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1979～2014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分解

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对1979～2014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分解。鉴于近年来我国产能过剩严重，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快速增长，本报告在应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时，考虑了产能利用率和不能增加有效产量的治理环境污染投资对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影响。具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

其中，yt为t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kt为t期实际利用资本存量的实际增长率，lt为t期的劳动力增长率，β为资本弹性系数，γ为劳动力弹性系数，αt为索洛余值，也即技术进步率。根据国内相关研究文献，假设该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1979～2014年β和γ分别取值为0.6和0.4。

假定ut为t期的产能利用率（本报告运用Peak－Peak方法进行估计）, Kt为t期的资本存量（不变价），则t期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增长率kt为：

其中资本存量Kt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INVt为t期的资本形成额（不变价）; δ为资本折旧系数，本报告取值0.05; ξt为资本存量消减系数，，其中IENVt为t期的不能增加有效产量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IALLt为t期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该系数用来反映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对经济增长的制约。

根据公式（1）及上述假设，可以计算得到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劳动力和索洛余值（即αt＝y－βkt－γlt）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及其贡献度。表1给出了1979～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的结果。

从表1可以看出，如果将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投入要素，过去36年时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驱动（平均贡献率为61.8%）；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9～1985年的12.9%下降至2011～2014年的2.0%；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9～1985年的34.7%上升至2001～2005年的44.5%，然后逐步下滑到2011～2014年的26%。

从表1还可以看出，我国三大生产要素的一个基本发展趋势是实际利用的资本存量基本上保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水平之上。我国的劳动力增长率逐步下降，这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相关。技术进步被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可以看到，我国的TFP增长率在1979～1985年期间总体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在2001～2005年期间我国的TFP增长率达到最高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4.4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我国的TFP增长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以来，TFP增长率有加速下滑的趋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我国产能过剩加剧，与国际技术前沿面的差距正在缩小，利用外资势头趋缓，通过吸收引进国际先进技术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正在不断降低。

为明确全要素生产率的内部驱动要素，我们依据相关理论，构建模型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细分为以下6个子要素：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国外技术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提高、研发投入与科技进步、市场化进程、其他影响因素。

（一）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由于中国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会不断转移到城镇，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或第二产业，这样，总的劳动生产率将趋向于继续提高。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4年，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贡献度平均高达1.24个百分点，在6个子要素中贡献度最大。

（二）国外技术溢出效应

一般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给东道国提供资金的同时，也会从管理和技术两个途径对东道国产生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提高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越大，这种正向溢出效应往往越强。本报告用该变量来反映国外资本技术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4年，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度为0.91个百分点，在6个子要素中贡献度居第二位。从不同阶段看，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贡献度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其中加入世贸组织效应显著的2001～2005年间，其贡献度达到1.35个百分点的最高值。但由于我国与国际技术前沿面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通过学习、模仿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正在逐步降低。2011～2014年国外技术溢出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已经下降到0.50个百分点，比2001～2005年大幅下降了0.85个百分点。

（三）人力资本提高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一个国家的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往往可以衡量该国人力资本的强弱，而人力资本是影响生产率的显著因素，但由于中国缺乏家庭教育经费的可靠数据，因此，本报告用财政性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教育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表2显示，人力资本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尤其是2011年以来，贡献度有所加大。这与我国近几年大幅提高教育经费投入有关，1995～2014年期间，人力资本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平均为0.59个百分点。

（四）研发投入与科技进步

该变量以研究与开发（R＆D）经费实际增长率进行衡量，根据经济学理论，研发投入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因素。表2显示，研发投入与科技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最近几年上升幅度有所增加，这可能与我国近几年来加强研发投入和激励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有关。1995～2014年期间，研发投入与科技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平均为0.51个百分点。

（五）市场化进程

根据经济学理论，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市场竞争，从而加快提高技术进步和企业管理水平，这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本报告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著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中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数据，并估算得到全国市场化总指数。其指标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发展、产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5个子指数，用于衡量各省份市场化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基本概括了市场化进程的各个主要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1995～2014年间，随着市场化改革红利的逐渐减弱，市场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逐渐走低，平均贡献度为0.31个百分点。

（六）其他影响因素

其他影响因素是除了上述5种子要素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比如规模经济效应、管理经营能力、国外专利使用和技术购买、资源约束等因素。表2显示，其他影响因素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时正时负，1995～2014年期间平均贡献度为－0.57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其他影响因素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负向影响较大，这可能与我国产能过剩严重导致规模经济效应下降、生产要素成本过高导致企业经营赢利能力减弱、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等因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