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口流动和迁移已经成为人口形势的主导因素

我们知道，人口的变动取决于三个因素，即生育、死亡、迁移；或四个因素，即生育、死亡、迁出、迁入。其中，生育和迁入是两个“进入一个人口”的入口，使人口增长；死亡和迁出是两个“退出一个人口”的出口，使人口减少。在人口变动中，这几个因素所产生的影响最终决定了人口的走势。但是，在不同的人口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是不同的，在人口变动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也是不同的，在同一个人口的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因素也在不断变化。

生育、死亡、迁移在人口转变的不同时期对人口态势的作用是不同的。人口转变初期，人口态势主要以死亡率的下降为主；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生育率的下降成为人口态势转变的主要驱动力。当死亡率和生育率都已降到较低水平时，人口的迁移流动必然会在决定人口态势的全局中扮演中心角色。

中国人口大体上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过去的60年粗略地归结为：第一个20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人口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力量；第二个20年（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主要以生育率的下降为主导；第三个2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口的死亡和生育对人口走势的影响都越来越弱，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市化越来越成为主导人口走向的重要因素。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全国和各地的主要数据公报（国家统计局，2011b）虽然简要，但仍可以看出人口形势变化的一些端倪。比如，全国的公报报告过去十年的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到0.6%，反映了在死亡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生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增长几近趋于零。号称人口大省的四川在过去十年中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近300万，年均增长率居然是－0.35%（四川省统计局，2011），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现象。这当然不是由于四川在这十年中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而是大量农民向外流动造成的。贵州省也出现类似的人口负增长，十年减少了50万人，年均增长率为－0.14%（贵州省统计局，2011），这同样不是由于出生人数少于死亡人数，而是人口大量外迁所致。中部人口大省河南省，十年里人口增长不到2%，年均增长率比全国低很多，只有0.16%（河南省统计局，2011），这当然也只能用大量的人口向外流动来解释。广西的普查公报（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局，2011）是很独特的，与其他省份的普查公报不同，不仅包括了“常住人口”，还有一个“总人口”。总人口是所有在普查登记时有广西户口的人。十年中，广西常住人口增加100多万，而总人口增加400多万。如果我们假定在广西的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比重不大，那么表明有几百万有广西户口的广西人实际上并不在广西而是在外流动。上海市的公报更有意思，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在过去十年中居然下降了1.34%。在上海这样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大城市，老年人口比重竟然下降了，唯一的解释是包含在常住人口中的外来人口中年轻人口居多，因而稀释了上海人口老龄化的严重程度。北京的情况没有上海明显但也相似，老年人口比重在十年中仅增加了0.3%，即几乎没变化，当然也是大量外来年轻人口流入的缘故。

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习惯，即认为人口形势主要取决于生育形势，因此，当要了解一个地方的人口形势时，首先关注的就是当地的生育形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人口流动仍被看作“非常态”的情况，但是，当前面临的人口形势表明，一个地方的生育状况对当地人口形势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而人口流动已经越来越走向了人口舞台的中央，人口迁移已经超越生育与死亡，成为主导人口趋势的决定性力量。忽略了对人口流动和迁移的认识，我们几乎不可能对其他有关的人口现象（包括人口增长、生育水平、生育行为、人口老龄化、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客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