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从解放者到幸存者：见证文学的意义

亚历山大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于二战的叙事是进步/解放叙事，其核心是讲述美国人如何解救其他国家的受难者。大屠杀叙事也是如此，讲述的主体不是犹太人受难者，内容也不是他们受难的经历。因此，进步叙事“恰恰使得大屠杀变得不那么显眼和关键”, “只要当代历史中的表征仍然在解放叙事的框架下进行，就很少有人为纪念大屠杀而作出努力。”（中文79，英文257）新泽西州的州长在该州自由州立公园中的解放雕塑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就是典型的解放叙事和进步叙事：“对我来说这个纪念碑是对我的美国遗产的一种确认。它令我为我的美国式价值观感到深深的自豪。纪念碑告诉我们，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民族，是自由的化身。我们作为美国人，不是压迫者，并且我们作为美国人，不会为政府为目的而卷入军事冲突。我们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是为那个我们极为珍视的自由民主充当保护者和提倡者。今天我们会记住那些为自由而捐躯的人们。”（中文79～80，英文258）

随着进步叙事转向悲剧叙事，出现了一种新的大屠杀文学与纪念类型，“这种新的类型强调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证据，即直接 ‘证词’（direct‘testimony'）。以及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历史行动者，即幸存者”。（中文80，英文258）幸存者的经历本身就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见证意义，因为他们与大屠杀之间的关系是直接的、具体的。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的记忆书写（自传、回忆录、访谈、磁带录音、录像等）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的主体变成了受害者自己，所讲述的内容也不再是他人的解放与拯救壮举，而是自己的受难经历。这些见证书写成为创伤悲剧的宝库（比如耶鲁大学的大屠杀音像档案中心）。对此，格里恩和库玛这样写道：

证词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很多评论，因为目击者就是专家，他们用自己的话讲着他们自己的故事。行凶者绞尽脑汁地要让受害者沉默，夺走他们的名字、家园、家人、朋友、财产甚至生命，目的是为了否认受害者具有任何人的属性，抹杀他们的个体性，剥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人的声音。证词重新建立了幸存的——个别情况下也包括那些被杀害的——受害者的个体性，展示了他们的声音所具有的力量。（中文81，英文259～260）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以自己的经历作见证的受难者，通常都是些普通人，而不是什么英雄式的解放者或拯救者，他们的道德和人格并不高于集中营囚犯的一般水平。卑微的幸存者文学所见证的是一场悲剧，而不是胜利。在幸存者的见证回忆中，“没有人说他们是因为勇敢和勇气而幸存下来的”。（中文80，英文258）而这对于习惯了进步主义修辞的我们而言可能很难接受，因为“我们更愿意相信一个奖善惩恶的世界。我们更愿意相信人类精神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我们很难接受人性可能并不高尚或并不是英雄式的，在极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能变得同样残忍、自私、过于不人道”。（中文80～81，英文259）幸存者回忆在这个意义上是真实的，也是残酷的。

大量集中营资料与犹太人回忆录，记录了犹太人面对屠杀时候表现得顺从、软弱、猥琐，根本没有什么抵抗的壮举。更有集中营囚犯相互之间的冷漠，他们为了争得一点点食物而展开自己人之间的残酷斗争，对垂危的亲人——即使自己的亲人——极度冷漠，拒绝帮助，避之唯恐不及。大屠杀幸存者埃拉·林根斯-雷娜在回忆录《恐惧的囚徒》（Prisoner of Fear）中写道：“我怎么能在奥斯维辛活下来？我的原则是：第一考虑我，第二考虑我，第三考虑我，然后什么也不想，然后再考虑我，最后才是其他人”。

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见证文学的重要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其回忆性加评论性的文集《被淹没与被拯救的》中反复强调这点。他甚至认为，恰恰是“那些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自私者、施暴者、麻木者、‘灰色地带’的合作者、密探们”, “最糟糕的人幸存下来，也就是说，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这番话是十足的夫子自道，因为这个所谓“最糟糕的人”首先就是莱维自己。这些人不是生活在集中营的最底层，也不是最有资格做见证的人。他们的经历和回忆并不能揭示集中营最本质的东西。他写道：“我们，幸存者们，不是真正的证人……我们幸存者是数量稀少且超越常态的少数群体，凭借着支吾搪塞，或能力，或运气，我们没有到达集中营的最底层。”那些到达“最底层”的人才是“最有资格的见证人”，但是他们或者死了，或者失去了讲述的能力。

这方面的最典型例子，当然还是埃利·赛瑟尔的《夜》。赛瑟尔是在西方享受盛誉的奥斯维辛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夜》是见证文学的杰出代表。它完全颠覆了解放—拯救—英雄话语。它所创造的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赛瑟尔反对进步叙事和英雄叙事把活着浪漫化，把痛苦、艰难的坚持解读为积极抵抗。作为反英雄叙事的经典之作，《夜》以作者自己在集中营的亲身经历，忠实记录了自己的懦弱、自私、猥琐，特别是对同在集中营的病危的亲生父亲的冷漠，读来令人震惊：

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那是我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父亲躺在病床上，仍然在用嘶哑的声音呼唤——他叫的是我的名字。我听见他在喘气，一阵一阵的，我没有动。他说的最后一个词是我的名字。一声呼唤，而我，不敢也不愿回应他。

我们作为自由人的第一个动作是冲向食物。我们想的就是只有这个。我们不想报仇，也不想父母。只想面包。

莱维指出：“相信地狱般的纳粹体制可以使受害者的灵魂得以净化，这真是一个天真的、荒唐的历史性错误：这个体制损害他们的道德和尊严，同化他们，尤其是当他们是空虚的、可以利用的，并缺乏政治或道德盔甲的时候。”可见，不把幸存者浪漫化和英雄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为了突出大屠杀是“无法补偿无法救赎的苦难”，强调大屠杀悲剧的深重程度与深渊影响。面对那么多死于冤屈的犹太人，“道路曲折前途光明”的进步修辞，难道不显得过于廉价、轻飘和矫情吗？

对人们为什么期待反抗的英雄？莱维的回答是：年轻一代不了解极权主义环境的恶劣程度，因而把自由视作当然，也就把反抗不自由的英勇举动视作当然。莱维谈到，读者向他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为什么不逃跑？为什么不反抗？为什么不 ‘事先’避免被捕？”好像集中营中犹太人的软弱和逆来顺受是不可思议的，逃跑和反抗的壮举才是正常的。莱维的这个感受赛瑟尔同样也有。在《夜》一书的“写给新版读者的话”中，赛瑟尔写道：“在内心深处，证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现在有时也还明白，他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知道。”

年轻人对幸存者的软弱的不理解固然和他们没有集中营的经历有关，同时，也与他们看的那些习惯于表现英雄主义的文学作品有关。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中，失去自由的英雄总是试图反抗，或至少是逃跑。莱维指责这些作品“不断将逃跑的这一概念强化为一种道德责任和监禁的必然结果。在电影世界里，受到不公正（甚至公正的）监禁的英雄总是一个正面人物，总是试图逃跑，甚至在最不可能的环境中，而这些常识无一例外地获得成功”。比如在《我是一个逃犯》《捍卫正义》这样的电影里，“典型的囚犯被视为一个正直的人，体能充沛，意志强大，在绝望中汲取力量，在需要中磨炼计谋，迎向各种各样的障碍，并克服和粉碎它们”。

也就是说，这些信奉英雄-反抗话语的编导们以及他们的读者、观众根本不知道极权主义环境的恶劣程度，因此对集中营的囚犯带有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人们期待乃至要求囚犯必须像英雄一样反抗或逃跑，不能接受他们的软弱和逆来顺受。对囚犯的苛求与对极权的无知联系在一起。莱维指出：一个监狱中的犯人要反抗，除了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以外（比如集中营或监狱内部存在统治的盲点或弱点，漏洞），还必须具备基本的主观条件，比如基本的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在集中营这样的严酷环境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而压迫，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既能破坏人的体力，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愤怒与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 “要激起愤怒和民怨，压迫是必须存在的，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或者被无效地实施。”而在集中营，“压迫是极端严酷的，并由于德国人著名的高效（如果在其他领域，是值得褒奖的）而得以实施。能代表集中营大多数人情况的、典型的囚犯，是在一种精疲力竭的状态下：饥饿、虚弱、浑身酸痛……并因此普遍低落，他们是被摧残的人。正如马克思知道的，在真实的世界中，革命并不是由这些人完成的。只有在文化和电影的浮华辞藻中，才会出现这样的革命。所有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的革命，以及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微不足道的革命，都是由那些非常了解压迫却并非切身之痛的人所领导。”

对于同样接受了大量英雄主义教育、阅读或观看了大量英雄主义小说或电影的中国年轻一代，这番话是否具有一定的启示呢？比如，在西方国家，无保留地表现自己的软弱、自私、冷漠的《夜》已经成为欧美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必读书（奥斯维辛也已经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我们的学生是否也应该通过类似这样的作品来了解“文革”、反右和大饥荒那样的历史？还有，我们本土的幸存者，“文革”、反右和大饥荒的幸存者们，写出了类似的作品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