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绪论

一 “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作为一个实践的过程，既贯穿于新文学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未竟的话题。这一话题，可以有不同的介入角度及言说内容。为了将问题说得集中而深入，我们选择探讨“现代性”与“启蒙”关系的角度，而后才是一些具体的问题。

“现代性”的概念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被过度使用，究竟有多少种现代性的界定已很难说清，而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包括“现代”“现代化”“现代主义”等在内的概念不仅能将文学与文化、政治与社会、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还能把东西方文化并置，展现一种全球化的景观，进而使现代性的言说充满复杂性与矛盾性。为了避免落入“现代性”歧义迭出的陷阱，我们直接从其与启蒙的关系入手，并将一些必要的概念融入其中。

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总体上可从两方面说起：其一，是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关系；其二，是现代性自身的启蒙意识。发生于17—18世纪欧洲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后又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理性崇拜”为核心思想，宣传自由、民主和平等思想价值理念，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宗教愚昧及特权主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启蒙运动波及哲学、文学、历史学、伦理学、政治学以及自然科学等各个知识领域，促进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渐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取代，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渐趋形成，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启蒙运动还为欧洲和北美的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指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并导致社会主义的兴起……如果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理解为启蒙精神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展开，那么，现代性问题显然是在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其理论的基本范式是一种转变论或过渡论，亦即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从传统社会文化向现代社会文化的转型，并开始思考这一转型的不同意义。”[2]这一时期许多思想家如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等的思想都对理解现代性具有重要的意义，以至于后来的理论家认为“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的是法国哲学家卢梭”，“卢梭乃是现代性批判传统的源泉，这种传统从怀旧的幻想到自我审视的精神分析，再到参与性民主等内容庞杂。他的痛苦既来自于个人的生活，也来源于对现代社会的转变的敏锐反应”。[3]如果强调卢梭第一个提出今天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则比波德莱尔于1860年提出“现代性”大约要早100年。现代性概念的提出究竟应当归于卢梭还是波德莱尔当然还需做历史化的考察并取决于言说者当时的立场，而这种考察本身就包含着对现代性概念的当代理解。但无论怎样，将现代性和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联系起来，本身就证明了现代性与启蒙运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现代性”，就词源上说出自“现代”，而“现代”一词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与古代相对应的历史范畴。现代性作为表达现代历史和现代社会特性的理论术语，当其转化为历史概念或者说获取历史权利之后，不仅涉及现代社会的文化层次，而且可以作为现代社会自身不断现代化的过程。鉴于西方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发展都源于启蒙运动，所以说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启蒙精神的另一种表述。只不过，在现代性生成、发展并建构自己历史的同时，启蒙运动留下的重要思想遗产即促使人们摆脱蒙昧状态的启蒙思想和启蒙精神也同样会融入其历史进程。

无论是现代性，还是源自启蒙运动的启蒙，都在表现自身时体现为对某种理性目的或曰一种秩序的追求，这使得现代性和启蒙在建构自身历史时总是指向特定的对应物。就现代性而言，正如鲍曼所言，“在现代性为自己设定的并且使得现代性成为现代性的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建立秩序的任务（更确切地同时也是极为重要地说是，作为一项任务的秩序的任务）——作为不可能之最，作为必然之最，确切地说，作为其他一切任务的原型（将其他所有的任务仅仅当作自身的隐喻）——凸现出来”。[4]现代性对统一秩序的追求，必然带来秩序和混乱的“辩证法”：秩序对混乱既排斥又依赖，并必然产生“秩序的他者”。“作为一个概念、一个幻象、一个目的，秩序只能被视为对全部矛盾性——混乱的随机性——的洞识。秩序在不断地进行着生存之战……秩序的他者是不确定和不可测性的不良影响。他者即是不确定性，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秩序的他者’的转义是：不可界定性、不连贯性、不一致性、不可协调性、不合逻辑性、非理性、歧义性、含混性、不可决断性、矛盾性。”[5]现代性的上述倾向当然同样适用于启蒙，而后者总是在社会文化呈现偏执乃至失去理性的时候才凸显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在经历启蒙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之后，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启蒙所承担的价值理性正逐渐为工具理性所取代，科学技术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这当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作为一个后果，它使启蒙越来越成为其内在的底色并肩负起未来社会蓝图规划的使命。

现代性自身的矛盾性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无法在此处一一展开。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性的矛盾性既表明现代性本身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反映出现代性具有复杂的内在构成，而两者结合在一起则使现代性在建构自我历史的过程中可以吸纳很多内容，由启蒙运动生发的现代性最终将启蒙作为其重要底色之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当然，鉴于现代性本身的复杂性，其表现启蒙的方式也不相同。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曾强调“两种现代性”的冲突：“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之间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作为文明史阶段的现代性是科学技术进步、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带来的全面经济社会变化的产物。）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6]卡林内斯库所言的两种现代性是人们对于现代性深入思考的结果，它们在不同理论家那里有不同的称谓，如卡林内斯库就将前一种称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而将后者称为“美学的现代性”。结合不同理论家的描述及翻译，我们知道前一种还可称为“社会的现代性”或“启蒙的现代性”，而后者则可以称为“审美的现代性”或“浪漫的现代性”乃至“文化的现代性”，等等。前一种现代性“追求数学的精确、明晰和统一，追求形而上学和绝对，合理化和工具理性是其基本表现，它具体展现为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科技进步、工业革命、经济和社会急速变化的产物”，而后一种现代性“是从启蒙的现代性中萌生出来的，受到启蒙精神的恩惠。但这种现代性却又不可避免地反对启蒙的现代性”。[7]前一种现代性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以认知工具理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为标志，着力于社会美好未来的建设，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物质性；后一种现代性是反思前一种的结果，在文学创作方面导致了现代主义的诞生，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和反思性。两种相互对抗并相互依存，承担着不同形式的启蒙。

结合众多著名理论家对于现代性的阐释以及现代性理论在当下仍然具有的勃勃生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确实可以得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的工程的结论。现代性由于自身的矛盾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两个重要维度，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性使前者在追求理性化、秩序化和合理化的过程中时刻保持着对自身的反思，使后者在反思、批判及影响、引导的过程中，寄寓在各种艺术之中并表现出先锋、叛逆的姿态。审美现代性在特定情境下需要和启蒙现代性保持一致的关系，并通过艺术他律和自律结合的方式呈现美学上的时代性和自身的延续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层面的现代性就其范畴而言，首先应是审美现代性，而后才是更为具体的问题。文学在呈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时均具有启蒙价值，现代性的视域会将这种启蒙价值表现得更为生动、复杂，而启蒙也由此实现了从运动、思想、精神到意义、价值的“转换”。

只要对比康德和福柯对于“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就会发现从启蒙运动到20世纪，启蒙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虽然谈论的是启蒙，但实际上是将启蒙和现代性置于一个论域，并再现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知道现代性常常被说成是一个时代，或者，至少被说成是构成一个时代特征的一组特征；从它在日历上的位置看，在它之前，是多少有些幼稚或古旧的前现代性，在它之后，是莫测高深的和引起麻烦的“后现代性”。由此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正在问这样的问题：现代性是否构成了启蒙的后果和它的发展，或者，我们是否把它视为是与18世纪的那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偏离。

回到康德的文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由特定人民所做的志愿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在一个和相同的时刻，这种方式标志着一种归属的关系并把它表述为一种任务。无疑，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神气质（ethos）。因此，与努力区分“现代”与“前现代”或“后现代”相比，我认为试图找出现代性的态度——甚至从它形成开始——如何发现它自己与“反现代性的态度”的斗争是更为有益的。

……

现代性区别于时尚，它无非质疑时间的过程；现代性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使得掌握现在的时刻的“英雄的”方面成为可能。现代性不是一个对于飞逝的现在的敏感性的现象；它是把现在“英雄化”的意志。[8]

之所以以如此大的篇幅引用福柯的话，是因为他在谈论“什么是启蒙？”时，将康德和波德莱尔联系在一起，并在强调“回到康德”关于启蒙论述的过程中考察了现代性——这种联系同样也将现代性和启蒙联系在一起，并高度强调现代性的现实性以及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福柯奇特地把康德和波德莱尔连在一起，这表明他所关心的既不是康德对启蒙的论述的内容，又不是这个内容与康德的道德哲学的联系。他的着重点放在这个问题：当康德首先提出‘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时，他究竟想要做什么？就像康斯坦丁·居伊（Constantin Guys）——在他的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波德莱尔对其作品加以考察的那位画家——试图在‘转瞬即逝、变化无常、飘忽不定’的东西中抓住永恒的东西一样，康德就像福柯所理解的那样，也试图在他那个时代飘忽不定的争论中发现一种哲学含义。”[9]由此回顾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那段对于“现代性”堪称经典的描述——

他寻找我们可以称为现代性的那种东西，因为再没有更好的词来表达我们现在谈的这种观念了。对他来说，问题在于从流行的东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着的在历史中富有诗意的东西，从过渡中抽出永恒……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0]

现代性的态度，即对于时间的把握和流动的特性，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启蒙意识并有将其付诸实践的倾向。“启蒙”是现代性的有效特性之一。此时，“启蒙”不再是启蒙运动的后果，它只是借助了启蒙运动的某些经验资源和“启蒙”一词本身，是由现代性本质决定的。“现代性作为一种推动现代化的精神力量，具有三个层面，即感性层面、理性层面和反思—超越层面，这与人类一般精神的三个层面是一致的。”[11]现代性的理性层面在外化时即为现代的启蒙，此时，它确实如康德所说的要“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并十分典型地呈现出封建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代精神及表现方式。因此，它是一种观念、一种立场，一种不断重生的意志；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思想，肯定实践者的行为，激励他们有勇气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乃至世界。[12]

二 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的整体阐释

1.面向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在简明、扼要地论及现代性与启蒙的关系之后，我们要面对的自然是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正如有些论者指出的：“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13]“现代性”在中国是一个复杂、独特的现象，首先与“现代性”作为一种“异质文化”，伴随着殖民活动而强行介入本土文化肌理的背景有关。“现代性”的遭遇催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文学的面貌，但作为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它却潜含于现代文学之前的历史进程之中。透过晚清至五四时代的历史，我们不但可以深刻感受到“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而且，显现于这一过程中社会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启蒙意识与政治意识还充分表达了“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对立关系。一方面，作为内在的本质属性之一，“现代性”的介入势必与传统文化之间形成张力乃至对抗，造就文化意义上的启蒙；另一方面，正如李欧梵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历史“感时忧国”的主题也同样造就了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之后的诸多特点：“第一，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这一看法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在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第二，中国现代文学中这种反传统的立场，与其说是来自精神上或艺术上的考虑（像西方现代派文学那样），还不如说是出自对中国社会—政治状况的思考。可以这样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乃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鸿沟日益增大的结果：国家不能够采取积极的态度改弦更张，知识分子因而感到愈来愈心灰意冷，他们对这个国家感到厌恶，转而成为中国社会的激进的代言人。”[14]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按照卡林内斯库的说法，“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更能表明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拒斥，以及它强烈的否定激情”。[15]卡林内斯库强调的“另一种现代性”对“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公开否定，揭示了两种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即“资产阶级现代性”，或者说是指自启蒙运动以降逐渐发展起来的代表科学技术和代表资本主义文明进步的“社会现代性”，其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必然、整体、技术等物质层面）之间的冲突。尽管，“审美现代性”是从“启蒙现代性”中发展出来，受到其精神的恩惠，但这种现代性又因张扬人文理性、个体精神、审美等精神层面而不可避免地反对“启蒙现代性”对人的精神压迫与物化倾向。“审美现代性就是在这种困境中应时而生的，它是伴随着启蒙现代性而产生的，是对启蒙现代性出现的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审美现代性以一种思维向后和意识向前的模式来规范、指引着启蒙现代性的发展。它总是以一种先锋的面孔、激情的思想和否定的立场出现在现代性理论中。”[16]“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反叛，导致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浪潮的生成及其在20世纪的汹涌澎湃、波澜壮阔。但在中国，现代性追求形成的表象与结果却并非如此。由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更多是在“启蒙”“求强”“救亡”的“国家想象”中，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相互支持、相互需求的“非对抗性”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中，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保持一致并成为后者的有效组成部分。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这种现象就本质而言，自然体现了社会层面的启蒙现代性对文化层面上的审美现代性的必然规约，但此时“审美现代性”有着鲜明的主题化倾向和颂扬式趋向，其反思甚或反叛意识相对减弱，其个性、自主意识也会在许多历史场景下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这种现象就历史而言，显然是与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现实语境有关。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社会文化主题需要文学自发地加以配合，启蒙思想、呼吁民众。而在此过程中，传统文化理念赋予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使命，恰恰是其曾经失去并不断希望通过追赶而重新返回的“中心化情结”[17]。

需要补充的是，在近年来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中，“文学现代性”的提出及阐释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现象。“文学现代性就是19世纪中期以来在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中产生的对现代意识的追求、现代观念的转化和现代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形成的文学特质，表现在文学理论、文学观念和文学秩序三个层面。中国文学现代性稍晚于西方文学现代性，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才突出地表现出来， 20世纪前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由于战争和阶级斗争等各种因素的影响，直到20世纪后期才真正崛起并引起关注。”“文学现代性不是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与启蒙现代性相对应的，但是文学现代性却包含了两者：审美现代性是文学现代性的审美内核，是其审美动力机制的源泉，是文学审美想象空间建构的理念，它是转瞬即逝的；启蒙现当代性则是文学现代性永远保持其现代意识的外在条件，它是指向未来的，是永恒的。”[18]按照逻辑关系理解，文学现代性应当在审美现代性的视域之内：审美现代性当然不只是要艺术地表现生活和理解世界，对启蒙现代性进行反思，还需要在表现、理解和反思的过程中，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领域，是以，审美现代性当然应当包括文学等各种艺术的现代性。但“文学现代性”的出场仍具有现实意义：文学现代性更加具体、集中地探讨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将审美现代性作为审美内核加以精神化，它包含了启蒙和审美层面上的现代性，其实是道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特点或者说是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追求为前提加以归纳的。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时需要关注的。

2.“现代性启蒙”的内涵与指向

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启蒙之间的关系远比西方的复杂与密切。现代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被紧紧地捆绑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车轮之上：从五四的文学革命到20年代中后期的革命文学，再到30年代抗日战争的爆发，40年代延安文艺道路的确立……现代文学的发展总是紧紧跟随社会、时代的总体目标并必然为之服务。现代文学就其思想理论、文艺政策和创作层面而言，具有鲜明的功用意识和政治色彩，与其追求现代性的同时还要承担文化思想启蒙、成立新中国进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的任务有关。无论是社会现实、政治文化需要文学自上而下的启蒙，唤醒民众，还是知识分子作家期待通过创作由下至上响应时代的呼召，憧憬未来，表达自我对于时代、社会的现实关怀，现代文学的发展都无法摆脱外部文化环境的强烈影响，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不时呈现出功利性、工具化的特点。

如果说审美、功用可被分别视为文学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那么，过度追求文学的功用意识势必要以压抑文学的审美品格为代价。现代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追求当然使其具有不断追求现代的动力，这一点，完全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创作的迅速崛起得到证明。但现代性在艺术上的审美理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从未”“真正胜利过”[19]——政治的需要、时局的紧迫以及生存环境的不稳定，常常使作家无法安静地住在象牙塔内，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创作。他们或是转变，或是介入，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现代文学的审美理想和审美现代性的自律意识。这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最终包含了前文所说的“文学现代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共同凝聚在“文学现代性”之中，使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具有二元化的倾向：尽管，就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现代主义反思社会文化也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呈现自身爱恨交织的立场，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种关系呈现的主次关系是不同的，现代文学的发展首先要与社会现代化总体目标保持一致，而后才是关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是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突出标志之一。而此时，现代文学的发展虽在表象上呈现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但其本身所要承担的文化启蒙意识，或者说更多时候要作为社会文化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至成为宣扬政治文化思想之载体的身份却从未改变过。

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在其初始与发展阶段，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了西方的社会文化和文学创作资源。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人的文学”、“易卜生主义”以及20年代、30年代现代派创作的勃兴，都体现了现代中国一度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积极向后者学习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现代性’不仅含有一种对于当代的偏爱之情，而且还有一种向西方寻求‘新’、寻求‘新奇’这样的前瞻性。”[20]对“新”的追求，是现代文学作家摆脱旧形式、踏上新文学之路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汲取营养的重要原因。不过，这种非完全自发式的实践也产生了如下的后果。

第一，现代作家自主意识不够充分，现代文学的创新意识较弱。现代文学就其生成和发展来看，是对传统文学的一次反叛。由于绵延几千年的文学拥有深厚的传统及影响力，所以，现代文学的反叛在其实践过程中难免体现出激进的姿态——从“断裂”传统的行为开始，只能使其汲取西方的文学资源，走学习异邦文学之路，但传统文化对作家又具有近乎与生俱来的影响力和制约力，是以，现代文学在其发端阶段就难免会表现出机械模仿，难于和本民族传统融合无间进而实现一种本质的、内在的更替与创新。在现代文学的初始阶段，除鲁迅、郁达夫等少数几位作家外，大多数作家在文学技巧上都呈现出李欧梵所言的“惊人的无能”[21]，这正是这种现实情况的生动写照。现代中国作家是通过不断实践，总结创作经验，调整、拓展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与这一过程相比，现代文学所经历的外部环境在很多情况下对其产生了更为巨大的作用力，这使得现代文学在实现自身现代化过程的同时不得不适应外部社会对其提出的要求，现代文学承担的远远超过其自身的作用力，使其很难实现一种沉淀式的、融合式的再发展，绝大多数作家虽有创新的理想，但并未实现写作上的别具一格和独树一帜。

第二，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与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等理想和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说这本就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从文学主题上说，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直就带有强烈的目的性，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启蒙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从技法上说，易于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则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实主义长期处于独尊的地位，一方面使其可以兼容其他创作方法，另一方面，则使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在处于从属地位的同时发展不够自由、充分。现代作家学习西方现代派技法，追求本土文学的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却最终无法真正走上现代主义的道路。与现代性关系密切的现代主义文学长期处于非主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一直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及独特的发展轨迹。至延安文艺时期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出现之后，现代文学已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活动的目的和作家的使命得到明确，作家的身份、主体意识也通过文艺政策宣传的形式得到重新解读，进而产生新的“启蒙效果”：之前的作家和艺术家需要改变自己的观念、立场才能生产出获得认可的作品或艺术品；之后的作家和艺术家可以直接遵循这样的原则，产生新的作家、艺术家和新的作品以及新的作品接受关系。而延安文艺所包含的不同层次的意义和价值，亦即其“意识形态症结和乌托邦想象”也得到确认：“它一方面集中反映出现代政治方式对人类象征行为、艺术活动的‘功利主义’式的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人类艺术活动本身所包含的最深层、最原始的欲望和冲动——直接实现意义，生活的充分艺术化。从这个角度来看，延安文艺是一场含有深刻现代意义的文化革命。”延安文艺可以作为“反现代性现代先锋派”或者说有类似的精神特质，是因为“其之所以是反现代的，是因为延安文艺力行的是对社会分层以及市场的交换—消费原则的彻底扬弃；之所以是现代先锋派，是因为延安文艺仍然以大规模生产和集体化为其最根本的想象逻辑；艺术由此成为一门富有生产力的技术，艺术家生产的不再是表达自我或再现外在世界的‘作品’，而是直接参与生活、塑造生活的‘创作’”。[22]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当代文学的发展完全继承了延安文艺的政策，以《讲话》为指导原则，所以当代文学的格局、人物形象以及创作方法等，就呈现出先验的确定。当代作家在追求文学艺术性时仍然怀有艺术本质内在的现代性冲动，但其已然是另一番面貌。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中期“现代派”、“寻根派”和“先锋派”兴起之后，才真正得以改观。

三 “启蒙”的形态、特征与价值

无论具有怎样的独特性，现代文学的发展都可以通过现代性的追求加以考察。由于“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未尽的话题，所以对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过程也应当持以动态的、不断反思的认知态度。启蒙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理性层面，是实现现代性的重要方式。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因涉及的内容具有层级性、复杂性等特征，所以只有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看到其特性和价值。

结合康德的“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23]我们可以看到启蒙是理性的、反复思考后的结果。现代性的启蒙涉及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是一个关乎时代、思想、文化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谈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也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命题。事实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而言，启蒙作为现代性的理想层面，其曲折发展的过程一直和现代性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启蒙思想的真正性质，从它的最纯粹、最鲜明的形式上是看不清楚的，因为在这种形式中，启蒙思想被归纳为种种特殊的学说、公理和定理。因此，只有着眼于它的发展过程，着眼于它的怀疑和追求、破坏和建设，才能搞清它的真正性质。”[24]启蒙需要从动态的、社会化的、语境化的角度加以考察。若非要从文学的角度谈论启蒙，那么其最低认知层面至少应当包括：启蒙是文学自由理想与文学所处生存环境博弈的结果，是文学创作实绩与自我反思的结果；启蒙是多形态的，启蒙本身可分为人性、个性启蒙和民族意识启蒙，这些形态可以同时存在于文学创作的实践中，人性、个性觉醒是走向民族文化启蒙的出发点，民族文化启蒙是前者的集中体现，尽管两者同时出现时给人的印象常常是集体性的文化启蒙占主导，但其实两者从未分离。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似乎不难得出新文学现代性启蒙的特点：它不仅有明确的目的性，有充分反映社会语境的时代性、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而且还必然以实践性为旨归。新文学的现代性启蒙要通过实践实现其现代化的目标、体现文艺政策的功用性，并在适应时代、社会、政治、文化等外在环境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其著名文章《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提出了启蒙与救亡的消长说，认为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使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一看法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从今天的角度上看，救亡压倒启蒙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忽视了启蒙，进而简约了对救亡的认识。事实上，启蒙本身就源自救亡，即使在抗日战争年代，启蒙与救亡仍共存于文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只不过，救亡在上升为全民族共同的主题之后，启蒙这一长远规划往往被现实急迫的任务所“掩盖”。在此前提下，我们有必要强调现代性启蒙的存在及其实践性，而如果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我们大致会看到其相应的阶段性。（1）从晚清至五四，是现代性启蒙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启蒙主要是参照西方启蒙文学的经验，进行本土的思想、文化改造，直至现代知识分子和新文学的诞生。（2）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期，是现代性启蒙的第二阶段，也是其曲折发展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很快转向了政治运动，使启蒙转向了救亡，革命运动开始。此后的几十年间，思想文化意义上的启蒙抵不上革命斗争、救亡图强的现实需要。此时，现代性和启蒙只有在成为救亡手段时才有意义。“要民族独立，就要反西方，甚至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要现代性，就要学习西方，甚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任务面前，现代民族国家显得更为紧迫、更为重要。在矛盾的抉择面前，中国人民选择了现代民族国家，而牺牲了现代性。”[25]这是现代性不是出自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西方列强压迫下被迫提出的必然结果。此时，无论将其称为中国现代性还是反现代的现代性，都只是为了说明现代性的本土性与独特性。同样地，它也从不缺乏从主体角度思考和所要达到的一种启蒙效果，只是，此时的启蒙也是另一副面孔而已。（3）80年代以来，是现代性启蒙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启蒙从反思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开始，重新接续了文学现代性和现代派的传统。启蒙意识的回归使文学在8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市场化时代的兴起和各式传播媒介的不断繁荣，纯文学的启蒙价值开始分散、减弱，寄寓在形形色色的创作之中。对启蒙的认识开始深入，“文学需要回归文学自身”、关于文学启蒙研究的兴起，可称得上启蒙留给跨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

现代性启蒙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发展过程使其在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时代主题及相应的运作机制，很难通过一篇文章做出完整的描述。但若从现代性启蒙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方面加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启蒙的意义和价值。

其一，就现代文学的生产而言，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主要显现了社会、文化、时代语境对文学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现代文学的面貌与历史进程。民族、战争、革命等堪称国家主题的存在，使现代性启蒙常常呈现复杂、紧张的状态。现代中国社会的总体目标是将文学纳入自己的轨道，将文学启蒙赋予鲜明的政治文化意识，使后者的审美现代性无法自由地舒展，而这一客观前提显然也制约了现代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及最终的文本呈现。

其二，就现代文学的阅读、传播和消费而言，由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和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我们很少看到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很少会看到现代文学对现代社会扭曲、异化式的书写。在更多情况下，现代文学将启蒙理解为一种使命、一种责任，即可以同时也需要让广大读者了解时代，认识其正经历不断“现代”的过程，并将文艺方针、政策以形象的方式、喜闻乐见的形式告诉大众，进而实现文学在宣传、鼓动等方面的功用价值。

其三，就创作主体和部分创作而言，现代性启蒙曾使其获得了文学的现代意识，他们通过文学创作凸显文学的审美属性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个性化理解。部分作家和部分创作关注人性、命运，开掘了心灵的密码和生命的体验，从而呈现了现代文学自己特有的表现力，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的交流、对话。五四时代的文学、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以及新时期以来的诸多文学潮流，都对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其通过文学自由发展表达启蒙理性的意识，也需要被历史铭记并进行文学史的总结。

注释

[1]〔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3页。

[2]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

[3]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第13页。

[4]〔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7页。

[5]〔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第11页。

[6]〔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7—48页。

[7]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第278页。

[8]〔法〕米歇尔·福柯：《什么是启蒙？》（第2版），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29—431页。

[9]〔美〕詹姆斯·施密特：《什么是启蒙？问题、情景及后果》，〔美〕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27页。

[10]〔法〕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484—485页。

[11]杨春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2页。

[12]值得指出的是，这样说并不是要简化对启蒙的理解。正如福柯在《什么是启蒙？》所言：“康德立即指出了这个作为‘启蒙’特征的‘出路’是一个把我们从‘不成熟’状态释放出来的过程。所谓‘不成熟’，他指的是一种我们的意志的特定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接受别人的权威……在任何情况下，启蒙被这些先在关系的限制所规定，这些先在关系与意志、权威和理性的运用相关。”启蒙在具体言说时还有很多内容或曰内在的制约因素，需要全面、具体的解析。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第2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425页。

[13]周宪、许钧：《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1页。

[14]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177—178页。

[1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第48页。

[16]胡鹏林：《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总序二”第16页。

[17]“中心化情结”，本书主要参考了张法《文艺与中国现代性》中的说法。张法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中国现代性历程最大影响的是什么？答曰：中心化情结。”而“中心化情结”赋予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看似矛盾的表象，即“在后发现代化的国家中，没有哪一个像中国这样，出现由最先进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动一场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运动。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出现传统和现代在观念和心理上的剧烈对峙。一方面，中国世界的中心化情结为保持重心对世界史进程的抵抗越顽强越持久，它就越把自己摆到现代化的对立面位置；另一方面，世界中国的中心化情结在以实现现代化来重返中心的过程中遭受挫折越多，就越是感受到传统的负面‘罪恶’。坚守传统和全面否定传统都源于中心化情结。而全盘否定传统透出的是深刻地意识到落后的急躁心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5、20—21页。

[18]胡鹏林：《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3—4、39页。

[19]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240页。

[20]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236页。

[21]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231页。

[22]此处引文皆可见唐小兵《我们怎样想象历史》，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代导言”第5—6、9页。

[23]〔德〕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25页。

[24]〔德〕 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序”第5页。

[25]杨春时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