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健康与经济文明的关系

第一节 健康投入与经济增长并不矛盾

健康与经济增长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状况是决定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寿命和健康水平。

如果说，一些贫困边远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困难较多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也存在这个问题，就与经济发展无关了。前些年对许多地区医疗卫生状况的调查发现，不少干部在事关人民群众身心健康问题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

在当今社会，发展经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一些人的观念却非常落伍，认为经济发展与健康投入是相冲突的，为了发展经济，就不能在健康方面投入太多。其实，健康投入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健康投入的增加还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 保障人民健康不仅是卫生部门和医院的责任，也是政府的责任

近年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我国幅员辽阔、地势复杂，在“老少边穷地区”，人民对“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反映仍很强烈。其原因是国家投入少，医药卫生事业欠账多，人民负担重。国家投资少的原因，主要是有些部门和地方领导人对人民健康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他们认为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国民生产总值。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和国家强调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目的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经过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末基本上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看病问题成为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制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紧接着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和党的十七大上，把解决人民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提上了全党全国的议事日程。

解决好人民的健康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强国富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我们知道，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现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水平高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拥有丰富的资源，而是因为它们拥有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一个国家有了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穷国就可以变成富国，弱国也可以变成强国。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技术都是人创造和掌握的，有了身心健康、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就有了一切。“强国先强人，富国先富民”，这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真谛。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的意义就在这里，卫生部组织全国医学专家制定“全民健康2020战略”的意义也在这里。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使空气、饮水污染加重，自然环境对健康的影响越来越大；市场竞争加剧，人际关系变化，使人的心理压力加大；生活水平提高，食品结构不合理和旧生活方式、人口老龄化使各种慢性病频发；全球性的人口流动，使传染病发病概率增加。保护人民的健康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人们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进行综合治理。因此，保障人民健康是卫生部门和医院的责任，更是政府的责任。在领导机制上必须是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全民动员；在医疗模式上需要把“重治轻防”转变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我国是一个“医盲”众多的国家。为了保障全民的健康，还必须让群众学习医药卫生知识，帮助他们改变不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培养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这是全国人民的一件大事，既要加强党政领导，充分发挥医务人员的骨干作用，又要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切实收到成效。

二 只注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忽视健康的发展是短视的，会因此而付出巨大代价

国民生产总值和引进外资是过去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两个硬指标，但这种考核方式有较大的片面性，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符。一方面，在测算国民生产总值时重复计算不可避免，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存疑；另一方面，为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付出的代价无法衡量，尤其是不少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发展速度，造成社会资源、环境的破坏，由此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今后，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必须向内涵式的经济增长转变。

长期以来，地方发展的政绩评估指标主要是围绕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投资规模和财政税收等偏重反映经济数量和增长速度的指标。这种单一的考核体系，造成很多地方采取了单纯追求经济发展的模式。相比之下，在评估指标中，节能环保、就业、收入增长、健康医疗、教育等更能反映民生幸福指数问题的指标被忽视。

长期以来，由于各地多以经济发展速度论英雄，导致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把追求单纯的经济指标作为实现政绩的主要内容，甚至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发展速度，不惜引进和上马污染严重的企业，以牺牲生态来换取经济增长。据报道，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5%，但是，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实现的。

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是一种不健康的发展方式。据报道，目前我国水和大气的污染程度令人担忧。据估计全国有7亿人经常饮用不洁净的水，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有些江河沿线的污水导致癌症、流产和发育不良的高发生率。我国每年因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上支气管病，23万人患上呼吸道疾病。这样的“政绩”越多，带来的生态破坏越严重，百姓的利益损失越大，甚至造成“几位干部出政绩，几代人吃恶果”的现象，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

“前人赚钱，后人遭殃。”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以牺牲环境、牺牲健康为代价的经济发展，从短期来看似乎取得了经济利益，提高了财政收入，提高了人民的收入水准，但从长远看是得不偿失的。以环境污染为代价取得的经济发展，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而且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品质。而且，在使用环境资源时所聚集的财富，与修复治理其破坏环境所需成本相比，相差成百上千倍，代价十分巨大。

三 应淡化“GDP主义”，向“绿色GDP”转变

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考核干部的政绩，是一种短视的行为，也是一种极端不负责的行为。真正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除了数字指标外，还应该包括经济与社会、自然与人的和谐发展。生态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只有保护生态环境，才能有社会的长足发展，才能保护群众的利益。“绿色GDP”考核能反映出一个地方的全面发展，衡量领导干部的综合政绩，是考核干部政绩不可缺少的一项指标。对领导干部实施“绿色GDP”考核，既是在自然机理上保护自然环境，也是在社会意义上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GDP只能作为考量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应淡化GDP考核的权重，强化综合考核。要用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成果来考核政绩，不再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要弱化对经济增速的评价考核，强化对结构优化、民生改善、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的综合评价考核，将考核结果作为调整各级政府领导班子、选拔任用干部、实施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

“绿色GDP”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以综合考虑经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和社会影响等各种因素的投入与产出测算为基础，一国或某一地区在核算期内所有经济活动所形成的最终成果。在“十二五”规划中强调环境保护、促进民生发展理念的引导下，“绿色GDP”无疑是今后进行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应让“绿色GDP”理念深入人心，降低经济发展能耗，减少废弃物排放量，重视环境和资源成本，减少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

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最重要的不仅要看一个地区的经济总量，而且要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协调，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平正义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果不彻底从根本上解决这两条，我们现在制定的计划也是难以实现的。”

所以，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都应该算一算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政治账”“民心账”，注重把干部政绩与生态政绩挂钩，与其职权利挂钩，与他们的升迁与罢免挂钩。把好选拔任用干部的“绿色GDP”考核关，让“绿色GDP”替代“受污染的GDP”，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 健康可以为经济带来收益和增长，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会带来健康和卫生的发展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这阐明了健康的客观性和重要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客观性和重要性的基础上，又强调了能动性，表明对健康工作的认识有了新高度。只有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导向，围绕“健康”二字做文章，才能真正把卫生工作做好，让人民群众满意。

国民健康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反映，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健康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和增长，经济增长却并不必然会带来健康和卫生的发展。现在白领阶层工作的压力非常大，知识分子的平均寿命低，这是国家财产的流失。有的博士研究生30多岁毕业，40多岁就死了，这是对国家投资的巨大浪费。

医疗卫生不仅是消费，还是对国家健康财富的投资。我国采用政府主导型的医疗体制，结合有效的市场管理机制，创造中国特色的医疗服务体系，使医疗服务、医药、生命科学、医疗器械及相关行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五 扩大对健康的投资，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如何使健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应该扩大对健康的投资，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这不仅可以预防疾病、节约治疗费用，还可以培养更多健康的人，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健康教育是健康投资的重要手段。陈竺副委员长曾提出：“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群众的健康问题不能光靠打针吃药来解决，必须强调预防为主。”为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卫生部专门设立了宣传局，开展健康促进活动，以便促进公众改变不良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进而提高对疾病预防的意识和技能，防患于未然。这是全球公认的解决公众健康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医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科学。科学是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自发产生的，必须通过科学灌输，加强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这是贯彻我国“预防为主”卫生工作方针的重要手段，在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工作中发挥着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作用。

健康教育是预防疾病的好“疫苗”，健康知识的传播与教育，将是健康传媒工作者促进社会和谐的职责和使命，也是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医疗行业协会共同的社会责任。关注健康和投资健康将成为医学界、媒体和全社会共同参与支持的全民行动。我国卫生工作的重心正在由目前的疾病治疗向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转移。

健康体检是健康投资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慢性病人对国家和家庭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为从源头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问题，在“治未病”方面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整个健康体检行业将为国家节约可观的医疗资源，并取得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我国15座城市45家体检机构200万个体检客户的健康数据样本显示，因运动减少、饮食过量或饮食结构不合理等不良生活行为习惯导致的以糖尿病、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为主的慢性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肿瘤、心血管疾病已经年轻化并成为“健康的杀手”。严酷的现实告诫我们，面对因生活方式引起的慢性病人群，亟须从源头抓起，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健康维护和管理。

开展“健康城市”活动是进行健康投资的重要举措。“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目前全球有4000多座城市加入了“健康城市”创建行列。

北京、上海、大连、杭州、重庆、苏州、广州、成都、西安、唐山等城市相继开展了建设“健康城市”的活动，北京、广州借举办奥运会、亚运会之机，将健康城市建设的内容同大型国际会议结合起来，实现了双赢，并将健康城市建设列入本市的“十二五”规划。上海市已经连续实施两轮“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引导市民提高健康保健的意识和能力。2008年，重庆发布了《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健康重庆”的决定》，制定了“健康重庆”建设计划。为配合上海世博会召开，中国健康传媒联盟开展了“健康上海人”活动；世界卫生组织从1994年起在中国推动健康城市建设已经有20年了，在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在有关群众组织的推动下，已经有了很好的群众基础，现在需要在全国统一领导下广泛开展健康城市活动。

第二节 健康与经济水平的双向影响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根本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必须以人民群众健康为条件，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高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计资料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从时间跨度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生物技术不断进步，全世界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从1950年的48岁提高到2000年的67岁，在短短的50年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中国人的平均期望寿命则从1950年的38岁提高到2010年的74.8岁。从地区跨度看，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之间，健康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年均约10%的增长率，创下了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使得中国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却同时出现了正反两个方向上的复杂变化。一方面，从衡量健康的一些指标来看，人均寿命继续增长，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都在继续显著下降，表明中国国民的健康水平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得到了不断改善。另一方面，中国国民的健康状况也出现了负面的快速变化。中国目前尚处在向小康水平迈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何经济发展已经变成影响国民健康的“双刃剑”？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福利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影响和挑战？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来应对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带来的挑战？

一 经济发展是改善国民健康状况的强劲动力

从人类发展史特别是近300年的历史来看，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家的人均寿命在近100年中增长了1倍，人类的体格也增加了50%。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也差不多在50年中翻了一番：从1950年的38岁提高到了2010年的74.8岁。

经济发展对人类健康的促进作用，还可以从跨国和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中反映出来。例如，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来看，发达国家（如日本和美国）的人均期望寿命在2004年分别达到82岁和78岁，而发展中国家的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则分别只有62岁和46岁。从中国的不同地区来看，经济发达的上海、北京、天津在2000年居前3位，人均期望寿命分别达到78岁、76岁和75岁，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贵州、云南、西藏则居最后3位，分别只有66岁、65岁和64岁。中国城乡之间在健康状况上的差距，同样也反映出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2005年，农村与城市地区相比较，新生儿死亡率几乎高出1倍（14.7‰比7.5‰），而婴儿死亡率（21.6‰比9.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25.7‰比10.7‰）、孕产妇死亡率（53.8‰比25.0‰）都要高出1倍以上。2000年，农村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率，与城市地区相比高出3.6倍（13.8% 比3.0%）; 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高出6倍（20.3%比2.9%）。

经济发展对健康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营养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及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普及、提高来实现。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食品和基本营养需要的满足，对于增强人体对疾病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提高健康水平，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对孕妇和婴儿的健康，而且对人生的长期健康，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教育对健康的促进作用，已经被实证研究所证实。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一般而言，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健康水平也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其自我心理调节能力也越强，心理健康的程度一般也越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和健康都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注重对人的健康投资的人，往往会重视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从而有利于个人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增长。

公共卫生对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清洁用水、食品安全、母婴保健、抗生素的发明和使用、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等措施，极大地减少了人口的死亡率，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寿命。现代医疗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寿命，而且改善了生命质量，从“质”上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总之，如果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人均寿命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共同提高的关系。一般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健康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然而，经济发展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单向联系。经济发展不仅会对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二 经济发展也给国民健康带来了不利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对环境和人们生活方式两个方面的影响来体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对空气、水源、土地、森林等自然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而环境污染又对国民健康带来了损害。2007年，全世界新增肝癌人数达到66.7万人，而其中一半以上（55%）的病人在中国。在中国，第一位的“死亡杀手”是癌症（其中肝癌又在“死亡杀手”中居第二），而癌症的发生与环境污染存在密切的联系。

相对于环境污染而言，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带来的不利影响则更为隐蔽，更容易被人们忽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进而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行为方式，使得超重人口和肥胖人口增长，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糖的人口比例增加，进而引起一系列慢性病的增加。我国居民肉类和脂肪的消费显著增加，其中农村居民的增长速度又要显著快于城市居民。在1982～2002年这20年种，我国城市居民每天人均肉类消费量增长了69%（从62克增加到105克）。与此同时，农村居民消费量增长了2倍（从23克增加到69克），增长速度几乎是城市的3倍。在同一时期，我国城市居民每天人均脂肪摄入量提高了25%（从68克到86克）。而农村居民的每天人均脂肪摄入量增长了69%（从40克增加到73克），增长速度也接近城市的3倍。我国农村居民2002年肉类和脂肪消费的水平，接近城市居民1982年的水平，城乡之间相差约为20年。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继续提高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过不了20年，农村居民的肉类和脂肪消费水平就会赶上城市居民。

我国居民能量来源中脂肪占有比例提高，与人口的超重和肥胖、不良健康指标、许多慢性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脂肪供能比低于30%是一个合理的分界线，而我国的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目前分别处于这个分界线的两侧，城市居民的脂肪供能比已经超标了。在2002年，从我国欠发达农村、发达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这4类地区的比较数据来看，在脂肪供能比、不良健康指标和慢性病患病率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分布规律，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以这些指标来衡量的健康状况越差。脂肪供能比在这4类地区之间为：欠发达农村26.2%、发达农村29.2%、中小城市33.7%、大城市38.4%。肥胖人口比率在这4类地区之间的分布为4.3%、6.4%、7.2%和10.6%。糖尿病在这4类地区人口之间的分布为1.7%、2.3%、3.7%和6.1%。

癌症、脑血管疾病、心脏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健康的三大杀手，而这三大疾病在我国地区之间的分布，同样呈现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差的规律。2003年，我国癌症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近5倍（欠发达农村为0.7‰，发达农村为1.4‰，中小城市为1.5‰，大城市为4.1‰）。脑血管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近3倍（欠发达农村为3.8‰，发达农村为4.6‰，中小城市为12.5‰，大城市为14.0‰）。心脏病患病率，大城市比欠发达农村地区高出约5倍（欠发达农村为7.6‰，发达农村为9.4‰，中小城市为26.4‰，大城市为43.9‰）。城市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农村地区。

这些跨地区横向比较的数据表明，疾病人口的比例与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向变化关系：城市超过农村，发达地区超过欠发达地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不利影响，还可以从时间序列的数据上体现出来。在1993～2003年这短短10年中，一些疾病的两周患病率提高了1倍左右。高血压两周患病率从3.9‰增长到11.9‰，糖尿病从0.8‰增长到2.2‰，癌症从0.5‰增长到0.9‰，脑血管疾病从1.5‰增长到3.7‰，心脏病从4.7‰增长到7.2‰。

这些疾病的患病人口总量，在我国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规模。2002年，我国的高血压和血脂异常人口已经分别达到1.6亿人，分别占到总人口的12%。糖尿病患病人数从1995年的1600万人增长到2006年的2300万人，占总人口的1.7%。还有3300万糖尿病前期患病人口，占总人口的2.5%。

除了影响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外，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方式本身也对国民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高出口率，而在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中，消费始终“马力不足”。居民消费的增长速度越来越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中国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改革前为63%，而到了2005年则下降为37%，达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比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低15个百分点左右。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过低。我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实行粗放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然而，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其他生产要素获得的报酬而言，劳动阶层和居民所分享的经济发展成果份额则持续缩小。2002～2006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2002年为62%, 2006年为57%，下降了5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与国民健康的改善密切相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竞争压力和工作生活节奏大大加快，各种社会和生活风险也大大增加。由于生活成本不断提高，收入提高缓慢，造成居民付出的劳动强度和承受的工作压力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迅速改善，医疗保障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低，缺医少药的情况仍然存在。收入分配的急剧两极分化，使得低收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状况仍然艰辛。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亚健康人口显著增加，各种精神健康问题也开始明显增多。

三 健康水平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具有一定体力、智力和劳动技能的人，人的健康与智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群健康水平的提高必将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身体健康有助于延长劳动力的工作时间，创造更多的财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居民的平均期望寿命从35岁增加到现在的74.8岁，以60岁退休计算，平均每个劳动者延长工作25年。据我国学者测算，1950～1980年，仅由于延长寿命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每年就达约773亿美元，相当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左右。

身体健康有助于降低因病、因伤缺勤的损失。据调查估算，1988年初上海爆发流行甲型肝炎期间，因患甲肝损失劳动日299万天，由于陪护损失劳动日167万天，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8亿元，间接经济损失为5.57亿元，合计为10.65亿元，这个估算数是上海市当年全年卫生事业费用的4倍，是预防经费的24.65倍。

身体健康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身体健康是发展智力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掌握工作技能的先决条件。没有健康就没有工作的高效率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健康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四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健康两者之间的关系

我们正面临着一种特殊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国家还有一些人没有完全解决温饱问题，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还在发挥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那些刚刚解决温饱的人，又面临着生活水平提高后带来的健康副作用问题。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使得这种“双刃剑”现象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何控制和减小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控制医疗卫生费用的过快增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首先，我们需要从观念上调整经济发展与国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将经济发展作为促进国民健康的手段而非目标，并将国民健康水平的提高（而非经济增长），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更为基本的衡量指标。这种观念的转变涉及我们每个人，而不仅仅是政府。一个在健康水平上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是不可能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近代历史上落后挨打的局面，与我们一度被称为“东亚病夫”的身体状况是密不可分的。与其他任何指标相比，健康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对于个人来说，都是增进人们幸福的最为基本的前提，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本。许多国家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对于个人幸福的重要性要超过物质财富的作用。因此，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必须将国民健康作为最基本的发展目标。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个人乃至全体国民的健康是需要管理的，也是可以管理的。健康管理意味着对人一生的健康状况，进行持续系统的监督、保养、维护、调整和改善，而不仅仅是进行定期体检。健康管理的前提是掌握健康状况的基本信息，然后需要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研究，作出健康状况的诊断并提出改善方案和办法。除了需要普及健康维护知识和加强个人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专业化的健康管理手段和专家来帮助指导。这就要求健康管理的诊断和改善方案必须是非常有针对性和个性化的，而且需要有具体的改进措施及对效果的追踪考察和监督指导。

从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来看，80%的医疗卫生费用都是与慢性病相联系的。如果能够对健康进行有效管理，延长健康年龄的区间，推迟和缩短人们患慢性病的年龄，就将有效地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卫生费用。而健康管理的核心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方式，其最基本的环节是饮食和运动，两者就像是维持人体健康“天平”的两头。经济发展对国民健康的副作用，集中表现在这个“天平”的失衡：饮食一头太重，而运动一头则太轻。

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健康管理产业正在蓬勃兴起，健康管理的相关机构数目已经过万。健康管理产业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方面，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健康的需求有了迅速增长；财务制度限制向职工发现金，企事业单位于是通过购买体检服务来提高职工福利，因此市场上的体检需求发展了起来。另一方面，现有的医疗服务机构要么因为巨大的病人流量而疲于奔命，要么“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资金和市场化经营管理的经验和动力，从而使得现有的医疗资源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于是健康管理产业在中国发展缓慢。

健康管理产业是一个全新的服务领域，需要有新技术、新服务项目、新的观念和管理方法，以及政府的相应监督管理，来支持和鼓励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政府和医疗卫生专业学会，已经在积极推动和指导健康管理领域的发展。2005年，国家公布了健康管理师这一新职业的评定标准，中国医师协会成立了医师健康管理和医师健康保险专业委员会。2006年，中华预防医学会成立了健康风险评估和控制专业委员会。2007年，中华医学会成立了健康管理学分会。同时，私人资金和国外风险基金也正在积极进入这个新的产业领域。究竟我国的健康管理业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物，还是会促进我国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壮大，我们还需要让时间来验证。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遗产中，有许多有利于健康管理的积极因素。千百年流传发展起来的中医中药，对于养生保健和慢性病管理治疗，具有独特的功能和疗效。民间流传的食补和养生方式，也具有简便省钱的独特功效。我国历史悠久的太极拳、气功、武术等各种民间健身运动，对于促进人民的健康具有独特的积极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着大量的养生、根据节气和气候冷暖进行调理、人体气的平衡、身心的平衡协调以及治病等方面的理论和生活经验。如果调动我们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素，与现代科学的健康管理知识和手段结合起来，将有助于形成我国健康管理发展的独特优势。

除了促进健康管理的发展以外，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需要作出积极调整。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而国民健康又是影响国民福利的根本因素。因此，正视和解决经济发展对于国民健康的双向挑战，重视健康管理对于维护健康的作用，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提高居民消费的比重，都是科学发展观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21世纪的中国能否成功和平崛起，不仅要视国际上政治、经济、能源和军事力量等多方面的因素而定，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人力资源的竞争，而其基础在于国民健康水平的提升。

第三节 健康保健品已成为刺激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人的生理状况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健康状态、疾病状态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亚健康状态。健康的人食用一般食品即可满足要求，患病的人要服用药物治疗，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则需要食用保健食品，促进机体向健康状态转化。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全球有70%的成年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为具有改善机体亚健康功能的保健品提供了巨大的商业空间。有关资料显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平均用于保健品方面的花费占其总支出的2%以上，而中国只占0.07%。健康保健品越来越成为刺激生产和消费的重要因素。

一 保健品是食品，但不是一般的食品，更不是药品

要了解保健食品的特点，首先应将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和药品区别开来：保健食品和一般食品都能为人体提供生存所必需的基本营养物质，都具有特定的色、香、味、形；而保健食品还因其含有一定的功效成分，能调节人体机能，故具有特定的功能，同时规定了其特定的食用人群，这是一般食品不具备或不强调的。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区别在于药品是治疗疾病的物质，而保健食品虽有调解人体某种机能的作用，但它不是人类赖以治疗疾病的物质，故在本质上仍然是食品。

保健食品应当具有以下特点。

保健食品是食品而不是药品。药品是用来治疗疾病的，而保健食品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不追求临床治疗效果。保健食品重在调节机体内环境平衡与生理节律，增强机体的防御功能，达到保健康复的目的。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即营养性——提供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感官性——提供色、香、味、形、质等以满足人们不同的嗜好和要求；安全性——必须符合食品卫生要求，必须不会给人体带来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而药品则允许有一定程度的毒副作用。

保健食品应具有功能性，即调节机体功能，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的区别。它至少应具有调节人体机能作用的某一种功能，如调节免疫功能、延缓衰老功能、改善记忆功能、促进生长发育功能、抗疲劳功能、减肥功能等。其功能必须经必要的动物和（或）人群试验，证明其功能明确、可靠。

保健食品适合于特定人群食用，一般适合产品说明书中规定的人群食用，这是保健食品与一般食品的另一个重要不同之处。一般食品为人们提供维持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素，男女老幼皆不可少。而保健食品由于具有调节人体的某一个或几个功能的作用，因而只有某个或几个功能失调的人群食用才有保健作用，对该项功能良好的人来说，食用这种保健食品就没有必要，甚至食用后会产生不良作用。例如，具有延缓衰老功能的保健食品适宜中老年人食用，儿童不宜食用；减肥食品适宜肥胖的人食用，偏瘦的人不宜食用。

保健食品也有别于药膳食品、黑色食品、绿色食品、新资源食品等。药膳食品是以中医辨证论治疗理论为指导，将中药与食物相配合，通过加工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具有保健和治疗作用的食品。黑色食品是指自然颜色较深、营养较丰富、结构较合理的具有一定的调节人体生理功能并经科学加工而成的一类食品。绿色食品是指无污染、安全、优质的食品，有的称为生态食品或有机食品、自然食品。在我国，新研制、新发现、新引进的无食用习惯的，符合食品基本要求的食品称新资源食品。

二 中国保健品市场潜力巨大

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的我国保健品行业，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产业。到2005年，我国保健品业产值达到500亿元，利税为100亿元，保健品生产的企业总数、产品品种、年产值和实现利润已占医药类企业总量的50%以上，成为中国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之一，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新兴行业。

中国保健品的发展历史较晚，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兴起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保健品逐步进入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当时的保健品主要是抗疲劳用的人参类蜂王浆补品，只有补药的概念，而且凡是保健品厂生产的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的产品都被笼统地称为保健品，没有保健药品和保健食品之分。在1985～1987年连续三年中，蜂王浆都是最时兴的礼品。80年代末，生产蜂王浆的厂家全国就冒出了200多家。从80年代末期到1995年初，是保健品行业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这一个阶段，由于保健品的高额利润和相对较低的政策壁垒和技术壁垒，涌现出了大大小小3000多家保健品生产企业。

第二阶段：繁荣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老百姓经济状况的改善促使人们开始注重生活质量，加上流传几千年的医食同源的中国传统饮食养生文化，养生与保健蔚然成风，去医院看病人买的是保健品，请客送礼买的是保健品，保健品一下子成了“灵丹妙药”，发展速度惊人。在短短几年里，中国便崛起了一批保健品民营企业。其中，1989年，怀汉新创建太阳神集团，并以生物保健口服液与太阳神猴头菇口服液两大拳头产品锻造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市场占有率。其后又以飞龙集团的飞燕减肥茶、巨人集团的脑黄金、三株集团的三株口服液等为代表，保健品行业全面繁荣。仅1993～1995年，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就增加了30倍，年销售额增加了12倍，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行业。据统计，当时保健品生产厂家达3000多家，品种有2.8万个，年销售额达到300亿元。

第三阶段：萧条阶段，1995年初到1997年底。1996年3月，卫生部颁布《保健品管理办法》，对保健品进行全面整顿。其后，中华鳖精丑闻、三株口服液的“常德事件”、“恒寿堂金枪鱼油胶丸”擅改批文引发的官司等，使保健品出现空前的信任危机，保健品市场出现了严重的萧条。

第四阶段：复苏阶段。1998年以来，适应健康新观念，顺应世界回归自然的趋势的有中国特色的保健产业体系，正在稳健地形成，并且在新的起点上健康发展，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在此期间，外国保健品开始登陆中国市场并迅速占领相应市场。

但是，从整个保健品产业的生命周期来看，我国的保健品行业目前仍然处于成长期：市场竞争格局比较混乱，行业的集中度也不高，管理以及自律的状况都处于初级阶段。

进入21世纪以来，保健品产业之所以蓬勃发展，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人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渡阶段，东南沿海一些大中城市和地区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们的消费观念、健康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促进城乡保健品消费支出以每年15%～30%的速度快速增长。

其次，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是保健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随着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生活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给人们的生理和心理机能带来巨大冲击，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群不断扩大。为规避不健康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使人们求助于保健品，使得保健品的开发和生产成为经济生活中的“热点”。

最后，多层次的社会生活需要为保健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除了在家庭和事业双重压力下的中年人逐步加入保健品消费行列之外，“一老一小”（即老年人和青少年）是保健品消费的主力军。随着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银发族”对保健品的需求旺盛，使参茸滋补类的保健品消费大幅上扬。现代家庭对独生子女成长的期望，使家长舍得在营养保健品上投资，这就为滋补壮体型、益智型、营养均衡型、食疗型等保健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特别是在“送礼送健康”新时尚潮流的引导下，保健品成为节假日送礼的重要选择之一，中秋、国庆、元旦、春节期间这5个月的保健品销量占到全年销量的65%以上，成为保健品的产销旺季。到2005年，我国保健品销售总额突破了1000亿元，表明今后保健品市场将继续扩大，保健品行业将继续保持国民经济重要产业的地位。

三 对保健品行业来说，应增强竞争意识，保证产品质量，防止大起大落

在我国，保健品行业还是一个新兴行业，发展历史较短，市场还不规范，企业、消费者、管理部门认识保健食品也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这个行业是一个快速消费的产业。比如，本来保健品的作用重在预防，可消费者开始时把保健品当成药品，一旦产品达不到期望的要求，就导致消费者对产品的不信任，从而使企业面临困境。保健食品这个行业大起大落有客观因素。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之所以能够“大起”，首先是因为中国有相当广阔的市场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大多数人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关注健康。健康也不像买房子、汽车那样需要很多钱，中国有13亿以上的人口，任何一种产品只要有一部分人关注，这个需求就会非常大。其次，中国的保健品文化比较特殊，无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对保健品的技术标准都存在模糊性认识，这可能也是中医文化在起作用。从生产者的角度来说，缺乏大家公认的一套科学的技术评判标准。从消费者来讲，也不太关心这一类标准。这就造成了大量保健品企业一直是侧重于营销，而研发和生产环节存在欠缺。企业制造出一个品牌或一种产品之后，就狂轰滥炸似地打广告。由于有很庞大的消费者群体，销售额在短期之内上升很快，会带来一定的市场占有率。通过制造概念，在缺少明确技术和质量标准的情况之下，对功能或者功效进行扩大性的宣传，让顾客接受，由于面对很大的消费群体，企业在膨胀式发展起来的同时，埋下了“大落”的祸根。

不免出现“大落”的原因是：第一，由于在技术和质量方面没有确定的标准，所以一出问题，就容易被人攻击，该行业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第二，由于缺乏研发力量，产品没有技术发展上的可持续性，就是“一锤子买卖”。有时候好像也在搞什么系列产品，但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这对企业来讲是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第三，存在所谓的泡沫化宣传。品牌应该是企业外在的表现，现在有些品牌的知名度很高，但实际上很脆弱，因为泡沫总是会破的。一旦破了，这个企业就垮台了。第四，我国的保健品行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短期的爆发式增长，这就需要扩大营销队伍，有一些企业几年之内成几何级数增长，从业者达到十几万人，但营销的链条非常脆弱，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我们有养生保健的文化传统。我们这些保健食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中药。中药有食疗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保健品还具备药的功效。比如，我们的某些口服液中包含茯苓，茯苓不仅有助于美容养颜，而且有提高睡眠、调整状态的作用。这是中国保健品不同于西方保健品的地方。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现在的保健品总体上的技术、质量标准都非常不确定，具有很强的模糊性。但是，为什么消费者还能够认可它？因为中医的文化和西医的文化的区别在于：中医并不讲究有非常清楚的科学的配方或具体的标准。现在老百姓大部分并没有建立起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保健概念，甚至没有这样的意识。中医文化本身就不是特别强调精确，其效果到底怎么样，并不是很清楚。

尽管国家卫生计生委包括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对保健品有一个卫生标准，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产品定的只是企业标准，还没有行业标准。制度很重要，但不是绝对的。我们现在的法律行规不算少，但出的问题也不算少。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最有效的机制是竞争机制。我们已经到了只有生产出真东西、好东西才能在竞争中获胜的阶段。企业家必须懂得，经营保健品是为人的健康长寿服务的，而不能为了赚钱，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危害人民，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总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保健意识的增强，我国保健品（必须是符合科学的、对人的健康有用的真产品）市场的壮大和繁荣是指日可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