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净化、类比与宣泄
尽管加害者或作恶者并不是特殊类型的人，他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但是我们毕竟不能说两者之间没有区别；同样，尽管我们可以说那些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的人也有责任，但毕竟不能把他们与直接参与者相提并论。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受害者，同时又都是行凶者”？
还是要回到“恶的流溢”概念。依笔者之见，恶的流溢是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一种恶性道德状况。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结果，就是一种颠倒的是非观念和标准的四处蔓延，于是造成恶的流溢或“流溢的恶”（engorged evil）。“文革”时期的很多恶行，都是借助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而泛滥于社会。这种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广泛性：遍地流淌，污染万物。这种流溢的恶类似康德的“根本恶”。
康德在《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提出了“根本恶”的概念。康德是这样界定这种恶的：把一种恶的准则当作“道德”法则，从它出发规范自己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人越是努力坚持遵循这个“道德”法则，他的所作所为就越恶，这恶就来自他所采纳的“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情况下，善恶准则、伦理秩序完全颠倒，把善的当作恶的，同时把恶的当作善的，在善的名义下作恶。这便是根本恶。
极权主义国家是一个道德标准颠倒的国家，它的恶就是根本恶，是在“善”（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把清除劣等民族或阶级敌人视作遵循“自然法则”“历史法则”最大最高的“善”）的名义下作恶。由于极权主义对宣传机器的控制，这种意识形态通过洗脑内化为众人的“道德”意识，于是造成恶的流溢，而且作恶者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恶（比如屠杀犹太人是纯洁人种，“文革”时期消灭“五类分子”是“纯洁阶级队伍”）。
在悲剧叙事中，大屠杀就被表现为这样的一种流溢的恶。不仅作恶者而且旁观者（不采取行动的人），也难逃这种恶的浸染，“依据后大屠杀道德的标准，无论个人后果和代价是什么，一个人必须挺身而出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屠杀，因为作为一种反人类罪行，‘大屠杀’被认为是对人类本身继续存在的一种威胁。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类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值得牺牲的”。（中文66，英文243）
正是极权主义统治下恶的泛滥，导致了一种特殊的罪：“转喻性的罪”（metonymic guilt），它相对于直接和狭义的法律意义上的罪。后者指的是有直接犯罪证据和事实（比如偷盗或谋杀）的犯罪（如直接屠杀过犹太人，“文革”时期打死过人），因此，不适用于所谓“德国的罪”这样的集体罪——这种“集体罪”正是属于“转喻性的罪”，也不适用于所谓“集体责任”之类说法。
转喻性的罪超越了狭义的、法律意义上的罪，即使没有直接参与具体屠杀犹太人行为的德国人，由于受到了宗教性的恶或根本恶的污染，同样是“有罪”的，这是一个“污染性的问题”。“犯有宗教性之恶的罪不再意味着一个人真的犯了法律意义上的罪。这关乎道德上的归罪。一个人不能够借用开脱性的情境（exculpating circumstances）或没有直接参与为自己在道德上的罪进行辩护”。（中文67，英文244）亚历山大认为，面对这样的罪，“解决方法不是理性地证明自己无罪，而是举行一个仪式性的清洗：净化（purification）”。（中文67，英文244）这种净化需要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而不是空谈）来“洗刷羞耻”。它不仅要求在自己的具体行动中做正义之人，行公正之事；而且要时时向过去回归，“在符号意义上进入悲剧，形成一种与悲剧中的原型角色及罪恶之间的新型关系”。（同上）
这个所谓“新型关系”，笔者体会应该有两层含义：首先是认同悲剧中的受难者，同时意识到自己不是与罪犯完全不同、与罪行完全无关的一类人（参见前文）；其次，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反思和忏悔：“反思是一条通往净化的有效途径，因为它为宣泄做好了准备”, “宣泄是否达成以忏悔为标准。如果既不认罪也没有真诚的道歉，那么即使法律意义上的惩罚可以被阻止，但符号性的以及道德上的污点（symbolic and moral taint）将会永远继续。”“文革”时期的那些打人抄家的红卫兵，二战时期的纳粹分子，常常以自己当时的行为出于理想或不知情为由拒绝道歉。在法律的意义上我们也不能对他们施以惩罚，但他们的道德污点却因为拒绝道歉而一直陪伴他们终生（比如海德格尔、保罗·德曼等）。
类比也是恶和罪的普遍化的一种，而且比转喻得到了更广泛的运用。这是指把别的事件和大屠杀进行类比，是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图标式表征（iconic representation of Auschwitz）。比如把美国的土著人比作犹太人，把对土著人施暴的美国人类比为纳粹。还有把被美军拘禁的日裔美国人比作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把拘禁地类比为集中营，把核浩劫类比为大屠杀，等等。但最典型的类比，还是把米洛舍维奇的种族屠杀类比为纳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图标式表征正在迅速成为用来表达疯狂的暴力、可怜的人类受难以及 ‘无意义的’死亡的一个普遍媒介。”（中文69，英文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