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汉武帝的币制改革

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15岁登基，在位54年，仅次于康熙帝、乾隆帝，是中国历史上享国最长的帝王之一。当时，政治上吴楚七国之乱已经平定，中央政权得到巩固；经济上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盛局面，仓库充实，人民富足，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积极扩张的内外政策奠定了基础。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开支浩大。为筹措经费，遂在四铢半两钱的基础上，于建元元年（前140）至元鼎四年（前113）的27年间，又先后实行了6次币制改革。内容主要是确定五铢钱的重量标准并最终将货币的铸造及发行权收归中央。

（1）六次币制改革及五铢钱重量标准的确立

第一次改革是建元元年（前140），销毁四铢半两，改铸三铢钱。三铢钱重如其文，为2～2.1克。书体纤细秀丽，方正清晰。改铸的原因是当时流通的半两钱名义重四铢，实际已减至只有三铢或不足三铢，改铸是为了使其名实相副，但却引起私铸，被迫于建元五年春罢废，复行四铢半两钱或称三分钱。1973年山东莱芜出土一件由四铢钱范改刻的三铢钱石范，背面还残存四铢半两钱模4枚。因系郡国铸造，各地所铸多有差别，因此版式较多。

第二次改革是建元五年（前136）罢三铢钱，铸半两钱。新铸半两钱为四铢半两或称三分钱。因铸有浅细的外郭，个别还铸有内郭及上横线，又称有郭半两，重2克左右，整体较文帝初铸的四铢半两轻薄。铸郭的目的是防止盗铸者磨取铜屑，即所谓“摩钱取鋊”。这是铸钱技术上的一项重要改进，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次改革是元狩四年（前119）卫青大破匈奴，军资耗损，国库空虚，为增加财政收入，采纳张汤建议，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白金是指用银锡合金铸造的3种货币，又称白金三品，价值分别值五铢钱三千、五百、三百，都属大额虚币。流通后“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 “民不宝用”，岁余便废弃不行（详见《金银币史话》）。皮币为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荐璧之用，由上林苑所养白鹿皮制成，每张一方尺，饰以彩绘，值四十万。皮币还不能说是真正的货币，却可视为纸币的滥觞。

第四次改革是元狩五年（前118）罢半两钱，准郡国铸新钱，以五铢为文。半两钱自秦昭襄王始铸，至此共行用了一百三四十年而被废弃。郡国五铢面部有轮无郭，背部则轮郭俱备，重约3.9克。1968年河北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所出4000余枚五铢钱，对郡国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次改革是元鼎二年（前115），诏罢郡国铸钱。因盗铸，郡国五铢越铸越小，遂改由京师钟官统一铸造“官赤仄（侧）”钱，即“赤仄五铢”。所谓赤仄（侧）钱，就是指将外郭锉平，即经过加工净边的五铢钱。当时除京师铸钱外，各郡国也在铸钱。规定钟官所铸赤仄五铢1枚当郡国五铢5枚，缴纳赋税及官府使用必须是赤仄五铢钱。

第六次改革是元鼎四年（前113）废除赤仄钱，各种五铢钱平价流通。后又禁止郡国铸钱，只准上林三官铸钱，废止以前各种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通用。中央的造币机构是上林苑的三官，即钟官、辨铜和均输。钟官掌管铸钱事宜，辨铜辨别铜色，均输管理铜锡的运输工作。上林三官铸造的五铢钱，称“上林三官五铢”“三官钱”或“上林钱”，重3.5～4克，钱型整齐，铸工精细，工艺先进，多为铜范或制作极精的泥范所铸。

（2）确定五铢钱重量标准的重要意义

汉武帝通过六次币制改革，最终确定“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上林三官统一颁式铸造的三官五铢钱，标准统一，式样精整，百姓称便，遂成为此后铸钱的标准重量和统一式样。五铢钱重量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自行铸造货币，形制、重量各不相同。秦始皇虽然短暂统一了货币及铸造权，但汉初又允许私铸，邓通因铸钱而富可敌国，吴王刘濞更因铸钱聚敛财富而发动叛乱。直到武帝确立五铢钱，专由上林三官负责铸钱，收回郡国铸币权后，才最终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

二是大小适中，轻重适宜。早期货币大小轻重悬殊，如齐刀达40厘米以上，而汉初荚钱还不到1厘米。铸行五铢钱以前是一个反复摸索、探索的阶段，自元狩五年（前118）采用五铢钱以后，700多年中五铢钱成为主要货币，即使唐武德四年（621）废止五铢钱后，新铸通宝钱也是以五铢钱为标准，直径大约4公分。因此，五铢钱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久，也是最成功的货币。

三是奠定了“小平钱”的重量基础。“小平钱”这一重量标准，作为我国古代最基础的货币重量标准一直延续使用到清末，并成为整个东方货币体系的基础货币重量，影响深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重量标准不仅确定了东方基础货币的重量，甚至与西方罗马的基础货币重量也惊人地一致。

四是技术上有进步。外郭技术的采用，便于保护钱文，使文字不易磨损。从五铢钱开始，外郭的形制就固定下来，直到近代采用机铸技术。五铢钱的铸造技术较同时期的欧洲先进。采用铜范法，标准一致，并提高了钱币的精整度及艺术性。钱币铸成出范后，加以磨，边缘非常整齐，故有“赤仄钱”之称。

（3）汉武帝币制改革的意义

秦朝虽然统一了货币的形制、单位及名称，并从制度上禁止了民间私铸，但是仍有地方铸币。汉初因秦钱太重，曾许民间铸钱，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文帝时“令民纵得自铸钱”。《盐铁论》也说“文帝时，纵民得铸钱”，似乎人人可以铸钱。因此，汉初铸币权实际上并未真正统一，直到汉武帝收回郡国铸币权，推行五铢钱后，才最终实现了货币铸造权的统一。通过汉初以来大规模的减重，纠正了秦钱过重的弊端，最终确立了以五铢为货币的标准重量。以此为标志，汉初既已开始的关于统一铸币权及减重的历史使命，经过近90年的探索和实践，终于在武帝元鼎四年（前113）最终确定，中国古代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才最终统一到中央政府手中，西汉历史由此进入了鼎盛的武帝时期。因此，可以说武帝的币制改革促进了汉代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的基础，更开启了我国古代货币的新纪元——五铢钱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