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年度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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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中的“慰安妇”话语首先要特别向石田米子老师以及“查明会”的成员们致敬。不仅是因为她们超越民族国界对于山西盂县幸存“慰安妇”大娘的多年陪伴,更是因为她们细致的调查和研究,让笔者痛苦地接触到了民族集体记忆中的“忘却”部分,推动笔者去正视与反思“慰安妇”问题上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其次,要感谢笔者的研究生管田欣、史雅楠、汪涛帮助笔者统计数据。——符号化的“慰安妇”和“慰安妇”叙事中的记忆/忘却机制

宋少鹏宋少鹏,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摘要 从个人的认知经验出发,会发现“慰安妇”议题曾经历过从消隐到浮出的过程,且以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历史记忆。文章利用中国的各类报纸数据库,通过检索各数据库中的“慰安妇”词频,考察“慰安妇”议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以何种方式进入国人的历史记忆。文章分析了峰值年媒体报道的特点,抗战时期的“慰安妇”作为民族奴役与苦难的象征存在,激励民众抗战之决心。20世纪90年代重新彰显的“慰安妇”议题作为民族受害的证据再次进入媒体话语,成为国家之争的符码。文章质疑了符号化“慰安妇”的历史叙述方式,认为民族主义叙述框架并不能装进“慰安妇”大娘的全部苦难,民族主义叙述框架中的记忆/忘却机制过滤掉了有可能撕裂国族同一性的性别压迫机制,记住了只是作为民族苦难象征的抽象的“慰安妇”。文章呼吁从“女性反思史”的角度——结合民族压迫机制与性别压迫机制的复合视角,重建“慰安妇”历史。

关键词 “慰安妇”媒体;民族主义;性别;记忆/忘却机制


笔者出生于1971年。在笔者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即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学校历史教科书和当时的大众媒体中,是没有“慰安妇”这个词的。教科书传递给我的关于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为,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深深刻在我脑海中的是“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这两个成语。“奸淫”两字模糊地传递了战争中可能存在的针对女性的特定危险,但没有“慰安妇”的故事。“慰安妇”似乎从来没有存在过。进入21世纪以后,“慰安妇”开始从尘封的历史黑洞中慢慢地浮现出来。我最初是从国际新闻中逐渐知晓“慰安妇”。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韩国人抗议某些日本名流在“慰安妇”问题上的错误言论等。最近十年,“慰安妇”逐渐成为中国的国内新闻,地方媒体开始零星挖掘与报道当地幸存“慰安妇”的个人故事和生存状况,这种报道往往具有时效性,即配合某种政治时间。尽管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受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关注的刺激,中国也有学者和一些民间人士开始调查中国的“慰安妇”问题,但几乎到了21世纪,“慰安妇”问题才开始进入中国普通民众的历史认知中。这是我个人的认知经验。

个人的认知经验让我意识到,“慰安妇”议题是以一种非常政治化的方式进入我对“慰安妇”问题的认识和记忆,这推动我想要了解“慰安妇”是怎么进入国人的历史记忆的。于是,我想到通过考察“慰安妇”问题在媒体中出现的频率以及文本的内容分析,多少可以窥见这一进程。我的问题是:在中国大陆媒体中,“慰安妇”问题是什么时候浮现出来的?怎么呈现的?在什么背景下被呈现的?之所以选择报纸这一媒介形式,最主要的原因是,相比于书本,报纸是普通民众更多接触和获知信息的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数字化阅读日益普遍,相比书本,报纸在数字化阅读方面走得更快、更超前,对民众的影响也日深。所以,本文的工作与其说是关于“慰安妇”史实的探究,不如说是关于“慰安妇”话语的讨论。

1949年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分期,也是很多数据库的划分时间。就“慰安妇”问题而言,最重要的历史分期是战时和战后的区分,两个历史分期并不一致,但是为了统计的便利,我们还是选择以1949年的政治分期作为本文的历史分期,分两个时段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