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色与实践探索》：强军谋胜的军事哲学——论习近平对邓小平军事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毕京京[1]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军事哲学思想，谱写了富有创见的军事战略思维新篇章，开辟了当代中国军事哲学发展的新境界。概括起来，习近平同志的军事哲学思想主要有：强军本质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军事价值论——能战方能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战略创新论——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的胜算；因势变革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制胜规律论——把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
【关键词】习近平军事哲学 国防和军队建设 哲学思维
“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道，即规律、本质。掌握战争之道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是哲学思维。以哲学思维研究战略问题，是战略研究的最高境界。钮先钟认为，战略研究有四种境界：历史境界、科学境界、艺术境界、哲学境界。[2]哲学境界为最高，原因在于它能够“超凡入圣、学究天人”，更好地把握战略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是我党我军在军事领域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可谓是“认识之认识、方法之方法”[3]。毛泽东同志1936年提出军事辩证法的概念，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之先河。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实践中，不断推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与时俱进，实现了当代中国军事哲学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坚持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特别是党的几代领导人军事哲学思想，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运筹战争和军事问题，释放出强军兴军的创造性能量，谋取了与国相称的战略主动。其军事哲学思维视野开阔、察古鉴今，融战略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于一体，谱写了富有创见的军事战略思维新篇章，开辟了当代中国军事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强军本质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军事哲学的重要功能在于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本质要求、不懈追求。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后，基于对世界战略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对军队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根据我国国情和军情，明确提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4]的总目标，揭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军队发展的必然规律。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强军梦的本质属性，就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为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注入了新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强军目标抓住了军队建设的要害，阐明了强军的本质，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揭示了军队发展必须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这一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价值属性，揭示了军队发展必须以实现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揭示了强军必须与时俱进回答时代重大课题的基本要求；具有鲜明的实践属性，揭示了建设强大军队必须坚持全面发展的客观规律。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梦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说就是强军梦。”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中国自古强调富国与强兵的辩证统一。《商君书·壹言》说：“故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富国不等于强国。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32.9%。然而，“量大”不等于“强大”，“肥胖”不等于“强壮”。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坚船利炮”，以几十艘舰船、几千士兵击败了拥有80万大军的清王朝。富裕而脆弱，所以横遭欺凌。军事不仅是大国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发展的保底手段，而且是维持或争取国际战略优势的强大支撑。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反复强调，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努力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这些重要论述阐明了富国与强军的辩证关系，明确了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制高点和根本着眼点。
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但前进道路绝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新兴大国崛起，势必面临“安全困境”。面对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习近平同志强调，最关键的是要高度警惕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高度警惕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高度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三个高度警惕”明确了我们的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是为了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和战略底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强军目标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是十八大以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强军目标总结了我们党建军治军成功经验，考量了国际战略形势和国家安全环境发展变化，也着眼于解决军队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了加强军队建设的聚焦点和着力点，拎起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纲，是强军兴军的总方略。习近平同志重温邓小平同志的重要思想，深刻指出，他一直在思考邓小平同志说的“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这句话。军队的样子就是要坚决听党指挥，要能打仗、打胜仗，要保持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三条决定着军队发展方向。习近平强军目标的重要思想，引领全军铸魂、砺剑、强基，显示出巨大指导作用。
军事价值论——能战方能止战，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军事和战争价值问题是军事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中国军事哲学历来主张“以武止戈”“以战止战”。1981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尽管我们要争取和平，但对战争始终要保持警惕。”[5]因此，他告诫大家“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6]。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深谋远虑的军事战略思维品质。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他还指出，我们不希望打仗，但只有我们有准备、有强大军事力量、有打赢能力，才能从战略上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以武止戈”的目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中国军事鲜明的价值取向，与邓小平同志的军事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顺应世界大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内生规定”。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明代郑和船队七下西洋，带往国外的是瓷器和丝绸，并没有利用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去建立殖民地。中国历史上战争不少，但大多是作为实现或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民族融合的手段，在近代又是反抗抵御西方列强侵略的自卫手段。在中国漫长历史中，找不到像日本《明治遗训》、德国《德皇雄图秘著》、俄国《彼得一世遗嘱》那一类具有侵略扩张传统的文字、文书。中华民族的细胞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当今世界，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突出特点是乱象纷呈。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铸剑为犁依然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面临的挑战和考验前所未有。西方敌对势力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战略遏制和围堵。我国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大国地缘竞争、军事安全较量、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日益凸显，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加紧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炮制“空海一体战”，加强对我国正面的兵力部署和战略监测，承诺将与日本协防钓鱼岛，怂恿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与我死缠烂打；干涉中国内政，对台军售，支持“台独”“藏独”“疆独”，插手香港事务。当前，中美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其实质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如果美国一定要对抗、要冲突，中国也毫不畏惧，必须针锋相对，敢于亮剑。
有备才能无患，敢战方能言和。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国防建设，敢于在关键时刻亮剑，才顶住了来自外部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独立、自主、安全、尊严。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面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把军队搞得更加强大，这样，底气才足、腰杆才硬，才能切实维护好我国的核心利益，达到“以武止戈”、避免战争的目的。
战略创新论——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的胜算
军事战略是治军之道，也是治国之道。战略就其本来意义而言，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从认识论上说，战略指导是哲学思维在战略领域中的运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军事斗争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军事战略，赋予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以新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创新发展军事战略指导，与时俱进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充分发挥军事战略对军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的统揽作用。原因在于，军事战略科学准确，就是最大的胜算。
2014年恰逢甲午年。120年前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消极的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是重要败因。当日本已坚定以小搏大、国运相赌的信念时，李鸿章却天真地认为：“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诎。”[7]日本联合舰队窜至旅顺、威海后，李鸿章惊慌失措，既要求“勿令一船闯入”，又提出“保船制敌”即保船避战的方针，甚至幻想托请俄、英等出面“调停”，用“压服”办法“勒令”日本撤军。战略失误，全盘皆输，历史的深刻教训必须记取。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和战争形态深刻演变，我军的职能任务不断拓展，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探索形成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国家安全需求相适应的军事战略创新体系。
军事战略从来都是为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越是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我们越是要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从政治高度思考战略问题，处理好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把战争和战略问题放在服务党和国家大目标下来认识和筹划，适应党和国家发展战略新要求，着力为国家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决不能出现战略性失误。
创新军事战略，必须紧紧抓住战争指导这个根本，解决未来打什么仗、同谁打仗的问题，把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定准，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确保各战略方向各安全领域的全局稳定。同时，要高度关注新型安全领域，努力克服短板，避免“阿喀琉斯之踵”[8]。我们要充分认清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形势，抓好相关力量和手段建设，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泽东同志谱写出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战争指导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说过：“打仗没有什么神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什么战略战术，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这四句话。”[9]简单四句话，揭示了战争中的主动与机动、打与走的辩证关系，诠释了人民军队战略战术的精髓。面对信息化战争加速发展的大势，我们必须勇于创新。在战争指导上，我们从来都强调灵活、机动、自主，也就是《孙子兵法》上讲的“致人而不致于人”。要尽量避免在高技术领域同敌人打堂堂之阵。习近平同志指出：“应对信息时代的战争，应针对敌方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瞄着敌人的软肋和死穴打，着眼于发挥我们的优势打。”切实做到精打巧打、出其不意，致人而不致于人。同时，要坚持运用底线思维，坚定而沉稳、敢战而善战，做好应对危局、僵局、困局的准备。
因势变革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内在包含着反思与创新精神。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始终强调，要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现实，用发展的眼光推动军事改革创新。改革是一切军队治军作战的通律。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锐意改革，多次提出“军队要整顿”[10]，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以消肿为突破口，改革体制、编制，建立各项制度，提拔新生力量。1985年，决定裁军100万，对军队改革体制、精简整编做出重大决策，标志着我军改革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支生机勃勃的军队，总是在不断的改革之中发展的。习近平同志将深化军队改革作为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科学发展矛盾、夺取军事竞争主动权的根本手段，并将其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布局，反映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精神。
历史证明，改革创新，则兴、则强、则胜；保守僵化，则衰、则败、则亡。习近平同志指出，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必须到中流击水。“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我经常看中国近代的一些史料，一看到落后挨打的悲惨场景就痛彻肺腑！”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世界主要大国进入军事战略全面调整期、军事改革持续深化期、高新武器装备快速发展期，力争通过加速推进军事转型，抢占未来军事竞争的制高点。美国在总结反思近期局部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二次转型”；俄罗斯围绕建设“职业化、常备化、精干化”军队，铁腕推进武装力量“新面貌”改革；日本加快推进军事改革，企图实现从静态威慑的“基础防卫力量”向动态威慑的“机动防卫力量”转型。英国、法国、德国、印度等国也不断采取新的重大军队改革举措。形势逼人，不进则退。我们必须抓住战略契机深化改革，因势而谋，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习近平同志从哲学高度确立了科学的国防和军队改革观。在深化改革的目标上，强调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深入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在深化改革的指导原则上，强调要牢牢把握坚持改革正确方向这个根本，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仗这个聚焦点，牢牢把握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个指向，牢牢把握积极稳妥这个总要求；在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强调把领导指挥体制作为重点，优化结构、完善功能，深化政策制度调整改革，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改革意志上，强调改革越是难度大，越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决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只要全军统一意志，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习近平同志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论述和部署，是运用军事哲学思维推动军队改革创新的典范。突出表现为顺应变革大势、把握时代脉搏，秉持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系统筹划、把握关键枢纽等。要从哲学高度、政治高度、战略高度理解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深化改革的意图，以直面大考的决心，蹄疾步稳、扎实推进，务求取得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制胜规律论——把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
哲学的本质是揭示规律，特别是普遍规律。军事哲学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战争制胜的规律。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武器装备在不断改进，现代战争特点规律也在随之变化。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因为“现代化战争非常复杂”。[11]他要求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和能力”[12]。习近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也反复要求全军研机析理、把握规律。所谓研机析理，就是要剖析事物的发展运行机理，也就是认识本质、把握规律。
研究作战问题，核心是要把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从战争形态看，人类已经经历了冷兵器战争、热兵器战争、机械化战争，目前正在进入信息化战争形态。战争形态是与时俱进的，对战争的认识也应与时俱进。考察战争形态的演变，不仅要看到武器装备这种物质形态的变化、编制体制这种结构形态的变化、军事理论这种学术形态的变化、作战样式这种合成形态的变化，而且还要看到与这些变化密切相关的、贯穿于这些变化之中的制胜机理。制胜机理的变化，是无形的变化，但也是最根本的变化。搞不清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在现代战争面前就会变成“无头的苍蝇”，能打仗、打胜仗也就无从谈起。2011年5月1日，美军实施“海王星之矛”行动，由24人组成的美军特种作战部队在远离美国本土1.2万公里的巴基斯坦境内，一举击毙本·拉登。这一行动实际上是精兵作战、体系支撑。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现代战争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看上去眼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把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搞透。
把现代战争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关键是要增强军事哲学素养。战争的特点规律与制胜机理，是隐藏在战争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定性，而要认识这种本质规定性，既需要宏大的历史视野，善于从战争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总结经验、把握规律，也需要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善于从变化中发现不变、从点滴现象中揭示出本质。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认识主体哲学素养的提升。纵观中外军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为了解释战争现象，揭示战争规律，寻求战争指导的制胜法则，优秀的军事家都自觉不自觉地求助于当时的哲学成就。历史上很多哲学家本身就是军事家，而一些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如孙子、克劳塞维茨，也都是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是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人。今天，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军人都成为军事哲学家，但基本的哲学素养还是一名优秀军人必备的素质。
哲学是智慧之学。习近平同志的军事哲学思想，为我们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指导。我们既要善于从军事哲学思维的高度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也要深刻领会他关于国家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中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这样才能登高望远、悟其精义，更加自觉地将其作为加快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注释
[1]毕京京，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2]参见钮先钟《战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85～306页。历史境界，以依赖经验为主题，目的是“通古今之变”；科学境界，以产生知识为主题，目的是“识事理之常”；艺术境界，以运用智慧、发挥创造能力为主题，目的是“探无形之秘”；哲学境界，以灵感思维为主题，目的是“究天人之际”。
[3]参见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长征出版社，2013，第98页。军事哲学是军事领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它是对军事问题“认识之认识、方法之方法”。
[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95页。
[5]《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学习纲要》，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13页。
[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78页。
[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十六，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第25页。
[8]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曾把战争的关键节点比作“阿喀琉斯之踵”。
[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第30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8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