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成果的选题缘起及其研究意义

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但是经过清末西学东渐、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化大革命”，造成人为割裂大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传承关系，形成了明显的文化断裂现象，经学研究也由此陷入了困顿的状况。与此同时，民国时期开始兴起的新儒家在港澳台延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也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浪潮，促使人们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随之兴起了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潮。在文化热潮中，宋代文化无疑是最早被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程朱理学成为宋代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作为中国经学史发展重要一环的宋代经学则处于相对冷清状态。朱子学派作为宋代学术的典型代表，其影响中国近古七百年时间，其影响力不可谓不大，但是其经学研究也难以避免冷清的状况，这种状况导致了中国文化研究遗失了重要一环。在朱子学派研究中本属偏冷的经学研究领域，学者又主要以朱子学派的《尚书》学、《四书》学、易学、《诗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而礼学又属朱子经学研究的冷僻领域。

在本属偏冷的朱子礼学领域，朱子《家礼》的研究是较多学者关注的领域。不管是中国大陆的学者还是港澳台的学者，甚至海外学人均以《家礼》作为朱子礼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但《家礼》是朱子年青时代的作品，主要论述日常生活礼仪，深受司马光《书仪》的影响，不论其思想的成熟度，还是独创性都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此不论是朱子本人还是朱子后学对《家礼》均不是很满意，这是《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缘起。由于《仪礼经传通解》堪称巨帙，在朱子手中未能完成，由黄榦、杨复前后相续而完成。元明两代学术空疏，以礼为中心的实学渐被遗落，导致了《仪礼经传通解》的传布并不广泛。到了明末清初，随着学术思潮的转变，礼学重新获得学术界的重视，《仪礼经传通解》逐步被重视，并以《仪礼经传通解》作为编制礼学典籍的重要参考书目，对清代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随着近年宋代学术研究的发展，朱子学派的礼学研究也逐步获得了学术界的关注，《仪礼经传通解》成为朱子学派礼学研究的新领域，并于2004年出现了第一篇《仪礼经传通解》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孙致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

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定部分相比，《仪礼集传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研究至今少有涉足者，正如孙致文博士学位论文《朱熹〈仪礼经注通解〉研究》自述其研究范围是局限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订的前二十三卷，稍有涉及《仪礼集传集注》，至于其他两部分一概忽略。湖南大学殷慧博士学位论文《朱子礼学思想研究》也只涉及《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订部分而已，他们的理由均是《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不是朱子主编的部分。作为研究朱子礼学思想的学位论文，这样的研究范围固然成立，但是产生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由朱子发起，其编撰过程却非仅凭朱子一人之力，而是集朱子学派之力完成的集体作品，若局限于朱子主编的部分，则低估了《仪礼经传通解》的学术价值。另外，在文献传播过程中，《仪礼经传通解》是以整体被学者所接受，尤其是杨复重修完成《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之时，已是朱子被南宋统治者及学术界广泛接受之时，且《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编者均是受前代主编者所托而完成编撰工作，其内在学术逻辑一脉相承。在朱子晚年，黄榦已经开始编撰《续丧礼》《续祭礼》。与此同时，《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由黄榦编撰之时，杨复已参与其事。在黄榦去世后，杨复完成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分卷工作，最后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不论是黄榦还是杨复均是带着前代主编的信任而从事《仪礼经传通解》的续修之事，因此《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均是朱子学派礼学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详细考察《仪礼经传通解》各部分内容有助于全面研究朱子学派的礼学思想衍化轨迹及南宋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我们认为以编者来划分《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为朱子定稿部分、朱子未定稿部分即《仪礼集传集注》、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与《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四部分，当然不失为研究朱子学术思想的适用方法，因为明确区分朱子和黄榦、杨复学术思想，有助于厘清朱子与朱子后学的学术思想，但是容易产生另一弊端，即朱子学派礼学思想的衍化与发展过程被人为割裂，模糊了朱子学派礼学思想传承与发展的内在面目。

事实上，《仪礼经传通解》被学术界重视的部分是朱子编订部分，这并非现代学者才形成的研究习惯，而是源自宋代末期，以至于到清代，学者都开始混淆黄榦编撰、杨复分卷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和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正是传统学术的影响，导致了现代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定稿与未定稿两部分，如孙致文博士学位论文《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研究》，他说：

本研究取材，以朱子订稿《仪礼经传通解》前二十三卷为主要材料。此部分于本文中简称“《通解》”。经朱子审订，但未定稿之《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则列为辅助材料，并简称为“《集传集注》”。至于《仪礼经传通解续》的《丧礼》、《祭礼》部分，因为都未经朱子审定，因此不列入本研究讨论范围；若需称引，则简称为“《续通解》”。

孙致文以朱子编定部分为主，未定稿为辅的研究范围自然有助于集中研究朱子礼学思想，但是直接忽略《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部分，难以完整考察朱子学派礼学发展与衍化过程，亦难以正确评估《仪礼经传通解》对后代礼学发展的影响。

《仪礼经传通解》是历经朱子学派三代学者的前仆后继的努力才得以修订完成，代表了朱子学派五十多年的学术思想变化史及学术流变史，又因朱子学占据宋末及元明清学术界与政治的主流地位，《仪礼经传通解》所蕴含的经学思想的变化过程事关宋元明清四代学术发展动向，是研究朱子学派的学者难以简单割裂的。正因如此，以《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研究朱子学派学术思想发展过程，考证宋元明清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仪礼经传通解》是朱子学派历经三代学术代表即朱子、黄榦、杨复主编，参编的学者涉及当时各地学界名流，是南宋后期思想史的产物。考察《仪礼经传通解》的编订过程，即从朱子订立《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目标、编撰体例、参与者选择范围等内容，朱子临终托付给黄榦编撰《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杨复对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进行分卷工作并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 《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过程已经成为朱子学派学术思想衍化过程最为重要轨迹之一。考察评估《仪礼经传通解》各代编撰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有助于厘清朱子学派的经学思想，也有助于全面考察宋元明清学术发展脉络。

第二，有助于深入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亦有益于弥补采用知人论世研究方法的粗线条弊端，纠正朱子学研究的某些主观臆测的观点。朱子礼学思想散布于朱子文集、朱子语录、朱子所注各经之中。《通解》全书由四部分构成，其中《通解》前二十三卷为朱子所编定，而《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为朱子未定稿，我们统一考察朱子编撰的两部分内容、体例以及具体礼学礼制方面的差异，能够更为深入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的变化过程，尤其是《仪礼经传通解》定稿部分所反映的朱子礼学思想，即研究作为朱子礼学思想定型之前的《仪礼集传集注》，有助于更全面考察朱子礼学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这可以弥补当前学术界如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等从朱子的政治经历来解析朱子礼学思想变化过程所带来的各种弊端，因为朱子礼学思想是从《家礼》开始萌芽，经过中晚年的政治斗争，朱子决定编修礼经。在编订过程中，朱子礼学思想并非停留于上书朝廷提倡编撰礼经的阶段，亦非停留于所编撰的礼书，而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其最终形态是《仪礼经传通解》朱子定稿部分，而《仪礼集传集注》十四卷正是反映这个定本形态前的思想状态。正是考察朱子礼学发展的特殊阶段，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考察朱子礼学思想发展变化的轨迹，解决当前学术界粗线条勾勒朱子礼学思想变化的主观臆测弊端。

第三，有助于研究朱子最为得意，也是最为知名弟子之一的黄榦礼学思想。黄榦是朱子高足，亦是其女婿，其学术成果，特别是礼学成就至今尚未为学术界所重视，相关研究成果几近空白，不符合黄榦在朱子学派衍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仪礼经传通解》有两部分与黄榦有直接关系，一是《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十五卷，一是黄榦撰、杨复分卷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十四卷。由于古人讳言死丧之事，编撰丧礼的困难程度远大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修的两部分，且《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虽仅为十五卷，篇幅却达《仪礼经传通解》全书三分之一的规模。研究黄榦编撰部分的体例、具体礼制和思想差异，抽绎出黄榦的主体思想，勾勒黄榦礼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参照《勉斋集》《朱子语类》中黄榦问学部分，有助于填补现有黄榦研究的空白部分。正是在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卷丧礼》和黄榦撰、杨复分卷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基础上研究黄榦的礼学思想，并比较黄榦编撰部分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修部分的差异，能够探知从朱子到黄榦礼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厘清作为朱子后学正统派的黄榦学术现有评价中所掩盖的学术真相，也有助于重新评价黄榦对扩大朱子学术影响力、黄榦的地位和贡献以及考察黄榦本人经学思想的变化。

第四，有助于研究杨复的礼学思想，并考察朱门后学的学术思想变化情况。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的情况相似，朱子思想在经过黄榦等一传弟子之后，许多重要学术命题均产生了分歧。杨复先从学朱子，后卒业于黄榦，但是杨复的社会影响力远不及朱子、黄榦，是一位典型的教学型学者，其学术成果至今未有人问津，乃至于从清代开始，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已与黄榦撰、杨复编次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相混淆了，这以《四库全书总目》最为典型。但是这并不代表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学术传承就此湮没无闻了。杨复《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通过马端临《文献通考》的分拆保存，在清代的礼学家中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秦蕙田《五礼通考》等。但因现当代学者不熟悉礼学，难以深入考察杨复的礼学思想，为此研究杨复礼学思想具有填补朱子学派二传弟子礼学乃至于经学思想空白的意义。要想研究杨复礼学思想，需要通过杨复重修的《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文本，并结合杨复《仪礼图》等进行研究。在研究了杨复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比较分析杨复与朱子、黄榦礼学思想的差异，考察杨复礼学思想的发展变化，重新评估杨复学术成就的历史地位。

第五，有助于考察朱子学派树立新经学，发扬新道统的努力过程。《仪礼经传通解》的编撰初衷即是为当时和后世礼仪制度设立典范，是朱子学派道统学说即宗派思想的实践过程，而其编撰缘起、编撰过程、编撰体例、编撰的指导思想等方面都烙下了朱子学派为建立新道统和新经学的巨大努力的印记。制礼本属君王之事，但是朱子却发起了《礼仪经传通解》的编撰活动，而朱子后学继续完成编撰工作，并最终与《仪礼经传通解》朱子编定部分、《仪礼集传集注》合编成书，成为朱子学派学术思想发展成果的代表作品。朱子学派通过编撰《仪礼经传通解》逐步发展完善朱子礼学思想，不断完善朱子学体系，树立起朱子新经学，完成了钱穆所说的“绾经学理学为一途”的重任。考察这个发展过程，有助于学术界从经学的角度考察朱子从理学到经学的治学路径，并最终实现建立新经学的学术发展目标。

第六，全面评估《仪礼经传通解》的后世影响力，有助于重新评估宋代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重构宋元明清的学术史发展脉络。《仪礼经传通解》的后世学术影响力已有学者述及，如孙致文等关注的是《仪礼经传通解》文献学方面的影响，至于其他学术影响力仍缺少全面评估。为此，我们从经学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待《仪礼经传通解》对宋代经学的意义，延及元明清三代，尤其是清代礼学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