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区位因素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贸易、金融、投资、能源、产业、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地理上则涵盖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或地区（见表1-1）；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合作内涵，还具有一定的地缘考虑。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起构成了中国面向南亚（印度洋）、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北起中国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通信光缆在内的能源、贸易走廊。中巴双方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 ‘1+4’经济合作布局”。
表1-1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宏观经济指标（2014年）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IMF eLibrary Data和UNCTAD STAT相关数据制表。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径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国直达印度洋，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沿线国家中，缅甸位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三大地缘板块的结合处；既是从中国西南省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也是印度进入东盟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独特。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孟加拉国位于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体交会处，地理位置优越；而印度洋则是中国的能源和对外贸易战略通道，涉及中国原油进口的80%和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对这一地区能源和贸易的高度依赖，决定了中国与印度洋密不可分；而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合二为一的特征，则决定了印度洋及其毗邻水域将成为大国资源争夺和权力竞争的核心区域。当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度的东向战略、日澳关系的“同盟化”交相投射到印度洋地区时，原本彼此分割的东亚和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随即成为一个互动频繁、联系紧密且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战略要地。而各国战略利益在该地区的同时延伸必然会影响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和“一带一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考虑到孟、中、印、缅四国皆为发展中国家且缅甸和孟加拉国同属最不发达国家，四国尤其是中印两国有必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努力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能源资源优势和人口红利转化为发展优势。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广西南宁（东线）、云南昆明（西线）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纵贯中南半岛，涵盖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主要成员。中南半岛地处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历史上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马六甲海峡更是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齐名的国际战略通道。作为东盟的主要成员，中南半岛国家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南半岛和东盟特殊的地缘政治禀赋，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有必要以共建“一带一路”和经济走廊为契机，在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全力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设的同时，继续通过现有的东亚生产网络，进一步提升与中南半岛国家在产业、技术、能源、环境、海上合作等战略领域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
受益于东亚完善的区域生产网络、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制度性红利，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313.3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3696.8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6%，约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7.0%），年均增长20.9%。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投资（存量）也由2006年的15.1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00.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4.5%，约占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84.0%），年均增长50.6%，高于同期中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14.5个百分点。客观而言，六大经济走廊中，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或东盟成员的贸易结合度、FDI密集度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要高于其他经济走廊成员。而产业内贸易的持续增加则意味着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产业内或产品内的深化和以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为基础的中间品贸易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和价值链的重构或许更应成为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目标。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东起新疆乌鲁木齐，西经中亚、西亚各国至土耳其。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五国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曾经占据重要位置。今天，中国与中亚五国依然山水相连。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其中，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15.1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9.8%，比同期中国贸易总额增速约高出12个百分点。中国对中亚的投资则从2006年的4.5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00.9亿美元，年均增长47.7%，比同期中国对外投资增速高出11.6个百分点。与中东海湾国家一样，中亚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石油探明储量合计达41亿吨，约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1.7%；天然气探明储量达20.1万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的10.7%（见表1-2）。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568.6万吨，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8%，约占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总量的8.3%；自土库曼斯坦（254.8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24.3亿立方米）和哈萨克斯坦（5.7亿立方米）合计进口天然气284.8亿立方米，约占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1.6%。
表1-2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石油/天然气分布情况
续表
注：∗储采比超过100年。
资料来源：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
同样，作为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交会点，西亚尤其是中东海湾国家在东西方经贸往来和文明交流中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中亚和西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来源，中国业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海湾第二大石油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从中东海湾国家进口原油约1.61亿吨，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2.1%（见表1-3）；约占海湾国家原油出口总量的18.9%。未来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源资源的供需缺口和外部资源条件约束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考虑到国内资源禀赋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5.8亿吨，其中2/3依赖于进口。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石油自给率将从1993年的102%直线下滑到2020年的30% ～40%区间。同期，中国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也将超过50%，其中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将从目前的12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400亿立方米。因此，寻求长期可靠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来源关乎中国的发展安全，而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
表1-3 2014年中国石油进口情况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WTA，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计算制成。
相应地，受欧美发达经济体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战略和国际石油市场板块化的影响，过去十年，中东国家逐渐失去了欧美第一大石油供应来源的地位，寻找长期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成为海湾国家的重大战略关切。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构建、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等等，均为海湾国家解决石油天然气出口安全问题提供了重大机遇。据英国石油公司最新统计，2014年，在中东国家8.5亿吨的原油出口总量中，只有22.9%约1.95亿吨的原油流向了美国和欧洲；而出口到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的原油则高达4.5亿吨，约占中东国家原油出口总量的52.9%。在中东130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中，只有18.1%约237亿立方米流向欧洲；而出口到东亚和印度的LNG则高达884亿立方米，约占中东LNG出口总量的67.5%。
基于此，可以说今天的中阿“一带一路”或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已经不仅是一条单纯的贸易通道，更是一条能源通道。能源联系的长期性和双方核心利益（中国的发展安全和海湾国家石油出口安全需求）的一致性，将为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新的机遇和保障。尽管中国目前也在推行能源供应来源和运输的多元化战略，但受独联体（CIS）石油管道运力的限制以及非洲的资源约束和大国竞争因素的制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很难扭转“主要依赖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的局面”。中国与海湾国家在能源安全这个涉及各自发展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实际上处在同一个能源安全相互保障体系中。当然，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的合作并非局限于能源贸易。在未来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有必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在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以及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进程的同时，继续推动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阿“1+2+3”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和通关便利化进程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与共同投资，为中阿合作的深化和“能源共生关系”的超越创造条件、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