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较为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传播语境

从西汉建立到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从文化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其总的趋势是朝着有利于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发展的。刘邦登上皇位后，由秦归汉的一些儒生就开始向他鼓吹文治。陆贾奉刘邦之旨意著《新语》十二篇，让自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按：指得天下），安事诗书！”[2]的刘邦连口称“善”；叔孙通制定朝仪，让刘邦发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3]的感叹。儒生们的这些努力，使刘邦对“文治”的重要意义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这首先表现在刘邦鼓励太子学习文化知识，他在《手敕太子》中说：“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4]其次，在治国的方略上，刘邦不仅没有像秦始皇那样采取“禁学”的政策，而且逐渐地、有意识地由武功转向文治。他组织一班人马进行了汉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典籍整理工作。孝惠帝在其登基后的第四年，“除挟书之律”，这使书籍在民间得以自由流传。文帝统治期间，下求书诏，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说：“汉兴，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学官，为置博士。”[5]文帝、景帝时期虽然黄老思想盛行，但仍置一经博士。文帝还派晁错学习《尚书》。在文帝统治时期，博士之数已达七十余人，百家之学纷纷兴起，这些都为诸子学说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汉初，诸侯王具有较大的自治权，一些诸侯王重视文化，广纳人才，从事学术和著述活动，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和吴王刘濞。《盐铁论·晁错》说：“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6]而且那时的游学和游宦之风颇盛，现知游宦于诸侯王之间较为著名的有邹阳、严忌、枚乘等人。这都有助于百家之学的复兴和发展。汉武帝即位后也十分重视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班固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7]这对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复兴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初统治者重视文化事业、重视典籍的整理，以及由此而促使学术文化发展的情况，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总结说：“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8]统治者对典籍收集整理等文化事业工作的重视，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那么，司马迁所处之时代的学术文化环境是否比较宽松自由呢？要说明这一观点，首先就必须澄清一个常常让人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汉武帝实施的一项禁锢思想、一统学术文化的政策，汉武帝也因此被认为是压制学术思想自由，并导致学术思想一统于儒术的始作俑者。研究《史记》的学者也因此称赞司马迁具有反潮流的勇气，说他敢于在儒家思想一统的时代表达与统治者思想不合拍的异端思想。这是否符合事实呢？如果我们检讨一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政策措施的由来和含义，就会得出否定的答案。

（一）汉武帝独尊的是孔子和“六艺”而非“儒术”

汉武帝所独尊的不是那些诠释“六艺”的儒术，而是以孔子和六艺为核心思想的“六艺王官之学”。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正确理解“百家”这一概念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汉武帝“罢黜百家”中的“百家”是指除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如吕思勉说：“‘百家’二字有两义：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为小说一家之学。一太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五帝本纪·赞》）；《汉书》称孝武帝罢黜百家（《本纪·赞》），此该儒家以外诸家言之也。”[9]实际上，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因为在汉武帝时期，人们的观念里，儒家也是百家之一，下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先看《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六家要指”的表述：

（1）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10]

（2）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虽百家弗能易也。[11]

（3）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虽百家弗能废也。[12]

（4）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虽百家弗能改也。[13]

（5）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此不可不察也。[14]

（6）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15]

上面（2）（3）（4）句的结尾部分的结构和意思完全一样，如果说句（2）“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虽百家弗能易也”中的“百家”是指不包含“儒家”在内的其他各家的话，那么，句（3）中的“百家”也就应当是指不包含“墨家”之外的其他各家，同理，句（4）中的“百家”也就应当是指不包含“法家”之外的其他各家，这显然说不通。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论六家要指”中所说的“百家”应该包含儒家在内。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找到佐证：

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16]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7]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18]

如果我们把以上三段都理解为是针对同一对象“儒术”的论述，那显然第一段与第二、第三段的意思是相矛盾的，因为第一段是贬抑“儒术”，而第二、第三段则是褒扬“儒术”。事实是，第一段与第二、第三段所指的对象是不同的。第一段指的是“儒者”思想，而第二段与第三段分别指的是孔子和“六艺”。所以，第一段司马谈贬抑的对象是“儒者”的学说，亦即“儒术”，认为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司马迁很赞同他父亲的观点（上面引文里括号内的部分，我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认为它是司马迁对他父亲观点的解释），他进一步指出儒者的不足是“以六艺为法”，而“六艺经传以千万数”，致使民人“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这就清楚地说明了儒者虽然以六艺为法，以继承孔子和六艺的思想为己任，但他们所传的六艺经传太多、太繁复，人们既然无法全面学习领会，也就谈不上实际运用了。而且，司马迁在这里有意将“六艺”与儒者所传习的“六艺经传”分开，说明了在司马迁的思想中，“六艺”与儒者所传习的“六艺”之传并不是一回事，也说明了孔子和“六艺”在他的思想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司马迁对孔子和“六艺”的推崇是一贯的。“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19]“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20]“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21]另外，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还有一段指出诸子各家缺点的话，在被批评的各家中，就有儒者。司马迁说：“太史公曰：‘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22]这里司马迁指出了儒者、驰说者、历人和数家的不足，我认为，这恐怕也是司马迁要“厥协六经异传”的原因之一。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下面我们再把“百家”放在秦汉的传播语境中作一番考察。

（1）臣（李斯）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23]

（2）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24]

（3）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25]

（4）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26]

（5）应侯闻，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吾既知之……”[27]

（6）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28]

（7）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29]

（8）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30]

（9）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1]

（10）（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32]

（11）百家异说，各有所出。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33]

（12）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34]

（13）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35]

（14）（秦始皇）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36]

（15）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数……[37]

（16）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正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其文德着矣。[38]

以上前十句出自《史记》，后六句出自汉代其他著作。上述例句中，除第（8）句外，其他各句中的“百家”都包含“儒家”。如果我们忽略上面第（8）句这个例外（下文再作分析），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汉代思想者的观念里，“百家”是指包括儒家在内的所有各家。

上面分析了在汉代思想者的观念里，孔子和“六艺”与儒者所传播的“儒术”是相区别的，而且汉代儒家也属于诸子百家之一，那么，“独尊儒术”之中的“儒术”是指什么呢？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语，脱胎于班固《汉书·武帝纪》中的“罢黜百家，表章‘六经’”[39]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40]班固依据的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41]一语。而董仲舒要求汉武帝“绝其道，勿使并进”的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而不是当时的儒者所宣扬的“儒术”。值得注意的是，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仅仅只有一处用到“儒”这一概念，即“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以为全道究义尽美者，故列之尧舜，谓之圣王，如法则之……”[42]可见，董仲舒真正重视的是“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而“儒”在他思想中并不占什么位置。因此，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所说的“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并不是指孔子和六艺之后之儒者所传播的“儒术”。又如贾谊对孔子和“六艺”也非常重视，他极力主张把“六艺”当作教育太子的教材，但在他的《新书》中，“儒”这一概念一次也没有提到。由此可见，“儒”这一概念在汉初人的思想里并不受重视。对此，钱穆认识得很清楚，他一语破的，说：“称《诗》《书》，道尧舜，法先王，战国初期学派皆然。不专于儒也。……刘向父子编造《七略》，六艺与儒家分流。是儒亦百家之一，不得上侪于六艺。然则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谓其尊六艺可也，谓其尊儒术，似亦未尽然也。特六艺多传于儒者，故后人遂混而勿辨也。”[43]这是很有见地的，它揭示了被后人认为的汉武帝所尊的实质是孔子和“六艺”。这样一来，上文例句（8），即“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中的“文学儒者”，按钱穆的理解，其意思就应该是指那些传承“六艺之统”，也就是传承“古代王官之学”的人[44]，而不是那些传播各造其说之“儒术”的儒者。另外，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六艺”单列一类，而把儒家列入诸子，视儒家为诸子百家之一家，这也说明了在汉代人的观念里“六艺”与“儒术”是相区别的。实际上，对孔子之后那些已失去了六艺王官之学之传统的儒者，早就有人提出了批评。如荀子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45]荀子对不遵循孔子和“六艺”之传统的儒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46]总之，汉武帝和董仲舒等主张独尊的是“六艺”，而不是儒者各造其说的“儒术”，这一点应当是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当时人的共识。而“六艺”又是秦汉各家学者的共同学术资源，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汉武帝时期儒术一统学术思想这种观点的根基。

（二）汉武帝独尊孔子和“六艺”的实质

汉武帝推重孔子和“六艺”，实质上是一项人才选拔和培养制度，其中虽然也有统一思想的用意，但这不是他的主要目的，更谈不上是一项禁绝百家学说的政策。我们先看下面几句：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47]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而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48]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年老，以寿终于家，家徙茂陵，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49]

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50]

从上面引句中可以看出，班固在转用董仲舒和司马迁的意思时，把“绌”字换成了“黜”字。从字面上讲，“绌”虽通“黜”，但二者含义并不完全一致，“绌”通“黜”时，一般为“贬退”之意，而不是“废除”“摒弃”之意。那么，汉武帝贬退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妨把以上引文的前三句缩写为：

“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与“勿使并进”

“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与“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与“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

这三句有一个共同点：即前面的“绝”“绌”或“黜”与后面的“进”“举”或“延”两两相对。这就清楚地表明：每一句的前面部分说的是推明孔子与六艺，抑绌其他学说，后面部分说的是选举、培养、任用推明孔子和六艺的士人。将以上三句的前后连起来，其意思是说，选拔任用推明孔子与六艺的士人，贬退那些宣扬他说的士人。可见，汉武帝推重六艺王官之学的实质是一项选拔、培养、任用人才的制度，而不是用来禁绝其他学说。另外，从现有资料看，最先明确提出罢黜百家之言的是卫绾。武帝元年，倡导儒学的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51]卫绾建议武帝罢黜的也不是“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而是罢黜那些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这也说明汉武帝推重孔子和“六艺”之意是选拔任用人才，而不是废除百家学说。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进一步分析“绌”和“黜”两字在《史记》和《春秋繁露》中的含义得到印证。

（1）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52]

（2）子带立为王，取襄王所绌翟后与居温。[53]

（3）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54]

（4）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55]

（5）上为封禅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于是上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56]

（6）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57]

（7）桓公二年，弟州吁骄奢，桓公绌之，州吁出犇。[58]

（8）后又欲立子职而绌太子商臣。[59]

（9）及孝文帝立，闻朱虚、东牟之初欲立齐王，故绌其功。[60]

（10）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61]

（11）平原君厚待公孙龙。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及邹衍过赵言至道，乃绌公孙龙。[62]

（12）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63]

（13）张丞相由此自绌，谢病称老。[64]

（14）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谪罚侵削诸侯。而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65]

（15）太史公曰：张苍文学律历，为汉名相，而绌贾生、公孙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颛顼历》，何哉？……[66]

（16）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柄也。[67]

（17）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后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68]

（18）影正则生正者进，影枉则生枉者绌……[69]

（19）考绩绌陟，计事除废，有益者谓之公，无益者谓之烦……[70]

（20）天子岁试天下，三试而一考，前后三考而绌陟，命之曰计。[71]

（21）当十二色，历各法而正色，逆数三而复，绌三之前曰五帝，帝迭首一色……[72]

（22）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73]

从以上例句中可知，在《史记》和《春秋繁露》里，“绌”一般是“贬退”的意思。“黜”与“绌”通用，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系部》：“绌，古多假绌为黜。”从例句中的“绌”看：（3）句中的“绌儒生”，（4）句中的“诸儒生既绌”，（5）句中的“绌偃、霸”，（7）句中的“桓公绌之”，（8）句中的“绌太子商臣”，（11）句中的“绌公孙龙”，（12）句中的“屈平既绌”，（15）句中的“绌贾生、公孙臣等”，（16）句中的“招贤绌不肖者”，（18）句中的“影枉则生枉者绌”，（22）句中的“恶者不绌”，都是“贬退”的意思。其余句中“绌”字，或为“降低”，或是“贬斥”之意。这也说明了汉武帝时期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体现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死，田蚡再度出任丞相。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再次诏举贤良文学，仍由汉武帝亲自策问。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始为博士官置弟子，学成以后，考视其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等职。此后儒学利禄之路大开，公卿大夫士吏中，儒学之士很快增多起来。所以，《儒林列传》说：“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74]可见，汉武帝之“独尊儒术”不是为了禁止士人学习研究百家学说，更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禁绝法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学说，以吏为师。实际上，西汉的学术政策还是开明的，只要个人不热衷于“利禄之路”，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想升官发财的话，便可以不受“独尊儒术”的束缚，尽管研究发挥你的“百家”言。对此，柳诒徵早有洞见，他说：

汉人之学，不专治经也。周、秦诸子之学，汉时实能综括而章明之。《七略》所载诸子，凡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至魏、晋以降，始次第沦佚，故有功于诸子者，莫若汉也。……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著书二十八篇，与蒯通、徐乐、严安、聊苍等所著之书，皆著于《艺文志》，是皆汉之纵横家也。田蚡学《盘盂》书，为杂家；而淮南王、东方朔之书，亦著于志。其农家之董安国、尹都尉、氾胜之等，皆汉人也。……则其盛可想。通计汉之学术，逊于战国者，惟名家及墨家。[75]

从分析可知，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理解为一项压制思想自由，黜灭“百家”思想，而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其错误是显然的。

综上所述，在汉代，儒家属于百家之一家，汉武帝主张独尊的是孔子和“六艺”，而且其独尊孔子和“六艺”的主要用意是推行一项选拔、培养和任用人才的制度，并不是为了禁绝百家之学。所以，对士人来说，独尊孔子和“六艺”的实质只是关乎名利，与学术思想的倾向、选择、研究及主张的关系并不大。

（三）汉武帝的用人策略和“更始”方针对学术发展的影响

尽管汉武帝采用了以孔子和“六艺”之学为依据的选拔和任用人才的制度，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却没有严格遵循这一制度。汉武帝统治时期，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只是起一种辅助、“缘饰”的作用，并没有成为主流的政治思想。研习“六艺”的儒者也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和任用，吕思勉说：

汉武帝可谓隆儒之主欤？……然终武帝之世，儒生见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张汤、赵禹，法家也，主父偃、朱买臣，纵横之士也，正卫绾所欲罢也。[76]

一语道出了汉武帝统治的政治实质。实际上法家才是汉武帝真正重用的，法家思想才是汉武帝统治的指导思想，以法家思想为主，用儒术缘饰，即所谓的“外儒内法”，这才是汉武帝统治之政治的本质。汉武帝时内兴外作，设立“中朝”，裁抑相权，利用《春秋》治狱，重用酷吏，打击豪强权贵，严明吏治，设十三州部刺史加强监察，所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法家政治特点。

武帝以后，汉宣帝及东汉光武帝、明帝也都重用酷吏，长于以刑名绳治臣下。桓宽《盐铁论》中记载的大夫、御史与文学贤良的论辩，就充分反映了那时的实际情况。因此，在政治实践中，汉武帝时期，根本没有形成儒学思想独统的局面。只有充分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后来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77]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这就反映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以法为主的政治本质。

另外，汉武帝在用人方面是不拘一格的。他以闳博的气度，大胆起用“非常之人”。他元封五年四月《求贤诏》说：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78]

武帝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使不同学派、不同出身的人得以施展才华、建功立业。这也给学术自由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从在武帝政坛颇有影响的人物的知识结构来看，都具有“杂”的特点。如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79]，”公孙弘“学《春秋》杂说”[80]，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81]，张汤以《尚书》《春秋》治狱，儒法结合，时称“文法”[82]。可见，在汉武帝统治时期，各种知识结构的士人都有可能得到任用。班固《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列传》概述这一盛况说：

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明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83]

这些人中，就学术思想而言，尊奉六艺的有董仲舒、公孙弘，尊奉黄老的有汲黯、郑当时，尊奉法术的有张汤。这么看来，士人研习和尊奉什么学说，对其利禄之途的影响似乎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因此，汉武帝所推行的“独尊儒术”的制度对学术思想的影响就更有限了。

武帝的开阔胸襟与恢弘气度，还表现在治国方略的制定上，他在太初元年《定礼仪诏》中说：

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84]

这说明汉武帝力主建立一种与以往任何时期都不同的、具有汉家特色的治国制度。其中“殊路而同归”“因民而作”的指导思想与《庄子·天下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85]，司马谈《六家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86]，以及《汉书·艺文志》，“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87]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在武帝看来，只要有益于治理国家，人才的使用可以不拘一格，治国的方略也可以不拘一途。

可以说，武帝为实现“更始”政治而采取的一系列大胆的治国方略和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为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创造了难得的良机。值得注意的还有汉武帝所发的两份“策问”，它对鼓励士人关注现实政治，引导士人思考“天人”之际与“古今”关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汉武帝在元光元年的“策问”中说，传说中的五帝三王时期，天下太平，百姓康乐。然而圣王殁后，大道衰微，世道绝落。虽有无数志士仁人欲法先王之道，救世于危乱之中，然终不能得。于是，他发出如下策问：

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88]

在“策问”中，武帝勾画了理想的社会蓝图，向贤良、文学们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的问题；要求他们探讨“大道之要，至论之极”。[89]在元光五年的策问中，汉武帝又连发五问：“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汤水旱，厥咎何由？”“仁义礼智四者之宜，当安设施？”“属统垂业，物鬼变化，天命之符，废兴何如？”[90]这两次“策问”具有鲜明的导向性。“天人”问题、“古今”问题，以及现实政治问题之所以成为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当时的士人所普遍探讨的问题，汉武帝的两次策问应该是具有明显的导向性作用的。

综上所述，汉武帝独尊孔子和“六艺”的制度对士人思想束缚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且汉武帝还积极鼓励和引导士人大胆地思考学术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所以，司马迁是处在一个学术文化环境相对宽松、思想环境相对自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