读秀知识库》与《方正中华数字书苑》中“慰安妇”词频折线（1993～2015）

中国媒体第一次出现“慰安妇”一词是1962年在《人民日报》上出现的“美军慰安妇”。这篇报道摘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的一份决议，这份决议把朝鲜妇女沦为“美军慰安妇”作为其侵略暴行之一，控诉美帝国主义侵略南朝鲜。随后，一直到1992年，中国媒体中再也没有出现过“慰安妇”一词。这与整个国际社会对于“慰安妇”问题的认识是同节奏的。众所周知，“慰安妇”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要感谢韩国金学顺大娘首先站出来发声。1991年底她与其他韩国大娘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1992年7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已被记者问到中国的“慰安妇”问题，当时的发言人在回应时甚至把“慰安妇”称为“随军妓女”。1992年的中国人对外交部发言人的答记者会并不关注，“慰安妇”问题是日韩之间的外交问题。

1996年，《人民数据库》上出现了二个报道小峰值：第一类报道是日本国内关于日本教科书是否要删除“慰安妇”内容的争论；第二类报道是韩朝两国针对日本有关人士关于“慰安妇”不当言论的谴责。都是国际新闻，无涉中国。地方媒体似乎兴趣不大。

2001年，《人民数据库》上出现的报道峰值涉及三类事情，国际新闻主要报道联合国人权机构通过决议敦促日本对“慰安妇”进行赔偿、抗议日本政府纵容修改教科书事件、抗议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等。国内新闻主要是围绕台湾翻译引进的小林善纪的漫画《台湾论》，国内有关机构组织抗议性座谈会的报道。《台湾论》美化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否认“慰安妇”的强迫性。此类新闻的核心关注点是“台独”，而不是“慰安妇”，只是用“慰安妇”的事实来对抗“台独者”对日本占领时期的美化。2001年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中国各大媒体对于“慰安妇”的报道并不多。《人民日报》副刊《大地》杂志报道了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这篇报道的核心不是中国“慰安妇”，而是苏智良的研究故事。在这样一个国际国内背景下，第一次出现了国内机构支持中国受害妇女对日索赔诉讼的新闻。全国律协、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人权发展基金等团体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受害妇女对日索赔。不得不说的是，早在2001年之前，山西盂县的日军性暴力幸存者在1995年8月（4人）、1996年2月（2人）、1998年10月（10人）分别对日本政府提起了三次诉讼。1992年，山西大娘万爱花在东京召开的“有关日本战后补偿国际公听会”上，受朝鲜代表的激励勇敢地走上台，第一次讲出了自己的故事，激愤或许还有无法叙述的压抑使大娘几分钟后倒在台上，引起了与会者的震动，也触动了有良知的日本民间人士自发地组织起“查明驻山西日军性暴力实情，与大娘们共进会”（以下简称“查明会”），一次次来山西调查取证。遗憾的是，在数据库里没有查到任何一家中国报纸在1992年、1995年、1996年、1998年有相关报道。在这段时期，中国媒体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几乎都是国际新闻。2001年之前，中国媒体对有关“慰安妇”的报道，是与中国无关的“亚洲慰安妇”的事情。2001年全国妇联等三机构公开宣称支持“中国慰安妇”诉讼，预示着中国“慰安妇”问题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国内的政治话语。尽管2001年的这则国内新闻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它的预设读者并非国内读者，而且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背景是反“台独”。2001年7月16日，中国海南省幸存“慰安妇”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要求赔偿与谢罪的诉讼案。尽管在数据库里没有查找到相关的新闻，但是通过百度搜索，还是查找到中央电视台、新华网等电视和电子媒体做过相关报道，《海南日报》《北京晨报》等纸质媒体也有报道。相比而言，用百度搜索验证山西1992～1998年相关的“慰安妇”诉讼案，没有查到任何一条消息。可见，进入21世纪，幸存者（还有背后支持她们的学者、民间人士）民间的诉讼行为，与国家的政治关注，共同推动着“慰安妇”议题进入国内媒体的视线。2005年，在《人民数据库》与《读秀》中都出现了一个报道峰值。涉“慰安妇”的报道绝大多数仍是国际新闻，中央媒体主要集中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偏向海外读者）及《环球时报》（偏向国际新闻）上。比如，东京建“慰安妇”资料馆，日本文部科学大臣关于“慰安妇”的不当言论引发抗议、韩国发现“慰安妇”名册等。与中国“慰安妇”有关的话题是中国“慰安妇”索赔案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败诉。2004年和2005年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提问有明显跃增。一些地方媒体开始报道这起败诉案。山西与海南是“慰安妇”见报率最高的两个省份。2001年海南“慰安妇”诉讼案促使当地媒体跟进报道并参与到寻找与救助当地幸存慰安妇的活动中。200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海南的《南国都市报》与海南中西医结合医院共同策划了一个活动，寻找与救助海南幸存“慰安妇”，50位市民通过热线报名，可与幸存“慰安妇”见面座谈。不管这场策划的动机和效果如何，媒体人的行动和传播客观上推动“慰安妇”进入普通市民的视线。

2007年，中央与地方媒体都出现了一个较高的峰值，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慰安妇”问题成为当年的国际新闻热点。国际社会对于“慰安妇”问题的关注，已从民间社会运动发展到各国政府的政治动议。美国众议院、加拿大议会下院、荷兰议院下院、欧洲议院纷纷就“慰安妇”问题通过议案，向日本政府施压。2007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美，其在访美前后对“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从3月初拒绝承认日军征集“慰安妇”时存在强制，到4月访美期间就“慰安妇”问题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达歉意。“慰安妇”问题似成美日关系的重要砝码，也是国际新闻的热点。中国国内的地方媒体纷纷报道或转载此类国际新闻，出现了“慰安妇”报道的峰值，海量的重复性转载也说明了关注的热情。或许是因为国际新闻热点，触发了国内媒体人的新闻敏感和道德情感，在这股迅速上升的报道热潮中，中国幸存“慰安妇”的故事被带出来。2007年4月，被称为第一位南京“慰安妇”活证人的雷桂英老人的去世，有13家地方报纸共32篇文章报道了这一新闻。相比2006年4月雷桂英站出来承认自己曾是日军“慰安妇”时，只有3家国内媒体报道，2007年的媒体已经非常有意识地把“慰安妇”与抗战记忆联系在一起了，甚至积极参与到对时事新闻的制造中。200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七七事变”）70周年纪念日。来自广西荔浦的韦绍兰、江西的万爱花、海南的林亚金在上海公证处签下了维权授权书，授权亲属在自己去世后继续维权。下午，韦绍兰与江苏如皋的周粉英会合，到南京江宁拜祭刚去世的雷桂英老人之墓。有十家媒体在纪念“七七事变”的大标题下，报道了这则消息，报道时间集中在8日和9日。“慰安妇”老人去世已成为新闻事件。2008年周粉英老人去世的消息，有8家地方媒体进行了报道。2007年中国“慰安妇”的相关报道中，还有一则主要新闻是中国“慰安妇”东京败诉案。日本最高法院对于二战时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的事实予以认可，但驳回了其赔偿请求。“慰安妇”作为“历史证据”逐渐进入民众的视野。2012年以后涉“慰安妇”报道量持直线上升趋势，“慰安妇”已然进入了中国国内话语之中。2012年最重要的中日事件是钓鱼岛之争。国际新闻中，绝大多数涉“慰安妇”报道仍集中在韩国与日本的纷争，但中国媒体的报道已从隔岸观火式的旁观者转向兔死狐悲式的同病相怜，借韩国“慰安妇”问题间接批评日本。2012年7月，围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韩国外交部要求把英文文件中的“慰安妇”改称为“被强迫的性奴”，地方媒体不仅报道了这两则新闻，还发表评论文章：《中国也该禁用“慰安妇”这个词了》。12月6日，《南京大屠杀全史》出版时，把“慰安妇”称为“性奴隶”，媒体也多有报道。2012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野田佳彦和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松原仁发表否认日本曾强征“慰安妇”的言论，再次引发韩国民众的抗议。8月15日，日本抓扣香港14名“保钓者”。9月10日，日本政府举行内阁会议通过钓鱼岛国有化政策，直接引发9月18日前后中国各地爆发的民间反日游行。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慰安妇”一词在8月媒体中出现频率急剧上升，8月与9月成为该年报道中涉“慰安妇”最高的两个月。中国各地媒体，包括地方小报，都纷纷报道或转载韩国抗议的新闻、中国外交部对此言论的表态。报道中，中国不再置身事外，出现了《否认“慰安妇”无异于再次加害》之类的时评。“慰安妇”去世的消息成为新闻。比如，2012年10月，中国最年长慰安妇尹玉林的去世，27家地方报纸报道了这则新闻。媒体还报道了台湾最高龄慰安妇93岁的黄吴秀珠去世的消息。媒体把“慰安妇”问题与钓鱼岛事件关联起来，是认为贯穿其中的日本对待中国的态度和野心是一致的。《山西日报》9月初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山西日报》以“查明会”创办刊物《出口气》与日军性暴力民间图片展作为事件引子发表评论。“查明会”被看成是日本国民的良心、中日关系中“灰暗中有亮色”。评论者把“慰安妇”事件与“钓鱼岛之争”“依仗美国施压”“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相联系，认为这些事件“深深伤害了周边国的情感”。把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建立起长历史的一元化看法，不仅把历史镜头回推到二战之后，比较日德两国领导人在对待本国二战罪行时的不同态度，间接批评日本不知悔改，更把记忆延伸到清末丧权辱国的历史时点。八国联军攻打中国后，清政府庚子赔款。“美国将赔款用于资助中国留学生，英国将赔款用于返还中国钢铁，唯有日本是用赔款造枪炮，再次打进中国”。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得出结论：“从这点看，日本的确可恶，也足以引起国人的警醒。”这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视野，在中国民众的观念中并不罕见。通过比较和定位，“慰安妇”问题，确切地说，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成为测试日本对待中国野心的试纸。于是，“慰安妇”问题从历史遗留问题转化成当下和未来的问题。

2014年涉“慰安妇”的报道达到了历史最高点。2014年也被中国媒体称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关系最低点。这一年中日关系中事件不断，围绕钓鱼岛的领土纷争、安倍政府修宪动作、中日军机事件、《日美安保条约》，等等。2014年，“慰安妇”问题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例行答记者会上出现的频率，以及中方态度的强硬，令人印象深刻。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语言中，“慰安妇”问题的重要性已从“历史遗留问题”发展为“挑战二战胜利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事关未来的问题。中方认为如何对待历史决定如何走向未来，关系到未来的国际格局。“慰安妇”问题是衡量日本政府“历史态度”的一个重要指示器。否认“慰安妇”事实，是“公然挑战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和反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这些强硬的外交辞令不仅说明中国在中日关系中的策略转变，对日本的批评上升到道德评判，默默地指向一个国家/政府的品格。

如果说，之前中国在“慰安妇”问题上大多是应对型的，那么，2014年的媒体报道显示出中方开始主动出击。“慰安妇”不仅成为重要的外交砝码，也是国内爱国主义政治话语的组成部分。国家成为重建“慰安妇”历史，并推动其进入民族集体记忆的主导者。2014年2月，国家立法机构确立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2月13日）两个与抗战有关的纪念日。2014年3月国家档案局以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的名义，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南京大屠杀档案》和《“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为世界记忆名录。围绕申报记忆名录的政治纷争成为该年涉“慰安妇”报道的主要内容。2001年“九一八事变”70周年，中国的“慰安妇”问题还没有进入绝大多数国内媒体的视野，“慰安妇”尚未与抗战的记忆联结。2014年的“九一八”纪念，“慰安妇”已经是战争记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国家公祭网上，“慰安妇”死难者成为被公祭的对象。“九一八”纪念日之前，中央档案馆开放“慰安妇”有关档案；之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公布了历时十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 “慰安妇”作为国家的损失进入国家历史。9月18日当天，《新华每日电讯》在“每日焦点”栏目中，再次报道山西幸存“慰安妇”抱憾离世以及希望向日本讨还公道的旧闻，借此暗喻和警醒国人，日本还未对战争做出深刻反省，危险尚存。

1992年以来，“慰安妇”问题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在中国的语境中，经历了从国际新闻成为国内新闻、从他国之事成为本国之事、从“历史遗留问题”成为事关未来的“历史态度”的历程。中国政府在对待“慰安妇”的问题上，也经历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出击的过程。“慰安妇”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和国家政治话语，作为当下中国上升的民族主义话语中的重要符码而得以彰显。

作为符号的“慰安妇”，延续着战时作为民族压迫的象征，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的符码——既是符号，也是砝码。在重构的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甚至国际秩序中，“受害国”地位赋予中国相对于日本的道德优越感，让中国崛起具有和平的光芒和雪耻的道义。反过来，日本右翼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不断否认，是其不对侵略和殖民历史深刻反省的重要表征，从而使安倍政府要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诉求变得危险，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可能危及地区未来和平的一种危险动作。在国内政治话语中，“慰安妇”不仅作为国家损失，进入国家的历史书写，也是民族“落后挨打”的证据和象征，进入国人对于民族压迫的集体记忆，也成为追求民族复兴的爱国主义动力。民族压迫与民族复兴是民族主义的两面。从历史角度讲，中国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是在反帝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外部的民族压迫是内部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慰安妇”作为民族压迫的事实和符号，不仅在战时进入民族主义的话语，也在战后需要培植和召唤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时，成为可调用的重要历史素材。在当下民族复兴的国家话语中，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结束民族压迫、走向民族复兴的结点。日本（右翼）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态度，对于正在努力追求民族/国家复兴的中国人心理就有了更为特殊和令人焦虑的象征意涵，意味着中国尚未完全走出被压迫/欺压的近代史。

“慰安妇”作为史实，事关过去；“慰安妇”作为符号，事关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