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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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编者队伍的特质

《通解》的编撰是朱子内在学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以此作为朱子本人的学术成果,则明显不符合《通解》的实际编撰情况。《通解》的编撰队伍是由朱子学术圈的核心力量构成,对后世的礼学走向影响甚大,早已为众多的学者所注意。对本问题的研究文章极多,如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殷慧《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等均有涉及。但他们对本书的编撰者的考察主要立足于摸清楚编撰者队伍的具体人员,尚未对编撰者进行归类研究,孤立地看待本问题,忽视了本文献的学术史价值,尤其是本文献在朱子学研究中的意义。参见白寿彝《仪礼经传通解考证》,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七卷第四期,1936,第21~50页。《朱熹礼学思想研究》,第107~126页。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249~1253页。

除了前引有关批评王安石废《仪礼》及《通解》的体例说明,《乞修三礼劄子》还请求官方支持《通解》编撰之事,即。


窃欲望圣明特诏有司许臣就秘书省太常寺关借礼乐诸书,自行招致旧日学徒十余人,踏逐空闲官屋数间与之区处,令其编类。虽有官人,亦不系衔请俸,但乞逐月量支钱米,以给饮食、纸扎、油烛之费。其抄写人即乞下临安府差拨贴司二十余名,候结局日量支犒赏,别无推恩。《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687~688页。


王懋竑《朱子年谱》列此段文字于庆元二年“是岁始修礼书”条下,《朱熹年谱》,第258页。而朱子言及此事时说:“事未及举而某去国矣”《朱子语类》,第2894页。,又据朱子生平任职经历可知,此时当是朱子在绍熙五年甲寅冬十月辛卯日至当年闰十月丙子日任职待制之职的时间,此处任职时间依据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绍熙五年冬十月)辛卯奏事行宫便殿”至“(闰十月)丙子晚讲。是日御批除宫观”为止。参见(清)王懋竑撰《朱熹年谱》卷四,第233~249页。即《宋史》本传所言“立朝才四十日”之时。《宋史》朱子本传对朱子的平生任职情况有总结:“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但余英时辨析了历史上有关朱子担任官职的时间的四十日与四十六日两种说法“分别从不同的计算法而来,前者绝不是后者的 ‘整数’”。可见《宋史》所言大体正确。参见《宋史》, 12767页。《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554页。其中透露出了朱子对《通解》体例的设想,留待后文论述。在《通解》的前期编撰工作中,朱子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如与学者讨论考订《仪礼》的内容,并定下了新礼书的体例,只是由于私家书籍资料不足与人手不够而难以获得进展。正是其礼学思想已经成型,只差外在的硬件尚未具备而已。当朱子完全退出政坛之时,拉开了长达三十多年的《通解》正式编撰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