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工人团结的谜题：基于经典理论的重新审视

如果让马克思来考察30多年来中国新工人抗争形态的发展，他很可能会将近年来抗争政治的变化理解为一种阶级形成的前兆。潘毅（Pun Ngai）等人基于长期的田野观察和行动经验，也抱着这样的信念。不管以前工人群体中存在多少种分化、多浓厚的压制工人认同的意识形态迷雾，当生产关系中的利益对立无法缓解时，很容易就在特定时刻统摄于阶级认同中，马克思强调的经济基础具有“最后的决定性”作用（Pun & Lu,2010）。

（一）自在到自为：阶级形成的宏大叙事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广为流传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预言，有着最为明确的阐述（马克思、恩格斯，1978）。资产阶级在技术上的进步和不断扩张市场的兴趣，将把一切民族都卷入到资本主义文明中。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经济上的财富集中到少数寡头，各种中间阶层的无产阶级化都不可避免，劳动过程也将随着机器和分工的广泛推行而日益变得简单化。无产阶级化和去技术化的过程最后将产生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利益、生活状况、经验、认同将会逐渐趋于一致，而源自性别、年龄、肤色、国别上的区分都将不再重要，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大联合终将实现。工人从自在到自为的历程，还受到其他因素的推动：交通工具的发展有利于将工人的地方性斗争迅速汇聚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在追随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过程中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或在竞争中被甩出，进而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的一部分群体，也将给工人带来丰富的教育和理论资源（马克思，1961, 1963；马克思、恩格斯，1978）。

后来的劳工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将自己研究的旨趣投入到“阶级形成”的关怀中，但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和阶级形成图景的乐观预言，却抱有不同的态度。有学者坚持阶级利益对立的至关重要性，但对工人作为整个阶级团结的前景抱一种或然性的态度，转而关注不同结构力量、制度设置下，工人认同的发展和反抗的频次、强度、表现形式（Burawoy, 1979,1985; Katznelson & Zolberg,1986; Silver,2003）。汤普森等人则描绘阶级形成的动态过程，但力主超越马克思的结构化约主义，指出工人阶级认同的发展乃是基于特定文化背景下的阶级经历（汤普森，2001；具海根，2004）。另外一些学者则同时抛弃了“经济决定论”的视角和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图景，探讨工人在国家、文化乃至动态的行动中身份认同和团结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Fantasia,1988; Chakrabarty,1989; Lee,2007）。

（二）劳工的力量：从结构利益到结构力量

在席尔瓦（Silver, Beverly J.）等人看来，与其强调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和统一阶级认同的发展，不如分析劳资较量的具体情境。工人能否有效地形成对资本的反抗，取决于工人拥有的结构和结社力量（Wright,2000; Silver,2003）。在席尔瓦的分析中，工人存在从个体到集体的行动可能，但工人群体绝不是铁板一块，因为基于工人群体内部的国别、技术、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划分，既符合资本和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贵族工人的利益。“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推断，仅仅是因为资产阶级认为工人是可以相互替换的，工人自己就会自愿放弃他们非阶级性的身份”（Silver,2003: 22）。因此她的核心旨趣在于，探讨资本在空间、行业、技术上的重构对不同工人群体在市场和工作场所议价能力的影响，及工人抗议强度的相应变化。

在席尔瓦看来，资本的全球转移将导致资本流入地工人市场议价能力的增强，从而带来相应的抗争行动的增加，她也因此预言中国工人尤其是汽车业工人抗争浪潮的出现（Silver,2003）。中国外来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工业化扩展的另一面却是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以至于近些年来在珠三角等地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刘林平，2007）。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的“一胎化”政策、户籍制度和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户籍制度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城市青年很少考虑那些收入低、没保障、劳动强度大、前景差的外来工聚集的工作，企业主也不太愿意招收这些不太驯顺的青年。高等教育的迅猛扩张使得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过剩，来自社会和文化上的期望使得这些年轻人也不太可能从事蓝领职业。高等教育扩张和户籍制度的存在加剧了“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Gallagher,2011）。这样一种结构性视角分析了人口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何导致新工人群体市场议价能力的增强，并预言了工人不断增强的行动倾向和罢工潮的出现。

席尔瓦对工人结构力量的分析，简洁且具有穿透力。但是，结构力量的增长，充其量只是工人抗争的前提。工人的结构议价能力的存在，与工人的认知和行动并不存在必然的对应关系，尤其是工作场所的议价能力，在全球分工的体系下，中断某类零部件的供给或切断运输体系中的某个枢纽，一般需要集体的协同行动才能实现，而这依赖于工人对自身战略位置的认识和集体的组织能力。结构力量上升但处在自在状态、缺乏团结基础的工人，并不能保证集体抗争行动的发起和推进。更重要的是，工人还要考虑发展主义地方政府压制集体抗争的可能性，工人如何通过行动有效地瓦解或降低这种风险，将自身行动合法化，都需要有效的协调和策略。因此，在缺乏强有力的外界动员和正式组织的情况下，工人团结纽带、认同、经验的发育和发展，即从自在到自为的实现路径，仍然是左右新工人抗争政治的关键因素。席尔瓦的分析回避了这一问题，但另外几种视角则从不同的方向对其做出了回应。

（三）国家的规制：从代言阶级到操纵阶级

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中，“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是阶级斗争形塑了国家性质而非相反（马克思、恩格斯，1978）。但是，在斯考切波等人的著作中，国家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眼中所谓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是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作为法律与秩序的裁判，为各社会集团的竞争提供平台。国家有着自己的兴趣、利益和目标，它也能够有效制定政策并实现自己的特定目标，从而进一步影响各社会阶层的利益格局与行为方式。他们因此力主将“国家带回分析的中心”（Skocpol,1979; Evans, et al. ,1985）。对劳工政治的许多研究贯穿了这一视野，国家的强弱、普选权的实施与否及国家的其他制度安排，深刻地造就了工人运动的激烈程度、工人的阶级身份认同及其斗争的层次。比如，在美国，相对松散的国家组织，加上普选权的迅速推行，避免了美国工人运动的激进化，工人被有效地吸纳到政党政治中，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而非阶级身份（Nettle,1968; Katznelson,1985；陈峰，2009）。

在中国，国家政权如何形塑劳工政治，更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在计划体制下，因为各种资源基本被国家垄断，国企工人不可避免地陷入“组织性依附”中，“他们在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工厂的党政领导，在工人关系上依附于车间的直接领导”（华尔德，1996: 13）。因此从纵向上看，工厂形成了“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和“上下间施恩回报”的实用性私人关系，横向上则造成了普通工人与积极分子之间的敌对和分裂（华尔德，1996）。在整个社会，纵向的、分割的单位政治代替了横向的、联合的阶级政治（张静，2003）。随后的市场改革又催生了工人阶级三种不同的转型模式：流动农民工的形成、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和下岗工人的消解。国家新确立了支配性工程——依法治国，试图通过法律程序逐步规范工人的阶级冲突。同时，国家也通过法律和社会政策建构工人的类别图像并灌输契约、责任等观念，从各个层面上培育、加强了工人的市场意识。因此，急速的市场改革只是遭遇到工人零星的集体反抗，大部分的抗议只是表现为斯科特所谓的“非正式抵抗”（Lee, 1999；郭于华，2002；斯科特，2007）。通过在中国更进一步的田野调查，李静君在随后的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国家规制方式对劳工政治的影响。中国“去集权化的法律威权体制”，造就了工人“以地方政府为目标、以法律为武器、蜂窝状的行动”。这在新工人（很多时候，李静君仍然称之为“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新工人在行动中大多数时候是以法律赋予的公民身份，争取自己的法定权益。只有在司法维权途径失效之后，新工人才可能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新工人的集体抗争行动很少超越企业的边界。农村的土地和国企的房子进一步缓和了新老工人的抗争（Lee,2007）。在李静君看来，在国家强有力的规制下，新工人基于阶级的认同和团结都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视角和乐观预言似乎都被抛弃。

国家对工人集体行动的限制性措施还表现为：阶级话语从官方意识形态消失（Lee,1999,2007；潘毅、陈敬慈，2008），以官方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压制工人自主性的组织和行动（陈峰，2011）。

但是对国家规制方式的考察，只能解释新工人集体抗争的长期沉寂，并不能解释近几年抗争浪潮的兴起和抗议形式的变化。尽管潘毅等人指出，国家在劳动力再生产和社会保护领域的双重撤退，可能会激发世界工厂的矛盾，而随着年轻一代的工人进入工厂，这种冲突可能越发激烈（Pun, Chan and Chan,2009）。这样一种预测，和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视角一样，假定阶级认同和阶级行动会自动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进程中产生。从潜在的矛盾到大规模的工人团结之间，工人认知的变化、认同与共识的形成、团结纽带的发育，所有这些过程都处于黑箱之中，潘毅等人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形成机制。既然结构性的市场环境和国家制度安排都难以有效解释工人团结文化和抗争政治的发展，那么对工人内部抗争和团结微观动力基础的挖掘或许值得尝试。

（四）生产的政治：从生产关系到生产中的关系

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在马克思的生产关系之外，将微观的、反复操演的“生产中的关系”视为工人意识和行动形成（或消解）的重要基础。在国家干预、市场竞争、劳动力再生产方式和劳动过程四个维度的组合中，统治集团将微观生产过程建构成或精致或粗略的游戏，即所谓“生产中的关系”。正是在具体的生产制度安排或曰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抽象的生产关系中，形成了工人的日常体验、意识、认同和社会关系。资本家在各种“工厂政体”下以不同的方式“攫取并掩盖剩余价值”，但这也同样可能引发工人各种形式的抗争。必须透过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效果理解工人的抗争政治（Burawoy,1985）。

在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劳工政治的研究中，世界工厂中盛行布洛维笔下的“专制政体”。工人的工作简单重复且强度大，工作中的时间安排和身体的空间移动被严格管控，管理者的规训和电子眼的监控无处不在，人格羞辱、身体侵害、工伤、职业病时有发生（Lee, 1995; Pun, 2005；郑广怀，2005）。工厂的生产体制往往通过强化工人地域、语言、性别、技术、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实现对工人的分化和控制（Lee,1995; Pun,2005）。在早期的民族志研究中，工人在“威吓”统治下往往显得过于驯顺、沉默，甚至连女工的痛经、晕倒、梦魇、尖叫都被视为反抗的标志（Pun,2005）。当然，过分的羞辱和虐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情绪，偶尔导致突发的集体反抗（Lee,1999）。

全球资本市场组织链条和排斥性的户籍制度共同催生了“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工人自身的日常生活维持和代际劳动力更新分别放置在打工城市和农村老家（Burawoy,1976；任焰、潘毅，2006a）。农村的土地（Lee,2007）和城市中的工厂宿舍（任焰、潘毅，2006a）共同支撑了“拆分型”体制的运行。除农村土地对冲突的缓和效应之外（Lee, 2007），宿舍劳动体制对于工人抗争的复杂影响也经常被提及。一方面宿舍便利了资本对工人的管控和监视，并能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劳动；另一方面宿舍体制的临时性安排妨碍了工人稳定社区的形成和有效组织、制度的建立（任焰、潘毅，2006a）。但是宿舍体制也可以强化和扩展工人原有的性别、血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并为工人在其中建立共识、制定发展策略以及采取集体行动提供条件，是动员工人抗争的社会和空间基础（Chan and Pun, 2009；任焰、潘毅，2006b）。

由此可见，工人在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似乎没有太多形成团结和认同的资源。在专制工厂中，在高强度的劳动和严苛的规训管制下，工人的社会关系和主体意识都很难发展，加上职业的转换非常频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2013a），在生产、生活中工人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认同的发展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国家干预方式的影响下，如前所述，新工人的组织、认同、话语和行动本身都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在全球资本体系产业链末端的尴尬处境，也导致了世界工厂普遍的低利润。在有限的让步空间中，资本和权力采取严厉回击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给工人的抗争行动预期蒙上一层阴影。

对生产政体的考察，旨在挖掘微观生产过程中控制与反抗的艺术。但在这一类视角下，我们更多地看到控制而非反抗。因为生产政体建构的主动权更多地掌握在统治精英手中，所以学者的研究往往能从中挖掘一种精致的治理术，在其中，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团体和其认同都被巧妙地分化。后来的研究虽然将工厂之外的性别、公民身份、地缘等维度引入生产政体，但这些因素无一不被转换为资本用来分化工人、削减成本、建立控制的工具（Thomas, 1985; Lee,1995；闻翔，2008；何明洁，2009）。但在工厂之外，工人往往能够逃离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在宗教的组织活动中，在学校的教育经历中，在老乡的相互支持中，在外来动员者的宣传中，在社区生活中，在以信息技术为介质的互动中，工人能够突破狭隘的工厂生产经历的限制，获得重新反思自身处境、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等多方面的丰富资源。汤普森在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历程的研究中对各种社会、文化资源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钩沉。追随汤普森的研究路径，一些学者也从其他国家的社会、文化中找到工人团结的资源。当然，这并不是劳工政治图景的全部，有时候文化相比生产场所的精巧设置，可能给工人的认知解放带来更浓厚的迷雾。

（五）社会—文化的构建：从工厂影响社会到社会影响工厂

汤普森并不反对生产关系对工人的认同、体验和团结在更深层面上的约束。但是，要理解工人阶级意识和组织能力的发育，需要将视野转移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需要将分析拓展至漫长的、动态的、复杂而又矛盾的阶级经历中。汤普森广泛考察了英国人民的各种思想传统——“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认同、清教非国教派伦理、底层的道义经济观和雅各宾派思想，也详述了工人在工业革命时期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压迫体验，尤其不厌其烦地向读者钩沉了工人在宗教、政治活动中的参与和各种有组织的反抗经历。正是在这些思想传统、生活体验、政治参与和反抗经历中，英国工人“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别人不同，阶级就产生了”（汤普森，2001: 2）。

汤普森的视角不仅在后来者对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中得到了继承，在对后发的、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中，这一视角也显示了强大的穿透力。比如在具海根的《韩国工人》一书中，作者指出，在压制性的儒家文化和敌对劳工的右翼威权体制中，要理解驯顺的、无组织的韩国工人为何能迅速转化为极具战斗性的群体，同样需要到政治、文化情境中寻找答案。结构性的条件，即韩国快速的、空间集中的工业化进程，固然是工人形成认同和团结的重要因素，但是，工人在工业化进程中形成的愤恨感，教会、大学生对工人的启蒙和动员，以及与民众运动的结合，都在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和组织资源（具海根，2004）。在中国国企工人的抗争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集体生活经历、阶级话语、道义经济观、社区关系如何提升了工人集体的认同、组织性和战斗性（Chen, 2000, 2003,2006; Lee,1999,2007；佟新，2006）。

然而，同样基于对文化情境和工人生活经历重要性的认识，对另外一些工人群体的研究却反驳了汤普森等人阶级形成的目的论图景。查克里巴蒂（Dipesh Chakrabarty）笔下的印度黄麻工人，臣服于传统的社群等级关系，自视为“贱民”，很少有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公民的概念，更不用说形成广泛的阶级认同和行动（Chakrabarty,1989；李洁，2005）。童根兴对北镇家户工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利用空间区隔和拟家庭共同体的文化伪装，传统的家户体系成功地赢得了工人的服从，家户生产的共同体网络进一步阻挡了外部权利话语的进入，因此，“面向全国生产乃至国际市场的工业生产并不必然导致阶级或者阶级形成的逻辑”（童根兴，2005）。前工业时期的文化赋予工人对工业关系不同于阶级的认知图式，但基于这种文化的团结并非不可能。裴宜理对民国时期上海工人罢工历史的考察发现，虽然语言、生活习惯、经济背景、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区隔造成了各地工人的分裂，并且这种分裂边界进一步被产业和党派政治所强化，但是各个工人群体内部高度的认同、频繁的互动及利益的一致性也促进了各自有组织的团结行动。正是这种分裂的团结造就了上海工人在民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工运场景（裴宜理，2001）。

如果说马克思和席尔瓦等人的结构视角有利于我们从宏观背景上理解当今中国新工人的处境和抗争政治的发展，那么工人集体意识和团结的形成，则离不开对国家规制方式、工厂体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考察。基于对前人文献的检视，现有的国家制度和工厂体制总体上倾向于压制而非促进工人团结的形成。在上述理论视野中，有国家、市场、生产组织，唯独没有社会，有生产，没有生活。但对于身处转型社会而又在制度的分割下缺乏社会支持的新工人而言，我们既不能忽略其进入工厂前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特征，也不能忽视其在城市打工生涯中构建社会关系和社区生活的努力。来自其他威权体制的经验也提醒笔者，在正式组织资源缺乏的背景下，工人的社区生活往往为其集体团结的形成提供基础（Seidman, 1994；裴宜理，2001；具海根，2004）。因此，本研究倾向于从汤普森的理论视角出发，致力于从工厂之外的社会生活中，挖掘工人意识变化和行动演进的动力。不过，对工人团结和认同的关注并不必然导致一种阶级形成图景的乐观预设。笔者的核心旨趣在于，探讨在当前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和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形成团结意识和抗争行动的可能动力，并进一步挖掘工人的团结行动所蕴含的改变现存不平等结构和体制的潜力。即便这种团结充满分裂和矛盾的认同，最后不能导向统一的阶级认同和行动，也同样充满意义。另外，对于新工人社会生活的强调并不意味着忽视文化的影响，虽然在新工人群体中，宗教组织和文化的介入并不多见，但是来自国家的意识形态（市场、法律、民族主义等）、地缘文化、网络话语等，广泛地渗透其生活。对生活形态的关注旨在挖掘其对工人反抗所具有的政治（团结纽带、动员方式）和意识形态（体验、诉求、认同）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