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

赵可金

摘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是中国学界的一个奋斗目标。自从近代以来，面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压力，中国学界就寻求建立独立的外交理论体系，并先后受到欧洲、苏联、美国等外交理论的深刻影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浪潮推动下，中国外交理论界与欧美同行进行了日益频繁和深入的交流，外交理论研究在中国发展迅速，并形成了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等流派。然而，在开展国际外交理论交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本土化和学术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面对欧美丰富的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理论一直被笼罩在西方外交理论的阴影之中，在西方外交理论的框架中，中国外交研究长期存在着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问题，在理论上无法解释中国外交的行为规律。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探寻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将各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努力推进外交理论的本土化和自主化，是今后中国外交学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外交理论 本土化 中国路径

一 问题的提出：外交学中国化

外交学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其古老，是指几乎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着外交雏形，两千多年前的四大文明古国就产生了大量的外交思想。说其年轻，是指直到18世纪，外交才逐渐成为一门科学而受到学界的重视，据萨道义考证，外交一词在英文中始于1787年。尽管在此之前已经有格劳秀斯、黎塞留、卡利埃尔、威克福等外交大家，但直到18世纪晚期外交才被视作一门学科。相比之下，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化就更晚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应对来自西方列强的强大外交压力，外交学才逐步被视为一种学问，“中国最早关于国际问题的专刊《外交报》于1902年提出宜设‘外交学’专科，周鲠生先生在《近时国际政治小史》、《国际政治概论》中提出国际政治研究的对象、目的、范围和发展趋势，认为其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一门新学科”。的确，直到1930年，中央政治大学才设立外交学系，并设立了“当时独一无二的”外交学专业。北京大学的张清敏教授认为，这是外交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之一。

从历史上来看，一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是国家实力的崛起，更是学术思想的崛起。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最初，中国受欧洲外交理论影响，逐步确立了具有欧洲特色的外交学科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外交学的发展受苏联影响较大，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色彩，尽管外交部一些主管业务司、处编写了外交实务性读物，也翻译出版了两三本苏联关于外交学和外交术语的小册子以及萨道义、尼科尔森等欧洲外交学者的著作，但总体上并没有形成周恩来总理所期待的“新外交学”，中国外交理论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倾向，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是外交研究（diplomatic studies），而是对外政策或对外关系研究（foreign policy analysis）。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论又受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巨大影响，重视实力与战略，尤其是重视经济利益。回首中国外交学的百年发展历史，一条主线索是推进外交学研究的中国化，尤其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外交学理论和中国化之间的结合点是什么？显然，这里强调的外交学理论是一种普遍的宏大理论，是一种具有科学性的普遍理论指导（而且仅仅是作为指导的理论）。“中国化”主要强调要把中国外交的实践经验加以科学化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是指外交学理论必须适应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显然，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方法论上的启示是将抽象宏大的理论研究和零打碎敲的经验研究结合起来，拉近两者之间存在的学术鸿沟，弥合宏观与微观的研究裂痕，这是外交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学术路径，也是今后中国外交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二 曲折发展的中国外交学

按照影响中国外交研究的理论源流划分，可以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欧洲国际法和外交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842～1949年）

在中国学界，外交学是一门长期被冷落的学问。尽管不少学者自豪地宣称中国外交可以追溯到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在古典时代的中国学人眼中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外交观念，有的只是天下、理藩、戍边之类治国方略。然而，鸦片战争及其后一系列中外交往事件的爆发，迫使中国学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外交学也越来越从“洋务”转变为“外交”或“外务”。

在近代中国外交学研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作为外交学研究重镇的欧洲成为学习的对象，尽管有的学习是通过日本来实现的。比如留日研究政法问题的学者从日文翻译有《外交精义》一书，为我国外交学译著最早的一本。在民国时期，以欧洲外交学和国际法为蓝本，出版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外交著作，并创立了《外交报》、《国民外交》、《外交评论》、《外交研究》、《外交季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外交类论文。受欧洲学者重视外交学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国际研究以外交学最为发达，一些学者撰写的教科书影响很大。比如廖德珍先生的《外交学》（1921年）、杨熙时先生的《现代外交学》（1931年）、杨振先先生的《外交学原理》（1936年）、王卓然和刘达人先生主编的《外交大辞典》（1937年）、刘达人先生的《外交科学概论》（1941年）等。这些外交学著作基本上以英国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和美国约翰·福斯特的《外交实践》等为蓝本，涵盖了外交史、外交部、外交特权与豁免、外交礼仪、领事、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条约等内容。刘达人先生的《外交科学概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外交科学”体系，涵盖了纵向的外交历史沿革、横向的外交结构与功能以及规范性的国际化和外交游戏规则，奠定了中国外交学的学科基础。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受欧洲外交学影响，中国外交学研究已经初步确立了学科体系，实现了从华夷等级外交观向主权国家外交观的转变，强调国际法和普遍国际规则，尽管存在着学术自主性不足甚至学术殖民化的问题，但对于贯通中西和在国际舞台上运用国际规则开展外交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949～1979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学发展步入新的发展轨道。在特殊的国际环境下，苏联外交学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研究和实践的首要因素，比如强调外交的阶级性、革命性和意识形态性，在外交思想上强调以阶级划分敌友，强调外交要服务于革命需要，坚持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标准处理国家外交关系。因此，这一阶段的外交理论是在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下的外交理论，其特点是将外交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中国外交的核心是讨论三个世界、统一战略和革命战略问题。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参照，翻译出版他国外交著作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任务。新中国成立后，在翻译介绍苏联、印度、英国、美国等外交思想著作方面十分积极。比如科尔查诺夫斯基的《现代外交的组织形式》（1949年）、塔尔列的《资产阶级外交方式》（1950年）、维辛斯基等主编的《苏联外交简史》（1952年）和《外交辞典》、英国外交学家尼科尔森的《外交学》（1957年）、萨道义的《外交实践指南》（1959年）、艾奇逊的《实力与外交》（1959年）、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1972年）、费尔萨姆的《外交手册》（1979年）、维戈兹基等编的《外交史》（1979年）等。这些作品尽管并非中国外交研究的原创，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参考，对于新中国外交学的初创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以外交学院的鲁毅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从国际关系宏观理论研究入手，编写了《马列主义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东方各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外交史》、《中国外交史资料选编》等讲义，但均未公开发表。当时，尽管也有一些报纸杂志，比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世界知识》、《红旗》等，但政治性都比较强，很难发表外交研究的学术观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为数不多的涉外研究机构停止运转，在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专门性院校系也没有开设有关外交学方面的课程。显然，意识形态挂帅的时代，使得外交研究十分敏感，除了翻译几部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学著作和工具书外，中国学者几乎未进行自己的外交学独创性研究。即便是在外交学院这样的专门院校，也没有单独开始外交学理论的课程。相比之下，同时期的中国台湾地区外交学界，以政治大学外交学系为代表，沿袭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外交学术传统，受到欧洲特别是英国外交学的影响，局限于对外交法律和制度形态的研究。

（三）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中国外交研究（1979年至今）

在革命范式的笼罩下，中国外交学研究陷入了一种徘徊不前的尴尬境地：在理论指导上长期局限于似是而非的宏大理论阐释层面而不能自拔，深陷于“革命范式”的治学泥潭中而只能对阶级、革命、外交斗争、帝国主义等做概念阐释和现象描述研究；在经验性研究方面因为就事论事的历史研究和外交个案研究缺乏足够的社会学想象力而最多只能做琐碎的反思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革命范式”开始首先在学术界隐退，这一潮流最后渗透到外交学研究领域，中国外交研究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将目光转向美国，中国外交研究开始被打上了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烙印。同时，中国学者在受到美国理论冲击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探索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又可以划分为两个亚阶段。

第一个阶段：美国外交理论引进阶段（1980～1997年）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对“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赶快补课”的呼吁，引发了学习西方理论的高潮，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也被裹挟在这一洪流中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特点是引进理论、评介理论和融入讨论，尤其是受美国理论重视利益、实力和战略的影响，中国外交理论也充满着重视实力与战略博弈的色彩。具体来说，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大批国外外交学的理论著述翻译出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界翻译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国外外交理论著作，比如戈尔·布思主编的《萨道义外交实践指南》（1984年）、埃里克·克拉克的《外交官生涯》（1985年）、马丁·梅耶的《外交官》（1988年）、埃尔默·普利斯科的《首脑外交》（1990年）、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8年）、巴斯顿的《现代外交》（2002年）、亨利·基辛格的《大外交》（2001年）等。21世纪初，北京大学出版社收集国外外交学最新研究成果翻译出版的《外交学译丛》，包括《外交理论与实践》、《外交谈判导论》、《多轨外交》、《双边外交》、《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外交辞典》、《21世纪的大使：从全权到首席执行》等，体现了此类工作中的最新进展，逐步缩小了中西在外交理论认识上的差距。

二是中国的西方外交理论研究逐渐起步。西方外交理论的引入对中国外交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大批评介西方外交理论的著作也次第出现。比如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发表的《战后西方外交学研究新动向——兼评“新外交学”有关著述》，在国内较早评介了“新外交”中的多边外交、首脑外交、经济与发展外交、公共外交等新动向，并指出了其过于偏重西方国家而忽视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外交研究的片面性和阶级性，并强调应该加强中国外交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理论的灼见。随后，周启朋、杨闯等编译的《国外外交学》在1990年出版，对各国的外交理论进行了介绍和评介，为撰写第一本外交学理论教材《外交学概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一大批研究某一外交思想家之外交思想的论文也大量涌现，比如对马基雅维利外交思想、俾斯麦外交思想、威尔逊外交思想、乔治·凯南外交思想、基辛格外交思想的研究等，吸引了包括历史学、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关注。1995年，陈乐民先生的《西方外交思想史》更是引发了学者对西方外交思想的关注，2002年，王福春先生的《西方外交思想史》成为各个高校广泛使用的外交思想史教材。

三是中国学者融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在引进和评介的过程中，中国外交理论学者也逐渐融入国际外交学界的讨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入，中国学者出国开会的机会增多，开始融入国际外交学界最新的讨论。比如对预防性外交的讨论、关于中国形象塑造的讨论、对文明冲突与世界新秩序的讨论、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讨论等。围绕这些热点问题，中国学界与国际学界之间的对话日益深入，尤其是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的出版，提出了一套分析国家利益的科学方法，为判断国家利益量的大小提供了一种衡量依据，在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然而，在学习引进西方外交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学界越来越感受到缺乏学术自主性的问题，一些学者开始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梁守德教授等为代表，从1993年就开始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作为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中国有着独特外交体系，西方外交思想在中国往往缺乏适应性而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一些对于西方国家适用的理论模式，对于中国就未必适用。因此，从1997年开始，中国外交学在与国外外交学交流互动的同时，开始日益强调在外交学发展上“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迹”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探索阶段（1997年至今）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探索历程也是一个与西方外交理论抗争的过程，甚至这一抗争过程直接催生了中国外交学理论流派中的“特色派”（后文详及）。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探索成果的最明显的标志是外交学院1997年推出的《外交学概论》一书，该书更多吸收了尼克尔森和萨道义的外交理论体系，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西方的国际法、外交理论、外交实践等有比较明显的吸收和借鉴，初步确立了一个尽管不令人满意但却初具体系的外交理论框架，其学术地位不可低估。不过，该书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还体现得不够，外交学老前辈鲁毅先生也认为，“现在看来，《外交学概论》出版后虽然得到一些学者和专家的鼓励，但无论在学科体系、内容阐述和文字表达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缺陷，其中特别在外交学理论部分或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更感到不足。”尽管如此，由于有了这一教材，中国外交理论的学术主体性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沿着三个维度蓬勃展开。

一是中国特色的外交学教材建设。在早期杨公素先生的《外交理论和实践》与鲁毅先生带领下出版的《外交学概论》权威教科书基础上，各高校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带有教材性质的著作，比如黄金祺的《概说外交》、金正昆的《现代外交学概论》、姜安的《外交谱系与外交逻辑》、李渤的《新编外交学》和杨闯主编的《外交学》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外交外事知识丛书（包括《国际会议：策划举办参与》、《大使馆和外交官》、《实用领事知识》、《外交外事知识与技能》、《外事翻译》、《话说外交调研》、《外交谋略》、《怎样当驻外记者》、《现代国际礼仪知识》、《新中国领事实践》等都受到外交学院教材的影响，不同程度地补充和发展了外交学教材体系。2008年，由陈志敏、肖佳灵和赵可金撰写的《当代外交学》标志着外交学教材建设有了新的发展，这一教材从认识国内外外交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出发，将《外交学概论》的框架与当代西方外交学理论最新发展成果结合起来，侧重外交学基础研究和变迁研究，提出了一个涵盖外交制度、外交基本、外交发展和外交实践四个维度的较新架构，受到学界的重视。2011年出版的《外交学原理》在《当代外交学》的基础上，从外交学的理论、制度、过程和形态几个方面构建了自己的体系，将命题式的论述、历史性的延展和各家各派的认识结合起来，提供了一幅相对简明的系统画面，是一本面向研究生的教材。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93种重点编写教材中，外交学院承担了《外交学导论》的撰写，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推出中国特色外交学体系的最新成果。

二是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研究。中国是一个外交大国，不仅有丰富的外交思想，也有复杂的外交实践。近年来，关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民国外交思想和新中国外交思想研究蔚为大观，成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亮点。随着中央文献出版社关于中国领导人外交著述的出版，一些学者集中对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外交理论的整理与研究，比如裴坚章的《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裴默农的《周恩来外交学》、宫力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与实践》等。除了学界的研究之外，许多前外交官的回忆录也纷纷面世，为研究新中国外交提供了日益丰富的素材。最近的20年中，随着各项有益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改善，如外交档案解密制度的建立、外交回忆录、领导人重要外交文集、外交年鉴和外交辞典等系统出版，中国外交研究逐渐“走下神坛”，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就，尤其是在冷战史、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国外交案例等领域的研究，牛军、沈志华等学者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三是不断拓展新外交领域研究。随着中国全方位外交的拓展，中国外交研究领域也在向纵深挺进。近年来，学者们陆续推进了经济外交、多边外交、文化外交、公共外交、二轨外交、网络外交、媒体外交、城市外交等一系列外交理论新课题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充分表明，中国外交学理论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在开辟外交新领域研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开始从研究欧美日等其他国家的外交实践转向对中国自身外交实践的研究，在理论路径上将西方外交理论与中国外交案例相结合，努力探求解释中国自身外交的理论成果，已经呈现出一定的中国特色。当然，诚如张清敏所批评的那样，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仍然存在描述性多而理论化程度不高；对别国研究的深入客观，对自己的研究则政策性强、学术性弱，或者只研究其他国家，不研究自己；功利性太强，一旦某一方式成为热点，便蜂拥而上，缺乏理性、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等问题。不过，这些问题有待于逐步解决。

综上所述，我国外交学研究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尤其是随着更多的年轻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研究生培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外交学的研究在未来应有较快的发展。当然，这种乐观的看法是基于将外交学的现状与过去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从中国面临的外交需要和国内外交学研究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出发，中国外交学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空白点，发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学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 外交学的中国路径：学派与理论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外交研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后，在20世纪90年代渐成蓬勃发展之势，在欧美外交理论的影响下，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特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总体目标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推动中国外交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入了一个自主创新的新阶段，并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按照哲学基础、核心问题和研究重点划分，可以将当前国内外交学研究划分为三个学派（见表1）。

（一）传统派

受欧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在外交学领域存在着一种主导性的外交理论流派：传统派。传统派的哲学基础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传统派看来，一国外交面临的环境是无政府状态，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是外交面临的核心问题，国家实力是决定外交战略和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一个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必须重视积累实力，而外交谈判和沟通对于解决一国面临的外交问题是无足轻重的。一个国家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主要的是依靠国家实力，特别是硬实力、军事实力和强制性权力，相比之下，软实力、外交和劝说是次要的。对传统派学者而言，他们更关注大战略的问题，强调通过正确的战略设计比如强制性外交、战略博弈和结盟等来实现外交目的。

清华大学的阎学通教授是传统派外交理论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阎学通就致力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崛起的研究，他在《中国崛起及其战略》、《软实力的核心是政治实力》、《王霸天下》、《历史的惯性》等著述中认为，中国外交应该重视发展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在崛起冲刺阶段，要准备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采取更透明的对外政策，更注重与周边国家及欧洲国家的关系，注重提升国家的战略信誉，在战略信誉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采取经济利益服从于战略信誉的原则，中国在日渐强大的同时应该有两个选择：中国可以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但这意味着必须改变政治制度，成为民主国家。另一个选择是中国建立自己的系统，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的方向。显然，在阎学通教授看来，国家实力和战略信誉是一国外交最应该重视的方面，而在战略信誉问题上，它在《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当一国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效果，特别是建立国际规范的效果，具有重大影响，政治领导力强于其他国家的国家将会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因此，阎学通强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

北京大学的叶自成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也强调了现实主义的外交观。在1998年出版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一书中，全面考察古今中外地缘政治思想的基础，对中国稳定西北和拓展东南的地缘战略做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研究。随后，叶自成教授出版了《新中国外交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并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相结合，出版了《中国大战略》、《中国的和平发展：陆权的回归与发展》等具有现实战略关怀的外交理论著作，强调中国外交要以陆权为中心，提升国家战略影响力，叶氏成为传统外交派的代表性人物。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认为，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大循环，并制定中国主导的对外战略，才能实现中国与世界的双赢。其实，所有争论核心是如何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压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外交与发展的关系，外交不仅要服务发展、促进发展，更要依靠发展、赢得信誉。

在研究方法上，传统派强调扎实的历史考证、档案文献、当事人走访等。从选题来看，传统派重视两类选题：一类是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现实问题研究，并将此种现实性的战略问题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着力从历史解释未来。另一类是对某一具体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是一种“管中窥豹”的小题大做研究，比如北京大学的牛军教授和张清敏教授，他们两人都十分重视实证研究，牛军教授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等著述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外交实践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具有宝贵的历史学价值。张清敏教授则重视对外交学学科历史研究和当代中国外交问题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运用对外政策分析理论考察中国外交问题的研究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一种类似于中国外交“局内人”研究视角的学术流派。

（二）特色派

与传统派更多受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不同，特色派更多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刻影响。对特色派而言，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应该突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人做外交的国别特色，构建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其核心理论问题是处理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关系（politic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在早期，以鲁毅先生为代表，外交学院由于承担着向外交部输送外交人才的使命，在教学科研上更强调马列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和历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等研究，并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的梁守德提出了外交学的“中国特色”问题，认为中国外交学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中国国家权益服务，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引发了学界的热议。外交学院傅耀祖先生也认为，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外交学界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更强调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外交研究，比如杨燕怡认为，中国化的外交学的核心，就是总结提炼中国的外交实践，将中国的外交实践经验深化为理论。因此，关于强调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往往强调从不同角度总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和资深外交家的外交风格和艺术。

2008年，复旦大学外交学系的肖佳灵副教授发表了一篇相当有分量的论文，力主推进外交研究的“中国化”。她认为，当前国内外交学界对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研究资料、议题设置、话语体系、研究队伍、成果评判等方面都存在着向“洋”看齐的现象，忽视了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因此，她建议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与肖佳灵类似，同济大学的夏立平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有四个主要来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现当代西方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精华。其中，前两者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方向性和基础性的理论指导；后两者则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借鉴。为此，夏立平认为如何使这些重大思想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外交学中形成共同的知识平台，已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肖佳灵和夏立平不同，北京大学的朱锋则更看重中国的外交理论在“科学范畴”和“政治范畴”中进行创新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杨洁勉则更看重中国外交的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为基本框架，分析和建构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的主要框架由总体思想、战略思想和政策思想组成，今后的建设和创新重点将是确立与国际兼容的核心指导思想、充实和发展和谐世界理念、增强具有应用意义的理论指导等。中央党校的王红续教授则扩展了此种认识，提出了落实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基本路径，包括中国化、系统化、科学化和指导性，从外交本体、外交认识和外交过程来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更看重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行动导向”与“知识导向”功能，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不是为了构建理论而构建理论，而是为了指导中国外交实践，解决中国在当今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它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少包括三个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时代观、秩序观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秦亚青强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就使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目的性的特征，中国和平融入国际社会是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随后，他从国际关系理论切入，立足几千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经验，将关系置于核心位置，提出以过程本体、关系本体和方法论/认识论为基本内容的“过程建构主义”理论，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有了具体的理论结果。随着《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一书的出版，提出了“关系本位”和“过程建构”的思路，被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中国化的代表性成果，秦亚青也成为外交理论研究特色派的代表性学者。

（三）非传统派

与现实主义主导的传统派，马克思主义和建构主义指导下的特色派不同，非传统外交理论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社群，甚至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群关注“新外交”的学者。对非传统派而言，随着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外交关系不仅是国家间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涵盖国际社会间关系（inter-social relations），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外交理论的主要问题已经从国家间政治（Politic among Nations）日益转变为跨网络政治（Politics among Networks）。在这一跨网络政治中，尽管国家和职业外交机构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已经失去了对外交事务的垄断地位，大量非国家行为体走上外交舞台，包括跨国公司、媒体、智库、NGO甚至普通民众都成为新的外交行为体，出现了“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公共外交”、“非传统外交”等趋势，基于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日益增多，认为各种新外交行为体围绕的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尤其是在“第一夫人公共外交”上引起了学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王逸舟是非传统派的代表人物。早在2000年就开始致力于研究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的问题，他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将推动中国外交社会化转型。在对非传统外交研究的潮流中，最为强劲的是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直接刺激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特别是自2009年胡锦涛提出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之后，一大批论文和著作开始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公共外交学正在蓬勃发展。特别是随着《公共外交季刊》的创刊以及一系列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成立和公共外交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在关于公共外交的讨论中，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传统派、特色派和非传统三种观点的争论。一种看法是以外交部为代表的传统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的公众外交，是外交部对本国公众开展的外交沟通活动。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第二种看法是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陈昊苏会长为代表的特色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民间外交开启了公共外交的先河，因为民间外交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广泛交友，这种交友的活动也需要说明中国的形象，也需要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延伸，而中国的民间外交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第三种看法是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先生为代表的非传统派观点，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如何统一思想，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界定，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首要挑战。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分析工具多样，如何推动多学科有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随着公共外交在中国学界的兴起，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外交的议题，在国际外交学界称为“新外交”，比如政党外交、经济外交、能源外交、环境外交、科技外交、网络外交、宗教外交、智库外交、NGO外交、世博外交和非传统外交等。在这些研究之中，近年来开始沿着几个具体的领域向前推进。

一是侨务公共外交研究。中国侨联副主席朱奕龙在《加强研究，拓展侨务公共外交》一文中认为，侨务公共外交面临起步较晚、经验不足等问题，加强侨务公共外交研究十分迫切。金正昆和臧红岩探讨了侨务公共外交的概念，将其定位为一种非传统的外交形式，本质上是国家营销行为，并对中国族群外交面临的若干制约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王伟男在比较了侨务和公共外交基础上，对中国侨务公共外交的主要优势与障碍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赵可金、刘思如认为，中国应在加强侨务公共外交概念界定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探索鼓励华侨华人参与的新思路和新机制，制定相关政策在侨务公共外交的过程中维护华侨华人的合法权益，构建官民并举、统筹协调的侨务外交大格局。迄今为止，关于侨务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和需要，国务院侨办大力推动侨务公共外交研究，通过设立课题、组织研讨会等形式带动侨务公共外交的研究。

二是跨国公司公共外交研究。《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夏季号发表了一组讨论企业公共外交的文章，将跨国企业间接或者直接参与的公共外交活动，可以笼统地称为企业公共外交。然而，从这些文章的理论立场来看，仍然对企业外交或公司外交的提法十分谨慎，并不倾向于将企业看作是外交的主体，而是将其视作公共外交的载体。“外交载体论”成为当下中国学界对企业外交主流的看法，有学者据此认为跨国公司具有政治动员、议程塑造和信息沟通三大功能。赵启正在2013年出版了《跨国经营公共外交》，对跨国公司的公共外交研究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是城市外交研究。城市外交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新发展。最初，该主题的研究是由复旦大学的陈志敏教授和苏长和教授启动的，他们更强调城市外交的地方性，并提出地方外交的概念，认为应基于对外交的广义定义，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政策指导下所从事的对外交往活动视为中国外交的一部分，此即为“地方外交”。熊炜和王婕不同意使用“地方外交”一词，而是强调使用“城市外交”更准确，认为城市外交是指城市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政策指导下参与国际交往的活动。杨勇的界定与之类似，认为城市外交是国家外交的延伸，具有宪政上的非主权性、战略上的补充性、权力上的有限性、行为上的中介性、职能上的社会性等特征。《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春季号还刊发了一组文章，强调城市外交对于公共外交具有重大意义。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如何定位和评估城市外交的潜力，特别是如何处理城市外交与国家外交的关系，成为学界热烈争论的话题。熊炜认为，城市外交正在慢慢变成一种国际习惯，城市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之间是多样性的统一关系。因此，主张以多元、多层和多形式的视角看待城市外交，从不同的层次建立起对城市外交的分析框架，使之具有丰富的内涵。赵可金、陈维认为城市外交既是世界城市发展的需要，也是外交社会化的必然产物。城市外交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推动外交制度转型，特别是如何在总体外交体系中为城市外交确定一个合适的位置。显然，中国学界更能接受城市外交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并试图将其纳入总体外交的轨道之中。

四是人文交流和人文外交研究。在公共外交中，人文交流占据很大的分量，但对人文外交的理解还存在许多争议，关于人文外交的内涵和特征还莫衷一是。在学界，传统上，人们研究人文交流现象时更倾向于使用“文化外交”概念。如胡文涛认为，“文化外交是政府或者非政府组织通过教育文化项目交流、人员往来、艺术表演与展示以及文化产品贸易等手段为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相互理解与信任，构建和提升本国国际形象与软实力的一种有效外交形式，是外交领域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支柱”。这一概念在学界虽然界定不一，但基本上大同小异，都是强调外交中人的重要性和文化的重要性。

当然，上述对中国外交理论学派的划分，是为了理解中国外交理论研究特点而做的区分，事实上中国的外交学理论研究还没有形成成熟的学派，很多学者在研究取向上的划分也并非壁垒分明。不过，由于对外交的理解不同，中国外交理论研究学者的确正在沿着三个方向发生分化组合，其最核心的差异在于如何认识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外交变革，传统派一般不认为全球化的外交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特色派则更强调与中国文化和文明体系的对接，非传统派则认定一种新的外交形态正在产生。由于路径的差异，三个学派的差异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鲜明。

四 中国路径及其可能性

（一）中国外交理论总体评价

回顾中国外交学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历代外交学人在夹缝中艰难前行，既面临着海外的各种思想观点、理论学说和学术流派的冲击而被裹挟前进，也面临着中国外交实践中的诸多挑战而无法抑制报效国家的家国情怀。此种夹缝中求发展的学科生存状况，决定了外交学在中国命运多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外交学更多受到欧洲学派的影响，注重国际法、外交机构和谈判等“法国体系”（French System）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影响，注重革命、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理论研究，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影响，越来越重视国家利益、综合国力和战略设计，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者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和实践需要，努力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取得了积极进展。

然而，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互动的日益深入，在检讨中国外交学学术史的时候，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呈现在人们面前：中国外交学界在引进、评介和发展欧洲、苏联和美国外交理论时，很难看到扎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土壤的真正中国外交理论成果，中国外交学的学术自主性程度较弱。这一问题如不解决，不仅外交理论不能满足中国外交实践的需要，百年后中国外交学术史除了西学东渐之外，几乎没有笔墨可及其他。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提出了建立新中国外交学的任务，认为新中国外交与以往的旧中国外交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们虽然可以翻译几本兄弟国家如苏联的外交学，或者翻译一套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但前者只能作为借鉴，而后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来看，是不科学的。唯有经过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整理的，才算是科学。从前者我们可以采用一部分，从后者我们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但是现在还做不到。”显然，六十年后的今天，这一任务仍然还不能说已经完成。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外交学术史表明，学者在研究中国外交时，不免会援引国外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对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却出现解释不通和预测失灵的问题，那种撇开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生态而机械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对中国外交理论研究没有太大意义。尽管早就有老一辈学者提出对国外理论采取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态度，但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却十分艰难，尽管很多学者都相信经过努力最终能够构建一套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实现外交学理论中国化的使命。

尽管实现外交学理论的中国化是贯穿始终中国外交学发展的主线，但在学界也还是有着不同看法的。一些学者质疑是否有必要将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学术目标，因为理论是对特定社会现象的解释，根本不存在某一国家的独特理论。也有学者认为外交本身是一种科学和艺术，是否构建中国化的外交理论没有多大必要。事实上，无论是支持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还是持反对意见的学者，核心是对外交理论的理解不同，有学者区分了中国人对理论的两种不同理解，即解释性的理论和指导性的理论，在西方语境下的外交理论更多是解释性的理论，而中国语境下的外交理论则更多是指导外交实践的理论。因此，张清敏建议将西方外交理论、思想和中国自古代以来的外交理论、思想结合起来，从文化和哲学的高度抽象出理论化的体系和框架。不过，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才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张清敏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无论是否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作为一个目标，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各种解释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外交提出了种种解释，比如“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过于自信论等，而且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外交行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果中国外交学界不能在外交基础理论层次对中国外交实践做出明确回答，就会失去外交理论乃至对中国外交实践的话语权。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即便不是一个提升理论解释力的学术目标，也是一项增强实践指导性的外交事业。

（二）外交理论中国化

然而，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并不是为特色而特色，而是借鉴解释性理论的做法，将解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外交现象作为基础，在把握一般外交规律的基础上推进外交理论中国化，从整个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层出发，将中国外交实践与世界外交理论相结合，为解释外交现象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具体来说，要坚持两个基本方向。

一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以世界外交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前提，不可能违背世界外交的一般规律。相反，外交学的中国化，首先必须以主动接受和适应现代外交学的一般规律，在超越“西方中心论”和“中国中心论”两种理论倾向基础上，构建中国外交学理论体系。

就学科性质而言，外交学应被视为一门兼具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学科，以外交行为及其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现代外交学虽然产生于西方，以西方外交实践为研究重点，但西方外交学的研究并不仅限于西方，随着欧洲国际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而传播，现代外交学致力于研究制约世界各国外交一般规律，外交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和相关理论也并非仅仅锁定西方外交实践。同样，要推动外交学中国化，必然会强调以中国外交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又要避免仅仅研究中国外交实践。作为当今全球外交体系整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交学中国化首先要以研究全球外交体系的普遍规律为基础，借鉴和吸取西方外交学的有益成果，不能搞另起炉灶，中国不可能违背为整个国际社会所约定俗成的一般外交规律。

当然，学习和借鉴西方外交规律并非是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分析，吸取西方外交学中一些教训。比如欧洲外交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将欧洲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外交规范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推广，甚至推行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应该扬弃的。再比如美国外交学中强调仅仅依靠实力来办外交，在国际外交实践中推行霸权战略，搞结盟对抗、双重标准、分而治之等外交，产生了很多的教训。对于这些方面，中国外交研究必须敢于批评，善于批评，为世界外交理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对世界外交理论做出较大贡献。同时，须知西方外交理论并不等于世界外交理论，除西方外交理论外，还有伊斯兰世界、印度、拉美、非洲等众多国家和文明的外交理论，对这些非西方的外交理论都要虚心学习和借鉴，使之融入中国外交理论之中。

在推进外交学中国化中，要竭力避免两种错误的理论倾向，既要避免以西方外交理论为指导，深陷“西方中心论”、“美国例外论”而不能自拔，也不可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国中心，迷失在“中国中心论”的丛林中。正确的路径是将世界外交规律与中华文明结合起来，以全球视野和开放心态研究和评价外交，不以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外交经验为学习和效仿的中心，对欧美外交经验、发展中国家外交经验、新兴经济体外交经验和中国外交经验平等看待，将中国外交放在全球外交的时空背景下，把中国作为一个普通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产生中国的外交理论。

二是外交学中国化，必须坚持立足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从中国国家需要出发，努力探索中国视角、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

恩格斯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的外交学发展，必须明确中国国家的需要，并努力满足此种国家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一个持续快速发展，并且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将在全球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外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对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这些问题，世界在关注，中国外交理论也需要思考和探索。2012年11月29日，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明确提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引发了各方面的热烈讨论。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当选国家主席后的讲话中对“中国梦”做出了进一步的解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同时，习近平认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将“中国梦”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结合在一起，成为新时期中国治国方略的核心理念。显然，“中国梦”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理论必须围绕的中心，它不仅决定着中国外交理论的方向，更决定着中国外交道路的方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期中国的最大的国家需要，反映着中国外交实践的顶层设计，也意味着可能会形成系统的外交理论。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保持了历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形成了独特的“天下观”,在外交上积累了丰富的王霸天下经验。中原华夏始终保持强大和繁荣，此种泱泱大国心态基础上的中国与世界关系主导了中国古典外交文化。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的兴起和扩张，中国经历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周遭列强虎视中华，中原华夏几无招架之力，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被全球化”和“被国际化”的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等逐渐汇入中国近代外交文化，成为刺激革命外交的文化诱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等观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最鲜明的特征是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随着“中国梦”的提出，要求将中国外交深深扎根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土层之中，与中国传统结合起来，把根扎在中国，为解决复杂的国际国内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探索一种具有中华民族个性的外交理论。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时指出，“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道路很重要”，“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这一判断指出了中国外交理论发展的方向，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具有相对独立和成熟的文明体系，中国学习和接受现代外交学不可能彻底丢掉老祖宗，不可能抛弃中国传统外交实践所积累起来的处理对外事务的民族之根。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外交理论需要牢牢扎根中华文明土壤，沿着外交转型的主线索，积极开展创新性研究，不断把中国外交理论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外交理论体系，为世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动，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因此，中国外交学要把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结合起来，从大量的对外关系研究和对外政策研究的误区中走出来，从事中国外交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运作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外交研究的领域和覆盖面，逐渐积累起一整套体现中国国家利益需要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亦即形成处理国际关系事务的中国路径。也只有形成中国外交理论的中国路径，才能在国际学术界真正建立中国的外交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