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经传通解》研究(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博士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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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切问近思:朱子编撰《通解》的学术根源

下学上达是朱子编撰礼书的根本动力,切问近思则是实现“下学”工夫的思维方式。“切问近思”语出《论语·子张第十九》。其言曰: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何晏《集解》曰:“切问者,切问于己所学而未悟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己所能及之事也。况问所未学达,思所未达,则于所习者不精于所思者不解之。”(三国)何晏:《论语》卷十,四部丛刊影日本正平本。但是唐前儒学注重注经工作,影响甚微,直到宋儒着力于探讨内圣之学时,上述理论才发挥巨大的作用。这个理念进入朱子学术体系内,是经由二程而来。《二程遗书》有多处记载,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如下:


学只要鞭辟近里,著己而已。故“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宋)程颢撰,(宋)程颐撰《二程遗书》卷十一,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二程遗书》中保留了很多有关切问近思的内容,《二程遗书》中所涉及的“切问而近思”之语有第十一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卷、第二十二卷上。参见《二程遗书》卷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上,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引文献则是被《近思录》选录的唯一一条内容。我们难以确知这是吕祖谦还是朱子力推此条观点的重要性,但是朱子高度赞同上引文献在二程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当可定谳。朱子认为学习的基本方法是切问近思,由此实现自我道德完善的境界。但是《近思录》主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为主要内容,正如朱子所说:


修身大法,《小学》备矣。义理精微,《近思录》详之。《朱子语类》,第3449页。


此为是李闳祖戊申(1188)以后所记录的内容,时年朱子59岁,亦属朱子晚年讲学所言,而此条被置于《朱子语类》有关《近思录》内容的第一条,可见黎靖德编辑此书时所持的观点,又据《朱子语类》成书的过程可知上文观点当属朱子学派的共识。《朱子语类》附录二收录了清光绪庚辰十二月贺瑞麟《重刻朱子语类序》及黄榦《池州刊朱子语录后序》、李性传《饶州刊朱子语续录后序》、蔡杭《饶州刊朱子语后录后序》、吴坚《建安刊朱子语别录后序》、黄士毅《朱子语类后序》、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语类序》、蔡杭《徽州刊朱子语类后序》、王佖《徽州刊朱子语续类后序》由这些序言可知黎靖德《朱子语类》的收集整理过程。参见《朱子语类》,第4355~4383页。因此,朱子后学所持的共同观点当是此条置于《近思录》内容首位的原因。这也当是朱子平生学术观点的集中体现。与小学相对应的是大学,大学所学的应该是提炼小学所学修身之法的义理,而《近思录》则是详尽大学之道,可见《近思录》在朱子学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

正是切问近思在朱子治学思维中的重要地位,这才使得朱子不断提倡问学要切近己身。上文所引小学具备了“修身大法”,但是在《朱子语类》中,除了专门讲解礼学时涉及相关内容外,朱子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作为小学之事或者修身的具体行为代名词。朱子说:


古人初学,只是教他“洒扫、应对、进退”而已,未便说到天理处。子夏之教门人专以此,子游便要插一本在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是要他行矣而著,习矣而察,自理会得。须是“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然后从而振德之”。今教小儿,若不匡不直,不辅不翼,便要振德,只是撮那尖利底教人,非教人之法。《朱子语类》,第1665页。


这亦是陈淳己未(1199)所记录的内容。据《朱子语录姓氏》可知,陈淳所载语录的时间有两段:一是庚戌年(1190),一是己未年(1199)。而叶贺孙所载语录为辛亥(1191)以后所记录的内容,两者叠加的时间段正是己未年(1199),由此可知,陈淳此条所闻录的时间为己未年(1199)。参见《朱子语录姓氏》//《朱子语类》,第4348页;《朱子语类》,第1665页。初学即是小学阶段。洒扫应对便成为小学的代名词。在程朱学派的思维中,内圣与外王关系正如余英时先生所总结的“内圣”是程朱理学的核心,其逻辑是:先修身达到内圣,再实现外王之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认为:宋代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宋初到仁宗朝为第一阶段,确立了 ‘治道’的大方向,即重建一个以 ‘三代’理想为依归的政治、社会秩序”。“第二阶段,政治文化的高潮则在熙宁变法,这是士大夫从 ‘坐而言’转到 ‘起而行’的时期。”“第三阶段的政治文化,主要便是朱熹的时代”,其中“二程开启了第二阶段,其重心转向 ‘理学’(或 ‘道学’)。从 ‘治道’转入 ‘理学’也就是从‘外王’转入 ‘内圣’”。“理学之所以在第三阶段获得许多人的信奉,则因为它提供了下面这个有说服力的承诺:只有在 ‘内圣’之学大明以后,‘外王’治道才有充分实现的可能。”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409~411页。为此,朱子高度评价小学教育。他说:


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如今全失了小学工夫,只得教人且把敬为主,收敛身心,却方可下工夫。《朱子语类》,第296页。


朱子晚年对社会遗失“小学”制度深感遗憾,其原因正是朱子十分看重小学教育的功效,即通过小学工夫可以达到“圣贤坯模”,且可以“养心”并能够“通达事物”,这是由小学所教授内容决定的。《朱子语类》载: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朱子语类》,第268页。


此条为杨骧己酉(1189)、甲寅(1194)所记录的内容。由此可见,小学所学内容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其中孝悌忠信正是“事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朱子语类》,第269页。由此可知,小学所学内容正是中国社会基本行为准则,其存在的时代则是“古时”,宋代已然缺少了这一环,故在礼的内容严重缺乏社会实践的环境下,朱子注重礼的内在义理的讨论就会陷入一个与朱子学派治学方法相矛盾的旋涡中。朱子对其讲学的内在次第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对其学生说:


古人便都从小学中学了,所以大来都不费力,如礼乐射御书数,大纲都学了。及至长大,也更不大段学,便只理会穷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但须庄敬诚实,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会道理。待此通透,意诚心正了,就切身处理会,旋旋去理会礼乐射御书数。今则无所用乎御。如礼乐射书数,也是合当理会底,皆是切用。但不先切身处理会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礼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朱子语类》,第269页。


本条语录提供了朱子一生讲学的顺序,即先从抽象的大学之道开始讲起,教人立庄敬诚实之本,再通过致知格物来理会道理,达到真心诚意的修身效果,最后才是礼文制度。但是朱子这样的教学次序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因为在朱子时代,小学制度已经缺失了,难以从礼乐射御书数开始入手教育学生了,只能从《大学》出发立庄敬诚实之本,而涵养庄敬之心的根本是在行礼过程中,其思想根源正是切问近思的治学方式。

正是在教学过程中,朱子发现小学的重要性,痛心小学制度的遗失,由此使用涵养庄敬之心的方法来弥补缺失小学制度的弊端。但是涵养庄敬之心是义理范畴,仍旧缺少小学的功效。对此问题,朱子有着清醒的认识。《朱子语类》载:


问:“先生旧解以三者为 ‘修身之验,为政之本,非其平日庄敬诚实存省之功积之有素,则不能也’。专是做效验说。如此,则‘动’、‘正’、 ‘出’三字只是闲字。后来改本以 ‘验’为 ‘要’,‘非其’以下改为 ‘学者所当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顷刻之违者也’。如此,则工夫却在 ‘动’、‘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说而不可以效验言矣。某疑 ‘动’、‘正’、‘出’三字,不可以为做工夫字。尚可说 ‘动’字、‘出’字岂可以为工夫耶?”曰:“这三字虽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处。正如着衣吃饭,其着其吃,虽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处。此意所争,只是丝发之间,要人自认得。旧来解以为效验,语似有病,故改从今说。盖若专以为平日庄敬持养方能如此,则不成未庄敬持养底人,便不要 ‘远暴慢’、 ‘近信’、‘远鄙倍’!便是旧说 ‘效验’字太深,有病。”《朱子语类》,第1283~1284页。


此段为沈戊午(1198)以后所记录的内容,虽非专门讲庄敬诚实之事,但是我们由此可知庄敬诚实和作工夫两者之间的关系。上文在陈淳的《北溪大全集》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八。其所问之人可能是陈淳,可见上述问题是朱子学派分辨得非常清楚的命题。但是这和前述小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构成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命题。由此可见,“庄敬持养”之法实属朱子在小学制度缺失之后不得已的替代方法,其效果仍旧不佳。《答李时可》说:


庄敬、诚实、涵养,亦非动容貌、正颜色、出词气之外别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积久纯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费力耳。《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第2613页。


朱子在寻找“庄敬持养”作为替代小学之法的时候重在于使行动主体依据行为规范即动容貌、正颜色、出词气三方面坚持做工夫,实现与小学时代长期习礼的相同效果,但是需要“积久纯熟”方能有效,与小学工夫的潜移默化有差距。可见“庄敬诚实”的命题,正是社会遗失小学工夫之后不得已而采取的折中办法,内在目的依旧是为了达到小学工夫的实效。

正因切问近思的治学方法,使朱子着力追求实现小学工夫的内在目的,《通解》的编撰正是朱子落实切问近思方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