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与讨论

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再生产指标，本章揭示了与中国人口继续保持惯性增长的表面现象所不一致的内在发展趋势，即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省级层面，人口再生产均已呈现并在过去的10年间保持了萎缩的模式。与越来越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结合，这意味着中国人口在耗尽过去几十年间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之后，将步入人口衰减的轨道。届时，即使提升生育水平或生育水平恢复到更替水平以上，近几十年来所累积的人口减少惯性也将发挥作用，使人口继续缩减下去，而很难出现人口零增长的理想状况。

在本研究涉及的31个省区市均呈现人口萎缩再生产的基本形势下，2000 ～2010年的10年间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口衰减态势甚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人口衰减趋势则进一步加剧，整体表现出区域差异缩小的局面。与此同时，平均世代间隔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呈现“晚育少生”的整体局面。

聚类分析发现2000～2010年北京、广东等地区在普查数据上已经呈现“极晚育极少生”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而西藏人口在保持较高的平均世代间隔的同时，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10年间变化迅速，从2000年的0.82和－6.53‰变为2010年的0.48和－24.93‰。以上区域的人口发展态势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和评估。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再生产模式尤其是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指标意义是在封闭人口条件下，人口按现有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长期发展下去的结果，区域间的人口迁移流动会改变各地区的人口再生产形势，生育率和死亡率模式的改变也会对人口再生产的内在趋势产生影响。

本章直接使用了未经调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影响。普查数据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也提出了众多的调整方法和重新评估结果，但目前仍缺乏公认可信的对两次普查尤其是各区域相关的调整后数据。以下简要分析数据质量可能对结果的影响。

首先，中国的女婴比例受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较正常水平（105的出生性别比水平下女婴比例为0.488）偏低。2000年和2010年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女婴比例分别为0.461和0.459，本研究涉及的31个省区市的女婴比例均低于正常水平。但有研究指出普查中的出生女婴可能存在漏报，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可能没有数据显示得那么高（翟振武、杨凡，2009）。因此，未排除漏报影响的数据中女婴比例可能较真实水平偏低，进而可能会低估真实的人口再生产指标。

其次，在两次人口普查中都存在婴儿死亡漏报及低龄人口的死亡漏报现象（崔红艳、徐岚、李睿，2013；黄荣清、曾宪新，2013）。笔者利用公布的汇总表数据资料进行全国及各地区的女性生命表计算时，从明显偏高的平均预期寿命指标中（直接数据计算得到的2000年和2010年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75.04岁和80.68岁）也发现死亡漏报现象在各地区应该都普遍存在。尽管缺乏有力的证据进行适当调整，但死亡漏报无疑会使婴儿死亡率和低龄人口死亡率被低估，使其存活概率被高估，进而使净再生产率指标被高估。

最后，作为人口再生产各项指标基础的总和生育率或妇女年龄别生育率指标的真实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界争论的对象，由于出生漏报的存在，普查数据结果被认为偏低（于学军，2002；梁中堂，2003）。翟振武（2008）利用调整到1.8的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中国2000 ～2006年的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为－9.2‰，而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008）利用未调整的生育率计算得到的同时期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数值则在－18‰左右。因此，未排除漏报影响的数据中年龄别生育率可能较真实水平偏低，从而可能会低估真实的人口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指标。

上述三个数据因素对人口再生产相关指标的影响有高估有低估，总体影响可能是低估了人口净再生产率和内在自然增长率指标，对于平均世代间隔指标的影响则不易判断。数据因素对各省区市人口再生产相关指标的影响可能不尽相同，取决于省级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即便如此，结合以往文献研究结果，我们认为数据影响并不能改变中国人口内在发展已呈缩减趋势的整体格局，尤其不能改变晚育的普遍性乃至“极晚育”现象已经出现的事实。

人口再生产达到并稳定在更替水平是人口发展的理想模式，也是我国人口控制政策的目标。旨在控制人口迅速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已经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使中国人口增长不仅“急刹车”，而且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以负增长惯性的方式进入人口缩减的轨道。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越低，持续的时间越长，形成的负增长惯性也就越大，会对中国未来的人口产生目前仍难以估量的影响（王丰、郭志刚、茅倬彦，2008）。虽然中国各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仍存在较大差距，但在人口内在负增长惯性方面目前已达成一致，且21世纪前10年区域间的人口再生产水平差异整体趋于缩小，平均世代间隔整体不断扩大。对欧洲人口再生产惯性方向转变的研究发现，晚育和少生是导致低生育率的两个最主要因素，不仅会诱使未来人口缩减，也会促使人口结构老化，相应的政策主张是应采取措施影响人口趋势尤其要阻止越来越晚的生育趋势（Lutz, Brian and Scherbov, 2003）。以“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为核心内容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目前仍在控制人口的方向上发挥作用，与之相对应的是不足1.5的总和生育率和推迟至近30岁的平均初育年龄。尽早认识到中国人口再生产惯性的特点，采取及时有效的合理措施，未雨绸缪，将有助于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并为中国的整体发展奠定良好的人口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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