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再通胀主义走向历史的前台

所谓通货再膨胀（Reflation），一般是政府为避免通货紧缩而刻意采取的措施，它从维护经济支付体系的流动性出发，通过货币、财政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刺激需求，控制价格水平，预先制止萧条的可能性。日本的再通胀政策，是在托马斯·萨金特、彼得·特明等人针对理性预期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岩田规久男等针对1929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大萧条治理的经验和启示，形成的通货紧缩治理的新模式。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陷入长期的通货紧缩，部分学者对日本银行操纵10多年的货币政策及其成效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要彻底摆脱通缩，应继续维持零利率、量化宽松的金融政策，设定通胀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再通胀主义的主张从未被采纳过，并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但是，正是由于这种非主流的地位，使10多年来站在主流的“日银理论”对立面的学者不断地站到了这个队伍当中，形成了所谓的再通胀派。10多年来，再通胀派的队伍也不断得到壮大，许多日本国内知名的学者都加入了这个行列。如担任安倍内阁官房参事的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滨田宏一，静冈县立大学教授本田悦朗，学习院大学教授、后任日本银行副行长的岩田规久男，嘉悦大学教授高桥洋一，专修大学教授野口旭，早稻田大学教授原田泰，等等。

泡沫经济破灭后，1999年2月，日本决定实施史无前例的货币政策，将银行同业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目标设为0.15%。同年4月，继续下调到0.03%，扣除相关手续费用，日本进入零利率政策时期。但是，零利率政策并未在刺激投资、消费、净出口等方面发挥其效果，也并未使日本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这也使得日本银行从2001年3月开始，在利率无法继续发挥杠杆作用的情况下，考虑将公开市场操作目标由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转向金融机构在日本银行的经常账户余额，正式采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2006年3月，日本银行解除量化宽松。同年7月，日本银行正式解除存续7年之久的零利率政策，但是这次政策退出效果并不明显，政策退出的时机也备受争议。尤其是日本通货紧缩的持续，使这次政策退出成为再通胀主义抨击日本银行不作为的重要依据。

这次政策退出，也间接地使再通胀主义迎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那就是时任小泉内阁的官房长官、后担任首相的安倍晋三逐渐接受了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2006年，在经济出现回暖的时候，日本选择退出宽松的金融政策，安倍晋三事后曾经表示“在经济尚未好转的情况下，央行的政策退出，实质上对摆脱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复苏萌芽起到了扼杀的作用”。结束量化宽松政策后，他发现量化宽松政策只能“缓解”通缩，却不能使日本从通缩中彻底走出来。量化宽松政策并没有引起物价上升，这次经验与教训也促使安倍晋三开始主动接触当时反对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再通胀派，并逐步接受了再通胀派的主张，即认同两个观点：一是日本银行量化宽松政策并不彻底，二是作为央行的日本银行存在着“不作为”。2012年12月，自民党在新一轮的众议院选举中夺取了政权。向再通胀主义学说主动靠近的安倍政府的成立，使得再通胀派的主张首次作为可以尝试的良方而走到了前台。在安倍政府认定主导日本多年的“日银理论”不能有效解决日本通货紧缩的前提下，安倍政府决定利用再通胀政策这一猛药，推行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解决困扰日本多年的通货紧缩，进而实现日本经济的振兴。

基于再通胀主义的学理逻辑，在货币政策上，安倍政府在实现由“白”（白川方明）到“黑”（黑田东彦）的日本银行总裁变更之后，实施了“质和量的货币宽松”政策，其内容包括：设定2%的通胀目标，将货币政策操纵目标从利率转向基础货币，大举购入长期国债，延长购入国债的期限，并确保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之前实行无限量的货币宽松政策，摒弃控制国债规模的银行券准则。在财政政策上，安倍政府采取将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与2013年度的补充预算合并为史无前例的“15个月预算”、推出“国土强韧化”计划、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