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2014年第4期/总第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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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外交需要思想观念创新

任何改革创新都始于思想观念的改变。根据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的重大国际形势变化,我国外交战略思想从“反帝、反霸”转向“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在这一新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快地摆脱了当时的国际孤立状态,其后又取得了诸多其他方面的成就。这说明韬光养晦的外交思想符合当时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自身国际地位。然而,这些成就也日益成为一种思想包袱。当韬光养晦被视为圭臬,成为无条件正确的外交原则时,外交工作就难有改革和创新。

(一)创造实现民族复兴的外交理论

崛起大国需要创造出相应理论支撑其外交战略。用于支撑国家外交战略的外交理论不同于学术研究领域的国际关系理论,其目的在于指导现实的外交工作而非解释国际关系的客观规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学界和外交界的一些人士一直提倡创造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但由于他们未区分这两类理论的功能,因此,在如何落实上缺乏共识。事实上,所有大国都需要根据国际环境及本国地位的变化不断创造出新的理论来支撑其外交战略。20世纪40年代印度独立后创造了“不结盟”理论,用于指导其应对美苏两极格局的外交战略;美国创造了“遏制”理论,用于指导其建立世界霸权的战略;50年代苏联创造了“和平竞赛”理论,用于指导其与美国争霸的战略;60年代我国创造了“三个世界”理论,用于指导我国的“反两霸”战略;80年代我国又创造了“大三角”理论,用于指导我国的联美抗苏战略;冷战后,美国于90年代创造了“民主和平论”,用于支撑其独霸世界的全球民主化战略;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盛行的“软实力”和“巧实力”理论,是用于减缓其霸权衰落速度的战略。当前国际格局出现了两超趋势,且我国正逐渐成为两超之一,加之我国政府于2012年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这都要求我国应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创造出新的外交理论,用于指导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外交战略。

两超格局下我国需要创造和平竞争理论。当前国际格局已呈现两超化趋势,而且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国,目前都尚不具备改变这种历史趋势的能力。冷战后,在“一超多强”国际格局的基础上,我国曾提出过“多极化”理论。但当前国际格局的两超趋势很可能使多极化理论过时,无法支撑我国今后的外交战略。为此,我国需要创造出新的外交理论。目前正在出现的两超趋势显然与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不同,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政治的核心矛盾,核军备竞赛不再是军事矛盾的核心内容,代理人战争也不再是战略竞争的主要方式。有关冷战后和冷战时期大国竞争区别的讨论,参见Yan Xuetong and Qi Haixia, “Football Game Rather Than Boxing Match: China -US Intensifying Rivalry Does not Amount to Cold War,”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 No.2,2012, pp.105-127。因此,我国需要创建适应两超化的外交理论,用以指导我国的总体外交。

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需要完善新型大国关系理论。今后10年,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加快,防止中美战略竞争升级为战争成为一个现实的任务。为此,化解“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已不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战略问题。2014年1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接受美国《世界邮报》专访并谈及当今世界处理大国间关系时表示,各国都应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战略界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参见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2012; Robert B. Zoellick, “U. S. , China and Thucydides,”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126, July/August,2013, pp.22-30; Graham Allison, “2014: Good Year for a Great W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anuary 1,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2014-good-year-great-war-9652; Zbigniew Brzezinski, “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Vol.31, No.2,2014, pp.31-33;陈文鑫:《中美关系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 《中国国防报》2012年5月8日,第4版;孙哲:《中美要力避“修昔底德陷阱”》, 《人民日报》2013年7月5日,第5版;赵明昊:《中美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东方早报》2013年10月14日,第A12版;余南平:《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文汇报》2014年4月21日,第10版。为此,我国应以“和平竞争”的理论指导我国提出的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目标。过去,在韬光养晦外交思想指导下,我国曾提出通过加大经济合作化解中美战略矛盾的理论,然而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经济合作无法防止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深化和战略冲突加剧。巨大的双边经济合作规模不仅未能缓解中美之间的安全战略冲突,就连中日之间的战略冲突都难以防范。今后中美战略竞争程度将只升不降,我国需创造出管控大国战略分歧和冲突的和平竞争理论。

实现民族复兴需要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构建全球治理的理论。实现民族复兴是一个赶超世界最强国的战略目标,因此,我国需要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冷战时期,我国曾提出过此类外交目标,但并未创造出相关理论,即未提出如何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路径和方法。随着国际格局两超化日趋明显,建立国际新秩序将不可避免。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进行全球治理是国际责任的再分配,两者均要求对现有国际规范进行修订和发展。因此,我国需从权力、责任的再分配和建立新国际规范三方面进行理论创新。这种理论创新需要结合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知识经济发展等时代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从而使其具有指导外交政策制定的实际作用。

民族复兴理论建设要向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借力。实现民族复兴是我国特有的国家利益,目前尚无其他国家提出类似的政治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目标本身就是以我国特有的历史为基础提出的,因此在创造实现民族复兴的理论时,需要充分考虑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我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着丰富的适用于当前中国崛起的思想资源,在去粗取精的原则下,从我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营养,是创造实现民族复兴理论的捷径和必由之路。《管子·霸言》说:“夫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这种政治领导决定论的认识,对我国理解政治领导力在民族复兴过程中的重要性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二)培养大国的全球外交意识

全球化时代的大国需要有全球外交意识。我国的民族复兴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需要先成为地区强国,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这种地缘政治进程决定了我国外交需要以周边为重点,然后向其他地区辐射。然而,我国的民族复兴进程处于全球化的特殊时代,我国崛起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强国而不仅是地区强国。在全球化时代,许多国际事务已难以区分是地区性的还是全球性的,如气候变化、反恐合作、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国际投资、航运安全、游客安全、留学、学术交流等事务均已无地区限制。因此,我国外交需要强化全球外交意识,即使是制定双边和地区政策,也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特别是有关国际规范的事务,更要从全球的角度进行考虑。

我国外交需要有大国外交意识。由于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外交长期处于以弱对强的地位,因此“弱国无外交”成为我国外交界的共识。这个认识被理解为有三重含义:一是由于我国物质实力不强,所以外交维护不了国家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二是因为我国是弱国,所以外交上不能采取主动进取的策略,只能采取被动防御的政策;三是由于我国是弱国,所以不应承担国际责任,更无必要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反映这种思想的论述参见张博文《中国会放弃不结盟政策吗?》, 《国际展望》2000年第10期,第17—18页;曲星:《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3—17页;冯昭奎:《争取实现“和谐世界”之策——也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世界知识》2005年第20期,第52—53页;李恒杰:《论邓小平“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1—6页;王在邦:《论创造性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庆典特刊,第48—53页。然而,随着我国逐渐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将失去解释我国外交被动局面的效力,同时也不适用于指导我国对外战略和服务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目标。实现民族复兴的目的是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因此我国需要培养大国外交意识。当今时代的“大国外交”是指:以不怕事的态度应对各种挑战;2014年3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柏林发表演讲时表示:“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习近平:“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人民网,2014年3月30日,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330/c157278-24773400.html。以宽容的态度对待经济合作;以敢担当的态度为友邦提供安全保障;以自信的态度推动国际新秩序和新规范的建立。简言之,大国外交是舍小利而谋大势。

大国外交需要有敢担当的意识。今后10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责任将无法掩饰和回避,因此外交需强化敢担当的意识。这个意识应体现在国家政策和个人工作两个层面上。在政策层面,我国应主动承担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在个人层面,外交工作者应敢于担当、负起责任。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实力不足美国的1/14,综合国力比美国差得更远,而美国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际动员能力如日中天。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当头”的理念是适合我国外交的。然而,在中美综合实力差距缩小加快、两超化不断发展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不当头策略则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国际责任压力。为推进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我国外交要勇于参加大国博弈,在涉及国家利益以及在全球重大问题上要主动表明立场和提出主张,尤其在动员国际社会接受我国主张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

(三)创造奋发有为的外交理念

外交工作需要有积极有为和主动进取的理念。在韬光养晦思想主导我国外交工作的20多年间,有些外交理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些理念目前的适用范围如果得不到澄清,外交领域的改革创新就难以进行。由于韬光养晦的核心思想是“藏拙”,因此“外交无小事”“不当头”“无为而治”“弱国无外交”“政策连续性”等概念被很多人视为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而忽视了这些理论的有效范围和环境都是有限的,并非是无条件的真知灼见。老子被认为是中国顶级的哲学家,其无为而治的理念在中国社会深入人心。该理念较为适合藏拙外交,却不适用于扩大我国国际影响力的外交。在我国海外利益拓展速度加快、面临的安全威胁日益增大的情况下,无为而治的理念只能为无所作为做辩解,而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由于我国的实力地位上升加快,树大招风的规律意味着我国外交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意外冲突、困难、风险和挑战。要及时应对这些冲突和困难,尽可能地防范风险和挑战,我国外交必须提倡积极有为的理念和主动进取的精神。

外交工作需要有敢创新的理念。在当今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个全新的事业,国际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决定了我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走创新之路。由于新中国建立时我国的外交官很多是从部队调来的,缺乏基本的外交知识和经验,因此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外交无小事”的理念,这有助于改变军事干部在战场上通常自主决策的习惯,增强了我国外交政策执行中的整体性。在外交工作以藏拙为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将防止工作出错作为优先考虑也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个原则的长期执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各级外交人员怕担责任、事事请示、不敢创新的习惯。于是,“无过就是功”思想盛行,而“无功就是过”则无市场。在现今知识爆炸的时代,实现民族复兴不仅需要每个外交干部任劳任怨埋头苦干,还需要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现代外交已是非常专业化的工作,创新需要相当的知识基础。许多具体工作的创新只能由专职人员去完成,而无法要求决策者事无巨细地进行创新。

外交工作需要有不断改革的理念。在我国外交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是一种拥有政治正确性的选择。该理念的确有维护国家信誉的作用,但也影响了外交政策的灵活性,特别是妨碍了进行重大战略调整。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世界已呈现出变化速度不断加快的趋势,一项外交政策适用于具体环境的时间越来越短。与此同时,我国实力地位的快速上升,更是缩短了具体政策的适用时限。今后10年,及时调整政策的重要性将不亚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为此,我国需要提倡不断改革的外交理念。“改革”这一概念的本质是改变现状、革除弊端,所以,进行改革的首要前提就是承认现状有不足或缺陷,甚至是错误。但是,由于喜功恶过是人的本能,因此只有强调不断改革的理念,才能做到及时评估和调整现行政策。2012年12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化改革》,新华网,2013年1月1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01/c_114223419.htm。