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度尽金针

在清代的《西厢记》评本中，以“度尽金针”为评点意图的代表性评本是朱璐《朱景昭批评西厢记》和戴问善《西厢引墨》。这个评点意图的诞生，仍然要追溯到金圣叹《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因为在《西厢记》评点的范畴内，“度尽金针”这个术语的首次出现就是在金本卷首《读法》的第二十三条：

仆幼年最恨“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君”之二句，谓此必是贫汉自称王夷甫，口不道阿堵物计耳。若果知得金针，何妨与我略度？今日见《西厢记》，鸳鸯既绣出，金针亦尽度，益信作彼语者，真是脱空谩语汉。

这段文字采取比喻的方式，将《西厢记》这部成功的文学作品比作美丽的鸳鸯绣品，而将营构出精彩文学作品的艺术方法比作刺绣针法。金氏提出此论的背景，乃是之前的《西厢记》评点者多以赞叹作品优秀为主，却没有清楚地解释作品是怎样优秀，又何以优秀。金氏因此着力填补此空白，其对作品艺术奥秘的详尽阐释也成为整个评本最出彩之所在。如果说“承载自我”是金氏评点《西厢记》的意图，那么“度尽金针”便是他实现此意图的有效手段。

金氏对“金针”的探寻是承继着明人进行的。我们曾在绪论中指出，在明末的《西厢记》评点中出现了一个有意味的倾向，那便是开始把作为戏曲剧本的《西厢记》与地位崇高的正统文学相联系。例如，槃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之《玩西厢记评》认为剧本与《四书》和《五经》“并流天壤不朽”, 《徐文长先生批评北西厢记》之李廷谟跋云：“或有人诮予曰：‘经术文章顾不刻，何刻此淫邪语为？’予则应之曰：‘要于善用善悟耳。子不睹夫学书而得力于担夫争道者乎？’”即使是站在曲学立场来评点《西厢记》的凌濛初，也在其评本《凡例》中说：“是刻实供博雅之助，当作文章观，不当作戏曲相也。”在这些将《西厢记》的评点方向推离民众和戏台的言论逐渐出现的同时，叙事也日益成为评点者的兴趣所在和考察重心。这种方向和路线在金圣叹手中无疑得到了一种飞跃性发展。金氏彻底将戏曲文本当作《左传》、《庄子》、《史记》以及唐宋古文一般的文章来解读，同时结合八股的思维，从构思、行文等角度集中探讨作品的写人叙事艺术。他一方面以鉴赏的视角细细剖析其中的艺术之美，另一方面着力于提出许多中肯可行的读写技法，如“灵眼觑见，灵手捉住”、“极微”、“那辗”、“狮子滚毬”、“烘云托月”、“月度回廊”、“移堂就树”、“羯鼓解秽”等。这种带有鉴赏意味的创作技艺探求，使金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堪称叙事文学创作的指导书籍。对《西厢记》评点而言，这是前所未有的进步。因此，金本的流布迅速而持久，拥有了巨大的读者量。它似乎向后人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知道，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戏曲文本也可以有这种正经而实在的用途。于是效慕者纷起，并日渐丢弃鉴赏而功利地奔向技法剥析，“度尽金针”的评点意图由此出现。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朱璐差不多就属于这第一批效慕者。

在朱本的卷首，朱璐放置了一篇由自己撰写的《西厢记序》，其中有段文字对我们考察他评点《西厢记》的意图颇有帮助：

近阅吴中改本一帙，逐段注解，逐篇评论，立意命词，大都宗南华、御寇，而才分有未逮焉者。使得良师友磨砻陶铸之，几登作者之坛。惜其任以己意，尽将原本割裂改涂，每一展看，肠欲为呕，目欲为眩……然其一番评注苦心，议论风生，煞有可观，不容泯没。予因特检原本，取其评注之得当者，另录一编，间有缺略散漫者，附以臆见，稍为增损，使览之者如疏决河堤，悉遵故道，如摆设棋枰，复安成局。又取明季诸先正各本，凡评论之有裨于文艺者，汇录焉……作《西厢记》读之可也，作《左》、《国》、《子》、《史》读之，无不可也。彼不知读《西厢记》者，即不能读《左》、 《国》、 《子》、 《史》者也。善读《左》、《国》、《子》、《史》者，必能日取《西厢记》一倡三叹者也。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朱璐受金评的影响很深。在他的认识中，《西厢记》是和《左传》、《战国策》、《史记》和诸子之文性质相同的文章。他在金圣叹之后，采取以选录金评为主，皆采众家之长的方式来评点《西厢记》，纯粹是为“有裨于文艺”。而“有裨于文艺”的内涵在他这里并不宽泛，这从其序言之后提纲挈领的《读西厢记法》即可看出：

作文最忌手拈一题，前半是此意，后半亦是此意也；手拈两题，前篇是此意，后篇亦是此意也。如掺执歌板，捱门弹唱，总不脱【驻云飞】一套，极为可厌矣。《西厢》必变幻莫测，不使重复雷同。

作文最忌题是此意，而文亦止此一意也；题有此意，而文反失此一意也。如胶柱鼓瑟，如刻舟求剑，牵缠粘滞，读之徒增烦闷。 《西厢》必翻腾开拓，另辟生面。

作文最忌字句鄙俚也。如月露风云，固属浮靡可厌，若杜撰牵强，亦足贻笑大方。《西厢》必出语矜贵，落笔典重，雄伟苍秀之气，迥异诸书。

作文最忌起势不张也。如韩淮阴之登坛对，如邓高密之仗策言，如诸葛忠武之陇中计，矢口而谈，便探骊珠。故起势得则通篇觉增神彩，起势失则通篇便减气色。《西厢》每于起处必有怒涛峻岭之势。

作文最忌余勇不劲也。如千岩必拱绝巘，如群川毕赴大海，将阁（应为“搁”）笔时而能恣意飞翔，斯为文家妙境。《西厢》每于篇终曲尽淋漓之致，使笔酣墨舞。

作文最忌中气不充也。如山游者转入谷口，而划然天开；如溪行者适逢水尽，而蔚然云起。若首尾结构，而中无纵横穿插之妙，如潢污坑阜，复何可观？《西厢》每中一篇，务令峰回路转，使人应接不暇。

与金本洋洋洒洒的八十一条《读法》相比，朱本《读法》的篇幅已相当短小。这是因为朱本需要关注的内容本来就比金本要单纯许多，如何作“文”——打造什么样的作品结构，以及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成为朱本唯一关心的内容。金本之中对“淫”的纠结和力辨、对评本之于作品原创文本的独立性注重等，皆已消失不见。而就文本中朱本对金评的具体选录情形来看，除去上述内容，金本中那些感性的借题发挥内容、鉴赏性内容，以及从创作者心理的角度来研究创作的内容，朱氏也不予选录。由此可以看出，“度尽金针”在朱本这里已经完全变为一种评点意图，并且成为一种内涵明确的、狭义的意图，即挖掘作品所使用的写作技法，以用于指导那些在文章写作上有所希冀的人们。

经过金本的昭示和朱本这类评本的进一步点明，《西厢记》可资文章（特别是正统文章）写作借鉴的功能已经相当明确。“度尽金针”的评点意图由此得以以更加细化和更加专业化的面目继续出现在清代的《西厢记》评点中，这便是戴问善的《西厢引墨》。

戴问善此书的书名实已昭示了该评本的评点意图。“引”即援引；“墨”即绳墨，引申为法度准则。“引”、“墨”二字合于一处，正表明评者欲从《西厢记》这部典范作品中援引写作之法度。而究竟是要用于指导什么文体的写作呢？戴氏自序中已经说得相当明确：

为子弟者，教以通文义，而能禁其不读《西厢》哉？因取而与墨选杂置之，为之标其关键节目，指其起结伏应，清其脉络气机，何处相对，何处相映，间亦示以理趣，期与墨卷相发明。题曰《西厢引墨》。俾知虽淫艳之词，有理有法，上通乎《史》、《汉》，而下有益于应试之文。务以分读者之目，而移其心。

“墨卷”即“应试之文”，也即八股文，由此，戴氏是要从对《西厢记》写作技法的解析中找到可资八股文写作借鉴的相关诀窍。戴本也因此成为《西厢记》评点史上罕见的专为应试文写作服务的评本。作为“小道”的戏曲剧本竟然实实在在地成为当时最冠冕堂皇的文章的写作指导教材。如此绝妙现象的出现，当然是金、朱等一代代人坚持不懈、苦心经营的结果，但也和《西厢记》本身的文学特性有一定联系。

八股文形成于中国特定的语言文字背景和中国人特定的思维背景中，其中糅合了中国各种文学成分的特征，因此八股其实具有不少和其他文学样式相通的特性。就戏曲而言，其叙事章法、代人物立言的叙写方式以及语言音韵等诸多艺术特征都和八股具有共通性。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看出了这一点，比如王骥德《曲律》卷三即云：“套数之曲，元人谓之‘乐府’。与古之辞赋，今之时义，同一机轴。有起有止，有开有合。须先定下间架，立下主意，排下曲调，然后遣句，然后成章。……务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而徐渭《南词叙录》的“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乃是从反面指出了二者的交结。贺贻孙《激书》卷二《涤习》则又载有汤显祖以《牡丹亭》教授黄君辅时文的正面事例。人们在将戏曲与八股并提时，《西厢记》就属于他们最喜欢举的例子。比如李延昰《南吴旧话录》卷十一《规讽》载明人陆文裕指示廖同墅读《西厢记》以提高时文水平之事；吴乔《围炉诗话》也云：“自六经以至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也。元人就故事以作杂剧，始代他人说话。八比虽阐发圣经，而非注非疏，代他人说话。八比若是雅体，则《西厢》、《琵琶》不得摈之为俗，同是代他人说话故也。”由此，《西厢记》可资八股借鉴的观点实自明代即有，而金圣叹和朱璐的评本无疑促使这种认识变得更加体系化，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将《西厢记》与八股联系，而只是指出它和前贤的古文典范极具相通性，但古文和八股本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古文所重视的“起承转合”结构思维也正是八股修习的重心之一。因此，当他们那到处都贯穿着这种思维的评本在一个八股取士的时代开始了流播，可以想见那曾挑动了多少士子敏感的神经。钱钟书《谈艺录》载清人张诗舲曾自言举业得力于《西厢记》。张氏为道光年间人，当时的《西厢记》传播领域早已为《第六才子书》霸据，对张氏的八股写作起到巨大启发作用的，极有可能就是金本。由此，戴氏《引墨》的问世，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中实在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文学现象，它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西厢记》在读书人特别是应举者心目中主要是一种怎样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