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克服机制障碍，防范风险，全面建成小康之策

未来5年是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机制问题能不能解决好，风险因素能不能控制好，决定了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真正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政策上要把稳定化政策和改革体制机制进行联动，才能有效地稳定增长，防范金融风险。应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建设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要素价格改革和国企改革激活微观经济，通过反垄断法实施和知识产权保护来激励创新；通过税收体制改革提高劳动报酬比重，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大规模削减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减轻经济主体的显性税费和隐性负担，促使他们更加公平地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来；将原来事业单位的“科教文卫”按普遍服务与商业化供给分开，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供给和需求机制进一步协调调整，全面加强政府准入制度和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让天空更蓝，食品、水和土壤更安全，提升教育、健康和社保水平，让人们得到更全面的发展，从而克服短板，控制风险，全面实现小康目标。

（一）稳速增效与防范金融风险

经济增长趋势性往往与金融风险伴随而生，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就业压力的人口大国来说更是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有效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证明了超过两位数的高增长必然会引起超过5%的通货膨胀率，过高的经济赶超目标迫使经济、社会和资源体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难以实现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和友好环境的建立，更难以将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效益型。但过快经济增长减速也会导致一系列的负面反应，甚至危机。

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要义就是利用经济减速时期进行最为积极的结构性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又要稳定经济增长不滑出底线，积极防范金融风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利用经济减速进行深层次调整的方法和经验，大多来自“改革性救助”，即通过经济主体承诺一系列改革目标后再进行救助，这样将定向放松与改革启动相连接，起到防风险推动改革的目的，从本质上防止了经济硬着陆。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减速是经济体的一次大的“清洁”，经济学家熊彼特称之为“清洁机制”，即淘汰落后企业，推动创新企业发展。但这一理论机制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特别是亚洲国家，在赶超过程中，政府支持的项目或企业都不愿意被清洁，反而抗拒减速清洁，形成所谓政府支持的“僵尸”企业，形成了政府巨大的包袱。结果是通过政府负债、持续发债提高债务率来维持原有的旧经济生产体系，没有创新，反而不断吸收资源。2009年反金融危机后，就留下来了很多这方面的诟病。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应的负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期长，而对应的负债主要来自信托的高利率或银行贷款的短期限，这使得这些基础设施投资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营和银行等金融资产的安全。中央政府应推出中国版的资产购买计划，发行特别国债等金融工具对长期限的城市化基础设施资产进行购买，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状况。只有调整当前的债务架构，不断降低资金成本，才能继续扩大投资和提升中国资本存量。但这一地方债务救助必须配合一系列改革措施，否则就不是“改革救助”，而是更大的“软预算救助”了。把中国的高储蓄转化为中国的有效投资，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并防范金融危机的冲击。

劳动生产率尽管不是一切，但长期而言几乎就是一切。因为劳动生产率是内生增长可持续的源泉，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应进行现代服务业的改革，推动包括“科教文卫”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发展，让服务业的效率提高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强化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稳定潜在增长率。“十三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应保持在6.5%左右，为市场化机制调整和体制改革留出空间，有效地激励企业增加效益，同时应以就业为政策底线，推动经济稳速增效。

（二）建立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进行深层次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由于赶超阶段的政府动员型经济体制不可持续，政府应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转变目标和职能，简政放权，还权于民，让利于民。必须明白集中权力也意味着集中风险，给政府带来不必要的工作量，压力也是巨大的。“父爱主义”观念下的权威型、发展型政府的积极干预、动员、补贴、担保和救援等，容易使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民众产生政府是无所不能的错觉，并形成一种依赖心理，长此以往限制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企业缺乏竞争和创新能力，缺乏自我发展后劲，经济增长因此难以为继。而政府却机构膨胀，人浮于事，不堪重负，难担其重。因此政府目标应从“投资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加大政府自身改革力度。要减少干预，改变过去那种在国家干预之下靠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做法，从对物的投资转变为对人及市场环境的投资，引导经济升级，履行其公共财政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特别应强调相对价格体系和竞争性市场的完善，价格是市场运行的指针，合理的相对价格体系能有效引导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使整个经济运转效率提高。同时，应赋予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市场待遇，保护合法收入、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形成规范的竞争性市场环境，提高投入要素的产出效率。放权让利的核心是明晰政府与市场边界，让市场真正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不与民争利，让企业和个人自我决策、自负其果。

（三）和谐发展

未来5年中国和谐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第一要务就是消除贫困，积极按照现行标准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贫。配合消除贫困，积极调整收入分配机制，缩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积极促进卫生、教育、保障性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发展，解除百姓的后顾之忧，实现社会的和谐化。根本上就是要建立社会普遍分享的机制，为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青山净水、蓝天白云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目前仍是短板。中华文明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低碳经济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发展，完全可以建立在中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上，以此来推进绿色的生活模式和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尽快走上循环、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Barro, Robert J. ＆Lee, Jong Wha, “A New Data Set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the World, 1950 －2010,”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04（C）, 2013, pp.184－198.

［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2～2013）——宏观经济走势及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报告（2013～2014）——TFP和劳动生产率冲击与区域分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 《经济研究》2014年第12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转型的结构性特征、风险与效率提升路径》, 《经济研究》2013年第10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路径、效率与潜在增长水平》, 《经济研究》2012年第11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 《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